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模式：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

Family Siz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Patterns: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 Support

摘要: 家庭规模作为家庭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对个体的行为表现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探究家庭规模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中的4127份数据以及发放的233份问卷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 家庭规模对人际信任水平具有正向预测作用；2) 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本研究从家庭结构的角度丰富了以往信任的理论研究，同时在实践上也为培育人际信任提供了新思路。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has been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family size,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family structure,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ndividual behavior. Family size is closely linked to risk,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is also a psychological state that entrusts risk.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suppor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ize on interpersonal tru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4127 data and 233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in the 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CGSS 2017),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amily size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interpersonal trust level; 2) Family support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iz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ru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also provides new ideas for cultivating interpersonal trust in practice.

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融合，我国当前人际信任水平呈下降趋势(辛自强，2019；杨明等，2011)。当前已围绕信任的前因变量(朱秋锦等，2021；Bao et al., 2022)、结果变量(齐春辉等，2022；Chen et al., 2021)、研究范式(陈欣，叶浩生，2009；贡喆等，2021)等做了大量的探讨。家庭规模，作为家庭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对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郭波，李继明，1983)。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下，我国不同历史阶段下的家庭规模也在相应的发生变化。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20世纪50年代前，我国家庭规模基本保持在5.30人/户，至2010年减少至3.10人/户。2015年10月全面推行二孩政策后，我国的家庭基本规模有所上升，达到3.35人/每户。家庭规模作为家庭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经济学、社会研究领域对其有广泛的关注。但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当前研究对家庭规模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家庭金融、经济消费等领域(王军，詹韵秋，2021；詹鹏等，2020；Alsubaiei, 2022; Siman, 2020)。如家庭规模对风险资产配比、持有股票价格、保险购买率等风险投资行为的影响(Badarinza et al., 2016; Li et al., 2022; Shimamura et al., 2018)。

信任作为个体托付风险的心理状态，是一种不确定性行为(Kelley & Stahelsk, 1970)，也是一种决策行为(Wieselquist et al., 1999)。研究认为，风险是人际信任建立中的核心变量，在缺少监控和第三方制裁的情况下，任何人际信任行为都会涉及风险(Dohmen et al., 2012)。也就是说，由于在人际交往中我们需要承担他人背叛的风险，因而人际信任也属于一种风险投资行为(张建新，Bond，1993；Malti & Dys, 2018; Xie & Li, 2021)。信任行为是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广泛关注的话题(杨中芳，彭泗清，1999；赵娜等，2014；Van der Hulst et al., 2023)。那么家庭规模如何影响人际信任行为？其心理机制又如何？因此，本研究拟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以期从个体心理的微观层面分析宏观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进一步揭示当前开放“三孩”人口生育政策背后的社会心理意义。

1.1. 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

家庭作为重要的社会稳定器、个体成长和发展的第一场所，已吸引愈来愈多的学者关注家庭规模在家庭结构与功能中的重要作用。家庭规模受生育结构、婚姻关系的影响，相比于多子女、已婚家庭，独生子女、未婚家庭的家庭规模一般更小。Blake和Judith (1989)曾基于核心家庭维度对家庭人口结构进行考量，主张用核心家庭中的家庭生育规模(父母共同生育的子女数量)来描述家庭规模的大小。加拿大经济学家Becker (1976)提出的“质量–数量权衡”理论则将家庭生育后代的成本区分为家庭生育质量成本和家庭生育数量成本。在家庭资源恒定有限的前提下，由生育数量带来的家庭规模的上升将会导致家庭后代的养育质量下降。部分研究也证实这一观点，家庭规模的扩大确实导致了儿童成长质量的下降(Qin et al., 2017; Stradford et al., 2017)，对儿童的认知能力产生负向影响(Bonner & Sarkar, 2018; Prime et al., 2014; Symeonides et al., 2021)。但家庭规模的扩大对个体的影响并非总是负面的。如研究发现来自大型家庭规模的个体通常拥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Grinde & Tambs, 2016; Kim & Lee, 2022)及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范存仁等，1994；郑磊等，2014)。

家庭规模与风险紧密相连。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的风险投资行为会随着家庭结构，如：家庭规模、人口结构的变动而发生改变(Sorokin et al., 1931)。而对于家庭规模与风险行为之间呈何种关系，学者们普遍持有两种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家庭成员数目负向影响风险投资行为，家庭规模越大个体越倾向于持有较低的风险资产占比(郭琳，2013；Calvet & Sodini, 2014)，多生育一个子女会导致家庭或个人风险资产投资总量及占比显著下降(卢亚娟，刘澍，2017；陶建宏，赵玥，2020；Galliera & Rutström, 2021)。但也有许多研究表明家庭规模与风险投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家庭规模越大，其金融市场参与率以及风险资产配置比重越高(蓝嘉俊等，2018)，创业可能性越高(王菁，张锐，2017；张茜，蔺楠，2022)，保险的购买需求降低(Ho et al., 2023)。

信任是一种个体特质(Rotter, 1967)，是个体托付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Kelley & Stahelski, 1970)。信任的整合模型理论(Mayer et al., 1995)强调，人际信任是在风险感知背景下冒着风险进行的决策或行为。Evans和Revelle (2008)进一步将其细化为了两个阶段。个体首先会基于交往对象的善良品质、正直品质以及个人能力进行信任意愿评估。若满足则进入第二阶段，个体对可能承受的信任风险进行评定，若风险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则会做出人际信任决策。此过程显示着信任是一种高风险行为，个体选择信任他人时需要承担受到伤害和背叛的风险。此外，Dunning等人(2014)提出人际信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风险感知与风险偏好。研究表明，相比于风险厌恶的家庭，偏好风险的家庭对陌生人表现出更高的人际信任水平(Navarro-Carrillo et al., 2018)；具有较高风险感知水平的个体对网络银行、在线支付的信任度也较低(Leea, 2009; Yang, 2015)。

综合上述分析，家庭规模能影响个体的风险投资行为，而信任作为风险投资行为的一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家庭规模有关。Cameron等人(2013)通过调研提出，独生子女具有更低的人际信任水平。这印证了Dunn (1988)的发现，缺少与兄弟姐妹社会互动的独生子女会表现出更显著的人际不信任。此外，婚姻关系更少的家庭，人际信任程度也更低(Muthukrishna et al., 2021)。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1：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呈正相关。

1.2. 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

家庭作为个体与社会进行沟通交互的基点，不仅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发展，还为个体迈向社会提供了相应的家庭支持资源。已有研究表明，家庭规模与家庭支持正相关。尹银(2011)提出家庭规模越大，意味着家庭人力资源越丰富，则越有可能供养残疾人，为其提供家庭支持。家庭规模对家庭支持的积极预测作用在关于老年人的研究中也得到印证，家庭规模越大的老年人获得的家庭支持越高，家庭为老年人提供的避险资金也越多(张海峰等，2018；Zimmer & Kwong, 2003)。至于不断缩小的家庭规模会造成何种影响？研究发现，缩小的家庭规模减少了老年人获得的家庭经济支持与家庭情感支持，进一步导致了老年人有较低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杨晓蕾，慈勤英，2019；Knodel et al., 1992)。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不断小型化的家庭规模弱化了家庭支持功能(孙艳艳，2015)。

家庭支持与人际信任也有密切的联系。家庭支持属于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从人际交互网络中的家人、重要他人、一般他人处所获得的各类支持性资源是保障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Barrera & Ainlay, 1983)。Cohen和Willis (1985)提出了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和缓冲器模型，主效应模型理论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人际交往过程中所必需的心理资源，能够直接作用于个体的心理健康；而缓冲器模型则从另一个视角将社会支持作为个体面临危机事件的支持性资源，能够缓冲负面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人际信任作为个体交往过程中的风险行为也伴随着被背叛的危机，根据缓冲器模型理论家庭支持能够有效缓冲抵御由背叛风险产生的个人危机。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2：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3. 研究思路

本研究拟采用2个研究来探讨家庭规模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及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首先，研究1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进行分析，从宏观层面初探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其次，研究2从微观个体角度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具体明晰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心理机制。

2. 研究1 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的关系：CGSS 2017数据宏观分析

2.1. 被试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负责的一项始于2003年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数据覆盖社会、社区、家庭、个体等多个层次。本研究采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调查数据，最终纳入分析数据4127份。参与者平均年龄50.94 (SD = 16.92)岁，其中女性2213人，占比53.62%；男性1914人，占比46.38%。

2.2. 变量测量

根据过往相关研究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的问题设置，将家庭规模定义为被访者现存的兄弟姐妹数量(方超等，2020)。测量题目为CGSS 2017问卷中家庭问卷部分题目D2、D2a：“请问您/您的配偶有多少个兄弟姐妹(包括离家或出生后死亡者)？其中仍健在的有几位？”。人际信任水平则围绕“信任”与“不信任”两个角度，以社会态度模块题目A33：“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和题目A34：“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您一不小心，别人就会想办法占您的便宜？”共同评估。剔除“不知道”和“拒绝回答”样本，A34题目反向计分后，平均得分越高，人际信任水平越高。

2.3. 结果与讨论

使用SPSS 26.0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详见表1。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 = 0.05，p < 0.01)，配偶现存同胞数量与人际信任水平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04, p < 0.05)。

研究1通过数据库分析初步探明，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家庭规模越大，个体人际信任水平越高，验证假设1。但由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仅能从宏观层面上揭示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并且针对人际信任的测量仅依靠两道题目概括，不符合心理学的测量标准。因此，后续研究2中进一步使用问卷调查方法从微观层面深挖家庭规模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Table 1. Study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n = 4127)

表1. 研究1：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n = 4127)

注：^*p < 0.05，^**p < 0.01。

3. 研究2 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的关系：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

3.1. 被试

本研究通过互联网招募被试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241份。剔除作答时间小于100s的问卷，剩余有效数据233份，有效率96.68%。被试平均年龄为28.63 (SD = 9.16)岁，其中女性114人，占比48.9%；男性119人，占比51.1%。

3.2. 研究工具

3.2.1. 家庭规模测量

本研究将家庭规模界定为被访者现存的亲兄弟姐妹数量(方超等，2020)，因此借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问题表述，设置题目为“请问您目前仍健在的兄弟姐妹有几位？”。

3.2.2. 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ITS)

采用Rotter (1967)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TS)以衡量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人际信任量表(ITS)共由25道题目构成，依据同意程度采用5点计分，1分表示“完全不同意”，5分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对他人所持有的人际信任水平越高(部分题目反向计分)。代表性题目有“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虚伪的现象越来越多了”、“通常父母在遵守诺言方面是可以信赖的”、“多数获选官员在竞选中的许诺是诚恳的”等。在本研究中人际信任量表(ITS)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0，信度良好。

3.2.3. 领悟家庭支持量表(PSSS-Fa)

由Dahlem等人(1991)编制的领悟家庭支持量表(PSSS-Fa)可测量个体感知到的家庭支持程度，本量表包含4道题，采用7点评分。根据问题表述的同意程度，1分表示“完全不同意”，7分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感知到的家庭支持越强。代表问题有“我的家庭能够切实具体的给我帮助”、“我能与我的家庭谈论我的难题”等。在本研究中领悟家庭支持量表(PSSS-Fa)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8，信度良好。

3.3. 研究程序

通过线上平台招募被试，所有被试回答之前，被告知此次研究目的为调查大众的社会心理态度。问卷回收后，运用软件SPSS 26.0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及中介作用检验。

3.4. 研究结果

3.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鉴于本研究所有数据均通过线上发放问卷进行收集，因此采取Harman单因子检验对研究中涉及的所有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共有12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共同解释了总体方差变异的63.1%，其中最大公因子解释了总体变异量的12.75%，小于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周浩，尤立荣，2004)。

3.4.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 = 0.20, p < 0.01)，且家庭支持分别与家庭规模(r = 0.16, p < 0.05)及人际信任(r = 0.17, p < 0.05)呈显著正相关。此外个人收入水平与个体感知到的家庭支持也呈显著正相关(r = 0.19, p < 0.01)，个人收入水平越高，感知到的人际信任水平越强。其他人口学变量与家庭支持与人际信任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s > 0.05)。

Table 2. Study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n = 233)

表2. 研究2：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n = 233)

注：^*p < 0.05，^** p < 0.01。

3.4.3. 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检验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基于人口统计学信息相关分析结果，家庭支持与个体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本研究以个体本身的家庭规模作为自变量(X)，家庭支持作为中介变量(M)，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作为因变量(Y)。结果详见表3。

结果发现，家庭规模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个体领悟到的家庭支持(β = 0.19, t = 2.98, p< 0.01)，且家庭支持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人际信任水平(β = 0.15, t = 2.28, p < 0.05)。同时，家庭规模预测人际信任水平的总效应是显著的(β = 0.20, t = 3.04, p< 0.01)。当我们控制家庭支持这一中介变量的作用后，家庭规模仍能显著正向预测人际信任水平，个体的家庭规模越大，所持有的人际信任水平也越高(β = 0.20, t = 3.04, p< 0.01)。

本研究路径分析图如图1所示。Bootstrapping检验的结果表明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预测个体人际信任水平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Resamples = 5000, Boot = 0.03 , SE = 0.14, 95% CI = [0.001, 0.056])。中介效应为0.03，占总效应的14%，即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3.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 support in family siz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表3. 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其中L(Lower)代表95%置信区间下限、U(Upper)代表95%置信区间上限。^*p < 0.05，^**p < 0.01，^***p < 0.001。

注：括号内数值为总效应，且所有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Figure 1. Path analysis diagram

图1. 路径分析图

3.5. 讨论

研究2从微观个体角度验证研究1结果，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该结果与余圣陶和杨倩婧(2017)一项针对大学生被试的人际信任研究结论一致。生长在较大家庭规模中，拥有更多亲同胞兄妹的个体，往往具有更高的人际信任水平。此外，本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验证假设2。家庭规模作为个体家庭支持的重要预测变量，可以通过家庭支持的心理缓冲作用稀释人际信任带来的不良风险后果，进而提高人们的人际信任水平。综合来看，家庭规模越大，个体越倾向于信任他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扩大的家庭规模提升了个体领悟到的家庭支持水平。

4. 总讨论

本研究结合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验证了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1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17)初步探明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拥有同胞兄妹越多的个体其人际信任水平越高。研究2使用问卷调查方法从微观层面上验证研究1结果，且发现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4.1. 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

研究1和研究2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验证了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个体的家庭规模越大则越倾向于持有更高的人际信任，验证假设1。从计划生育政策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三胎政策、鼓励生育，人口政策的变迁不断改变着我国的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然而，过去针对家庭规模的研究多是由经济学学者基于个体的经济行为指标、采用数学建模的方式、通过公式化计算考察家庭规模与风险投资二者的联系。这样的研究方法表面上较为客观地测量了个体的风险情况，却忽视了对个体主观风险行为的考量。而随着心理学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重点从“理性人”转移到“社会人”(Thaler, 2016)，开始关注家庭规模对于个体心理感知和社会互动行为的影响。

人际信任就是违反“理性人”自利假设的一种亲社会行为(Berg et al., 1995)。前人的研究结果表明，非独生子女相比于独生子女在合作行为和不公平厌恶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更高的亲社会倾向(黎军，2021)。本研究发现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家庭规模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提供新的证据。而另一方面，信任是一种高风险行为，也与个体的风险偏好密切相关。本研究得出结论，个体的家庭规模越大则越倾向于实现人际信任这种高风险行为，这与前人研究相一致。家庭规模越大，意味着家庭经济来源越多元化，家庭及个体的风险承担能力也就越强(樊纲治，王弘扬，2015)，相应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偏好，进而更容易对陌生人表现出较高的人际信任水平(Navarro-Carrillo et al., 2018)。

在生育政策背景下，本研究中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的正相关关系也可以用“同胞互动效应”来解释。“同胞互动”是指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行为的相互影响(Dunn, 1983)。Downey和Condron (2004)提出“兄弟姐妹即资源”的说法，同胞关系是亲子关系的补充，兄弟姐妹共同成长、互相帮助、互相依赖、互相模仿与学习。儿童可以通过与兄弟姐妹重复的日常互动来学习人际交往和社会技能，而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提供了更多的互动机会，提高了社会技能，个体在探索周围环境和发展新的人际关系时有着更多的积极情绪，表现在人际交往上则是较高的人际信任水平。相比任何国家，家庭在中国受重视的程度均相对较高，在社会关系网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国内学者余圣陶和杨倩婧(2017)也从家庭互动的角度说明来自较大规模家庭中的个体有着更好的适应社会交互背景，进而使个体表现出更高的人际信任倾向。

2021年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指出由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应当全面开放和鼓励生育。本研究结论也探究得出“三孩政策”及鼓励开放生育背后的社会心理意义。健康社会生活，需要人际信任的“润滑”。三孩政策的放开在保持经济增长、稳定教育红利、扩大消费的同时(韩瑶，赵欣宇，2022)，更是促进了同胞间的紧密互动，为我们重塑社会信任储备良好资源，对社会稳定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4.2. 家庭支持的意义

研究2的问卷调研结果表明，家庭支持在家庭规模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验证假设2。如前所述，家庭规模越大，意味着家庭人力资源越丰富，则家庭能够提供的家庭支持越多(尹银，2011)。其所提供的家庭支持可分为家庭物质支持、家庭情感支持与家庭其他支持三类。已有研究表明，三类家庭支持均与人际信任存在正相关关系。从家庭物质支持而言，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照顾者在信任医生方面显著高于经济状况差的照顾者(张卫红，李建民，2017)。从家庭情感支持角度而言，拥有较高家庭亲密度的个体其人际信任水平更高(汤家彦，姜国瑞，2009)；在家庭中父母温暖情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李珊，刘洋，2010)。从家庭其他支持角度，例如家庭信息支持而言，家庭成员间信息的共享度越高，家庭中的个体就更倾向于持有更高的信任水平(Martin, 2018)。

从信任的风险属性而言，其与个体的风险感知、风险抵御密切相关。尹秀芳和杨云彦(2014)提出当个体感受到的家庭支持越高时，则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个体的人际信任决策可能遭受被背叛的风险，遭受背叛作为负面生活事件会为个体带来一系列的压力。根据家庭支持的缓冲器模型理论，家庭支持作为一种重大心理缓冲资源，能够有效缓解个体的压力、焦虑等负性情绪(Cohen & Willis, 1985)，进而降低个体的风险感知水平。据此，家庭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人际信任带来的不良风险后果，进而随着家庭支持的提升，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

本研究中介机制的探究从家庭支持的角度为培养人际信任提供新思路。何心展(2006)指出家庭功能与领悟家庭支持甚至领悟家庭外支持均呈正相关关系。Beavers (1981)将家庭功能分为家庭关系结构、反应灵活性、家庭成员交往质量和家庭亲密度、适应性五个维度。本研究所关注的家庭规模仅为家庭关系结构维度，而家庭功能的其他维度也许会通过家庭支持对培养人际信任有着重要作用。在生育政策的支持下，可能仍存在部分家庭无法通过增加孩子同胞数量而提高其人际信任。但父母作为个体的主要接触对象，他们的亲密支持也为其提供了一个安全、可信赖的环境，促使其产生积极的认知和关系评估(Rotenberg & Boulton, 2013)，形成较为稳定的“自我图式”和“他人图式”(Coplan et al., 2019)，进而影响其后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化行为(Chang et al., 2018)。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从婴儿时期出发，也强调了父母对孩童人际信任水平的培养作用。其指出，婴儿期的基本任务是发展信任，克服不信任。在此期间基本的需要能够从父母那里得到满足，就会建立起信任感，这也是个体与他人及社会建立良好信任的基础(Erikson, 1963)。因此，家庭作为个体进入社会的第一场所，应受到重视。从多个层面为个体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家庭支持，有利于帮助其学会如何更好的和他人去相处，从而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提高人际信任水平。

4.3. 未来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讨。首先，人际信任可划分为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两部分。已有研究发现，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具有更高的特殊信任水平，而普遍信任水平较低(庞彤彤，宋凤宁，2006)。但本研究仅在综合的人际信任层面上考察了家庭规模对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未来可进一步明晰家庭规模在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中的作用，考察二者差异。另外，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其家文化的绝对核心，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心理行为表现。本研究仅从个体家庭规模的角度出发考察家庭规模会如何影响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但由人口生育政策间接影响的家庭结构构成，如：老年人占比、儿童占比等，这也会对个体的身心发展、心理行为的养成产生重要作用。未来可以基于心理学的研究视角，立足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宏观大背景，综合考量不同家庭相关因素对社会心理的塑造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