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中国经济的引擎之一，上海已经成为数字金融生态圈的重要节点和发展中心。上海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数字金融的发展以及生活数字化转型，并且不断出台政策措施来提升人民群众的数字金融生活水平，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在影响居民收入方面，杨伟明等(2020)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于提升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效果，尤其是城镇居民 [1] 。李杏等(2022)从长尾理论的视角探寻数字金融对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在提升居民收入的同时，能够改善居民收入结构 [2] 。在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方面，Jie等(2019)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中国居民的家庭消费 [3] 。封思贤(2021)的研究探讨了数字金融与居民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并对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金融监管体系、数字金融知识普及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 [4] 。在影响居民幸福感方面，钱雪松等(2022)的研究旨在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具有积极的作用 [5] 。李琪辉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便利居民生活、提升居民收入与消费、降低流动性约束进而提高居民幸福感 [6] 。对于如何从政策文件本身，通过量化分析进行学术研究也被越来越多学者采用。王法硕和钱慧(2017)通过构建智慧城市二维分析框架对长三角城市群的政策文本分析 [7] 。杨艳等(2018)通过“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力度”的三维分析框架分析了上海市出台的人才政策 [8] 。
综合现阶段的研究成果，鲜少有学者将二者结合起来，因此，本文的创新点就在于将政策工具运用于数字金融生活的分析，从政府政策制定的角度来分析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对推动居民数字金融生活的影响。以上海政府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构建分析框架，通过文本分析法，对文件内容进行编码，划定分析单元进行定量分析，旨在探讨上海数字金融生活政策在配置中存在的问题，为上海今后的数字金融生活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建议。
此外，本文认为的数字金融生活是以在生活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基础上，通过数字金融提升居民收入为目标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活状态。
2. 上海数字金融生活政策体系的框架
政府在出台政策之前需要根据相应的政策目标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有不少学者都对政策工具进行了研究，尤其是Rothwell和Zegvelad (1985) [9] 提出的政策工具分类框架得到广泛认可，在该框架中，政策工具被划分为三类，包括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如图1)。选择此类政策工具进行分析主要原因是，这种对政策工具的划分方式更为突出了政府作为环境营造者的作用，淡化了政策的强制性，同时也强调了政策过程中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相互促进和调节作用 [10] 。此外，Rothwell和Zegvelad (1985)的政策工具已经被诸多学者运用于不同的行业政策文本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其可行性。因此，本文的X维度将采用这三类政策工具。
Figure 1. Types of policy tools for digital financial life
图1. 数字金融生活的政策工具类型
数字金融生活政策的特征不仅涉及到数字金融本身的发展，还包括了生活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变化。因此，单一的维度难以很好地描述数字金融生活政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考虑从推进“生活数字化转型”战略的角度来增加一个维度，从而实现对政策工具的多维度分析。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视角，更为全面地了解上海政府在数字金融生活发展中所采取的措施。生活数字化转型带来了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数字金融生活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和基础。政府基于生活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金融产业的发展和创新，鼓励数字化支付、数字信贷、数字化投资等业务，不仅可以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还可以推动消费投资习惯的转变。
2.1. X维度：基本政策工具
供给型政策工具指政府通过投入人财物等要素，促进数字金融生活的供给能力，改善环境，推动上海数字金融生活的持续发展。供给型政策工具能够有效的反映政府对数字金融生活行业的推动力，但由于政府对行业支持的方式有多种，又可细分为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科技开发、信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
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体现为上海市政府在促进数字金融生活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挖掘市场需求、拓展新市场、降低市场障碍和风险等 [10] ，旨在积极促进数字金融生活的发展。需求型政策工具可以分为数字消费场景、居民数字素养教育培训、消费券发放等方面。
环境型政策工具与供给型、需求型政策工具有所不同，它是指政府通过改善行业的外部环境，提供更多发展空间，从而间接促进数字金融生活的发展。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外在的、潜在的、隐性的影响和渗透上，而不是直接的政策措施或手段 [10] ，因此可分为目标规划、税费优惠、补贴补助以及策略性措施等。
2.2. Y维度：推进生活数字化转型的战略
通过对上海现行的数字金融、居民收入、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进行梳理，将推进“生活数字化转型”战略提升居民收入分解为生活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扶持、数字金融监管以及居民收入分配四个方面。
2.3. 构建二维分析框架
综合上述分析，基于X、Y两个维度的内容，形成如图2所示的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下的数字金融生活政策的二维分析框架图。
Figure 2. 2D analysis framework of digital financial life policy
图2. 数字金融生活政策二维分析框架图
3. 基于政策工具的上海数字金融生活政策评估结果
3.1. 政策文本选择
近年来，上海市政府出台了诸多与数字金融、生活数字化转型、居民收入相关的政策，经过分类整理主要选取以下标志性的文件进行编码：《关于开展2022~2023年度科技金融保费补贴工作的通知》、《上海市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实施方案》、《关于加强科技金融服务助企纾困的通知》、《上海市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政策措施》、《推进上海生活数字化转型构建高品质数字生活行动方案(2021~2023年)》、《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等。
3.2. 政策文本编码
本文主要以上述文件作为分析样本进行人工编码，鉴于上述文件内容众多，若将其中的所有文本内容全部纳入会存在大量相似或不相关的内容，因此，本文会进行筛选提取。在进行人工编码时，为保证编码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本文将按照“政策编号–具体条款–要点排序”进行编码 [11] ，依据不可细分原则，最终形成表1所示的编码简表。
Table 1. Policy text content analysis unit code table (simplified table)
表1.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简表)
3.3. 上海数字金融生活政策的X维度分析
根据X维度的分类要求对上述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单元编码，之后对所得编码进行归类，得到如表2所示的X维度政策工具分布情况。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X-dimensional policy tools
表2. X维度政策工具分布情况表
通过分析表2可以发现，上海政府发布的有关数字金融生活提升居民收入的相关政策文件中，使用了多种政策工具。但是这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的应用情况却明显不同。具体来说，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广，占比54.8%。其次是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达到29.3%。最后是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仅为15.9%。这表明上海政府在数字金融生活政策的设计中，更倾向于采用环境型政策工具。
1) 环境型政策工具总体使用过度
在经过编码的政策文本中，54.8%的政策工具属于环境型政策工具，这表明上海市政府对于改善数字金融生活外部发展条件的迫切诉求。深入分析，在所使用的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最常使用的是策略性措施，占比最高达到48.9%。其次目标规划的使用也比较广泛，占比达24.4%，补助补贴和税费优惠分别占比17.8%和8.9%。策略性措施和目标规划的高频使用，主要归因于生活数字化转型战略提出的时间近，政府有意加强在宏观政策方面的引领。但策略性措施和目标规划的较多使用，也反映了政府在数字金融生活发展中存在一些急于求成的心态，希望通过快速打造良好的发展氛围，促进该产业的发展。补助补贴和税费优惠能够非常有效的激励相关个人或企业。在补助补贴方面，政府的政策非常明确，给出了明确的补贴对象以及补贴方式，能够很好的进行政策的落实，但在税费优惠方面，更多的是对已有政策的重复或是比较宽泛笼统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操作细则，可能难以有效的落实。
2) 供给型政策工具内部分配较为相当
供给型政策工具在所有政策工具中占比为29.3%，数量适中，这能够有效反映出政府对数字金融生活发展的推动力。具体来看，公共服务占比为41.7%，基础设施和科技开发占比相同为16.7%，资金投入占比为13.6%，信息基础设施占比为13.6%。首先，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中，公共服务类政策工具是最为常见和频繁的，这反映了上海政府在数字金融生活发展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放宽和减少行政审批，规范产业政策等，为该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持。其次，除公共服务政策工具外，剩下的四种政策工具在使用上的占比相对均衡，从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这些设施是数字金融生活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上海市的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已相对较为完备，然而，为了达到政策文本中设定的目标，仍需进一步加强相关设施的建设和供给。最后是资金投入和科技开发，政府的资金投入能够对数字金融生活产生直接的激励，因此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鼓励社会多方面的资本参与，提升资金支持力度。科技开发是一种间接的激励措施，但从长远看，科技开发能够提升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政府需要适当加强这类政策工具的使用。
3) 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亟待加强
在数字金融生活的发展过程中，采用需求型政策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数字金融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同时促进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但从总体上看，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占比仅为15.9%，相对不足。具体分析，数字消费场景占比为38.5%，居民数字素养教育培训占比为46.2%，消费券发放占比为15.4%。其中，居民素质教育培训占比最高，反映了政府对居民数字素养教育培训的重视，居民数字素养的发展是提升居民对数字经济参与度和贡献度的重要途径。而数字消费场景则是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来促进数字消费的发展，刺激消费者的数字化消费需求。对于消费券发放这种方式，是一种具体的激励消费的政策工具，因此在需求型政策工具内部占比不高，但通过发放消费券能够鼓励消费者增加消费支出。总体来说，虽然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还亟待加强，但这也为未来政策的出台预留了发展空间。
3.4. 上海数字金融生活政策的Y维度分析
基于X维度上的分析，本文进一步引入了Y维度的考量，并将其应用于数字金融生活的分析中，得出了该产业政策工具的二维分析结果(如图3)，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究上海市目前所发布的政策在推动“生活数字化转型”战略提升居民收入方面所起的作用效果，进一步探究亟待加强的政策工具。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Y-dimension policy tools
图3. Y维度政策工具分布情况图
在Y维度中，可以清晰的发现，有关生活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多达41条，占整体政策工具的50%。可以看出政府对于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较高，说明生活数字化转型涉及领域众多，在许多方面离不开政府的统筹管理，也反映了生活数字化是数字金融生活发展的基础。在生活数字化转型中，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最常用的，占据了总体的46.3%。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为31.7%，而供给型政策工具则相对较少，占比为22%。三类政策工具的使用较为合理，环境型工具能够为数字生活化转型提供指引方向，需求型工具能够拉动生活数字化转型，供给型工具则有效的推动数字化向生活领域的渗透和延伸。综上，在生活数字化转型方面，政策文件相对较为全面，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也较为合理。
有关金融科技扶持的政策有16条，占全部政策工具总量的19.5%，能够反映出政府对金融科技产业的支持力度。金融科技产业是一类应用科技手段改善或者优化金融服务的产业。随着生活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产业也在迅速发展，涉及数字支付、互联网金融、区块链等多领域，政府对金融科技的支持可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增强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普惠性。具体分析金融科技扶持中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主要采用了供给型和环境型工具，相比之下需求型工具的使用较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府对金融科技产业的扶持形式主要是税收、补贴、资金支持、鼓励创新等方面，政策制定时缺乏对消费者需求端的考虑。
数字金融监管是利用数字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来监管金融业务的安全、合规和稳定性。生活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再加上政府对金融科技的扶持，使得数字金融监管尤为重要。数字金融监管可以帮助监管机构更好地管理金融市场风险，及时发现和防范金融风险，从而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精准度。但在当前政策文件中有关数字金融监管的政策工具只有4条，占整体政策工具的比例只有4.9%，相对较少，可能反映了政府政策文件在这方面的不足，说明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支持还有待加强和完善。政府和监管机构需要意识到数字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制定更多的政策工具，加强数字金融监管的技术研发和应用，以适应生活数字化时代金融监管的需要，促进金融业务的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居民收入分配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工具，促进居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和稳定化，可以有力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文件中涉及居民收入分配的政策有21条，占整体政策工具的25.6%，这体现了政府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视和政策支持。对于居民收入分配的提升，政府一般是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强社会保障等方式，积极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因此，在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政策工具中，主要使用了环境型和供给型工具，占比分别为66.7%和28.6%。相比之下，需求型工具的使用比例很低，仅为4.8%。
4. 公共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选择
通过对相关政府政策文件进行X、Y两个维度的交叉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和深入的理解上海市数字金融生活的公共政策。基于此，本文针对分析出的问题，给予未来上海市数字金融生活的政策相关建议，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与完善。
其一，优化政策工具在数字金融生活中的使用结构 [12] 。政策工具在运用中存在着以下问题，环境型政策工具被过度使用，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则相对不足。因此，政府未来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首先，环境型政策工具应该被视为政策工具中的辅助手段，其主要目的是为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提供支持，不应在政策工具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因此，应该适当降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另外，对于环境型政策工具中占比最高的策略性措施，在制定时应详细的规定有关各部门的职责，对于比较笼统的政策举措可以进一步细分，提升政策的靶向精准度，提高措施效力和实施效果。其次，可以考虑提高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多从市场需求角度进行考虑，扩宽适用数字消费场景、居民数字素养教育培训、消费券发放之外的政策工具，发挥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力作用，优化政策工具在数字金融生活中的使用结构，增强政策工具之间的均衡协同作用。
其二，完善政策工具在数字金融生活中的使用领域。通过对数字金融生活政策的Y维度分析，可以发现政策工具涉及到生活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扶持、数字金融监管以及居民收入分配等多个领域，其中生活数字化转型领域占比最高，金融科技扶持和居民收入分配两个领域的涉及相当，对于数字金融监管领域涉及较少。因此，在未来政策制定时，要完善政策工具在数字金融生活中的使用领域，加强数字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对于金融科技扶持和居民收入分配两个领域则要提高其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进一步推进生活数字化场景的应用和居民数字素养的提升。总之，政府在完善政策工具在数字金融生活中的使用领域时，应该兼顾各个方面，加强多领域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从而实现数字金融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其三，提高政策工具在数字金融生活中的整合程度。一般来说，有效的政策工具需要与政策环境、政策目标和政策对象相匹配，只有当政策工具与这些因素之间形成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时，才能实现政策的预期效果 [13] 。因此政策工具的选择需要与数字金融生活的场景化进行匹配。首先，政策工具的选择要符合数字金融生活系统的整体目标，既能够促进数字金融生活的发展，又能提升居民财产性水平。其次，需要加强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作用，避免因工具之间的冲突和重叠而产生负面影响。此外，还需要加强政策工具之间的衔接和补充，确保政策工具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政策的协同效应，最大程度地发挥政策的经济社会效应。
本文的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目前仅是分析了上海市的数字金融生活的政策情况，并不能反映数字金融对居民生活影响的整体情况，因此，对于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全国或其他省市政策的角度进一步分析。
基金项目
上海市2022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重点项目《数字金融改善上海居民收入分配的微观机制与政策保障研究》(22692111800)。
附录：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