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2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中明确指出，应坚持：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两条底线。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顺利召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为今后“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江苏省财政关注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建设，积极创新财政政策工具，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在推动普惠金融服务扩大范围、降低成本、增加规模、提高效率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省财政搭建“财政 + 金融”政策协同平台，服务农村经济发展。设立省普惠金融发展风险补偿基金，发挥贷款风险补偿机制作用，撬动更加广泛的金融资源服务农村经济发展。2021年，聚焦支小支科支农，首期推出“小微贷”“苏科贷”“苏信贷”“苏农贷”等四个基金子产品，重点支持首贷、信用贷。立足提升融资效率，建设“省普惠金融发展风险补偿基金服务平台”，于2021年10月10日正式上线并开展贷款投放。业务上线3个月，贷款投放总金额达150亿元，惠及4298家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平均利率4.41%。
数字普惠金融起步比较晚，其发展之路仍处于波浪式上升的探索阶段，普惠金融因其门槛较高，目前仍主要应用于第二、三产业，但普惠金融如何应用于农业和农村，无论从现有的学术研究还是从现实的经济生活和服务领域来看，都存在差距。因此，本文通过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探讨普惠金融发展对江苏省农民收入的影响，可以为填补普惠金融在农业领域的空白作出贡献。
普惠金融通过将传统金融与数字信息技术相结合，创造了一种新的金融发展模式，扩大了金融市场，进一步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便利和帮助。普惠金融克服了高成本和低收益的问题，通过数字技术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在此背景下，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研究普惠金融对江苏省农民收入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利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11年至202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粮食安全背景下江苏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这将丰富目前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的研究，并填补江苏省市级研究的空白，为迄今为止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见证，同时也为江苏普惠金融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的依据。
2. 文献综述
2.1. 对于普惠金融概念的研究
普惠金融概念诞生于2005年，其主要含义是指向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群体提供平等和适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Claessens (2006)认为普惠金融的内涵是社会各个群体以自身需求和金融市场价格为考虑因素来选择符合自己的金融产品及服务 [1] 。杜晓山(2006)提出普惠金融的重心在于对贫困人群提高快捷有效的金融服务及产品，因此该体系的建立要以农村金融为基础 [2] 。张海峰(2011)主张为了促进农村地区普惠金融体系建立与发展，需要相关金融机构的有效参与 [3] 。周小川(2013)认为，为了让贫困和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充分和有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需要建立金融基础设施 [4] 。
2.2. 对于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
武丽娟等(2018)基于我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中部和东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但在西部地区效果却相反 [5] 。查华超(2021)发现，在宏观经济层面，普惠金融、信贷和其他形式的融资有助于贫困人口增加中小微企业的机会，经济上处于弱势的贫困人口参与社会和经济实践。此外，研究发现，对农村地区的扶贫有一定的作用。比较地域和政策差异，普惠金融对扶贫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6] 。张栋浩，尹志超(2018)在研究中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影响，进而提高中国贫困地区部分农村家庭应对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 [7] 。尹志超(2019)表明发展普惠金融可以促进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 [8] 。蔡洋萍(2015)在研究中部六省农村普惠金融的不同发展情况时，提出发展内生性的农村普惠金融，并从农业支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出发，重新改造现有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 [9] 。钱水土等(2021)在对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中观察到，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村整体金融发展对农民创收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增收的影响越大 [10] 。徐敏(2015)进一步探讨了增收效应，认为：第一，发展普惠金融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效增加低收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其次，发展普惠金融还可以发挥社会金融体系的优化作用，促进更合理、更科学的社会资源分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11] 。夏玲(2020)强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低收入农民的收入 [12] 。陈钦等(2019)实证结果表明贫困率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农民的收入随着金融效率的提高而增加 [13] 。宋英豪(2021)通过分析各家银行的数据，得出结论：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产品设计，适应区域内部的信贷环境及风险管理能力，这直接影响到微型企业和农户的金融需求。一些研究者还认为，农民的经济收入又可能通过从其他农民的经济和金融服务中获得信息和机会而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 [14] 。
2.3. 文献述评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可以得出在普惠金融研究领域，国外起步较早，一开始比较注重普惠金融组织体系建设的研究，后面逐渐开始越来越关注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也创造出了用于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数，这是重要的进步。国内虽然较晚才开始研究普惠金融，但这不意味着国内学者对其研究不足，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证方面，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甚多，国内学者对于普惠金融的研究开始结合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分析，以不同地区的情况为背景，进行普惠金融对收入水平、城乡居民差距等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越来越注重研究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但有个问题是，大多数的研究都是用整体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的，直接研究某省的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较少。因此，本文将对这一方面进行补充，研究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3.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3.1. 相关概念
3.1.1. 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具有四个特点：一是系统性，是指为满足所有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就必须建设完善的金融体系来实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构建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二是平等性，普惠金融要覆盖弱势群体、农村地区和小微企业，让这些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享受同等待遇；三是合适性，是指普惠金融为社会各阶层提供的金融服务和产品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让弱势群体在享受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同时不用承担多余成本；四是可持续性，指的是向社会各阶层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和产品，应当具有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的持续性发展是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对金融排斥的缓解需要长期的努力，否则很容易就回到了最初的状态。
3.1.2. 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分为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四个方面的收入。工资性收入主要是劳动报酬，经营性收入主要是农业生产的收入，财产性收入主要是对外投资和其他来源取得的收入，转移性收入是政府支持农业和其他活动的政策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不同收入来源的大部分。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农村住户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分配后取得的收入，是了解农民收入、支出、经营状况的重要统计指标，也是衡量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3.2. 理论基础
3.2.1. 农业现代补贴理论
农业现代补贴理论提出农村金融机构应该通过实施金融优惠政策以及运用政府支持的金融工具为广大贫困人口提供平等的金融服务，帮助他们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建立专业的非营利性金融机构来合理配置资金，引入政策性资金，支持农业农村发展。这个理论为政府部门发展农业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但也可能破坏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信贷机构丧失活力。
3.2.2.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提出在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反对政府过多的政策干预，强调将利率的波动交给市场去调节。但实际生活中许多农村经济主体在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服务与资金的机会成本较高，而利息的补贴又可以有效地降低农村地区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成本。因此，从农村地区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必然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政策性引导。
3.2.3.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提出在发展农村金融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普遍存在，很多农村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信息并够完善，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的机制来完成运转。因此，我国现阶段的农村金融改革，应该通过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以及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还有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主要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助于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
4. 粮食安全背景下江苏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粮食安全背景下江苏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在减弱并且存在门槛效应。
农民总收入主要由农民经营性、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构成，农民经营性收入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创造的收入，农民运用现有耕地既可以进行粮食生产，也可以进行经济作物生产，还可以进行其他生产活动。但是在粮食安全背景下，为了保障粮食安全，粮食主产区农民只能从事粮食生产，不能从事其他比较收益更高的生产活动。因为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相对低下，所以对当地农民来说，粮食调出率越大，当地农民的经营性收入越少。与此同时，从江苏全省当前情况来看，一个城市耕地面积越少，粮食调出率越低，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越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发展，农民可以更容易找到农业以外的工作，其工资性收入也相对较高，农民转移性收入会越高，在经营性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农民总收入也会增加。因此假设江苏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提高的促进作用会随着粮食调出率的增加减弱并且存在门槛效应。
4.2. 指标选取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本文参考了大量相关研究论文，选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较为准确、清晰地说明农民收入情况，并选取了江苏省2011~2021年13个市十一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农民收入。为保证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本文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2) 解释变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一个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提高农民的收入。当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较权威，引用较广的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本文使用江苏省2011~2021年13个市十一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为保证所有数值在同一个量纲上，本文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取对数后进行实证分析。
3) 控制变量：① 粮食调出率：考虑到粮食调出率可以衡量当地粮食自足情况从而也会影响农民的收入，粮食调出率 = (全市人均粮食产量 −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全市人口数/全市粮食产量。
② 农村人均GDP：地区经济增长有利于带动农村发展，进而促进农民收入提高，本文选取人均GDP反映经济增长水平，并对其取对数后进行实证分析。
③ 农业现代化水平：一个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在促进农民生产效率提升进而提高收入水平方面有着显著影响，本文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比值来代表农业现代化水平。
④ 财政支农支出水平：财政支农支出水平代表政府对当地农村农业的支持力度，从而影响农民的收入，本文以农林水事务支出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来代表财政支农支出水平。
Table 1. Summary of the selection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选取汇总
4.3. 模型设定
为研究江苏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和效果会因为粮食调出率的变化而存在差异。为了检验这种非线性关系，本文借鉴Hansen (1999)提出的面板门槛思路，估计门槛变量的门槛值来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面板门槛模型在确定门槛值时克服了人为设定而导致的结构突变点偏差和误差。引入与门槛变量相关的示性函数，可以使模型具有内生性，并估计出门槛值γ，根据γ回归模型被分成不同区间，在不同门槛区间内可以分析江苏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差异。对于面板数据，Hansen考虑了如下固定效应门槛回归模型，将模型简洁地表示成：
其中I(.)代表指示函数，当满足括号内的表达式条件时，该函数取值为1；若不满足括号内表达式，该函数取值为0。i表示不同的个体，t表示时间，β1、β2为回归系数，Yit表示因变量，xit表示受门限变量影响的核心解释变量；qit为门槛变量；γ为待估计的特定门槛值；μit反映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
在研究时可能还存在着出现双重或三重门槛，上述模型可以扩展到这两种情况。本文将粮食调出率作为门槛变量进行估计，并通过Bootstrap抽样，对门槛值的显著性进行检验，进而估计出在不同粮食调出率区间内江苏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结合单一门槛面板模型以及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设定如下单一门槛模型和多重门槛模型，来考察粮食安全背景下江苏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门槛效应：
单一门槛模型：
多重门槛模型：
4.4. 实证分析
4.4.1. 门槛效应检验
主在估计门槛模型之前，需要先确定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在存在门槛效应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门槛效应分析，当确定存在门槛效应之后还要进一步确定门槛的数量，首先以粮食调出率为门槛变量。通过“Bootstrap”反复抽样300次，以判断模型的门槛效应。得到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Testing for threshold effects on grain transfer rates
表2. 粮食调出率的门槛效应检验
进行单一门槛检验时，门槛效应的F值为95.12，P值为0.0000。再进行双重门槛的检验，门槛效应的F值为32.83，P值为0.0100。接着再进行三重门槛检验时，门槛效应的F值为17.37，P值为0.6367，所以三重门槛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以粮食调出率为门槛变量时，两个门槛值具有显著性。
4.4.2. 门槛值检验
确定了门槛效应的门槛数量，接下来需要确定其门槛值，所以进行门槛值检验，如表3所示。
Table 3. Threshold test for grain transfer out rate
表3. 粮食调出率的门槛值检验
由表可知，以粮食调出率为门槛变量时，第一门槛估计值为−4.1888，置信区间为[−4.3704, −3.6262]，第二门槛估计值为−0.3971，置信区间为[−0.6200, −0.3248]。
4.4.3. 似然比检验
为了可以更加直观地理解门槛估计值与置信区间的构建过程，接下来进行似然比检验，如下图1所示。
Figure 1. Likelihood ratio test function plots for grain transfer out rates
图1. 粮食调出率的似然比检验函数图
4.4.4. 门槛回归结果
表4展示了门槛回归的结果，普惠金融对农民的收入存在着基于粮食调出率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4.1885与−0.3971。随着粮食调出率跨越第一个门槛时，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提高的促进作用会随着粮食调出率的增加而减弱。当粮食调出率跨越第二个门槛时，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会随着粮食调出率的进一步增加而持续减弱。从各控制变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上来看，农村人均GDP、农业现代化水平P值均为0.00都小于0.05，说明农村人均GDP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对提高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支农支出水平P值为0.561未通过检验，说明财政支农支出水平对江苏省农民收入的作用并不显著。
从以上分析可知，当粮食调出率作为门槛变量时，随着粮食调出率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弱。
Table 4. Likelihood ratio test function plots for grain transfer out rates
表4. 粮食调出率门槛回归结果
为了可以更加清晰直观地了解江苏省13个市2011~2021年的十一年期间以粮食调出率为门槛变量，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情况，本文按照两个门槛的划定区间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以粮食调出率进行区域划分，如下表5所示。
Table 5. Regional breakdown of food transfer rates
表5. 粮食调出率区域划分
4.4.5. 门槛回归稳健性检验
上文在门槛回归分析中对样本使用Bootstrap300次估计，为检验门槛值是否稳健可靠，本文对样本使用Bootstrap1000次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Table 6. Threshold regression robustness tests
表6. 门槛回归稳健性检验
使用Bootstrap1000次估计后，从门槛检验结果来看，F统计量没有发生改变，P值与0.1、0.05和0.0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只发生了微小的变化，说明本文找到的门槛值稳健可靠。
4.5. 实证结果分析
1) 解释变量：
从上述门槛回归的过程来看，以粮食调出率为门槛变量时，两个门槛值具有显著性，分别为−4.1888和−0.3971，解释变量普惠金融在小于第一个门槛值−4.1888时回归系数为0.0957，这说明普惠金融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跨过第一个门槛值−4.1888后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为0.0839，可以看出普惠金融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的促进作用减弱，在跨过第二个门槛值−0.3971后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为0.0585，普惠金融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减弱，说明随着粮食调出率的不断提高，普惠金融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促进作用在呈阶梯式减弱，与我们的研究假设一致。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经营性收入密不可分，在粮食安全背景下，为了保障粮食安全，粮食主产区农民只能从事粮食生产，不能从事比较收益更高的生产活动。因为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比较低下，所以对当地农民来说，粮食调出率越大，当地农民的经营性收入越少，因此随着粮食调出率的不断提高，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提高的促进作用也在不断地减弱。
2) 控制变量：
① 农村人均GDP。农村人均GDP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8419，这说明农村人均GDP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随着江苏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同时工业和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农村人均GDP的提高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② 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1976，说明农业现代化水平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促进作用。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农业经济增长是有潜力的。通过农业现代化来促进农民增收是可行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推动农业发展，是农业现代化水平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村的劳动力得到了更多的释放，一些被解放的劳动力得以外出务工，从而获得了其他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因此，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③ 财政支农支出水平：财政支农支出水平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回归系数为−0.0196，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水平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尽管财政支农是激励政策的手段帮助农村经济增长，但如果存在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情况下，部分需要政策扶持的农民没有得到相应支持，可能会造成财政支农政策效果不显著，从而导致财政支农支出水平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通过二十大报告从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来探讨普惠金融发展对江苏省农民收入的影响，其次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普惠金融以及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相关文献，对江苏普惠金融和农民收入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阐述，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在粮食安全背景下江苏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得出结论：江苏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粮食调出率不断提高的影响下，这种促进作用在不断地减弱，与此同时，农村人均GDP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财政支农支出水平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5.2. 建议
1) 完善江苏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江苏省政府积极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事实证明这种发展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在江苏农村地区普惠金融供需关系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因为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地区获得优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保障，因此在决策中应考虑增加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供给，扩大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增加农村普惠金融创新，拓宽普惠金融服务领域。
2) 继续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
随着江苏经济水平的提高，农业水平也得到相应的提高，农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而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则创造更多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支持农民就业。农业现代化水平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发展。同时，农业现代化也可以解放农村劳动力，使得被解放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外出务工，增加其他工资性收入。
3) 加大农村普惠金融支农力度。
政府部门应该不断加大对支农惠农的政策倾斜力度，充分发挥农村普惠金融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的作用，加强农村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发展方面的资金扶持，运用多样化的金融手段促进农民收入提高。相关部门要积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并与时俱进，政府更有效率地解决因信息不对称或农户信用资本不高等造成的农民融资难问题，化解普惠金融内在的风险性。政府部门也应积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监管环境，推出一系列引导和优惠政策，同时，还应该逐步扩大与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合作领域，引导民间金融规范发展，持续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资金，鼓励各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农村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实践，为不同金融需求的农民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和高质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4) 优化对江苏农民收入的补偿机制。
农民运用现有耕地既可以进行粮食生产，也可以进行经济作物生产，还可以进行其他生产活动，但在粮食安全背景下，为了保障粮食安全，粮食主产区农民只能从事粮食生产，不能从事比较收益更高的生产活动，而粮食生产的收益较低，因此江苏省政府应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的补偿力度，优化农民收入的补偿机制，让粮食主产区的农民真正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