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儒学的特异采色，“孝”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它不仅是儒学得以传承发扬的伦理基础，更是中国文化得以凸显于世界的根本原因。《孝经》上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马一浮先生曾评论道：“举本而言，则摄一切德” [1]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文明最高尚的道德教化正是从孝这一“本”发源而来。
儒家的“孝”道教化上溯尧舜，下接孔孟，先人多是实践大于理论，到了孔孟时代，礼崩乐坏，生灵涂炭，圣人才愤然而出以图恢复礼乐、导人孝悌。然而千百年来，世人对孝的理解层出不穷、理论鱼龙混杂，近代学者吴虞(1872~1949)甚至把“孝”简单归结为“感恩”并大加批判 [2] 。近年来，受西方理智主义哲学的影响，将孝“本体化”、“理论化”的诸多观点甚嚣尘上，一味利用理智来思考攀援，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想要恢复孝的本义，还须求诸原典。本文拟以《孟子·怨慕章》为文本基础，来探索儒家之“孝”的真实含义。
2. 《孟子·怨慕章》概况及行文特点
“怨慕章”出自《孟子·万章上》。《孟子》中的章节原本并未命名，明代文学家张岱别出心裁，在其《四书遇》中为每章都冠以章名，这些章名多取自原文，并同时能概括全章要旨。因此按张岱的理解，“怨慕”二字乃是《孟子》本章的核心，他认为“通章只重‘怨慕’二字，……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岂有不能慕父母而能慕君者乎 [3] ？”可知全章由“怨慕”展开，最终指归于“孝”。“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代一直广为传扬，五花八门的传词论调更是层出不穷，然而在西方概念化、格式化思维的影响下，当代人们关于“孝”的讨论多不免是机械性的定论以及演绎性的逻辑推演，导致这一来自人性深处的美好情感不免沦为谎言、空话，甚至堕为“束缚人、压迫人、扼杀人的专制工具” [4] 。然而有趣的是，在孝文化极其发达的中国古代，却少有人作文章专谈“孝”，孝在古代无数文人墨客的笔下与其说是玩弄于笔尖的文物，不如说他们是启笔开动的至感。他们的文章中不乏“孝”的字眼，却几乎从不去专谈它，好像它天然地就被摆在那里，无需多言，导致众多孝道研究者除一部《孝经》之外再难举出更多的原始文献资料。反观现今，有关“孝”的文章多如牛毛且多空话套话，古今相看，这问题颇值得关注。
《论语》、《孟子》中都讲孝。孔子以死生之礼讲孝，孟子以古圣之迹讲孝。二者形式不同，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孟教化的特点不在传输而在于引导，我们很难在孔孟经卷中找见二圣关于“孝是什么”的论断，内心却能在圣人大巧不工的言语间不知不觉地与经文相应，得其意而忘其言，中华民族千年来的传统美德恐怕正是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孕育中生长出来的。本章孟子教化万章的特点也正在于此，从行文逻辑上看，本章主要以孟子和万章的对话为主线切入；从具体内容上看，本章主要围绕“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的故事展开。两重结构交叉相错，互合互成，逻辑结构随具体内容的变化而推进，具体内容也随逻辑结构的变化而深入，使得本文内容虽多，但笔走轻灵，条理清晰，颇有“藏锋入骨”之感，足见《孟子》记者高超的记录水平和孟子“润物无声”的教学特征。面对弟子万章提出的疑惑，孟子并未直言举“孝”而高谈阔论，而是接续着万章的问题，以舜的故事为切入点，层层深入、极尽缜密而又不失条理地加以点拨，最后才以一句“大孝终身慕父母”收束教语，语义精炼，不无“金声玉振”的韵律之美。接着一句“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更似层层微波，余浪未尽。
“怨慕章”以孟子和万章的对话为结构框架。细言之，可以简单分为两部分，万章的前一个问题为第一部分，孟子针对舜“号泣于旻天”而给出“怨慕”二字，从中揭示了孝之为孝的内在张力；紧接着万章的问题，孟子又展开了第二部分的阐述，以现实中的事例来向万章指明孝的情感发端。两个部分看似分立，实则环环相扣，前后递进，本文也尝试以此为线索展开对于本章的解读，从而探究儒家“孝”的内涵。
3. “怨慕”——内在张力
本章讨论的问题来源于孟子的弟子万章的一个疑惑：舜到田地里去，向天诉苦、哭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孟子说：“怨慕也。”大意是说，舜一方面是怨恨父母的嫌恶，一方面又敬慕父母。这令万章疑惑更甚，因为按照通常的孝道来看，即使遭到父母嫌恶，也应当劳而不怨，为什么被称为“大孝”的舜反而会因此而抱怨呢？我们一旦攥着这类思想去看舜“号泣于旻天”，就会产生不理解，甚至埋怨舜“抱怨父母”。但在这同时就暴露了我们对理智的迷信而引起的对孝的错误认知。在本章开始，万章发出第一问的时候，孟子一句“怨慕也”便犹当头棒喝，将我们从理智计算的泥潭中拽出来。
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怨”、“慕”二字。许慎《说文解字》释“怨”云：“怨，恚也。从心，夗声。”释“慕”云：“慕，习也。习其事者，必中心好之。从心。”从二字的字源来看，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在原初的字形中，“怨”、“慕”二字都是“心”字底，足窥古人造这两个字时的原始动机在“心”而不在“物”，内发于心，外显于情。因此可探知，“怨”和“慕”都是由情感发动，这其中不掺杂任何的理智计算，是舜在当下表达的实际情绪，不能随便用一句口号或者某个公式来拟合比对甚至强加评判；其二，从《说文》中解释的“恚”、“好”两个字可知，“怨”和“慕”虽然在来源上一致，但在去向上却恰恰相反。“慕”字古人多无分歧，解为“思慕”；而对于“怨”字，古来有诸多不同解释：东汉赵岐认为舜的“怨慕”乃是“舜自怨遭父母见恶之厄而思慕也 [5] ”，大概是认为舜所怨的是被父母厌恶的“厄”运；南宋朱熹则认为舜是“怨己之不得亲而思慕也 [6] ”，即认为舜是怨恨自己不能得到父母的喜爱；明代冯梦龙颇为别开生面，在其《孟子指月》中说道：“说‘怨’，犹疑怨亲 [7] ”，罕见地将“怨”的矛头从“己”转向“亲”；台湾大学傅佩荣教授的观点和冯梦龙一致，他直言舜对父母“既抱怨又思慕 [8] ”，从而把“怨”和“慕”的来源和对象合为一体，奠定了二者的统一性。
具体而言，对舜来说，“怨”字实指舜对于父亲瞽瞍和后母的迫害之怨；“慕”实指舜于生父发乎骨肉真情之慕。在舜的孝子之心中，对父母既有怨，又有慕，这一种矛盾是“孝”之内在张力的外化表现。所谓“内在张力”，实则是一种饱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绝不仅仅只是片面化的单一指向，即所谓“孝即是对父母百依百顺”的教条式命令，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丰沛情感，这种情感绝非简单的“服从”、“不怨”可以概括，而重在于发生的时空当下的情感触点，其间喜、怒、哀、乐都是情感的自然发动，而孟子这一回答的高明之处在于，以“怨”、“慕”两种看似相反的情绪形容舜的“号泣”，实则是站在两个端点将孝的内涵张开，提醒弟子不要对孝陷入某种单一的、固化的意识形态。当代学者张祥龙先生曾评价道：“这里的悲怨恰是孝爱的天然发动，渴望与慈爱沟通，不然又何孝之有呢 [9] ？”孟子这一“怨”字对万章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如“当头棒喝”般的警醒。
4. 孝子之心——情感发端
从万章的疑惑来看，他似乎仍然无法明白孟子所言“怨慕”的含义，他引用了曾子的话来反问孟子“怨”的含义。孟子于是从根源处为万章阐释了“怨慕”的情感发端，亦即是“孝”的情感发端。
孟子一语便道破万章和长息的症结所在，他说：“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孟子解释道，公明高的意思是一个真孝子的心是不会对父母之爱满不在乎的，他不会认为只需要竭力耕田，尽到作为儿子的责任就够了，父母爱不爱我，与我无关。文中的“孝子之心”是孟子此处的“题眼”，也是前文“怨慕”之情的来源。孟子首先对万章和长息的想法予以否定，因为这一想法是大多数人的通病，“恝”字正“夹”到了大多数人的切要之处。按照万章和长息的思路，孝就成为了一种教条式的理论，好像是一种打卡任务：我只需要认真完成任务表上有的工作就行，我的工作对象对我有什么看法，完全不重要。这便忽略了父母和子女之为人的情感连接，沦为吴虞所说的“买卖之有交易” [2] 。因此这便将“孝”的含义从对某种行为规范的奉行深化到情感的导因上了，这也是“孝”之为“孝”最本质的特征所在，它外化的规范活动背后不是物质利益驱动，而是单纯的情感驱动。吴虞至少有一点是摸到了“孝”的门径的，他说孝是一种“感恩”，只不过这种“感”最终被他理解为一种买卖式的交易，在经过理智计算等一系列分析后，被斩杀得干干净净。
孟子接着说：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
这段话的着力点落在一句“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上，孟子举出几乎能涵盖生活方方面面的诸多欲望，即使所有的欲望都得到了满足，最终都不免一个“忧”字，忧是心忧。叔本华曾经说过：“意志的愿望从来都是无止境的，……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一样东西可以填满意志的欲求，可以为它的追寻设定出一个终极目标，可以使它陷入无边深渊的心灵充裕安详 [10] 。”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山人物，叔本华是悲观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将世界的根本归结为人的意愿，这种意愿作为世界的根本主宰着一切而永远无法满足，因此带来的就是无尽的痛苦。而最深层次的痛苦更是超越肉体，达彻心灵的痛苦。孟子在此处也简单地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指出人类种种欲望的满足带来的空虚与无力——“不足以解忧”，但与叔本华不同，孟子并未在意愿的回环里痛苦地打转，而是以高人手眼指出了破除这一回环的通道：顺于父母。最大的忧是心忧，一切名、色、富、贵在它面前都是隔靴搔痒，它所处的痛苦的核心只有心自身才能破除，而能达到这一核心的“惟顺于父母”。必须强调的是，此处的“顺”并非是单方面的“顺从”，而应该是双方的“和顺”，只有与父母达到了“顺”的境界，才能解除心忧，而对于子女而言，达到这一境界的途径便是孝。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孝的情感发端于心而非依托于外在的物。孔孟讲孝却从来不说“孝是什么”，恐怕是没法说，因为一说即错，孝并非像某个物品一样可以指称命名，而只能靠内心去感受体会。比如说，孔子的弟子宰我曾认为为父母守孝三年时间太长，是否能改成一年，孔子说“于汝安乎？……汝安，则为之！”(《论语·阳货》)他似乎并没有以“孝”的名义和规则来责怪宰我，而是让宰我反问自心“安乎？”结合孟子在本章中的解释，可见孔孟讲孝都讲在一个“心”上。由此可知，孝一定不是一个干枯的道理，它是一种由内在情感驱动的伦理活动，它没有某个概念可定义，更没有某种准则强迫你遵循，它是活泼泼生长于内心的“理”，看似难以捉摸却可以亲切体认，一旦固化便南辕北辙。例如，本章孟子向万章肯定了舜的“怨慕”，只是针对舜“号泣于旻天”的当下所发之感，并非一刀切地肯定“怨”的绝对正确，他对公孙丑解释“怨”的时候又是另一番话：“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孟子·告子下》)孟子认为，亲人的过错大而不怨，那是关系疏远了；过错小而成天怨恨，反而激怒了自己，这两种都不是孝。可见此处对怨的解释明显更加全面，当时却为什么不直接跟万章说？这便是孝发端于内心情感当下的发生学意义，一个孝心常存而不固，因时而化，随事而发。
5. 结语
“怨慕章”是《孟子》中将孟子关于“孝”的思想展现得最为透彻的一章。它首先从万章对关于舜的传说的疑惑展开，以“怨慕”二字直揭孝之为孝的内在张力，展现其内部的饱满丰富的情感色彩；进而以万章对“怨慕”二字的疑问进一步深入“怨慕”背后的核心——“孝子之心”，用归谬的方法反向揭示了孝的情感发端，以“顺于父母”指明了人心解忧的通途；从更深一层来看，本章孟子顺着万章的问题，以舜的故事来讲孝，从某种意义上更昭示出“孝”从内心生发的灵活性、发生性。这奠定了“孝”之内涵在中国的独特色彩，有人曾说：“西方没有孝”。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对父母完全没有作为人都应该有的反哺情感，但这一情感在其理智主义的背景下沦为了教条：不孝敬父母，就会被杀死。这样生硬的规定完全将情感因素排除在外，教条中的“孝”便绝不可翻译为孝，这也是古人多不专谈孝，今人却高谈阔论的原因。
最后，我们不妨顺着本章的含义再作一些思考。本章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孝，并进一步说明孝对于一个人来说重于一切，而这背后的根基是什么？是人之为人的内在力量，是仁。它虽然时时刻刻在我们心中，却不可言说，很多学者都希望能够给“仁”赋予一个定义，但却不曾想过这是连孔子都无法完成的难题。我们能做的，只有亲身体悟，体悟一点，就有一点。正如孔子所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而开发“仁”的起点和归宿，便落在了“孝”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