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思故我在”的理论基础
在笛卡尔之前，西方世界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备思想体系，从16世纪的蒙田开始，理性本身受到质疑，哲学家开始思考理性是否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笛卡尔受到蒙田的启发，进一步推动哲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变，他自己就是这一体系启蒙熏陶的结果。但是，笛卡尔却认为已有的知识并不具有确定性，在《谈谈方法》中笛卡尔说到：“我们所听信的大都是成规惯例，并不是什么确切的知识；有多数人赞成并不能证明就是什么深奥的真理，因为那种真理多半是一个人发现的，不是众人发现的。所以我挑不出那么一个人我认为他的意见比别人更可取，我感到莫奈何，只好自己来指导自己 [1] 。”在他看来，过去人类认识事物的方式，如果没有经过审判和怀疑，就不是认识真理的正确方式，如果我们要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认识世界，就一定要具有“确定性”，而不是一种“偶然性”。过去认识世界的方式，几乎全都是通过宗教权威、前人经验，这些并不具备确定性。
因此，笛卡尔哲学思想的第一阶段就是搁置过去的全部知识，“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谁把全城的房屋统统拆光，只是打算换过样式重建，把街道弄漂亮：可是常常看到许多人把自己的房子拆掉，打算重盖，也有时候是因为房子要塌，或者房基不固，不得不拆。以此为例，我相信：个人打算用彻底改变、推翻重建的办法改造国家，确实是妄想；改造各门学问的主体，或者改造学校里讲授各门学问的成规，也是同样办不到的；可是说到我自己一向相信的那些意见，我却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把它们一扫而空，然后才能换上好的，或者把原有的用理性校正后再收回来。”笛卡尔在重建知识大厦之前，先搁置了过去的全部知识，其目的并非是推翻或革命，乃是“预防”，在做到这一种预防措施，保证了认识的可靠之后，完成对于知识的重建。
“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凡可怀疑的，我们也都应当认为是虚妄的。思想本身就是思想的活动，当思想在怀疑时，思想可以怀疑外在的对象，也可以怀疑思想之内的对象，思想可以怀疑思想的一切对象和内容，而‘我’就是怀疑活动的主体 [2] 。”因此，“普遍怀疑”成为了笛卡尔的理论基础，通过普遍的怀疑来确定真理，给知识找到牢靠的基础。
笛卡尔首先怀疑了自己的感官，“既然感官又是欺骗我们，我就宁愿认定任何东西都不是我们感官让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其次怀疑了从前那些“似是而非的推论”，既然推理也会出错，那么几何学中曾经用于证明的理由也应当被抛弃；最终笛卡尔怀疑了“那些曾经跑到我们心里的来的东西”，因为在梦境里也会有幻影进入我们的心灵。
“普遍怀疑”作为重建知识大厦的“工具”，几乎判定一切都是假的，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是我唯一不能怀疑的就是“我在怀疑”这一事实。也正是由此，笛卡尔提出了哲学史上最著名的论证之一——“我思故我在”，并将这一论断作为后来哲学研究的形而上学之第一原理。
2. 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证
(一) 认识论层面上的“我思——我在”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证明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个逻辑命题，他在《谈谈方法》中阐明了“我思”与“我在”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并未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证明。笛卡尔在此所要表达的是“必须存在，才能思想”，“故”并不表示某种因果联系，更好的表达是“我思我思——我在”。
在笛卡尔看来，怀疑属于思想，“我思”中的“思”是指意识形态活动，他说：“什么是一个思想的东西呢？就是在怀疑、理会、肯定、否定、愿意、不愿意、想象和感觉的东西 [3] 。”当“我思”的对象是“我思”时，笛卡尔说：“当我看的时候，或者当我想到我在看的时候(这两种情况我是不加分别的)，这个思想的我就不可能不是同一种东西。”我怀疑我是否在怀疑中的两个“我”是相同的。因此，当我怀疑我在怀疑时，恰恰证明了我正在进行怀疑这一意识形态活动，也就说明“我思”是不可怀疑的。
笛卡尔认为，人只能通过属性来认识实体，每一个实体都有一个特殊的本质属性 [4] 。思想是“我”的一种本质属性，思想主体与以思想活动为对象的主体是同一主体，在这里，主体就是实体，因此“我思”和“我在”对于“我”是同一个实体，“我思”是其本质，“我在”是其存在。笛卡尔在确认“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的真理性时说道：“我发现，‘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之所以使我确信自己说的是真理，无非是由于我十分清楚地见到：必须存在，才能思想。”因此，我思想多久，就存在了多久，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得以确定。
(二) 本体论层面上的“有我，我存在”
此时，笛卡尔已经充分论证了“我思”与“我在”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自我的存在尚未确证，这样就推进到了“我思故我在”这一证明的第二阶段——“有我，我存在”。
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笛卡尔超越了《谈谈方法》的推理步骤，引入了一个欺骗“我”的妖怪，并接下来激进地证明了“我”的存在。
“我要假定有某一个妖怪，他用尽了他的机智来骗我。我要认为天、空气、地、颜色、形状、声音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过是他用来骗取我轻信的一些假象和梦幻。”这个妖怪让我做出对一切事物的激进的怀疑，我开始说服自己相信世界上的天、空气、地等等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既然我说服自己相信什么东西，那么就说明我是存在的。同时，如果这个非常狡猾、非常强大，用尽了一切伎俩来骗我的妖怪试图让我相信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骗”这一行为的对象、妖怪欺骗的宾语，来确定“我”的存在。马里翁对笛卡尔的论证进行了重构：沉思者并不是“孤独地”在怀疑和思考，而是处于一个对话空间之中，一个发生在自我和匿名他者之间的对话，正如笛卡尔所假设的欺骗我的妖怪与我之间的关系 [5] 。基于此，马里翁认为在自我存在之前，已经存在一个具有第一性的“他者”提前介入我、欺骗我，并使我怀疑自己是否存在。在欺骗我的妖怪的对话作用下，自我首先作为被思之物和对话的另一方出场 [5] 。马里翁将“骗子”视为与“上帝”等同的第一的概念，借助他者对我的欺骗，说明即使我在做最激进的怀疑，仍然可以再找我存在的确定的事实 [6] 。在此外力的作用下，我们通过直观的方法将“自我”的本体论得到了明证。
3. “我思故我在”对笛卡尔其他哲学推论的基础性意义
笛卡尔在确定了自我是一个思维的东西之后，以此为基础指出了真理的标准：“假如万一我认识得如此清楚、分明的东西竟是假的，那么这个知觉就不足以使我确实知道它是真的。从而我觉得我能够把“凡是我们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分明的东西就是真的。”笛卡尔把客观真理的确定性从主观自我的确定性出发，将“清楚明白”作为判定真理的标准，凡是我们认为十分清楚、明白的，都是真理。
接下来，笛卡尔将“我思故我在”作为出发点，论证了“上帝存在”，确定了论证真理的标准。笛卡尔认为，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这一事实，“我思”本身是不能被怀疑的；“我在怀疑”这一事实，说明我借助怀疑去判断，从而获得知识，因此“我”的知识是不完满的；完满的“我思”的观念不能生成于不完满的“我”，而应产生于外部的比我的思想更完满的东西；我们清楚明白地知道上帝是完满的；故而，是上帝赋予了人完满的“思”的观念，上帝存在 [7] 。
笛卡尔由“我思故我在”出发，论证了上帝存在，这一论证过程充分展现了其运用真理的标准构建知识大厦的过程，闪烁着亘古不朽的哲思的灵光。
4. 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质疑与回应
(一) 笛卡尔“普遍怀疑”的方法论与怀疑主义的关系
在笛卡尔“普遍怀疑”的方法提出后，就有许多人视其与怀疑主义气味相投，但事实上，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说：“尽管我读过古代的许多学者和怀疑主义者所写的有关这方面的书，但这就像咀嚼已经咀嚼过的肉一样令人作呕。”笛卡尔不仅不是支持怀疑主义的一员，更是反对以皮浪主义为代表的极端怀疑主义的大将。
首先与怀疑主义不同的是，笛卡尔肯定了人的理性的可靠性，并将理性称为“人类知识的第一原理”，认为人能够依靠理性获得可靠的知识，人的理性的可靠也是笛卡尔“普遍怀疑”的重要前提。但是，人能够获得依靠理性获得可靠的知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知识都是可靠的，也就是说，人需要锻炼自己的理性能力，并通过怀疑消除错误的认识。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说：“为了获得对于实在的可靠认识，最好使我们习惯于怀疑一切。”同时，“想认真进行哲学思考，尽力探求自己所能认知的一切真理，首先必须放弃我们的偏见……必须对过去所接受的意见加以认真的怀疑。”自由经过了理性的试炼、怀疑的考察，知识才能最终划入“可靠”的范围。
其次，怀疑主义将“怀疑”视作看待一切知识的原则，但是笛卡尔只将其视为工具，正如前文所说，是采取一种预防的手段来得到确证的真理。这也是恰恰是笛卡尔在认识论层面中的转向，他并没有止步于怀疑一切知识，而是在“普遍怀疑”的筛查后继续思考真理及其标准。
(二) 霍布斯对于“我思故我在”论证合理性的反驳
霍布斯批判笛卡尔是从思维能力推导出了思维实体，对此笛卡尔的回应是：“我们的著者在这里加上了‘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灵魂，一个理智，一个理性’，从这里就给我产生出一个怀疑。因为我认为，因而我是一个理智，这样的推理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推理说：我在散步，因而我是一个散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我”并不是指物质性的人，而是不依赖任何物质的独立的精神实体，也就是笛卡尔口中的“心灵”。笛卡尔并不是通过对于“我思”的证明推导出了实体性的“我”的存在，而是要探索“什么是自我的本质”，也就是什么属性在一出后我就无法把握与之关联的任何存在。假如我们把“散步”这个性质去除，并不会影响“有我，我存在”的本体确定性，但是“思维”的性质却是不可去除的，把“思维”的属性移除后，我们就无法确认自我的存在。霍布斯只分析了自我的某一个状态，笛卡尔所探索的则是自我的一个不可剥夺的属性。自我先于属性，思维后于自我，思维在自我中获得意义，自我的存在是思维意义的来源。既然思维是自我之中不可移除的部分，思维构成了自我的本质，那么自我就是思维本体论的基础。
其次，霍布斯也质疑笛卡尔对于思维活动与思维主体关系的说明：如果我停止思维，那么我是不是就停止了存在？其实不然。首先，人能认识到的总是瞬间性的存在，因为人的思维总是在实践中展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存在本身是瞬间的。其次，我停止了思维，实际上也只是停止了对自己思维的反思。另外，我对“有我，我存在”的直观是对真理的直观，“是一种纯粹而专注的心灵表象” [8] 这种直观不是在时间的维度内炸开，并非是康德所说的感性直观或日常生活中的洞察力，而是一下就直观地把握到多种对象之间关系，“清楚明白”地直观到“有我，我存在”的真理，因而也不会被“骗人的妖怪”所干扰。
(三) 仍待解决的质疑
在笛卡尔的“上帝存在”论证中，预设了“上帝本来就存在”的潜在前提，也进一步导致了循环论证的结果。上帝是一个独断的设定，从上帝到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之间也尚未证明某种合理的过渡或链接，在这个层面上，笛卡尔仍然是以独断论来克服怀疑主义 [9] 。
5. “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意义
笛卡尔作为近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之一，提出了“普遍怀疑”的方法论，追问知识的确定性来源，为欧洲的“理性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他在“我思故我在”的论证中明确了思想与存在的关系，将理性作为获得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人类真正摆脱神学桎梏提供了不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