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伴随着中国的强大，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在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关注民生福祉这方面，毕竟关注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幸福感从两方面来说分为社会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目前学术界较为偏向的运用主观幸福感来作为个人幸福程度的评判，因为主观幸福感是能直接反映居民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更能检验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宗旨是否落实。从收入的角度来看，绝对收入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基础；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健康状况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要保障，收入、健康幸福感的关系逐渐成为当今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话题。本文也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的调查数据，验证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对不同地区之间进行差距对比，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各地区的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增强人民体魄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建议。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收入与幸福感
国外学者率先从不同视角讨论了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R. A. Easterlin在1974年提出了“伊斯特林悖论”，认为收入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收入的增长并不等同于幸福感的增加，他们之间存在某种“悖论” [1] 。即认为个人收入的增加是会适当的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是国家整体的经济水平提高并不会提升整个国民的幸福感指数。但该理论提出后遭到了众多的质疑，E. Diene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收入和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发现，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国民经济呈正相关。并且在原有的基础上，对此观点进行时间横截面上的优化，即认为，国民主观幸福感在短期内受国民经济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增长，国民幸福感显著提升；在长期时间内，国民经济的增长并不会带来国民幸福感的提升 [2] 。Stanca还发现收入与幸福感之间还存在“门槛”效应，即在GDP指数高的国家，收入会阻碍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在GDP指数低的国家，居民收入和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的关系，其中，居民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绝对收入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呈不显著关系 [3]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经验和本土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李骏通过研究2005年CGSS的数据，否定了R. A. Easterlin提出的“伊斯特林悖论”的短期假设，通过对中国居民的人均生产总值和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而非经济发展水平。田国强提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主观幸福感并不呈现完全的正相关，在幸福感的变化之下存在一个临界点，超过了这个临界点，收入的增加会带来幸福感的降低 [4] ，这也是学术界常提到的“U”型关系。此外，张学志、冯莎、张梵都对“U”型结构持支持态度，认为居民幸福感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先增长后下降。罗楚亮通过分析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得出，无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都促进着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邢占军的研究表明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具有一定的正向关系，并且还提出，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相互关系还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 [5] 。据此本文提出的假设为：
假设1：居民的幸福感与居民收入呈正相关。
假设2：居民的幸福感和收入的关系与地区差异有一定的关系。
2.2. 健康与幸福感
对于每个人而言，健康是一生的追求，是一生所想要实现的价值，也是追求美好物质生活的基础，实现健康大国也是实现国际富强的重要标志。学术界有关健康和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但是关于健康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结论持有相同的意见，普遍认为健康状况的良好会促进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其他因素并未对两者的关系产生异质性影响。邓敏利用CGSS2015的调查数据研究健康状况、社会关系对站幸福感的影响，发现无论是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均对农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地正向影响 [6] 。黄立清通过研究CGSS2012的数据中健康对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也发现了，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向线性关系。总之，在中外学界关于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讨论中，都认同良好的身体、心理健康可以获得较高的幸福感，而低沉郁闷的状态则很难带来幸福的体验。据此，本文提出的假设为：
假设3：居民的幸福感与居民的健康状况呈正相关。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本次研究的数据全部来自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7)的数据。该数据涵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和乡村住户，是通过采取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的方式而获得。本研究选取东、中、西三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上海市、浙江省、山西省、湖北省、贵州省、陕西省，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94个，代表东部地区的样本156个，代表中部地区的样本135个，代表西部地区的样本103个。本次研究设计如下模型：
happiness = β0 + β1lninc + β2healthy + β3region + β4aged + β5sex + β6marry + β7party + β8census register + β9edu + β10house property
3.2. 主要变量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主观幸福感，问卷中的问题是“请给您目前的幸福评分”，问卷将评分等级分为1~10分，分数越高代表调查对象越幸福。
2) 自变量
1) 收入：用居民2016年的个人总收入作为测量数据，并对个人年收入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2) 健康状况：问卷中对健康状况的提问是“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问题的答设置成“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并且分别赋值1、2、3、4、5。
3) 控制变量
① 地区：将选取的6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分别用1、2、3编号。
② 年龄：将出生年月生成一个新的年龄变量，为连续变量。
③ 性别：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0。
④ 政治面貌：将问卷中所有的政治面貌分为“党员”和“非党员”两类，将“党员”编码为1，“非党员”编码为0。
⑤ 婚姻状况：将问卷中所有的婚姻状况分为“已婚”和“未婚”，将“已婚”编码为1，“未婚”编码为0。
⑥ 户籍：将户籍分为“农业”、“非农业”两类，分别编号为1和0。
⑦ 房产：问卷中提问：您是否拥有房产？得到的回答为“是”和“否”，分为编号0和1。
⑧ 受教育年限：CGSS问卷中，通过：“您的最高学历是？”来对调查者的教育背景进行提问，将得到的答案进行简单优化，重新编码归类，并将“受教育程度”变量转化为“受教育年限”。
3.3. 描述性统计
在开始进行正式的回归分析前，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的统计分析，以便于了解变量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各个变量的标准差基本都在个位数，整体的偏离程度不大，说明所选取的变量数据还算平稳，没有奇异值的存在，适合进行回归分析研究。
3.4. 相关性分析
本文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所选数据都比较合理，然后再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利用统计数据观察幸福感和收入、健康之间的相关系数，分析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收入、健康是否有直接的关联，以及居民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如表2所示。
通过幸福感与收入和健康状况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居民的绝对收入还是自身的健康状况都是和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还是呈现正相关，收入的多少和健康与否，都会对自身的幸福产生影响。该数据符合常规认识，但想要更准确的数值影响，还需要看回归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5%、10%统计水平下显著。
3.5. 回归分析
为了有效的捕捉居民收入和健康状况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以下几个模型采用OLS法进行估计。
模型1：考察不加加其他控制变量时，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绝对收入的关系。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上其他控制变量，探析居民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
模型3：考察健康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模型4：利用收入和地区的交互模型探析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是否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
Table 3. The effect of incom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3. 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5%、10%统计水平下显著。
Table 4. Interaction effect of income and region
表4. 收入和地区的交互效应
注：***、**、*分别表示在1%、5%、10%统计水平下显著。
3.6. 对比分析
为了观察收入和健康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小是否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本研究还选取了CGSS2015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比两年当中收入和健康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是否发生变化。
Table 5.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2015 and 2017 data
表5. 2015与2017数据对比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5%、10%统计水平下显著。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表1说明了居民的绝对收入在不受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下，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的假设1得到了验证。
表2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居民的绝对收入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显著，这说明，不能单用居民的绝对收入来检验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可以尝试加入居民的相对收入，即相对于同时期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和不同时期自己的收入水平，这样会使研究结果更加的准确和富有说服性。这也侧面说明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并不能整体提升国民的幸福感，国民收入差距的存在和社会的不公，会让幸福感指数直线下降。
表3表明居民的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符合本文提出的假设3，越健康的人，就越感觉到幸福。
表4表明收入和地区这个交互项是显著的，说明居民的收入和地区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本文的假设2成立。居民幸福感的收入来源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个人收入水平越高或者所处的地方越富裕，居民的幸福感就会越高。社会的不公平会给居民的幸福感带来显著影响。
表5将2015年的回归模型与2017年的回归模型作比较得出，人们的收入水平一直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并且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根据对比还会发现，2017年的居民收入发生率大于2015年，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增强，说明人们越来越渴望收入的增长。再看健康状况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表明，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的增加，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身体状况。
关注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我们还可以发现以下结论：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获得幸福。有一种说法是，可能因为男性在工作和家庭中的压力过大，女性更容易得到家庭和工作的满足，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足以服众，在现代社会，女性在职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女性在家庭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女性承担的压力并不比男性小。
婚姻也能增强人们的幸福感。一段婚姻的持续一定是因为两个人的幸福大于一个人的幸福，但通过调查结果发现，女性在婚姻上的幸福感明显要高于男性。
政治身份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这里将政治面貌分为党员和非党员，数据结果显示，党员人群的幸福感要高于非党员人群，这也与我国的政治意愿相符。
4.2. 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但是我国的国民幸福感却停滞不前，根据2019年的《世界幸福报告》显示，我国的幸福感排名连续下降多年，严重违背了社会发展逻辑 [7] 。在我国的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增长阶段，我国政府应把加大民生投入，增强人们的幸福感作为此阶段的重中之重。针对本次研究结果，为了接下来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在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稳步提高居民的工资性水平，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在工作上给与较大的升职加薪力度。优化工资分配宏观调控，深入贯彻落实劳动者保障权益。加强地区政府建设，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倾斜性政策，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研究中发现居民的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不太显著，但是居民的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收入不平等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要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继续做好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计策，努力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缩小幸福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公平，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加大心理健康投入，改善居民的身心健康 [8] 。健康中国的建立要保证居民健康的方方面面，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身体亚健康和心理疾病已经具有普遍性，应加大对心理健康的预防和治疗。大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生病费用报销比例，为贫困病患解决实际困难，避免“因病返困”；小到加大社区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健康知识，号召定期体检，培养健康意识，加强体育锻炼，提升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5. 研究不足之处
本文只对居民的绝对收入进行了研究论证，缺少相关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论证，并且只对2015年和2017年的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相关时间对比结论，扩展研究时间线，应是下一步该做的研究，并且本文在做数据处理时只是选取了具有地区代表性的六个城市，不乏缺少准确性，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