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人口治理能力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20世纪后期，为了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我国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这也导致了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压力仍然严重，还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国策，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使我国提早达到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在人口老龄化的基础上，低生育率也逐渐成为人口治理的重要挑战，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现阶段迫切需要提高生育率。
为了改变我国低生育率的现状，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对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做出全面部署，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然而，在全面“二孩”、“三孩”等生育政策下，青年却倾向于“不愿生、不敢生”、“晚婚、晚育、少育” [1] 。青年群体是我国生育的中坚力量，代表着整个社会的生育力，直接形塑我国的生育格局 [2] 。生育意愿影响生育行为和生育率，中青年阶段是生命历程中生育行为发生的适龄期，如何提高中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对提高生育率有着重要的作用。一部分研究从较宽泛的年龄区间分析了社会信任对生“二胎”的生育意愿影响，其中有些研究将一些认知不够成熟的少年也纳入统计样本，未能准确反映社会信任对适龄生育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情况。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框架下，基于CGSS2018数据样本，运用二元Logit回归分析社会信任感和生活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
2. 文献综述
生育意愿是一个多维的概念，用于表达人们对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主要包括意愿生育子女数量、生育时间安排和性别偏好三个方面 [3] 。当前，中国的人口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了生育主导型负增长的情况。生育主导型负增长源于在较低的死亡率条件下，生育率更加低迷，只有提升生育率方可消除负增长 [4] 。但目前青年群体对于生育的态度开始呈现出纠结和矛盾心态，所考虑的不再是“生几个”的问题，而是“生不生”的问题；另外，中年群体的生育观念也逐渐转变为不要二胎或三胎。当代中青年群体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的“双低”，将导致人口的快速衰退，未来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并影响着整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目前人口发展情况来看，探究影响中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因素对提升生育率来说至关重要。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多样的。一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探讨。例如，赵凤等基于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追踪调查数据(2012~2021)，从生命历程视角研究发现，当代青年生育意愿的低迷是世代更替、社会变迁和个人生命周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5] 。杨晓蕾和钟如雨从不同的学科研究视角出发，总结发现当今社会的育儿成本和与育儿实践相关的性别分工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 [6] 。吴帆从结构性因素、人口学因素、生理和心理因素三个视角分别讨论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具体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结构性因素，年龄、婚姻及伴侣关系等人口学因素，以及生活经历、生育经历等生理和心理因素 [7] 。国内学者还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别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从客观要素来说，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降低生育意愿，对生育意愿具有抑制作用，而家庭收入的不断提高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呈U型变化 [8] ，不断增加的子女养育成本也降低了生育意愿 [9] ，但是隔代照料孩子的存在能够减少适龄女性的生育压力，提高她们的生育意愿 [10] 。文化观念的转变对适龄青年的生育意愿也具有制约作用，强调家庭利益及关系的传统主义生育动机已经让位于强调个人情感满足的个体主义生育动机 [11] 。另外，政策支持、住房成本、工作压力等客观因素对生育意愿也具有较大的影响。从主观要素来看，现有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个人风险承受度、机会不平等、社会阶层认同、性别平等观念、婚姻满意度、公共教育满意度等对个人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人风险承受度提高会使生育意愿降低 [12] ，机会不平等对生育意愿具有抑制作用，且家庭对子女成就的重视程度还会加剧这种抑制作用 [13] ，而性别平等观念能够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同时婚姻满意度以及公共教育满意感也能够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 [14] 。
随着我国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中青年群体“个体本位”的思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较重，而养育压力的加大更是当前人们“不敢生”的现实原因，可以说，主观因素对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相对客观因素来说更强一些，同时也愈发得到研究者的重视。
概括来说，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了讨论，但已有的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中并未将18~49周岁这一中青年群体作为独立样本进行分析讨论。同时，鉴于主观因素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并预测生育意愿，且目前社会信任感和生活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情况研究不够深入。因此，本文选用CGSS2018年的统计数据来研究社会信任感、生活满意度对中青年(18~49周岁)生育意愿的影响情况。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H1：生活满意度对生育意愿呈正相关，生活满意度越高，生育意愿越强；
H2：社会信任感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社会信任感越强，生育意愿越强。
3.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CGSS2018数据不仅样本规模大，且覆盖范围广，包含了29个省市有关城乡居民的个人和家庭方面的调查问题，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社会变迁情况。由于本文更多地关注中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问题，因此样本的年龄区间设置为18~49周岁，剔除该年龄段之外以及变量中存在空数值或特殊值的样本后，共选取3645个有效观测值。其中男性1670人，女性1975人；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占比26.45%，初中学历的占27.71%，高中学历的占19.75%，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占26.09%；政治面貌方面，共产党员占9.3%，非党员占90.7%；样本中农业户口占57.72%，非农业户口占42.28%；在宗教信仰上，有9.74%的人信仰宗教，90.26%的人不信仰宗教，具体内容详见表1。
Table 1. Overall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1. 总体样本特征
3.2. 变量设计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对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了以下内容的设计。
1) 因变量
生育意愿(will)是本文的因变量。具体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a371)本文使用的生育意愿数据中去除了希望有孩子的数量大于4的样本，并对生育意愿数量为1、2、3、4的样本赋值为1，表示有生育意愿；对生育意愿数量为0的样本赋值为0，表示没有生育意愿。
2) 自变量
自变量包括社会信任感和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感(trust)主要表现为人们对社会信任程度的认知。根据CGSS2018问卷中设置的问题，用“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v505)这一项来表征人们的社会信任感。该问题答案依次序为1~5，1为“非常不同意”，2为“比较不同意”，3为“谈不上同意不同意”，4位“比较同意”，5为“非常同意”。生活满意度(sat)为本文的中介变量，问卷中涉及的问题是“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a36)问题答案为1~5个层级的幸福感指标，1为“非常不幸福”，2为“比较不幸福”，3为“谈不上幸福不幸福”，4位“比较幸福”，5为“非常幸福”。
3) 控制变量
根据研究问题，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性别(sex)，男性取值为1，女性取值为0；年龄(age)，在年龄变量中，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本文将18岁以下和49岁以上的样本去除，仅保留中青年群体样本；受教育程度(edu)，小学及以下赋值为1，初中赋值为2，高中赋值为3 (高中包含有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和技校)，大学及以上赋值为4；户口性质(home)，农业户口赋值为0，非农业户口赋值为1；政治面貌(party)，党员赋值为1，非党员赋值为0；宗教信仰(religion)，有宗教信仰赋值为1 (宗教信仰涵盖a5问题中的所有宗教)，没有宗教信仰赋值为0。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Stata15数据分析软件对CGSS2018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整体样本进行筛选，去除18岁以下和49岁以上的观察值。然后，将设置的6个控制变量进行分组归类，从多个方面分析中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基本情况。本文将因变量“生育意愿”划分为有生育意愿和无生育意愿两类，属于二元分类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相对于其他算法模型，该模型常用于预测二元分类变量的概率，可以对多个自变量进行分析，能更全面地了解它们对因变量的影响，且其求解效率也更高，模型计算更快，契合本文的变量设计。最后，对自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排除统计数据的偶然性，确保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4. 实证研究
4.1. Logit回归结果分析
表3是中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模型一为基础模型，仅纳入了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模型二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纳入生活满意度，分析生活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模型三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纳入社会信任感，分析社会信任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模型四是将所有变量纳入模型，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数据分析，以上四个模型的显著性都通过了检验，说明本文建立的Logit模型是有效的。
模型一的分析结果是将6个控制变量加入到Logit回归模型中生成的，分析其对中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情况。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宗教信仰对生育意愿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性别、宗教信仰和政治面貌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其余两个均为负相关。以上结果表明，从受教育程度来说，受教育水平低的比受教育水平高的更愿意生育；相较于年龄大的，年龄小的生育意愿更强；党员比非党员更愿意生育；有宗教信仰的也更愿意生育，但户口性质的差异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没有显著关系。
模型二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纳入了新的自变量——生活满意度。通过二元Logi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户口性质对生育意愿依然没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性别、宗教信仰、年龄和政治面貌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较模型一没有发生变化。生活满意度对中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p < 0.05)，回归系数为0.290，说明生活满意度与中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关系，生活满意度越高，生育意愿越强，假设H1成立。另外，生育意愿与生活满意度的几率比(Odds Ratio)为1.225，说明每提升一个级别的生活满意度，中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几率比就会提高22.5%，也即其有生育意愿的概率会提高22.5%。
模型三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信任感这一自变量。通过数据分析，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性别和年龄对生育意愿依然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户口性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依然不显著。自变量社会信任感与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相关关系(p < 0.01)，其回归系数为0.330，表示社会信任感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关系，社会信任感越强，生育意愿越强，假设H2成立。另外，生育意愿与社会信任感的几率比(Odds Ratio)为1.347，说明社会信任感每提升一个级别，中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几率比就会提升34.7%，也即其有生育意愿的概率会提高34.7%。同时，模型二和模型三也说明了社会信任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比生活满意度大。
模型四是将所有变量都纳入到模型中。同时加入两个自变量后，R方为0.0651，相较前三个模型都有所增加，说明该模型的解释力有所增强。回归结果显示，除户口性质外，其他控制变量和两个自变量都对中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有显著的影响，社会信任感和生活满意度对生育意愿都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假设H1和假设H2依然成立。但相对于模型二，模型四中的生活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果有所降低，说明社会信任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比生活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加显著。
Table 3. Logit regression results
表3. Logit回归结果
***p < 0.01, **p < 0.05, *p < 0.1.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分析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基于现有数据和资料，本文选取“补充变量”的方式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个人收入水平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因此本文纳入这一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五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纳入“个人收入”变量；模型六是在模型三的基础上纳入“个人收入”变量，模型七是将所有变量同时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最后结论依然成立，说明该研究结果稳健，即社会信任感、生活满意度对中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都有显著影响。
***p < 0.01, **p < 0.05, *p < 0.1.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聚焦18~49岁之间中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分析社会信任感和生活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2018年的统计数据，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二元Logit回归分析，并进一步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系统验证了社会信任感和生活满意度对中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生活满意度对生育意愿有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责任感对生育意愿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了提高中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1) 多方面提高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与个人收入、家庭关系等密切相关。幸福感是一个虚拟的综合性指标，不能用数字进行衡量，也不能直接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提高人们幸福感无从着手。我们可以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同时发力，提高人们当下的幸福感。首先，良好的经济基础是人们幸福生活的保障，也是人们生儿育女的底气。这就需要国家始终坚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让人们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要调节收入分配，降低贫富差距，增加基层人员的可支配收入。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人们生活满足感的重要来源。政府要不断完善生育休假和待遇保障机制，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并加大对符合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的住房优惠。最后，生育观念的转变对提高生育意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必须要强化生育政策的宣传引导，推动婚俗改革，帮助当代青年树立积极正确的家庭观、婚育观，提高其在家庭中的获得感、幸福感。
2) 多角度提高人们的社会信任感。人民对于社会的信任程度会带动婚姻中两人的信任程度，而婚姻中两人的信任程度又决定了两人婚姻的幸福程度，婚姻的幸福程度提高进而会带来生育率和结婚率的不断走高。提高社会信任感，要积极发挥公权力的核心作用，从制度层面建立社会信任机制，比如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报告等。同时，还要从社会出发，消除那些降低人们生育意愿的负向情绪，改变当前的舆论方向，营造积极生育的社会环境。另外，由于整体消极的生育意愿要依靠正向情绪的激励，因此可以通过满足这一群体的基本需求，使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对生育和抚育孩子充满动力而不是压力。
总之，人口发展关系到每个人，每个家庭，人口治理关乎我国未来的长期发展。当前，面对我国配套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不完善以及人口发展形势与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的困境，亟待政府乃至社会从多个方面紧紧抓住中青年群体的婚育心理，从我国实情出发，不断补短板，强弱项，提高这一群体的社会信任感和生活满意度，缓解家庭生育焦虑，强化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