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承担起了指导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重任。在其整个晚年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恩格斯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全面认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几乎一切领域里都进行了理论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分析，看恩格斯晚年是如何进行理论创新的，并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及启示。
2. 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扩展能力的新认识
资本主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几乎从一开始就将认识和剖析资本主义的性质、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作为自己最为重要的任务。由于时代条件和现实实践的局限，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早期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存在着一定的偏颇和激进主义倾向的，但是到了晚年，在客观环境发生了进一步变化、自身也获得了更多经验积累的情况下，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认识，做出了一系列较之以前有很大不同的理论论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进行重新认识与估计
恩格斯1842年底告别家乡来到英国，开始了解英国社会现实和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英国当时虽然初步完成了工业革命，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还不十分完善，经济活动时常出现混乱和波动，给人一种难以为继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1843年对英国资本主义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 [1] 后来，在1848年与马克思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恩格斯更是明确地阐述道：“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2]
19世纪50~60年代，恩格斯将主要精力用在商业事务上，较少进行理论研究。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又开始较多地承担起了指导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重任。在此期间，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问题虽有一些新的认识，但在主要的方面仍受到传统观念的巨大影响。例如在1876~1878年间写就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依然这样判定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现代资产阶级已无力控制它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 [3]
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恩格斯在重新研究了英国的情况后，思想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他在1885年写的《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一文中得出结论说，1847年经济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复苏，开辟了新的工业时代。谷物法的废除和继之而来的财政改革，大大地推动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以及中国门户的被打开，给英国工业开辟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1844年的世界发展状况与当今相比，已经是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说是原始的了。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认识到了1895年，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被称为晚年政治遗嘱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坦承，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
2)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和劳资之间关系做出新的判断
在早年，一方面受到英国现实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强烈的人道主义动机的驱使，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劳资关系的评价是非常负面的。他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和文章中，将资本主义制度、工厂制度描绘成一种现代奴隶制，说其残忍程度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认为资本主义商业就是互相欺诈，用不道德的手段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认为在劳资关系中，工人总是吃亏；机器的使用也是有害于工人的。直到1881年初，恩格斯还在《雇佣劳动制度》一文中写道，英国工联虽然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斗争了半个多世纪，但还是没有将工人阶级从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但是，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恩格斯在给其早年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序言时，则就完全从另一个角度谈论问题了。他指出，资本主义早期劳资关系的状况，至少就英国来说，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过去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展现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它就越不能采用那些早期经常使用的哄骗和欺诈手段了。在现代经济体系下，时间就是金钱，商业道德也会随之发展。与这种发展程度相一致的是，大工业至少从表面上看变得越来越讲道德了。因为工厂主们认识到，靠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于是，曾经残酷压榨工人的企业主，也开始追求劳资和谐了。
由此一来，两个曾经严重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逐渐改变了。例如，工厂主以前都对工厂法严重抵触，而现在他们开始自愿地遵守了，并且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工业部门中去。工联以前被工厂主看作是恶魔，而现在则被当作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罢工也被容许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也越来越习惯于通过合法与和平的手段表达自己的诉求，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利益。
3)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某种新看法
在1845年时，恩格斯这样概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竭力使自己发财致富，而根本不理会其他人的利益；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谈不上合理的组织与分工；在现实中发生的，是所有人之间的战争，各个资本家同其他资本家进行斗争，各个工人同其他工人进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所有的工人反对资本家集团；因而，到处是混乱和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生产的无计划性和不断的经济危机。恩格斯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指出，资本主义创立的大机器使工业产品在不长的时间里大规模地增加起来。由于产品的增加变得迅速和容易，因而就会使大批资本家投身于这一行业，导致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商业危机也就因此而到来了。在商业危机、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工厂只好关门，企业主破产，工人挨饿，因而到处出现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过了一段时间后，过剩的商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人的工资也再度提高，生意逐渐兴隆，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这种局面是不会长久的，很快又会出现危机，如此循环往复，从而造成对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的巨大破坏。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发生变化，其显著表现就是股份公司的成立。马克思在世时就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而恩格斯通过深入的研究，也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新观察，恩格斯得出结论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 [4]
3. 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途径的新构想
无产阶级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实现自己的解放，是马克思、恩格斯长期关注和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首先是同他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看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恩格斯早年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设施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格格不入。他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道，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民主制度在欧洲的兴起，但在我看来，民主制度和其他任何政治制度一样，归根结底是虚假的和自相矛盾的，是一种伪善。同时，政治自由也是假自由，同奴隶制别无二致。政治平等也不例外。
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资产阶级民主制取得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普选制的确立。但当时的普选制度一来还很不成熟，二来则由于农民占多数，普选制往往被统治阶级用作反对工人阶级的工具。因此，恩格斯当时对普选制、普选权是持排斥和反对的态度的。他针对波拿巴时期法国的情况评论说，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普选权在革命时期所能起的作用不过如此而已，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他对后来的德国也持类似的看法，指出，在封建贵族仍然是实在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以及农村短工两倍于工业工人的德国，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也得不到丝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就不是武器，而是陷阱。” [5]
民主制不能用来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那就只有进行暴力革命了。恩格斯早期正是这样理解和看待问题的。在谈到英国宪章运动失败的教训时，恩格斯就说道：合法革命把一切都搞糟了，英国无产阶级终于意识到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后来他又在其他场合强调说，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6] 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
但是，整体上说，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恩格斯在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尤其是普选制方面的立场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开始这样说道：“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4]
此后，随着无产阶级在普选中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恩格斯对普选制、普选权的评价也越来越高了。例如谈到英国的情况，他说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只要他们提出要求，并且明白自己要求的是什么，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1] 对于在自己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的成就，恩格斯更是给予了大力的肯定与褒扬。他说道，德国无产阶级发现，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同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更加害怕的不是工人政党的不合法活动，而是其合法活动，更害怕的是其选举的成就而非起义的成就。
与此相一致，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看法也极大地改变了，认为暴力革命不仅日益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了。
1) 恩格斯首先认识到，从技术层面来说，暴力革命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恩格斯在深入分析了现代战争的条件后指出，用以前的经验来认识现代战争和武装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已经不行了，因为历史已走得很远，1848年的斗争方法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 [4]
2) 恩格斯认为在现行条件下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在日益消失，因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经使得无产阶级通过非暴力革命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了可能，而且代价更小。他阐述道，在法国、美国等那样的现代民主国家，人民代议机关已经能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无产阶级政党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可以掌握权力，对旧社会进行改造，用和平手段过渡到新社会是完全可能的。只有像在德国这样的国家，由于还存在着专制制度，社会民主党人还做不到这一点，也不能这样做。
3) 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指出，社会革命的主体自身已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以前主要是少数人的革命，或者说是少数人带领着多数盲从的人们的革命，那么现在，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有重大的社会改造的问题，已经觉醒了的人民群众一定要参加进去，他们一定要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流血牺牲。并且，恩格斯还发现了中等阶级的崛起及其基本思想倾向，认识到中等阶级对暴力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不会无条件地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因此，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敌人挑衅，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能轻易地诉诸暴力。
4. 恩格斯晚年对工人阶级政党自身发展规律的新探索
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组织原则基础之上，自身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活动方式，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在思想上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民主制。这首先是由其基本信念决定的。还在1845年时，恩格斯就指出：“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1] 所以，他和马克思当时都坚决反对各种工人阶级政治组织中盛行的集中制的、密谋性的组织与活动方式。由德国政治流亡者建立的正义者同盟就存在着这样的弊端。因此，他们的领导人虽然多次邀请恩格斯和马克思加入，但都被坚决拒绝了。后来，恩格斯和马克思对正义者同盟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完全体现了民主制的原则：所有盟员一律平等；党的各级组织，从基层到中央委员会，都由选举产生；对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撤换；中央委员会作为党的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有关全党的重大问题，都由全体党员进行讨论和决定。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同盟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不过，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总的说来，共产主义者同盟仍然是一个狭窄的秘密同盟，并没有完全摆脱集中制的和密谋性的传统，因而也没有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产生很大的影响，不久之后就自行解散了。
19世纪60年代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是一个真正国际性的工人阶级联合组织，是完全按照民主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它允许各国党有较大的自治权。但是，第一国际奉行的民主制原则在其存在的中后期，遇到了来自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分裂活动的严重挑战。一般来说，无产阶级政治党虽然奉行民主制，但也不排除必要的集中、权威与纪律。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对一切权威和组织纪律，目的是要分裂国际，进而建立起自己对国际的统治。在此情况下，恩格斯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将理论活动的重点放在了捍卫权威的重要性上。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权威》一文，集中阐述了民主与权威、民主与集中、民主与纪律等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恩格斯强调，权威和自治是相对的，用自治来否定一切权威是荒谬的。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关于纪律也应该这么说。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那末未来社会的原型会变成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们采用这种新的组织会得到什么呢？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
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国家内的工人阶级政党相继建立起来，并且伴随着各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它们在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尤为显著。它人数众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在选举中显现出了巨大的组织力量。但在各国党、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种消极的倾向也逐渐发展起来，那就是：党内民主制度时常遭到破坏，党的领导者高高在上，压制不同意见，禁止自由争论，对正常的派别斗争动辄采取组织措施等等。恩格斯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深感忧虑，因此，他的理论活动的重心又转到了捍卫工人阶级政党的民主制上，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大深化了党内民主的思想，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宝贵的思想理论遗产。恩格斯晚年的党内民主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党内民主落到实处的重要保证。从共产主义者同盟起，恩格斯和马克思就将党的代表大会看作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定期召开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政党民主制度的重要体现。但是后来，在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规模日益扩大、政治任务日益繁重后，这一制度不再被严格遵守。恩格斯认为这种状况是非常不利于发扬党内民主的，要求各国党要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保证代表大会按时和正常地召开。他在1892年9月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尔的一封信中强调说，应当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即使为了遵守党章，你们执行委员会也必须这样做……。在他看来，定期召开代表大会绝非仅仅是形式的问题，而是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制度化保障。
2) 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内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还在第一国际时期，恩格斯就指出，在工人运动的阶段性发展中，总会存在一致性和不一致性的矛盾。一方面，各国工人运动在目标追求上具有一致性，即都是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党内斗争。针对法德两国党的状况，他说，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
3) 党内须有必要的言论与批评的自由。还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恩格斯就强调说，党内的批评自由是达到团结的重要途径，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到了晚年，恩格斯更是坚决地捍卫党内言论自由和进行批评的权利。“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7] 为了保证党内自由讨论和理论争辩有效进行，恩格斯还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办一种相对独立的党的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目的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 [8]
恩格斯在晚年之所以特别强调党内民主，除了其对民主的基本信念之外，还与党所处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当时的西欧各国包括德国，民主政治已牢固地确立起来，无产阶级政党都已合法地、自由地进行活动，民主共和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势下，才能取得统治。既然党已深深嵌入到民主制度中，那么自身也就必须是民主的。恩格斯对党内民主的强调，正是对变化了的环境的及时的回应。
5. 恩格斯晚年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新论断
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起，恩格斯开始较多地关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但最初的着眼点，主要是放在揭露农奴制改革对俄罗斯国家及农民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上，并对俄国尽快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抱有较多的期待。不过是到了晚年，恩格斯看待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更多地强调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对民粹派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幻想持坚决批判的立场。
1) 承认和肯定俄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整个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着重论述1861年农奴制改革对俄罗斯国家和农民带来的消极影响，多次预言俄国就要走向崩溃和革命。在1871年写的首篇论述俄国发展状况的文章《俄国状况》中，恩格斯这样写道：俄国国内状况极其糟糕，财政几近崩溃，以不正常方式进行的农奴制改革以及其他社会政治改革使农业生产遭到难以置信的破坏。在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恩格斯的这种看法得到了更详尽的阐发：改革后，俄国绝大多数农民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境地，他们不仅要支付沉重的土地赎金，而且还承担着国家和地方全部赋税的重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当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寄生性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所缠绕。基于此种认识，恩格斯预言俄国很快就要发生革命，“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向前推进……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 [9]
进入晚年后，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恩格斯俄国问题研究的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移，转到更多地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上了。
19世纪后期，主要欧美国家已完成了工业革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在当时的世界上，谁不想落后挨打，就必须赶上工业革命的潮流。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也不得不开始发展大工业。发展大工业就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因此，19世纪末期的俄国也已经成为了一个半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但在俄国思想界，却仍在进行着俄国是否应该发展资本主义的争论。一些民粹派思想家断定说，俄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政府错误政策造成的，不具有历史必然性；由于农民破产和国内外市场缺乏，俄国资本主义不可能持久存在下去；应该趁着资本主义还没有站稳脚跟，扭转俄国的发展方向，使俄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针对民粹派的错误观点，恩格斯从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出发，给予了坚决的批判。恩格斯指出，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非是人为的选择，而是现实发展的结果。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之所以惨败给英法两国，是因为这是采用原始生产方式的民族同拥有现代生产方式的民族的近乎绝望的搏斗。当代的工业生产意味着蒸汽、电力、走锭精纺机、动力织机以及制造机器的机器等等，而俄国从开始敷设铁路的那一天起，这些现代生产资料的使用就已确定无疑了。恩格斯质问俄国民粹派道，到了1890年，俄国作为一个依靠出口谷物并以此换回外国工业品的纯粹农业国，在世界上能够存在下去和保持它的独立地位吗？
同时，作为后发展国家，俄国发展大工业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政府扶持大工业也就是扶持资本主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俄国资本主义就是人为造成的结果呢？恩格斯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只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10]
2) 应该从大历史的尺度看待俄国农村公社与农民命运的问题
俄国民粹派之所以反对发展资本主义，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会对农村公社和农民带来灾难。恩格斯一方面指出他们这样看问题有些悲观了，说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制度过渡到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众多阶级的消失和转变为另一些阶级是不可能的，但这离一个伟大民族的灭亡还十分遥远。另一方面，恩格斯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历史地看问题。他指出，克里木战争后俄国需要发展本国的大工业，而且只能发展资本主义式的大工业；有了这种大工业，俄国社会就必须承担它不可避免的后果。俄国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的后果，同在英国、德国已经发生过的情况没有多少区别。
对于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恩格斯认为也有必要这样来认识。他说道，农村公社只有在其成员间财产差别很小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差别一旦扩大，就不能再存在下去了。农村资产阶级现在在无情地破坏着公社，因此，这一旧制度注定是要灭亡的。不过，俄罗斯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并且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发展只能给俄国带来灾祸，民粹派分子还把出现的任何一种灾难都拿来作为证据。比如说歉收和饥荒。沙皇政府由于实行重工业轻农业、追求高速工业化的政策，致使俄国1890年代初发生了农业危机和饥荒。这样一种结果当然与政府政策不当有关，但恩格斯认为这也是俄国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并不构成否定资本主义的理由，歉收只不过使以前处于潜伏状态的东西表面化了。但歉收把进行中的过程大大加快了。由于各种危机的影响，俄国将完全变成另外一种国家。
总之，在恩格斯看来，俄国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大工业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农民人口众多，这种情况就必然会使其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烈。一个新兴农村资产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这无疑体现出，恩格斯完全是从历史尺度出发去看待问题的。
3) 断言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不再存在
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在研究俄国问题的过程中，恩格斯和马克思曾提出了一种俄国有可能避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构想，即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构想。这一理论构想为俄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跨越规定了两个前提，一是农村公社在俄国全国范围内仍占统治地位；二是俄国发生革命并引发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在1875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初步表达了这一思想，而最明确的表述是他和马克思在1882年初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而俄国民粹派主张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常常是将他们的这些看法拿来作为重要依据的。
恩格斯晚年在深入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后得出结论认为，俄国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一方面是内部条件已基本上不存在了。因为到了19世纪末期，俄国村社大部分已经解体了。“在俄国，这样的时刻已临近(至少在某些地区是这样)：俄国农民生活的全部陈旧社会结构，对个体农民来说不但会失去其价值，而且会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恐怕我们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 [10] 另一方面，外部条件也不再具备。如上所述，恩格斯晚年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命力和无产阶级实现解放的道路问题进行了重新反思，认为以前的许多看法都是错误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弹性，因此，已很难发生以前所设想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既然内外两个先决条件都已不复存在，那么俄国社会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就只能是难以实现的幻想了
6. 恩格斯晚年理论创新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创新活动是多方面的，因而给予我们的经验启示也是多层次的、多角度的。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品格；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生动榜样。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理论，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是教条主义地看待自己创立的理论学说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力求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在那个时期，资本主义实际上还处在较为低级的发展阶段，在各方面都体现出原始的特征。大工业无产阶级也数量较少，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甚至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偏差。例如他们当时就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要灭亡了，从而使自己的认识表现出了较为激进的倾向。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能不断纠正自己的某些错误认识。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们就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结论，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60年代继续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在马克思出版的《资本论》中就融入了新的研究成果。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他们继续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劝导工人阶级要继续积蓄力量，走上长期的政治斗争的道路。而恩格斯晚年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变化最剧烈，工人阶级运动也以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世界各国都出现了工人阶级政党，其在合法斗争中的成就越来越大。恩格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一系列理论创新的，并有力地知道了19世纪末期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典范。在早期，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不断探索适合自己国家实际国情的革命道路，终于强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中国同样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僵化地看待资本主义、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等，也遭受了一系列挫折。但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实现了一系列的理论上的突破，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全面地融入世界，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飞速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被不断充实新的内涵，永葆生机与活力。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和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形势，我们也要以恩格斯为榜样去进行认识，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
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整体上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刚开始进行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够成熟，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还是农业国。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当今世界已经是高度全球化的时代，是互联网和数字化的时代。各国国家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只有你，已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待当今时代。如果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今天，他们无疑在理论上也会得出更多的创新性结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品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对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有非常现实的定位与看法。当然，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具有一些原始性的和固有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础性观点并没有完全过时，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一面。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还是巨大的，我们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既不能僵化，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的理论，而是需要创新的地方就创新，而不是将创新看成是目的。
恩格斯晚年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也需要辩证地去看待。我们党一直坚持从国情和党情出发提出自己的政党学说，不断优化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处理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充分落实党员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同时从严治党，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党的建设方面，没有万古不变的理论，而只有最符合现实的理论与原则，因此重要的是，不能陷入教条主义。
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恩格斯晚年的判断是正确的。但20世纪的俄国也走上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率先进行了社会主义实践，后来又遇到巨大挫折。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苏联模式、苏联解体等，我们也要更多地从俄国历史中寻求答案，而不是局限于经典作家某一时段的认识。
总之，恩格斯晚年理论创新给予我们的经验启示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是其精神与方法，而不是某些个别结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精神品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就能时刻永葆青春而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