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而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未能在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如期爆发，这迫使他把革命的希望投向如德国和俄国等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本文主要以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展开讨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一方面是为了回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未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危机，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唯物史观理论的一种开放性尝试，将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俄国农村公社作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直接条件。马克思同恩格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探索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旨在阐明跨越的必要性、跨越的可能性、跨越的条件性。其中考察的切入点与重点在于俄国农村公社与俄国革命，因为俄国农村公社作为俄国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其所固有的二重性中包含着共产主义的萌芽；而俄国革命不仅是俄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路径，更是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补充和完善，二者一同构成俄国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条件。
Abstract: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broke out in 1873, an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predicted by Marx failed to break out in th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Britain, which forced him to put his hope for revolution on the more backward countri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such as Germany and Russia, and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ath of Russia. Marx and Engels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crossing the “Caudine Forks”, on the one hand, in response to the theoretical crisis of the failure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s to break out in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also an attempt to open up to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materialist history, taking the Russian rural commune, which was built on the basis of backward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direct condition for the transition to the communist economic form. communist economic form as an immediate condition for the direct transition to a communist economic form. Marx and Engels’ exploration of the idea of crossing the “Caudine Forks” is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aiming at clarifying the necessity of the crossing,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rossing,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 crossing. The entry point and focus of the investigation were the Russian rural commune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because the Russian rural commune, as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Russian social development, contained the germ of communism in its inherent duality;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as not only the actual path of Russian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 complement and perfection to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Western Europe,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d the possibility for Russia to cross the “Caudine Forks” of capitalism. The two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precondition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Russia’s crossing the “Caudine Forks” of capitalism.
1. 引言
马克思在最后十年即1873年至1883年，把革命的目光转向东方，这一转向包含了其革命理论的深刻转变。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未能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在英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灭亡的迹象丝毫不见，这一情形迫使马克思不得不把目光转向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由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且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崛起的德国和资本主义尚处在起步阶段的俄国。马克思晚年这一革命目光转向的学说被称为跨越“卡夫丁峡谷”说，本文主要基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展开论述。
1881年2月16日，俄国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询问其对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出路问题的基本看法。同年3月，马克思在回复查苏利奇的书信草稿中，使用了“卡夫丁峡谷”来比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危机。实际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始于恩格斯对俄国民粹主义者特卡乔夫的驳斥。本文试图从俄国社会发展的视域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展开分析，即对俄国社会发展跨越的必然性、可能性、条件性，其中考察的侧重点为俄国农村公社与俄国革命，前者是俄国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后者是俄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路径。通过回到文本厘清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学说的共同看法，试图揭示俄国革命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即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探索大致有以下三个阶段。
2. 马克思恩格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探索的第一个阶段：跨越的必要性
第一阶段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分析主要体现在1875年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1877年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这两个文本当中。前一个文本针对恩格斯与民粹派代表特卡乔夫的争论展开：对俄国的基本社会现状和俄国革命的认识；后一个文本则是马克思回应民粹派代表米海洛夫斯基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疑问。对于前一文本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基本看法，表明俄国实现跨越的必然性。
186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这一法令的颁布无形中对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解体起到催化作用，俄国资本主义由此开始发展。恩格斯与特卡乔夫都承认了俄国革命迫在眉睫这一事实。但是二人关于俄国革命的基本性质、经济基础及实践路径却持对立观点。
其一，特卡乔夫认为比起资产阶级地位稳固的西欧国家，俄国更容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在城市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尚未形成。恩格斯认为特卡乔夫对于俄国革命的性质缺乏正确的理解。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是无产阶级击败资产阶级。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唯有在两大阶级产生之后才有可能发生。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才带来了阶级差别，而当其发展到较高水平便产生了资产阶级，生产力继续发展到更高水平可以直接为消除阶级差别奠定了物质基础。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指责特卡乔夫“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 [1] 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前提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的产生且二者之间的差别对立客观存在，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同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1] 。
其二，特卡乔夫将俄国的劳动组合和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视作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源。对此，恩格斯论证了劳动组合的出现仅仅体现了俄国工人有着较强的合作意识，这一形式广泛存在于各种简单协作中，它只是自由合作的一种，劳动组合原来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 [1] 。由于俄国工人的劳动组合还处于自发性、行业性强的阶段，这种不发达的劳动组合最终演变成使得工人不断遭受资本家无情剥削的工具；此外，这样的组合劳动并不能像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合作社那样妥善地经营管理大工业企业。仅仅依靠劳动组合的形式在俄国的优势地位便想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靠的，可见，民粹主义者试图依靠俄国自身力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不切实际的空谈罢。特卡乔夫还认为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作为一种集体所有制思想充分地体现俄国人民整体的世界观，那种试图将私有制原则强行灌输到俄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他们都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 [1] ，“我国人民尽管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 [1] 。对此，恩格斯反驳道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兼具了普遍性与落后性特征：一方面，它曾遍布于许多国家和地区，此时的生产力处于较为落后状态，在西欧这种所有制演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 [1] ，最终被迫走向终点。另一方面，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能延续至今，究其根本还是在于农业生产的落后性，而与之相匹配的农村社会关系也欠发达。其表现为公社里的农民只是封闭的生活与生产，只有在从事公社中的事务时农民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然而，由于各个公社之间缺乏相互交往造成了一种孤立的状态。由于各个公社之间缺乏对共同利益的统一行动，这使得东方的专制制度有了天然的土壤。此外，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加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由于土地定期性的重新分配等因素，土地公社所有制变成了束缚农民的枷锁，他们不得不逃出公社和舍弃自己耕作的土地，公社所有制不再处于最繁荣的时代反而是在走向瓦解。恩格斯基于对俄国的劳动组合和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的特征和情况分析，总结道俄国农村公社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一过渡的必要条件便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 [1] 并且能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 [1] ，换言之，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能拯救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总之，恩格斯通过反驳民粹主义者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方向，并指出俄国农村公社试图避免解体，其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毕竟仅仅依靠俄国人民的自然而然的革命本能是无法推翻沙皇政权的，更无法避免俄国农村公社走向灭亡。
厘清了恩格斯对俄国革命的条件、经济基础及实践路径的阐释，有助于我们在下文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指出跨域“卡夫丁峡谷”的好时机。
假设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视角出发来理解跨越的可能条件，可从以下两个阶段进行考察：原始积累阶段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发达阶段。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回应了俄国民粹派代表米海洛夫斯基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疑问。在书信中的第二部分，马克思指明了俄国可以试图跨过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积累过程，实现从农村公社的公有制，跨越到更加优越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当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积累专属于西欧国家，他批评道，米海洛夫斯这种基于西欧国家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无法适用于所有国家，毕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并且要兼顾自己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从而达到一种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状态。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性视角出发，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维度来理解跨越的条件，此时生产力具有不可跨越性，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度量衡，因此，跨越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即资本主义制度。“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 [2] ，土地的集体占有制标志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便是俄国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生产关系条件。同时，就外部条件而言，俄国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共存，则“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2] ，从而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做好充分准备。“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 [2] ，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有利的因素，始终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和集体性，从而可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跨越。
可见，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便发现了俄国免遭资本主义灾难的好时机：一方面，马克思不再支持俄国盲目地走上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至少是希望俄国跳过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恩格斯的观点表示赞同，即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完成的前提条件下，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当中。结合这一阶段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深入分析可知，此时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探索，一方面是为了明确俄国的基本社会现状、俄国革命现状，另一方面是要深刻把握俄国革命发展的好时机，深刻阐明了俄国实现跨越的必然性。
3. 马克思恩格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探索的第二个阶段：跨越的可能性
第二阶段主要体现在1881年马克思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再次呈现了二人对于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不懈探索，寻找跨越的可能性。查苏利奇1881年致信马克思，邀请他就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等社会发展问题发表看法。在复信中，马克思指出俄国农村公社作为一种社会新生的支点想要充分发挥作用就需要厘清各种可能对其不利的因素，并对它展开必要的批判。因此，马克思在复信及草稿中基于理论维度、历史维度和现状等三个方面对俄国农村公社展开考察。
第一， 马克思从理论维度出发，指明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基本特征。马克思首先考察了公社的基本发展历程，从各民族公社的曲折发展中总结出了古代(原生)形态、次生形态、新公社等三种类型，并明确指出俄国的农村公社处于最新的公社形态中。由此，基于不变的生活条件下，指明了俄国农村公社不同于较早形态的公社的基本特征：首先，它摆脱了社员之间依照血缘所建立的稳定联系，不再受制于家族血亲等的约束，试图扩大了公社的人员规模，尝试同外界沟通；其次，公社中的房屋和附属品菜园归属于农民私人所有；最后，作为共有财产的耕地会定期进行内部分配，农民独立耕地、自行生产并各自占有劳动产品。上述特征实际上表明农村公社的固有的二重性：土地的公有制有效地强化了公社的根基；而房屋及其附属品菜园、耕地、劳动产品的私人占有催化了人性的解放与发展。这种二重性必然导致俄国农村公社在获得蓬勃的生命力，使得俄国的农村公社制度保存至今。同时，这种二重性必然损害了公社内部的公平，加剧成员间的利益冲突，最后可能演变成公社解体的助推器。
第二， 从历史维度出发，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避免解体悲剧的内外部条件。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包含了私有制元素与公有制元素二者的必然矛盾。二者的消长更多地取决于当时农村公社的特定历史条件，即其内部基本环境和外部条件。马克思承认俄国农村公社正是如恩格斯所言那样，它的狭隘性、封闭性、落后性不过是为专制制度奠定物质基础罢了，但是它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俄国农村公社的内部优势集中体现在土地公有制演化为集体耕作和大型机器耕作的可能性，劳动组合的形式也可以向合作社形式演进，农民可以获得必要的垫款以维持这种演进过程。另一方面，就外部形势来说，俄国作为不受他国控制的独立主权国家，还保持着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却不用像资本主义国家经历重重危机，可以试图通过公有制和集体生产模式实现对灾难的消解。概言之，马克思认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创造性地吸纳该制度带来的所有文明成果，使得俄国农村公社得以留存而免遭解体。
第三， 马克思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现状分析提出了应对方案。马克思在4封复信稿中，与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现状判断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一边是农民忍受商业、地产、高利贷的肆意盘剥，另一边是农民成为了资产阶级享受着国家各项优惠政策、成立银行等的牺牲品。由此，马克思直言道当前的俄国农村公社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复信初稿中表明须通过俄国革命拯救俄国公社。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初《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序言中，针对俄国公社的去向给出了可能性回复，如果俄国革命能补充和完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话，那么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将成为共产主义实现的基石。
如果说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是基于生产力维度来解读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那么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序言则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必然联系来解读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发展道路的。恩格斯通过批评俄国民粹主义者特卡乔夫对于俄国革命的错误认知，指明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高级生产力、无产阶级才是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组成要素；他还表示促使落后的俄国农村公社公有制过渡到更高级的公有制的基本条件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力量若能使得沙皇专制统治走向覆灭，那将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幕。而马克思则是从俄国革命之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影响力出发，阐明了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互补性，为共产主义世界描绘了美好蓝图。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基于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理论维度、历史维度、现状等的分析，指明了作为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的起始点。概言之，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深入地考察了俄国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俄国农村公社的基本特征、避免解体的外部基本条件、现状及其应对方案，旨在深入地考察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经济基础，其目的在于寻找跨越的可能性。
4. 马克思恩格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探索的第三个阶段：跨越的条件性
第三阶段主要体现在1892年至1895年期间恩格斯对民粹派尼·弗·丹尼尔逊的回信、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跋》中。二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立场、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看法不同，明晰跨越的条件性。丹尼尔逊的《我国经济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一书一经问世，便引起了俄国革命者的热烈讨论。丹尼尔逊曾多次致信恩格斯，并通过俄国经济状况统计数据呈现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解。丹尼尔逊指出，1861年农奴制改革加速了俄国走向大工业发展之路；俄国农村公社面临解体危机，俄国工业发展缺乏稳定的国内市场和富足的劳动力。一方面，丹尼尔逊认为由于俄国现有的生产方式不太理想，仅仅依靠农产品生产无法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因此他主张在俄国发展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资本主义工业；另一方面，他认为发展俄国资本主义仅仅让极少数人受惠，同时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和诉求，尤其是俄国农村公社实现大规模生产的资本主义化道路。由此，他总结道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出路是没有的，不久的将来。人的生命将遭受巨大的痛苦和浪费。这种生产形式是这些痛苦等等的直接原因，当从这种生产形式中最终产生出它一手造成的社会对抗时，我们就可以指望看到一种较高级的发展形式了” [3] 。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换言之，资本主义发展自身的过程中，产生了葬送它本身向较高级的生产形式过渡的可能性。丹尼尔逊还尝试保留俄国农村公社并将它视作发展更高级生产形式的前提，以此改善当前俄国农民的现状，并且他主张把科学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工业同农村公社结合起来，并把农村公社改造成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转化为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的工具。概言之，丹尼尔逊试图维持俄国农村公社的续存，并通过其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结合来改变现有的生产模式。丹尼尔逊基于详细有效的经济数据，展开了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讨论，其中不乏对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准确把握，这种“嫁接论”也准确的指明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消极方面。
针对丹尼尔逊对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跋》中一一作出回应。其一，恩格斯再次表明他与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基本认识，承认了发展俄国农村公社需要借助外力量。恩格斯重申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基本现状：劳动组合仅仅处于简单的协作阶段，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和行业性；这种落后的形式始终无法与现代资本主义合作社相比较，即俄国农村公社植根于落后的生产力中，尽管它包含着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萌芽，却不能直接解决生产力更为发展的资本主义形态下的问题，即不能直接通过包含共产主义萌芽的俄国农村公社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态。因此，对于俄国农村公社的改造力量并非来自它本身，而是来自于西欧无产阶级。如果要保留俄国农村公社，就不能依靠其自身的条件，而是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即西欧的无产阶级力量。其二，恩格斯反驳了丹尼尔逊那种保留俄国农村公社，并将其嫁接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中，以达到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做法。恩格斯首先阐明了俄国社会的现状和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经历了1861年的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力量的扩张导致了俄国农民的处境不断地恶化，这必然导致俄国的农村公社不得不走向了衰败。这也印证了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的信》中马克思所预言的俄国农村公社必然灭亡的命运。然而，俄国农村公社走向解体的同时，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展壮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危机迟迟还没出现。其三，恩格斯在1893年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更加明确了通过俄国农村公社实现社会变革的前提和条件。马克思斯与恩格斯均把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视作俄国革命的准备条件，其中恩格斯指出必须要通过巨大的社会变革才能实现从“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 [3] ，而那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不可能直接从农业公社中产生。恩格斯还在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跋》中指明要想缩短俄国农村公社的公有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过程，避免如西欧那样的苦难与斗争，可以借助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支持，因为俄国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4] 。可见，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进行的社会生产力的改造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所主张的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的想法，都指明了俄国社会革命的外部条件。
在充分地考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与特征后，恩格斯指明俄国革命的主力军不是农民和流亡之士，而是经过俄国革命洗礼后的农民阶级和现在工业的无产阶级。恩格斯将马克思对于俄国农村公社的问题的探讨进一步完善，在充分地分析了俄国的经济现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后，有效地回击了丹尼尔逊试图把俄国农村公社强行拼凑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中的荒诞想法，阐明了俄国农村公社避免解体所需条件：俄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社会化改造，即通过社会革命保持俄国农村公社的持存。总之，在这一阶段即1892年至1895年期间，恩格斯试图明晰跨越的条件性，他指明俄国革命的主观条件——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外部条件——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的基础性作用：避免农村公社走向解体的命运。
5. 结论
由于马克思所期待的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迟迟没有出现，马克思才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提到了俄国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一设想，以此为出发点来探索俄国革命道路、社会发展道路。马克思在反复斟酌后写下的复信稿有四稿，其中在第一稿和第三稿中频频闪现俄国可能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灵光，并试图将该制度下的一系列有利成就应用到俄国农村公社中。
其一，俄国农村公社作为俄国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俄国农村公社包含着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萌芽。农村公社的公有制兼具了原始性、落后性、广泛性等特征，能够残存至今，归根结底还是建立在公有制之上。俄国农村公社固有的二重性带来了过渡到高级社会主义形态的可能性。尽管俄国农村公社的劳动组合可能存在着落后性，但是其公有制因素的保留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肯定方面。
其二，俄国革命是实现俄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路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与俄国革命相互补充，可以以俄国农村公社作为起点：一方面，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包含着重重危机；另一方面，正是发展资本主义也包含着文明因素，促使农村公社可以有所扬弃得以保留。
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批判民粹派代表特卡乔夫、米海洛夫斯基、丹尼尔逊等人的观点，借此明晰俄国革命的基本局势和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定位，澄明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条件。正如《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所言，俄国革命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互补性。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核心要义就是通过有条件的否定，以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系列文明成果，从而保留俄国农村公社中的公有制因素，以此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过度的直接条件。当然，俄国农村公社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这种对俄国革命道路的开放式探索仍然是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正是这种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尝试与实践探索，意外地推动了东方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旗帜的树立。
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探索的三个阶段旨在为社会主义国家探索一条跨越式的发展道路，其基本逻辑在于阐明跨越的必要性、跨越的可能性、跨越的条件性。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灾难和危机视作人类社会发展的耻辱，澄明了东西方现代化在土地所有制、革命性质、革命力量等方面的差异，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同时要创造性地吸收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一切文明成果，表明了生产力发展的不可跨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