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词汇习得是二语习得中的重要环节，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习得目的语的过程中，必须掌握语言的三大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其中，词汇习得是第二语言习得的核心，贯穿着语言习得的全过程(孙晓明，2007) [1] 。
在20世纪，词汇曾被视为语言教学中被忽视的一个方面。三十多年后，它无疑已成为第二语言习得中研究最广泛的领域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词汇习得开始引起语言习得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孙晓明，2007) [1] 。然而，和国外研究相比，国内汉语词汇习得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开展得也不多(孙晓明，2007) [1] 。国内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在本世纪初才刚刚起步，十几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吴继峰、洪炜，2017) [2] 。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国际形势、汉语词汇本体研究、研究者兴趣、学习主体的变化等。通过对领域相关核心期刊文献分布统计得出，《华文教学与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习》《语言文字应用》为领域内相关论文数量排名前5的期刊(见附图1)。对相关论文数量前5%的刊物文献主题分布统计得出，习得类文献分布数量排名前5%的期刊有《汉语学习》《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应用》《汉语学习》《华文教学与研究》等(见附图2)。此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作为领域内专业权威性和影响因子都相对较高的期刊(吴继峰、洪炜，2017) [2] ，其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收录了二语词汇研究方面的多篇论文。因此，本文试图搜集2017~2022六年间发表于《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应用》《汉语学习》《华文教学与研究》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等6种汉语类专业期刊上的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文献，分析其研究主题与2000~2016相比是否有所变化，从而探究近六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转变与进展。
2. 研究问题
回顾二十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成果，有不少学者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莫丹(2017) [3] 从与EFL对比的视角出发，对十年来CSL词汇习得研究进行述评，认为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研究重心从描述转向解释，研究视角向多元化发展，定量研究、实验研究迅速增多。雷菱(2018) [4] 对十五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和趋势分析进行研究，认为对外汉语词汇习得研究已经进入实证研究阶段，量化范式日趋成熟。吴继峰、洪炜(2017) [2] 总结了十七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的发展情况，发现国内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主题的广度和深度存在不平衡现象，如词汇动态发展特点、汉语二语词汇认知加工过程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扩展和深化。
那么自2017年以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发展是否延续了本世纪以来的良好势头？各研究主题间的不平衡性是否有所改善？
为了对近六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进行一个全面的回顾，本文检索了六种汉语类专业期刊近6年间(2017~2022年)刊登的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相关文献，从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方面诠释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近6年来的发展情况，并提出研究展望。
3. 论文数量和主题分布
3.1. 数量分布和发展趋势
我们从《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应用》《汉语学习》《华文教学与研究》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等6种汉语类专业期刊中共检索出62篇(2017~2022年)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相关论文，论文逐年数量统计如下图1所示。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research papers on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 China from 2017 to 2022 (unit: papers)
图1. 2017~2022年国内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论文数量分布(单位：篇次)
近六年来，每年发表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相关论文的篇数平均值为10.33篇。据吴继峰、洪炜(2017) [2] 统计，2000~2016年17年间以上六种汉语类专业期刊共刊登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相关论文164篇，平均每年9.6篇。从整体上看，近五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呈稳步上升趋势。从图1可知，近五年来论文数量比较稳定，除2020年达到峰值15篇，2022年遇到低谷5篇外，其余年份都在10篇左右。由此可见，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六种刊物的发文数量已基本稳定在每年10篇左右，发文体量仍然较小，发文数量增长也比较缓慢。
3.2. 研究主题分布
吴继峰、洪炜(2017) [2] 提出将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主题分为8类：学习者词汇特征、词汇习得的外部因素、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学习者主体因素、心理词汇的认知加工机制、词汇广度和深度的测量、词汇习得研究方法、研究综述。
本文在上述分类标准的基础上，结合近6年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内容的转变，对8大主题下的细分方向进行了部分删改：学习者词汇特征是指汉语中介语中词汇使用的特点，既包括偏误分析，也包括基于流利度、准确度、复杂度的语言指标分析。词汇习得的外部因素主要是指词汇学习与教学方式、任务类型、语言输入方式(生词重现率)、词语所在语境等。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主要是指词汇自身属性，包括语素、构词法、语义透明度和词语结构等。学习者主体因素是指学习者母语背景、语言水平、学习策略、学习风格等。心理词汇的认知加工机制是指学习者如何储存、组织、激活、提取汉语二语词汇。词汇的广度是指词汇量的大小，词汇的深度是指掌握词汇到何种程度，包括词形、词义、句法功能、搭配、词义联想、感情色彩等。词汇习得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结合汉语词汇的特点提出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型。研究综述指和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相关的评述性文章。部分研究同时涉及以上几个领域，如有些研究在探讨学习者主题因素时也探讨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这种情况下将在两个主题下各计一次。统计结果如下表1所示。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papers on various topics of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research from 2017 to 2022 (unit: papers)
表1. 2017~2022年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各项主题论文分布(单位：篇次)
注：A：学习者词汇特征；B：词汇习得的外部因素；C：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D：学习者主体因素；E：心理词汇的认知加工机制；F；词汇广度和深度的测量；G：词汇习得研究方法；H：研究综述。
统计结果显示，学习者词汇特征、学习者主体因素、影响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主题的论文占比明显较高，分别占论文总篇次的12.77%、21.28%、26.60%、23.40%，按照发文数量我们将这四类分为第一梯队主题，四者共占84.05%。这一情况与2000~2016年间基本吻合，但学习者词汇特征、学习者主体因素主题文章数量的占比有所下降，影响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占比有所上升，总体上第一梯队四大主题的占比有所下降(2000~2016年占比为86.9%)，但总体数量仍占据优势(吴继峰，洪炜，2017) [2] 。心理词汇的认知加工机制、词汇广度和深度、词汇习得研究方法、综述主题的文章占比较小，分别为6.40%、2.12%、3.20%、2.60%，总占比(15.98%)不足20%，根据发文数量我们将这四类分为第二梯队主题。但与2000~2016年相比，第二梯队主题的占比皆有小范围的上升，总占比也从13.1%上升至15.98%，这表明近6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主题的不平衡性有所缓解，缓慢趋向平衡发展，但研究主题整体仍呈现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4. 研究内容分析
4.1. 学习者词汇特征
21世纪以来，CSL领域最为关注的是学习者的词汇特征与发展(莫丹，2017) [3] 。但据表1可知，近五年来，学习者的词汇特征研究是所有研究主题中下降比重最大的，环比减少11.5%，具体研究内容也有一定程度的转变。
近六年来，偏误分析的研究对象不断拓展，研究者针对不同词类范畴进行偏误分析是研究重点。李靖华(2018) [5] 使用概念迁移理论进行深层概念范畴的中介语分析，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应重视连词运用中由于概念迁移而引起的隐晦语义偏误。曾丽娟、齐沪扬(2021) [6] 发现，韩国学生的省略和代词偏误最多，初级阶段同形表达式使用最多，代词的使用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减少。蔡淑美、施春宏(2020) [7] 从构式行义关系探究区别词习得中的适配情况和形义失配表现，揭示了构式习得中的一般性问题，并进一步启发了认识整个词类范畴的习得规律。
同时，偏误分析研究方法有所创新，这些研究方法中既有使用语料库、语言测试、回顾性访谈的三角检测法(张连跃、郑航，2021) [8] ，也有在概念迁移理论的框架下进行中介语分析(李靖华，2018) [5] 。
总体来说，在8种主题中，近五年来和偏误分析相关的词汇习得研究是与2000~2016年间相比环比减少最多的一类，这一趋势表明偏误分析相关研究已经趋于成熟，较难在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但偏误分析的体量基础尚且比较稳定的，每年都会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五年来6种汉语类专业期刊上共刊登12篇，没有任何一年出现无该类文章发表的情况，数量在8种研究方向中排名第四，占总数的12.77%。
4.2. 词汇习得的外部因素
1) 学习方式、教学方式、任务类型对词汇习得的影响
学习方式中的附带习得仍然是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重点。侯晓明(2018) [9] 通过对17篇汉语二语词汇附带习得文献进行元分析，发现在自然阅读中，汉语成人二语学习者词汇附带习得的合并习得率为33.9%。莫丹(2017) [10] 通过实验发现，学习者在听力模态下的词汇附带习得与保持效果都稍逊于阅读，但并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汉语教学正在经历由传统教学方式转向多模态教学的过程，多模态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洪炜等(2018) [11] 研究发现，视听和“视听 + 朗读”两种多模态学习方式相较于视觉单模态学习，能更有效地促进二语词汇习得。需要注意的是，也有学者指出，并非所有多模态任务都能带来更大的学习效应，教学实践中还需根据教学目标对学习任务进行合理的模态配置。
和21世纪初相比，教学中的任务类型成为另一大研究热点，因此我们将词汇习得的外部因素主题中加入任务类型相关研究。大多数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学习者在不同任务类型下输出的词汇特征有明显差别(刘瑜，2017；肖莉，2018) [12] [13]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2) 语言输入方式及语境对词汇习得的影响
房艳霞、江新发现，通过加黑和加下划线的方式进行视觉输入对语块学习有促进作用。傅晓莉、李爱萍(2020) [14] 对汉语二语试听多模态输入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认为该研究在国内仍存在很大的发展潜力。
黄伯荣和廖序东(2002) [15] 指出，语境指的是语言单位出现的环境，一般分为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王玮琦等(2021) [16] 的研究表明，语境对伴随性词汇习得的影响存在内部差异，描述动作情景的语境比描述知觉特征的语境更能促进词汇学习。许怡、张洁(2020) [17] 研究发现，学习者在汉语二语阅读中常常通过语境来运用词汇、语素和构词法知识。同时，学习者的二语语言知识、母语语言知识和元语言意识对认知新补语起一定作用。赵玮(2017) [18] 发现，和语素法相比，语境法更有利于汉语初学者词义记忆的保持。
总的来说，词汇习得的外部因素是8种主题近六年来环比上升比重最大的一类，与2000~2016 (17.6%)相比上升了5.8%，这说明近六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学习方式、教学方式有所突破，特别是随着教学技术的发展，汉语二语课堂也发生了一场技术革命，加速了传统教学方式转向多模态教学的进程，对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方式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改变注定会引起研究者们的兴趣，研究者们更加重视新的学习方式、教学方式等外部因素对词汇习得的影响。
4.3. 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
汉语的词汇学习有其特殊性，非汉语母语者的汉语词汇习得更要尊重汉语的特殊性，这一主题的研究内容往往涉及汉语本体研究，是汉语二语习得与其他语言习得相比最与众不同之处。影响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是自21世纪以来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近六年来，该主题在六大刊的发文数量与2000~2016 (21.7%)相比上升了4.9%，成为八个主题中占比最大的主题，共占总数的26.6%。
1) 构词法对词汇习得(词汇猜测)的影响
汉语构词法对汉语二语词汇习得有显著影响。顾介鑫、朱苏琼(2017) [19] 论证了汉语构词性质能产性的确影响乌尔都语者学习汉语词汇，但数量能产性则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王意颖等(2018) [20] 发现，欧美学习者和日韩学习者对偏正结构语义透明词的习得均好于联合结构、动补结构和主谓结构，且日韩学习者的结构意识整体优于欧美学习者。
2) 语素因素对词汇习得的影响
朱文文等(2018) [21] 发现，同形语素意识对学习者汉语阅读能力有显著贡献。王意颖等(2017) [22] 发现，语素义常用度显著影响中级水平留学生对语义透明词的习得。
3) 内部和外部因素互动对词汇习得的影响
影响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内部因素之间往往也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汉语二语者进行词汇习得时往往也是多个内部因素在同时起影响习得效果，探讨多个内部因素交叉性、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
刘旭(2018) [23] 通过统计分析泰国大学生汉语作文语料库中的汉语名词及其习得情况，推论出影响泰国大学生汉语名词习得的内在因素为母语负迁移、目的语规则泛化、词性转换运用障碍，外在因素为词汇在教材中重现率不够、句法规则采取的教学法针对性不强、习得者学习汉语时间不充足。杨梅、徐富平(2019) [24] 在二语习得复杂适应系统原则(CASP)的基础上，分析了母语知识、二语语义复杂度、语境等因素如何通过合作与竞争共同影响汉语二语理解。
4.4. 学习者主体因素
近六年来，该主题的发文量虽然略有下降，但仍占总数的21.28%，发文体量较稳定。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的提出，国际中文教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语二语学习主体范围更加广泛，更多小语种学习者开始学习汉语，与此同时，更多和小语种学习者相关的研究应运而生。
1)母语背景的影响
李冰、古川裕(2020) [25] 发现，日语母语者主要以日语字形字义作为理解和认知策略来习得对于语素有提示单音节词。曾丽娟、齐沪扬(2021) [6] 发现，韩国学生省略和代词偏误最多，初级阶段同形表达式使用最多，代词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并基于汉语与韩语的差异分析了偏误成因。此外，除了对常规的欧美、东南亚学习者进行考察，乌尔都语等小语种学习者也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顾介鑫、朱苏琼，2017) [19] 。
2) 语言水平的影响
近六年来，有些研究发现，学习者的语言水平不仅影响汉语词汇的习得，还能影响到词汇的产出。冯浩、吴江(2021) [26] 发现，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说话者词条选择的时间进程会逐步提前，语速也会逐渐加快。宋贝贝、王意颖(2020) [27] 发现，随着学习者的汉语水平由初级提高到中级，不同语义透明度合成词的词义猜测难度均降低，而中级和高级水平学习者的猜测难度相当。
语言水平对词汇产出的影响还涉及词汇量和词汇多样性。张江丽(2018) [28] 研究发现，初、中、高级水平学习者最大产出性词汇量分别为3630个、4882个、6938个。邓芳、郝美玲(2017) [29] 发现，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与词汇多样性呈显著正相关性，随着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名词的发展趋势平缓，而动词的增长幅度较大。张江丽(2019)发现，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词汇多样性从初级到中级稳步增长，到了高级阶段迅速发展。
4.5. 心理词汇的认知加工机制
总体来看，心理词汇认知加工机制的相关研究虽然发文基数较小，但近六年来占比环比上升1.1%，且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词汇习得的动态发展与构成。
4.6. 词汇的广度和深度
近六年来，该主题的发文占比与2000~2016年间几乎持平，占比降低了0.08%。在词汇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接受性词汇知识和产出性词汇知识的研究增多。张江丽(2017) [30] 通过自行编制词汇量测量工具和自建语料库，分别对汉语二语学习者接受性词汇量和产出性词汇量(2019)进行统计。研究发现，汉语二语学习者的最大产出性词汇量为9965个，而汉语母语学习者为13,428个。李爱萍(2018) [31] 研究发现，汉语理解性词汇量和产出性词汇量与汉语词汇学习兴趣价值呈显著正相关，汉语词汇深度知识与汉语词汇学习兴趣价值呈显著正相关，与效用价值呈显著负相关。
4.7. 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相关文献的发文数量占比环比上升0.2%，占比与2000~2017年基本持平。但仅有的两篇研究方法相关文献均为综述类，这表明近六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方法并无实质性突破，因此，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方法仍存在很多研究空间，值得进一步探索。
雷菱(2018) [4] 发文探讨对外汉语词汇习得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和发展趋势。目前，对外汉语词汇习得研究已进入实证研究阶段，量化范式日趋成熟；质化研究有待发展，但是已经出现了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趋势；研究语料更加全面，但是内容的丰富性尚显不足；缺乏历时的跟踪性研究。
钱旭菁(2019) [32] 从多义词的本体研究和习得研究两方面综述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多义词的研究方法。多义词的本体研究方法主要有基于词典的研究、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基于汉外对比的研究和基于心理实验的研究。多义词的习得研究主要从理解和产出两方面展开，其中理解研究主要采用实验的方法，产出研究则主要通过儿童语言语料库或二语学习者语料库。
4.8. 研究综述
该主题发文占比环比上升1.66%，发文体量基本保持稳定并略有上升。综述类文章一致认为国内CSL的研究现状与ESL有一定差距，但已进入实证阶段，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都大大加强。并且，量化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已经有一部分学者做出尝试并取得不错的成果。
莫丹(2017) [3] 从与EFL对比的视角对2007~2016年CSL词汇习得研究论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CSL词汇习得研究最关注的方向是学习者的词汇特征与发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研究视角也更加多元化，定量研究、实验研究的占比有了很大提升。但仍需加强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理论体系建设，体现研究的交叉属性，注重发展综合性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
徐婷婷等(2018) [33] 对2007~2016年间汉语二语习得现状进行了整体评述，发现2007~2016与二十年前相比，在研究内容、研究热点、研究观念以及研究方法上都出现了转变，并提出了拓宽汉语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创新研究方法、加强理论构建的展望。
5. 结语
1、对于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发展情况，研究发现，近6年来国内汉语二语习得相关研究基本实现了吴继峰、洪炜(2017) [2] 提出的研究展望。纵向跟踪研究进一步发展，例如，周琳(2020) [34] 基于对15名母语为韩语的汉语二语学习者为期一年的动态考察发表两篇相关文献；随着教学技术的革新，汉语二语领域新的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层出不穷，不同学习方法、教学法对二语词汇习得影响的研究也有了极大的进展(莫丹，2017；赵玮，2018；洪玮，2017，2019；傅晓莉、李爱萍，2020) [3] [10] [14] [35] [36] [37] ；词汇产出相关研究中复杂度相关研究较多(刘瑜，2017；张江丽，2018) [12] [28] ，汉语二语词汇口语、写作产出多涉及多样性和丰富性(刘瑜，2017；肖莉，2018；张江丽，2018；曹贤文、田鑫，2020) [12] [13] [28] [38] ，但词汇产出测量指标的验证和测量工具的研发仍未有较大进展。同时，涉及汉语二语词汇深度和广度的研究仍然较少，词汇广度的相关研究要明显多于词汇深度；汉语二语词汇心理加工研究现状与2000~2016年基本持平，仍未有突破性进展。
2、对于国内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主题存在的不平衡现象，本研究表明，近六年来，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主题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1) 在学习者词汇特征、词汇习得的影响因素等研究主题方面，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展，21世纪初以来，较为热门的偏误分析研究在近6年间呈现断崖式下降，偏误分析不再是占比最多的研究主题。这一趋势显示偏误分析相关研究已经趋于成熟，较难在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同时，研究者们对影响词汇习得的内、外部因素的研究热情有所上升。研究方法有所创新，研究已经不再仅限于传统的研究方法，有些学者提出了语料库、语言测试、回顾性访谈的三角检测法。研究内容从表层理论转向了深层概念范畴的探究且不断扩充；2) 在心理词汇的认知加工机制、词汇广度和深度的测量、词汇习得研究方法和研究综述等研究主题方面，近6年来，相关研究的数量明显增多，所占比例明显提高(如图1、表1所示)，越来越多的研究不再只从单一影响词汇习得的因素出发，而是综合考察学习者主体因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总的来说，研究主题间的不平衡现象得到显著改善，差异进一步缩小，但研究主题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词汇广度和深度以及综述研究仍然较少，词汇深度往往作为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存在，而非单独探讨词汇深度的特点与贡献。
3、本研究通过对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相关主题的论文进行梳理，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现近年来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发展情况，为今后学者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总体而言，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与英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相比，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相关主题研究依然存在很多研究空间，特别是心理词汇认知加工机制、词汇广度和深度的测量、词汇习得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值得学者们进一步深化和开拓。
基金项目
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面向国际中文教育的二语阅读能力发展阶梯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2BYY162)；2022年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全球中文教育主题学术活动计划“跨语言因素对东南亚中文学者词汇习得影响研究”(项目编号SH22Y01)的支持。
参考文献
附录
Figure S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relevant papers in the field from 2018 to 2022 (unit: papers)
附图1. 2018~2022年领域内相关论文数量分布(单位：篇次)
Figure S2. Distribution of topics in the top 5% of relevant papers in the field from 2018 to 2022 (unit: papers)
附图2. 2018~2022年领域内相关论文数量前5%的刊物主题分布(单位：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