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然村落名称是赋予乡村灵魂的语言记忆和文字瑰宝，也是安放浓浓乡愁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其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化符号，深刻反映出我国自然村落名称的语言特征与文化特性。语言文化学是研究语言与文化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综合性学科，其从语言本体出发，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并考虑到语言所反映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内部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追求 [1] 。村名和地名属于语言文化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因而对齐鲁自然村落名称进行分析和探究，能够深入知晓该地理区域的自然特征、地理风貌、历史嬗变、文化内涵和风土人情，再现特定区域内的自然文化景观和历史文化景观，从而由表及里地贯通历史社会间所隐含的物质意识和思想形态 [2] 。
通过查阅相关研究文献并进行实地调研走访，笔者发现对于自然村落名称的相关研究较多，但对济南市章丘区的自然村落名称中的语言逻辑与文化内涵相关论述较少。本论文从语言文化学的视角为切入点，对济南市章丘区的自然村落名称进行语言与文化层面的再探讨，旨在深度发掘章丘村落名称的特定文化内涵，剖析社会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共性，进一步研究中国自然村落名称的特定表现和文化表达，以期对新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
2. 济南市章丘区的地理及人文之概览综述
章丘为山东省会济南所辖区，其地处齐鲁之腹地，南依泰山之脚，北临黄河之滨，东与淄博相连，西与济南相接。章丘的自然风光优美，文化历史悠远，名人先贤辈出，约在八千年前便已有生息繁衍之事，同时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龙山文化”。战国的哲学家邹衍、唐代的名相房玄龄、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明代的戏曲家李开先等都是章丘古代著名的历史名人，体现出章丘地区在华夏文明史上的钟灵毓秀之势和人杰地灵之气。
从古至今，章丘人民就勤劳智慧，经商之举也由来已久。据相关史志所载：“唐时，铁器章丘最盛”，被后世赞誉为“铁匠之乡”。近代名扬中外的章丘儒商孟氏家族，创立了诸如瑞蚨祥等“祥”字号企业，其买卖店铺遍布全国各地，成为货通中外的世界巨商 [3] 。另外，章丘地区的各类物质资源极为丰富，主要以矿产资源、物产资源和水资源为主，为章丘区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历史人文不断演变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章丘地区的自然村落形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无形化影响因子。
3. 章丘自然村落名称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
地名和村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具有语言文化符号的特点，从语言文化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可以挖掘其名称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4] 。章丘的地势是北低南高，自东南向西北方向倾斜，区域内以山地、丘陵和平原为主，黄河之水流经其北部地区。章丘位于泰沂山区的北麓，与广袤的华北平原相接，雨热同期，四季分明，春季风大微旱，夏季雨水集中，秋季凉爽宜人，冬季干冷多雪。山脉、水文、草木和景观等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济南章丘的自然村落名称和地域文化特征。
3.1. 高低起伏的山脉与自然村落名称演变的关系
章丘区域的地势呈现高低起伏之状，山地和丘陵居多，约占章丘总体面积的56%左右。南部山区尤为峰峦连绵，从而形成了样态各异的村庄。部分村落为依山而建，住房多为顺势而居，村民的耕种、起居、饮食等都深受山之影响，其村落名称更是与山脉密切关联。纵观汉字流变发展史和社会文化演变史，山、峪、坡、岭、崖、垛等都是与现有山体相关的汉字，因而章丘诸多村落也以此较为明显的自然地理环境来命名。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崖”多指高地的边缘和陡立的山边等自然地貌景观。《说文句读》曾载，“此云高边，崖则水之边而峭高者也”，因而处于此种地理位置的村落多以此而取名。例如，章丘村名中就有以“崖”命名的村落“盆崖村”，其村庄地处陡峭的山边之地，险峻狭长，形似盆状，故而称其为“盆崖”。“峪”原指山谷，即两山之间较为低凹、狭窄的地方，曾载于李直夫的《虎头牌》等相关文献，后可以引申为山谷间或者纵深峡谷开始之地，多用于北方区域的村落名称和地理景观。“峪”字同样也是村落名称的常用字，指地势较低之地，其中部地区多有河流发源，因地势平坦、临近水源之缘由，非常适合驻扎和定居，故而多形成自然聚居型村落。“朱家峪村”“法家峪村”“闫家峪村”“南峪村”“三山峪村”“前孟坡峪村”“后孟坡峪村”等就是典型的以“峪”命名的自然村落。
3.2. 绵延流淌的河流与自然村落名称演变的关系
章丘区域内河川众多，水系较为发达，其中大部分区域属小清河水系，东南部的少数山区属大汶河水系，主要涵盖黄河、绣江河、小清河等河流。黄河为西北区域的界河，自历城区入境，至黄河乡而入邹平县 [5] 。在遥遥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河川溪流等临水之地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繁衍生息，堆积了天然的居住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文明之态。章丘诸多村落都是临水而生，以蜿蜒流淌的河流命名，形成了独特的水系村落名称文化。
在章丘，与河流有关的村落名称较多，湾、水、滩、河、流、泉等都是与河流或水系有关的村落常用字。“湾”一般是指河水的呈弯曲状处，也可指海岸凹入陆地以便停船的地方。山东境内的村落进行命名时，多是通过河流弯曲处的地理位置地貌把村庄的整体情况涵盖进来，以此抽离出村落形象从而确定准确的名称。如“三角湾村”“弓角湾村”“渔湾村”等都是邻水而建的村落，后长居于此处。再例如，“河滩村”“河庄”“水峪”等自然村落地名，显然就是临河建村，村旁有水，以此为依据而后定下村落名称，同样具有鲜明的水系文化之特征。
3.3. 独具一格的景观与自然村落名称演变的关系
自然景观是天然而成的景观和人为而成的景观等在自然方面的总合。在美学范畴之内，人们常凭借具体可感的形象或符号，以独具一格的方式来传达或体现某些思想观念和情感意趣，从而产生审美属性和象征意义 [6] 。在自然村落名称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当地村民也会参考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作为村落名称，以此来显示自己所属村落的唯一性和外延性。于是，建构自然村落的文化内涵成为自然村落名称落定的重要参考标准。
天然形成的山水草木景观式美学为村落名称提供众多可参考资源。在章丘的南部山区，峰回路转，矮山下现有一椭圆形石洞巍巍屹立。山洞不深，至多十余米，可互窥风光。与其说是“山洞之形”，倒不如说是“山门之状”。此为前石门村人用双手开凿的杰作，而“石门村”名中的“石门”则是在山洞的东侧，两侧悬崖上的古柏相对而生，枝杈相接，远望好似一扇“石门” [5] 。再如，“赵八洞村”因“龙藏洞(今又名赵八洞)”而得名，洞内有钟乳嶙峋，奇石各异，潭清水洌，西北方向较为窄狭，难以进入，远观细长逼仄，近观深不可测，南部石壁上题有“通天透地”四个大字。此外，“毕家柳村”“田家柳村”“王家柳村”等自然村落皆因入村之处植有柳树而得名，其通过柳树等特定草木景观与其他自然村落区分开来，由此形成独有的区域地理文化特征。
4. 章丘自然村落名称与历史人文环境的关系
济南市章丘区的历史文化深厚，自商代的蒲姑国作为起源，在齐鲁大地上不断发展至今。北齐时期，废朝阳县置高唐县(治回军镇)，高唐县于北齐天保七年(556年)迁至女郎山(今章丘区绣惠街道)南部建城。及至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以博州亦有高唐，改为章丘县”，取县北山 [7] ，“章丘”之名而正式被载入文献史册。此后，虽经多朝变革，但章丘一直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史中占据重要作用。
4.1. 经久而成的宗族姓氏与自然村落名称演变的关系
所谓“宗族者”，先秦时期之社会基本组织结构也。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语言教育家罗常培曾提及，在社会结构中，姓氏是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性符号，社会成员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赋予某些规定性，用以形成一种姓氏制度 [8] 。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宗族姓氏观念尤为强烈，一般多以常用姓氏和多数居民姓氏作为聚居地的名称。姓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家族宗系的根脉所在，其记录着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甚至是当今现代社会的变化发展 [9] 。中国多数村落都以姓氏命名，济南市章丘区境内当然也不例外，以宗族姓氏而命名的自然村落占据相当大比例。
章丘以姓氏为名的村落集中展现了聚居的家族关系。有的以单纯的宗族姓氏为名，有的以“姓氏 + 家/庄”为名，有的以“姓氏 + 其他通用名”为名，但无论是哪一种命名方式都离不开人们固有的宗族观念。例如，章丘区枣园街道的“王曹庄”就是以“姓氏 + 家/庄”为名的典型。明洪武七年(1374年)，王姓、曹姓、于姓由枣强迁至现枣园地区建村，名北曹庄。时又民国年间，因王曹两姓家业较大，人丁众多，几乎占据整个村落的绝大多数，后改村名为“王曹庄” [10] 。再如，官庄街道的“三赵村”便是以“姓氏 + 其他通用名”为名的典型。“三赵”即翟家赵庄、王家赵庄和刘家赵庄三个村庄之合称，其古时旧名曾为赵吴官庄。南村翟赵庄的《翟氏家谱》曾载：“明洪武三年(1370年)，翟姓由河北枣强迁来至建村”。该村因原已有赵姓，因此与翟姓一族融合取名为“翟赵庄”。毗邻的西村王赵庄和东村刘赵庄，分别是以王赵姓和刘赵姓为居多 [11] ，故而得名“王赵庄村”和“刘赵庄村”。
据不完全统计，章丘境内含有姓氏的自然村落约占比62%左右，已经超过自然村落总数的一半以上。除以上两种命名情况外，另存在村落以姓氏命名而现在该村已不存在该姓村民，抑或是该姓村名已寥寥无几。现整理以下表格作简要举例使用：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names of natural villages named with surnames in Zhangqiu District (partial)
表1. 章丘区以姓氏命名的自然村落名称统计表(部分)
通过表1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在济南市章丘区境内的自然村落命名方式，即大致可以分为“以单纯宗族姓氏命名”、“以‘姓氏 + 家/庄’命名”、“以‘姓氏 + 其他通用名’命名”、“以姓氏命名，但非该村的多数村民所姓”四大类。每一种命名方式都隐含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且悠久灿烂的姓氏文化内涵，将齐鲁大地千百年来内在融汇的儒家精神和血脉传统藏蓄其中，并以家喻户晓、口口相传的村名和地名之形式传承、记忆、传播、发展和丰富。
4.2. 齐鲁民间的风俗习惯与自然村落名称演变的关系
在齐鲁大地的民间传统习俗中，人们通常将传说人物、历史人物、英雄人物、普通人物、平民百姓进行神化，为其修建庙庵和建造祠堂，因这样的民间风俗习惯而得名的村落比比皆是。当然，章丘境内同样有很多自然村落名称隐含着丰富的历史典故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章丘区垛庄镇的“温桑村”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被记载于当地的庙碑之上。明代万历四十年(1612年)北垛庄三官庙的碑文载出“温桑庄”之名。据寺庙碑文所记载：“明初，于温泉旁建村，名温泉寺。”因温泉旁边有一株古老桑树，村落名称逐渐自然演变成“温桑” [10] 。“温桑村”这一村名将温泉、温泉寺和桑树等独特地理标志涵盖进去，彰显该村落的独一无二之处。再如，垛庄镇的西庵村是因为其在明代建村于尼庵西侧，故而被称作是“西庵”。
又如，章丘刁镇的“永清寺村”，便是因为永清寺所在之地而得名。根据《山东通史》史料所记载，刁镇的永清寺始建于唐代贞观十八年间(644年)。永清寺原为一佛教大寺，也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寺，位于刁镇东北方向的永清寺村。传说永清寺的倡建者为唐朝大将薛仁贵，当时唐太宗李世民颁下诏书，准备伺机攻打，钦派薛仁贵为先锋提前带兵前往。在途经古宁戚封地(现永清寺村附近)时，薛仁贵见漯河周围水裕粮丰，堪称绝美练兵佳地。初始称其为白云寺，直到清代才改称为永清寺，所以该村村名“永清寺村”也是清朝时期才得以正式问世。
5. 章丘自然村落名称与特有文化惯习的关系
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人民群众十分重视文化的创造和传承，历来将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综合起来思考问题。同时，我国古人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把天地万物都系统隐化为特有的文化惯习。
5.1. 特殊位置的方位名词与自然村落名称演变的关系
现代汉语方位词多表示方向或位置。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群众就对方位名词非常敏感和异常喜爱，“上下”“左右”“前后”“东西南北中”等方位词常被用于自然村落的命名，章丘同样也是如此。尤其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带有方位名词特征的村落名称，通常具有一定程度的对称性，往往以成双成对的形式而出现。
方位名词通常会显示地理位置的相对性。在章丘区垛庄镇，“射垛”是“上射垛”“中射垛”“下射垛”三村的总称，其起源也是具有丰富的地理文化内涵。据章丘县志文献所载内容，唐太宗李世民东征于官营进行扎寨，在临近的诸多山头立起靶垛，以此来训练士兵射箭技能，故而在建村时便取名为“射垛” [5] 。而后，该村内新户相继迁入移居，各靶垛点又因地势高低而分别建村设庄，于是人们就根据各村庄的方位位置和体量大小加以前缀进行区分性命名。又如，明代万历四十年(1612年)，北垛庄的三官庙碑文载“车厢庄”一名。据垛庄镇区域内的碑文记载，马姓一族从马李福庄(今属章丘区圣井街道办事处)远迁来东厢地以东开地建村，故得名“东车厢”，再建于一块车厢状的地块儿以西，故得名“西车厢” [5] ，两村落正是依一东一西的地理位置分布而命名。诸如此类的自然村落名称非常之多，如“上白秋”“下白秋”“前孟坡峪村”“后孟坡峪村”“南垛庄”“北垛庄”“东立虎”“西立虎”……此类村落分别位于该区域的上部和下部、前部和后部、南部和北部、东部和西部，上下、前后、南北和东西这样的方位呈现分布对称原则，均展现该区域内部的地理方位特征和传统文化观念。
5.2. 繁杂多样的各类数词与自然村落名称演变的关系
数字文化在中国语言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譬如，《老子》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此“一”非彼“一”；再如“三头六臂”“五行之情”“九五之尊”之词，此中的“三”“六”“九”“五”同样也非表面意义而已，而应如何理解文人先贤所隐含的数字文化呢？在济南章丘的自然村落名称文化中，同样有着众多村落以具体数字来命名，命名的缘由丰富多样且内涵深远，但均与中国传统的数字文化具体内涵密不可分。有的村落以距离某地多少公里而命名 [9] ；有的村落以村内有多少大姓村民而命名；有的村落以特色景观的多少数量而命名……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数字有可能相同，但是具体的文化内涵会千差万别。
根据章丘区十八盘村村内的石碑记载反观，“明末，仲姓迁此建村。今村北通赵家岭的山路，盘纡而上，共十八个拐弯，故取村名十八盘” [12] 。因该村依山而建成，沿顺山路顺势而上，共计约有十八个较为明显的弯曲点，由此形成了特殊的地理文化特征，故得名“十八盘村”村落名称。在章丘相公庄镇内，现有“相一村”“相二村”“相三村”“相四村”“相五村”“相六村”“相七村”等自然村落名称，原为一个整体村落，但是由于村落面积较大，不便于管理，便开始将村落分割区分开来，并分为七个村落，同时因取名需要同源联系宗族，于是形成现有的七个不同村落。因此，自然村落名称的形成含有数字，不仅是地理文化的体现，也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
同时，自然村落名称的形成也会受到其他各类因子的影响，诸如图腾崇拜、自然灾害、纪念事件、时代要求、军事战争、文化建筑、历史事件、著名人物、宗教特性、民族性质、商业文化、特定时间等。虽然自然村落的名称和形成演变过程各有不同，但是其所展现出来的乡土文化内涵却存在一定的同质性和规律性。因此，发现其中的隐性语言文化逻辑是研究自然村落命名和演变的重要意义之一。
自然村落名称属于语言、文化、地理和物质生产等内容综合作用而成的产物。自然村落名称是地理区域特征的镜像，也蕴藏着人类无穷无尽的智慧文化硕果。语言文化学的实践就是为展示语言文化的本体论内涵，将语言世界观作为主体进行相关方法论的阐释。语言文化学的发展主要需要从一种特定语言的发展出发，对语言文化进行全面的归纳整合 [13] 。从语言文化学的人文学科视角反观，可以发现齐鲁自然村落名称内里所隐含的语言构成、生成逻辑、历史内涵、风土惯习无一不与齐鲁之地源远流长的社会文化生活密切联系，并以此指导和启发中华民族的语言逻辑与文化认同。
6. 结语
自然村落名称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化符号，承载着特定区域内部的社会裂变和人文路径，也蕴含着自然地理文化的互动语言逻辑和农业符号建构。虽然多数村落命名和演变的缘由皆为不同，但其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历史发展、时代变迁、文化流变、区域变化和文明进步。本论文首先从济南市章丘区的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概况出发，具体结合语言文化学实践的相关方法论，分别从章丘自然村落名称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章丘自然村落名称与历史人文风貌的关系、章丘自然村落名称与其他文化习惯的关系三部分内容展开研究，发现山脉、河流、景观、宗族姓氏、风俗习惯、方位名词、数字词语等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自然村落命名的形成和演变，从而进一步探究章丘自然村落名称中所蕴含的语言逻辑和文化内涵。自然村落名称研究对保护传统文化，留住村落名称，洞悉地域记忆，留住乡愁情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但由于笔者研究能力、调查时间、理论深度和文献阅读量有限，尚存在较多存疑之处和待深入研究之方面，需后期再进行归纳、整理、思考和辨析，以便将济南市章丘区的自然村落名称文化内涵绵延开去。
基金项目
山东科技大学2022年度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讲好中国故事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为ESDZX-22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