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对自然、社会以及工人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反应：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成功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是以牺牲生产资料量的增加为代价的，所以极大破坏了自然资源，同时又以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多为代价，所以社会陷入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状态，随着失业人口的增加，人的生存出现严重的危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危机。在马克思看来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机器本身，而在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这一生产关系的异化。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高度，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自然、社会、工人三者及其相互关系的异化现象，又深刻洞察到隐匿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背后的内在本质，同时昭示扬弃异化的必由之路和实现自由的替代方案。
Abstract: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 of machines” produces a series of contradictory reactions to nature, society and workers: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 of machines has succeeded in realizing the production of relative surplus value, which has greatly damaged natural resources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in productivity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crease in the volume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relative surplus. At the same time, at the expense of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with a relative surplus, society has fallen into a state of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unemployed people, there is a serious crisis in the survival of human beings—a crisi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etween man and society, and between man and himself. In Marx’s view,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lies not in the machine itself, but in the aliena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rough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 of the machine”. Standing on the heigh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Marx saw the alienation of nature, society and workers and their mutual relations under the capit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deeply had insight into the inherent nature behind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 of machines”, and at the same time revealed the only way to abandon alienation and the alternative plan to realize
freedom.
1. 引言
“在马克思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推动力的赞美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是并存的。” [1] 马克思辩证地展开对机器的考察，既在一般意义上肯定地指出机器给人的生产带来的革命性变革，又在特殊的意义上否定地指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给人、自然乃至社会所带来的种种灾难。“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机器承载着资本的性质和功能，成为资本无限度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作为资本权力的有形化身巩固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维护资本主义异化的生产关系，遮蔽资本主义非人道价值体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机器的思考并未只停留在于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本身，而是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之中，即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运动历史中把握机器与资本、自然、社会、工人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总体。资本与机器联袂，一方面使用机器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利用机器的社会化生产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营造出机器统治社会的虚假现代性景象。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对自然、社会、工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纵观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这些影响按照资本逻辑和运行规律必然地发生着，带来的灾难性程度有加无减。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机器具有了资本的魔性，即其虚假性、统治性和破坏性，从而使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背离其初衷，成为征服自然、操控社会和统治工人的工具。
2.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成为征服自然的工具
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和人身外的自然，人身外的自然即我们通常所指的自然界。它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条件，是人类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引用威廉·配第的这句话说明了人类社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依附关系，没有自然资源，生产劳动就无法进行，人的生产力就无从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对对象化存在的人来说具有决定作用。在自然经济即落后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关系具有明显的狭隘性。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对自然的认知能力和改造能力也低下，人就屈服于自然，以为自然本身具有神秘的力量，因而形成自然崇拜。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还没有对自然造成较大的破坏。
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作为科学技术结果的现代机器的广泛使用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力度。资本一旦与科技和机器联姻，资本逐利本能就会强化对自然攻击，加速对自然资源的掠夺，造成自然资源严重浪费和破坏。单纯从生产力角度来看，现代科学与机器的确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片面追求或强化生产力的“唯生产力论”看到的只是表象，背后生产关系下产生的悖论或矛盾给人、自然和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却不得而知，这是极其危险的。马克思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就是要揭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诸多矛盾。只要推动社会生产发展就会扩大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就会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生产工具最能体现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机器生产，大大提高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对自然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机器是使潜藏在自然界中的自然力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对自然资源进行开采和攫取，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和范围。如果人们的索取超过了自然的恢复能力，那么就会由人与自然的矛盾导致人与自身的危机，即人生死存亡的危机。
马克思考察机器工业对自然的影响，不是制止人使用机器，也不是制止人利用自然。马克思“人化自然”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依存关系一旦被撕裂，人是最大的受害者。马克思考察机器大工业对自然的迫害，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特殊的考察和批判的考察。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出现，完全摆脱了人类早期受制于自然的状况(实际上是一种盲目偏见)，加速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步伐。而资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推动下，不断扩大生产并制造新的社会需要，势必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打击。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机器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按照资本的意愿和逻辑，化身为掠夺自然、征服自然的“机械怪物”，疯狂地吞噬着巨量的自然物质，行使对自然的绝对主宰权。
资本价值量的快速膨胀，是以生态功能急剧紊乱、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为代价的，破坏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不断革新的机器体系，体现了资本的权力和贪欲，成为实现资本增殖最适合的工具和强化资本权力宰制自然的破坏力量。资本无法忍受神秘，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就是要对抗自然、征服自然，把自然视为人的敌对物和统治的对象。“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 [2] 资本利用机器扩大了征服自然的规模效应，推进了资本对自然界实行一体化统治的影响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北美为例深刻分析了机器在农业领域的使用，引起了农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化，破坏了人和土地间的物质变换，过度消耗了土地的肥力，对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的浪费和破坏，使人和自然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3] 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科学和技术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是以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的。除此之外，为开拓海外的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向自然界广度进军，突破了本土自然地理的局限，贯彻资本增殖的量化追求。当今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模式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进行跨国投资和制造业转移，就是凭借垄断资本的经济优势和自动化机械生产的技术优势，利用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实行生态殖民主义的技术统治。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经济越发展，机器体系就越完善，自然系统遭受资本的攻击就会越猛烈，人与自然的矛盾就越尖锐。机器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不断尖锐的矛盾冲突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生态本质。
3.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成为操控社会的工具
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出发，始终把机器放置在具体的社会形态和具体而整体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揭示了机器是资本生产运动的结果，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建构和稳固起着重要作用。他从机器生产与经济、社会的互动中思考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充分论证了技术的历史重要性和社会影响。机器作为生产工具，体现了强大的生产功能，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指标，对社会生产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不仅如此，机器还塑造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推动价值观念全面转型，具有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功能。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颠倒的社会，是人和物颠倒的社会，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并确证了这个社会的主客体颠倒。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被颠倒了。在以往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是主体，劳动资料是被劳动者驾驭的客体。而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相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 [3] ，机器一跃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体，支配和吸吮工人的劳动，工人的主体性被消解，变成了机器的助手。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主客体的颠倒是随着机器的采用获得了技术上的明显现实性。机器生产通过人与物关系的颠倒和异化关系强化了资本权力对整个社会的操控。
机器大工业在社会化生产链条中占据统治地位，替代了劳动者的技能和体力，把大量的劳动者甩出社会生产的过程，相对过剩人口逐渐增多，加之受机器进步和妇女儿童竞争的影响，劳动力的价格越来越低，就连购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成了困难，可以想象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有多么痛苦不堪。而资本驾驭的社会生产“机车”却继续前进，生产的持续扩大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需求，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现象。由此可见，机器在操控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激化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并且，机器的应用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从而开拓了世界市场，“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 [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凭借生产高效和产品便宜的优势，瓦解了其他民族的传统工业，摧毁了国外市场的产品，迫使这些地方成为它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机器生产打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把整个世界都卷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矛盾扩散到全世界，给被征服的民族和国家带来了贫困积累。
资本为了加强对社会的统摄力，把机器打造成万能的、完美的虚假形象，塑造出资产阶级的机器观，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深嵌在社会领域。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机器观是资本强加给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是资本逻辑通过机器塑造出的虚假世界观，承载着资本剥削合理性的内容。资产阶级机器观的目的是反对任何破坏、瓦解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行动，论证这一生产的正当性，努力掩盖其中的剥削性。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视角对资产阶级的机器观进行了科学诊断，指出机器观的实质“是资本通过机器实现自我增殖与控制社会的虚假意识形态”。 [4] 资本通过生成“机器解放论”“机器万能论”等错误思潮，把机器推崇为一种超越人力并带来解放的神圣物，使人们对机器形成无限崇拜，掩饰了机器作为资本剥削工具的身份，从而导致工人的斗争对象模糊不清，摧毁机器的自发行为没有识破机器拜物教的幻象。机器拜物教把效率优先、生产至上的价值观塑造成整个社会的价值规范，将一切无序性、碎片化的生产过程都纳入机器体系中，尽可能地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由此可以看出，在资本逻辑的话语下，机器不仅是资本增殖的物质形式，还以意识形态形式强化资本对社会的控制。
4.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成为统治工人的工具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早期阶段——工场手工业时指出，其狭隘的技术基础无法满足资本不断扩大的增殖需要和生产需要，因而机器引入生产过程是历史必然。但这种历史必然性绝不能被误读为是为了减轻劳动者的辛劳，从而获得劳动解放。马克思敏锐地指出，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劳动资料与固定资本的辩证统一。从劳动过程看，机器作为劳动资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现，突破了工人的物理身体和劳动技能的自然限制，使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跳跃式的发展，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可能。从价值增殖过程看，机器作为固定资本，是特殊的资本存在方式，服从于资本谋取剩余价值的内在要求，执行资本的职能，实现了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根本转变，成为“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而价值增殖过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机器作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必定优先于作为劳动资料的属性”。 [5] 以资本为中心的机器大工业建构了“主客颠倒”的生产秩序，利用自然能源逐步替代了人力，工人的劳动在机器的运转中被分解为单调的机械化劳动，机器获得生产过程的主导权，工人则沦为服侍机器的奴隶，被迫适应机器生产的节奏。由此，机器剥夺了工人的技术以及劳动的主动性，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对工人技能的要求和依赖度越来越低，另一方面也说明没有生产资料的工人无法脱离资本家的掌控而进行独立生产，劳动者在真正意义上从属于资本家，资本通过机器实现了对劳动的完全支配，确立了其专制统治地位。
机器在资本逻辑的应用下，表现为统治工人、奴役工人的物质技术手段，是资本加强剥削工人的关键，它的使用非但没有给工人阶级带来利益，反而强化了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剥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机器代替了使用工具的劳动者，工人丧失了劳动的主体地位。机器的工具机部分作为工业革命的起点，取代了工人用工具所完成的操作，使工人既不需要提供生产经验和操作技能，也不需要作为动力工人提供生产动力，工人的处境被贬低到成为机器运行的照看者，沦为机器的附属物。第二，机器使劳动简单化了，妇女和儿童从家庭被抛到劳动力市场上，扩大了资本的剥削范围。随着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生产过程出现去技能化现象，所有的劳动都被同化为简单、单调的操作，这样就使得妇女和儿童也能从事劳动，使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受到资本的直接统治。并且，这种情况增加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导致成年男工因妇女儿童的竞争而贬值，更有利于资本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第三，机器成为延长工作日的有力手段。机器的使用使资本家有了许多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动机。资本增殖的无限贪欲要求机器运行的持久性和劳动配合的协同性，因此，作为资本承担者的机器必然成为延长劳动时间的最有力手段，一旦生产中断，价值增殖过程就会停滞。获得资本意识和意志的“工业上的永动机”，要不是受限于人身的自然界限，就会24小时不停歇地进行生产。并且，面对技术进步和新机器产生的情况，资本家为了避免已有机器的无形损耗，也会尽量延长工作日，尽早把机器的投资给收回来。第四，机器提高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在工作日延长受到自然界限和法律限制的情况下，资本家就竭尽全力地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来达到与延长工作日相同的效果。资本家通过提高机器的运行速度，或扩大工人看管机器的数量来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提升劳动效率。毕竟资本最会运用“提高劳动力紧张程度”“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等方式剥削、压榨工人，使他们在更短时间创造出相同甚至更多的价值。最后，机器还成为镇压工人反抗的强有力的武器。机器的出现成为工人的竞争者，不断排挤工人，使他们沦为过剩人口，“劳动资料扼杀工人”形成的直接对立，必然会引起工人与机器之间的斗争，这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工人掀起的“鲁德运动”并没有挣脱资本对他们的奴役和统治，反而还加速了机器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资本的依附。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机器的应用扩大了剥削范围，延长了劳动时间，提高了劳动强度，激化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使工人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 [6] 总之，机器作为资本的化身，强迫工人都必须服从这种专制的生产方式，使他们沦为资本的附属品。
资本的逐利本性操控机器把生产的触角延伸到各个地方，将资本的光芒普照到各个角落，以打造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帝国，体现在机器漠视自然规律和界限，征服自然，试图成为自然的主宰，疯狂掠夺自然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机器操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完善，在生产生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掌握领导权，迫使其他国家都卷入资本主义市场；机器剥夺了工人的技能和生产主动性，使他们沦为生产的助手，延长工作时间，增强劳动强度，利用一切方法剥削压榨工人，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
5. 结语
马克思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批判，是基于机器的新社会应用的科学构想和扬弃异化实现自由的替代方案。不可否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促进生产的分工与协作，增长了物质财富。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把双刃剑，其负效应不容忽视，机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然成为征服自然、操控社会、统治工人的显性工具和作为意识形态渗透生活方方面面实现政治一体化的隐性工具，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埋下了火雷。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的应用成就了资本主义也必然摧毁资本主义自身。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蕴含强大的否定力量，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现实条件，加速无产阶级自我意识和革命意识的觉醒，这意味机器构成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必然的物质力量。“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 [7]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关系和谐共生，同时“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 [8] ，科学利用机器，使其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造福全人类。
基金项目
本文为大连大学2022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马克思协作理论的三重意蕴及其当代价值”(项目编号2022YB0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