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攻击行为(Aggressivebehavior)是指个体对他人做出的导致对方受到伤害的行为(宋明华等，2017)，是影响青少年人格发展、社会交往、心理适应的重要危险因素(Gianluca & Tiziana, 2013; Juvonen & Graham, 2014)。数据显示，约51%的青少年在中学阶段表现出较高的攻击性(Hamza et al., 2019)。一般攻击模型认为，情境因素可通过改变个体的内部状态引发个体攻击行为。而家庭作为青少年生活的重要情景之一，为青少年提供了大部分情感与社会支持(Wellman & Wortley, 1990)。与此同时，近端环境理论强调了个体与其所处的近端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亲子互动等(Rosa & Tudge, 2013)。鉴于此，本文拟从家庭视角出发，探究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潜在中介机制。
父母低头行为(Parent’s Phubbing)指在亲子相处的时候，父母投入于手机的使用而忽视或冷落孩子的行为(丁倩等，2019)。2019年调查报告显示，44%的中国父母因低头行为而无法顾及孩子(新浪网，2018)。已有研究证实，父母低头行为不但会使青少年焦虑水平上升(杨扬等，2022)，还可能增加其攻击行为(高玲等，2023；张永欣等，2022)。据此，提出研究假设：父母低头行为正向预测青少年攻击行为(H1)。
其次，据《中美日韩网络时代亲子关系的对比研究报告》显示(孙云晓，宿金金，2019)，上网问题引发了25.2%的亲子冲突。亲子冲突(Parent-Child Conflict)是指由父母与孩子不相容的认知、情感、行为、态度，而产生的内隐或外显的对抗行为(宋广文，何文广，2011)。依据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 (Homans, 1958)，父母低头行为产生的拒绝行为与关注、温暖缺失的问题，会导致亲子关系的成本增加、回报减少，因此诱发亲子间的冲突。研究表明，亲子冲突使青少年处于紧张与压力的状态之下，导致青少年对他人产生攻击行为(Agnew et al., 2002)。由此，提出研究假设：亲子冲突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H2)。
焦虑(Anxiety)是一种可以使个体感到紧张、惶恐不安的一种负面情绪。过往研究发现，父母在互动过程中的手机使用可能会导致高频的亲子冲突(Kildare & Middlemiss, 2017; Solecki, 2021)，而亲子冲突会使青少年焦虑水平提升(杨菲，吴鑫德，2014)。而焦虑会引发狂暴和愤怒状态，一个人的愤怒程度越强，其攻击性行为也越多(Funk et al., 1999)。且处于焦虑状态中的个体会对危险信号格外敏感，从而引发过度的自我保护意识，产生攻击行为(Keogh et al., 2001)。据此，提出研究假设：焦虑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H3)。
除此之外，已有研究结论证实，亲子冲突作为生活中的负性事件，会降低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从而产生焦虑(杨菲，吴鑫德，2014；Bögels & Siqueland, 2006; Keogh et al., 2001)。综上，提出研究假设：亲子冲突和焦虑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H4)，以探讨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亲子冲突以及焦虑在其中的链式中介作用(图1)。为有效减少青少年攻击行为，改善亲子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从贵州省某中学抽取500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未通过筛选题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466份，问卷有效率为93.2%。其中男生257名，占55.15%，女生209名，占44.85%；高一198名，占42.49%，高二226名，占48.50%，高三42名，占9.01%；独生子女40名，占8.58%，非独生子女426名，占91.42%。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低头行为量表
采用丁倩(丁倩等，2020)翻译及修订的，自Roberts和David (Roberts & David, 2016)编制的伴侣低头行为量表(Phubbing Scale)而形成的父母低头行为量表。共9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父母低头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2.2.2. 亲子冲突量表
采用方晓义和董奇(方晓义，董奇，1998)翻译及修订的，自Moos和Moos (Moos & Moos, 1976)制的家庭环境量表而形成的亲子冲突量表。分发生冲突的频率和强度两维度，每个维度共8个方面，采用5点计分。借鉴Treutler的合成方法(Treutler & Epkins, 2003)，将每个方面冲突频率和冲突强度的得分相乘，计算8个方面的均分作为该被试得分，得分越高，说明亲子冲突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
2.2.3. 焦虑自评量表
采用Zung (Zung, 1965)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共20个题目，采用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焦虑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2.2.4. 攻击行为量表
采用李献云(李献云等，2011)修订的，自Buss和Perry的攻击问性卷(Buss & Perry, 1992)。共29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攻击行为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3. 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采用方便取样。数据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使用Process宏程序中模型6进行链式中介效应分析(Bootstrap发随机迭代5000次)。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表明，在未旋转的条件下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22个，第1个公因子的解释力为26.11%，小于40%的标准。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下(表1)：父母低头行为与亲子冲突(r = 0.42, p < 0.01)、焦虑(r = 0.30, p < 0.01)、攻击行为(r = 0.26, p < 0.01)均呈显著正相关；亲子冲突与焦虑(r = 0.48, p < 0.01)和攻击行为(r = 0.39, p < 0.01)呈显著正相关；焦虑和攻击行为(r = 0.59, p < 0.01)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for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
注：1父母低头行为；2亲子冲突；3焦虑；4攻击行为；***表示p < 0.001，**表示p < 0.01，*表示p < 0.05，下同。
3.3.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在控制性别这一人口学变量后，对其余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Hayes编写的PROCESS插件中model6模型，对亲子冲突和焦虑在父母低头行为和青少年攻击行为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回归系数显示，父母低头行为显著正向预测个体攻击行为(β = 0.26, t = 5.76, p < 0.001)；其次，将亲子冲突和焦虑纳入回归方程后，父母低头行为正向预测亲子冲突(β = 0.42, t = 9.80, p < 0.001)、焦虑(β = 0.11, t = 2.56, p < 0.05)；亲子冲突正向预测焦虑(β = 0.41, t = 9.56, p < 0.001)、攻击行为(β = 0.13, t = 2.88, p < 0.01)，焦虑正向预测攻击行为(β = 0.51，t = 11.58，p < 0.001)。此时，父母低头行为无法直接预测个体攻击行为(β = 0.04, t = 1.06, p = .25)，见表2。
Table 2. Chained mediation model analysis table
表2. 链式中介模型分析表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亲子冲突和焦虑的总间接效应值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亲子冲突和焦虑是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中介变量(见图2、表3)。具体而言，中介路径一：父母低头行为→亲子冲突→攻击行为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27.12%；中介路径二：父母低头行为→焦虑→攻击行为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28.59%；中介路径三：父母低头行为→亲子冲突→焦虑→攻击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4.29%。且由于父母低头行为直接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因此，父母低头行为通过亲子冲突和焦虑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为完全中介。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value and effect amount of parental phubbing behavior acting on aggression
表3. 父母低头行为作用于攻击行为的中介效应值与效果量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父母低头行为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攻击性行为，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高玲等，2023；李姝静等，2021；邵蕾等，2020)。父母低头行为引发的情感缺失，会作为家庭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影响因子，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孙丽君等，2017)，证实了假说H1。
首先，父母低头行为能通过亲子冲突的单独中介作用于青少年攻击行为。正如过往研究说明，看护者在亲子互动期间使用手机，会因注意力的分散而无法及时回应孩子的需求(Radesky, 2015)，同时还伴有耐心缺乏与情绪易怒的现象，从而引发亲子冲突(Radesky et al., 2014)。从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1994)出发，个体处在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系统之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对个体的发展产生影响。在社会关系相对单一的青少年生活中，家庭是其微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中的亲子互动对青少年行为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邓林园等，2013)。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观点，青少年可以通过亲子冲突习得的攻击行为，故亲子冲突越多，攻击行为也越多(Radesky et al., 2014)。父母过多的低头行为会引发亲子间冲突，从而使青少年习得更多的攻击行为，证实了假说H2。
其次，父母低头行为能通过焦虑的部分中介作用于青少年攻击行为。在生活中，父母低头行为产生的亲子疏离感与父母拒绝会使亲子关系质量下降(Mcdaniel & Coyne, 2016)，导致青少年焦虑的产生。而在精神病学领域研究中，在血清素水平上焦虑水平越高，暴力程度也越高(Choi et al., 2014)。因此，父母低头行为会增加青少年焦虑，父母低头行为越多，青少年焦虑越严重，攻击行为也更多，证实假说H3。
再者，在本研究链式中介模型中，父母低头行为不直接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而是通过亲子冲突和焦虑两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说明父母在亲子互动间表现出的低头行为，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作用更多通过青少年的亲子冲突和焦虑的间接作用产生。父母低头行为是家庭环境的表现，而亲子冲突是亲子间的交流与互动，焦虑则是个体对外界刺激做出的反应方式。父母低头行为的增多，会导致亲子间有效交流减少，导致更多的亲子矛盾与冲突(王正敏，2022)。而亲子冲突会诱发青少年焦虑，与过往研究一致(杨晓冬等，2022)。正如鞠佳雯等学者的研究发现，亲子冲突会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对青少年焦虑产生影响(鞠佳雯等，2018)；Lamis Dorian A通过转化理论，验证了亲子冲突可以通过焦虑这一变量，影响自杀反刍(Lamis & Jahn, 2013)。因此亲子冲突诱发青少年焦虑，产生更多的攻击行为(张永欣等，2022)。对于青少年攻击行为，家庭环境、亲子互动、个体自身等因素都有较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对于以上方面因素的涉及，更加完善地揭示了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证实假说H4。
这也启示我们，在面对青少年攻击行为时，不仅要从学生个体因素出发，帮助其调整状态，改变应对策略；同时也应关注家庭根源性问题，营造积极、温馨的家庭氛围，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打造良好的基石。
5. 结论
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通过亲子冲突和焦虑的链式中介发生作用。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