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命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Xingzhi Tao’s Thought of Life Education
DOI: 10.12677/AE.2023.1391098, PDF, HTML, XML, 下载: 169  浏览: 395 
作者: 李 瑶: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天水
关键词: 陶行知生命教育思想启示Xingzhi Tao Thought of Life Education Enlightenment
摘要: 陶行知是中国教育史上生命教育的首倡者,他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十分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历程。他的生命教育思想强调教育应基于尊重生命、关怀生命的理念,通过保障自然生命的健康、培育具备独立思想的人以提升生命质量;提倡养成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责任感以提升精神生命的成长。在当下时代呼唤生命教育的背景下,陶行知的生命教育思想对于学校教育事业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Abstract: Xingzhi Tao is the first advocate of life edu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H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ut also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life growth course of students. His thought of life education emphasizes that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respecting life and caring for lif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by guaranteeing the health of natural life and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advocat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rect values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enhance the growth of spiritual lif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lling for life education in the current era, Xingzhi Tao’s thought of life education still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school education.
文章引用:李瑶. 陶行知生命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J]. 教育进展, 2023, 13(9): 7068-7074.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91098

1. 引言

陶行知的一生都奉献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曾结合中国社会状况多次进行教育实验,提出过许多具有前瞻性、实践操作性强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做出了卓越贡献。陶行知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生命教育的首倡者,他的教育理论中有很多关于生命教育思想的体现。2013年12月8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协办的“中国第九届中华青少年生命教育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会上宣布我国首家全国性的生命教育学术专业机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 [1]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建立,推动了国内生命教育相关研究的繁荣发展,学术界对陶行知生命教育思想的研究也给予了广泛关注,围绕陶行知生命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如刘晓波、吕德雄着重分析了陶行知以珍视生命、正视死亡为主要理念的生命观 [2] 。朱传宏围绕陶行知“生命就是教育,社会就是学校,教学就是统一”的生命教育理论,阐述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3] 。孙健通过分析当前小学语文教育的现状,论述新形势下怎样才可以做好陶行知教育思想在语文生命教育中的渗透 [4] 。潘一凡结合陶行知生命教育观,从认识生命、尊重生命和珍惜生命三方面分析疫情下对幼儿的生命教育 [5] 。蒋婧基于对陶行知先生“每天四问”的研究,结合现阶段职校生特点,探究“每天四问”教育思想对于职校开展生命教育的启示 [6] 。纵观这些研究,虽然都涉及到了陶行知的生命教育思想,但对于生命教育思想的具体内容却论述不足,本文不揣浅陋,试就此问题求证于方家,并进而探讨其生命教育思想对当代学校教育的启示。

2. 陶行知生命教育思想的形成

陶行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祖籍浙江绍兴,他天资聪颖但家境贫寒,七岁时得一秀才赏识为其启蒙,同时在家中由父亲亲自教授他读书习字,后又四处求学,修习“四书”和“五经”。自幼便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奠定了陶行知坚实的儒学基础,且幼年时久居安徽歙县,深受当地地域文化的熏陶,再加上家学和后来的四处求学,这使得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深深扎根于陶行知心中。从中学时期起,陶行知开始接触到西方教会学校的西学教育,由于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再加上教会学校的教学理念的影响,所以他也在留学期间成为一名基督徒。陶行知的生命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源泉即是他的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思想对陶行知的生命教育思想有深刻的影响。1914年9月,陶行知进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学习,求学期间他曾参与了芝加哥大学举行的基督教青年会,此次会议使他深受启发并立志为教育贡献一生。1915年,陶行知又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很快就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并对其他社会学说有所涉猎。求学期间因经济压力申请利文斯通奖学金成功,他向捐助人保证留学归国后将致力于中国的公众教育事业,矢志将中国发展成为民主国家。

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两年后,陶行知取得了申请博士论文写作的资格,论题也被认可并通过。因回国搜集论文资料与参加国内政府教育工作的需要,陶行知放弃了继续留校学习的机会,于1917年7月离开美国踏上归国之路,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的中国,战乱频仍,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陶行知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中华民族只有改造教育,施行能唤醒民众自主意识的新教育才有可能焕发新的活力。因此,陶行知立足于教育救国,不断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在此期间他的生命教育思想也得以发展。

3. 陶行知生命教育思想的内容

3.1. 尊重生命

陶行知在《生难杀易》中如是讲道:“人生之前有父母,父母之前有祖宗。自从八千万年前地壳上发现生物以来,经过七千六百万年而后哺乳,再经过三百五十万年,到五十万年前,不知遇着几万万难,才成人形。成了人形,又不知道经过猛兽、疾病、水旱、刀兵几万万难,才一代一代的死里逃生而传到我” [7] (p. 39)。生命的形成与传承是如此艰难且漫长的过程,在历经这千难万险之后才产生了人,进而产生了“我”,人生于世间之后又难免困于贫穷、灾祸,得意者死于堕落,失意者亡于刀斧,陶行知感慨道,生是如何的难,杀是如何的易!生命的诞生孕育了太多的痛苦与欢欣,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值得敬畏和礼赞,系于生命的课题首先是学会尊重生命。

陶行知提倡男女平等,认为“男女同赋人权,本无尊卑贵贱可言” [7] (p. 141),生命本该是平等的。然而,封建社会对女子行为的严苛束缚,女子毋需读书甚至“无才即有德”的论断长期以来剥夺了女子的受教育机会。这导致女性严重丧失话语权,甚至于难以明了自己的生命尊严与权利。因此,他主张以保障女子教育的发展来促进女性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在1919年12月7日南高师第十次校务会议上提出了《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为女子争取更多的学习机会,会议讨论通过后,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而当社会中出现因教育机会均等潮流引发的关于男女同学问题的激烈争论时,陶行知公开发表的《为反对中学男女同学的进言》谈及,与其反对中学男女同学,不如多设女子中学。在陶行知眼中,男女平等与国家的兴旺、民族的强盛是不可分割的,正如他在1946年6月29日振华女校毕业典礼上的演说:“一个国家文明之高下,可以拿女子教育来决定” [8] 。只有真正重视女子教育,国家才会兴旺发达。

其次,陶行知还呼吁重视儿童的人权和需要。他建议师范生“变做个小孩子”,关注小孩子的能力并且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孩子的角度来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儿童的能力需要,师生便可成为朋友,提议师范学校的学生只有在成功地完成“变小孩子”的任务才可以顺利毕业。儿童拥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与创造,但却因年幼,常常被视作无能、无用甚至毫无作为的群体,小孩子的天赋以及能力往往被成年人所轻视。陶行知内心批驳此种状况,他潜心发掘儿童的天赋,于1932年提出并实施了“小先生制”,认可儿童能够在做“学生”的同时,兼任“先生”,即知即传。并且他指出小孩子的先天优势使得小先生能解决普及女子初步教育的困难,小孩子可以轻易地接触女子而不必避讳,因此主张动员全国的小学生都做小先生。

陶行知尊重生命的理念不强调阶级,更无身份地位的差别。1927年3月,南京城外战事激烈,陶行知在23日的家信中谈及安徽公学妇孺收容所的工作情况:“公学办的妇孺收容所,已经收了三百多人。我们抱着‘救人不救财’的宗旨办理,很是顺利” [9] (p. 126)。面对无情的战火,无论妇女、儿童抑或平民,他们的生命显得尤为脆弱,但陶行知认为人的生命弥足珍贵值得倾力护佑。据陶行知妻子吴树琴回忆,陶行知在创建育才学校的同时,还坚持创办了晓庄药物研究所,那时北碚地区疟疾患者很多,但是药物却十分紧缺,研究所历经多次试验后研制出中成药丸,免费送到农民工人、学生、士兵的手中。陶行知的内心坚信,不论社会角色、等级地位的高低,人的生命总是该被珍视的。

在陶行知眼中,旧社会传统教育的流弊即无视生命尊严以及对生命的分层和差别对待,但个体生命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每一个作为主体的生命理应被公平地审视,尊重生命的理念更无阶级、身份之差别。

3.2. 保障生命基础

1925年,陶行知在南开学校的演讲中提到:“我希望诸君至少要作一个人;至多也只作一个人,一个整个的人。作一个整个的人,第一个要素,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里站个稳固” [10] (p. 237)。他曾致信程仲沂先生,评述程仲沂关于做学问的三要素——体健、天才、财力,他认为体健既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目的。学生要学习的是人生之道,必须学以厚生而万不能学以伤生。由此可见,陶行知十分关注生命健康问题,同时将健康视作人生的重要基础。

在1912年金陵大学暑期学校的演讲中,陶行知讲“活的教育”,提出要使暂时的生活,能够叫他永久,而“人的生活,所以有暂时和永久的,都是根据于卫生和操作的关系” [7] (p. 348)。因此,要谋求永久的生活,首先要做好卫生教育。陶行知认为保障儿童健康便是幼稚园教师的第一要务。他非常重视儿童的保育问题,强调在教小孩过战时生活、受战时教育的同时,保障好小孩子的营养,希望尽量加增经费,并且根据营养研究结果来搭配食物及卫生管理要周到彻底。陶行知还将“改善烹饪技术,以增进卫生营养” [11] (p. 23)纳入了育才学校创造年计划大纲之中。陶行知十分强调科学在保障健康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在育才学校三周年纪念晚会上的演讲中说,“提高科学的警觉性,是保卫生命的起码条件” [11] (p. 430)。科学的卫生教育才是保障健康的关键,这一点在学校卫生教育中也至关重要。陶行知希望能够发展中国学校卫生事业,使其成为世界学校卫生之表率。他在《学校设备与卫生》一文中划定了学校卫生之范围,还在卫生学中规定将关于卫生之知识、原理、习惯都列入课程中。

生命的健康不仅需要卫生状况的保障,还要加强体育训练以强健体魄。陶行知为纪念晓庄学校建校二周年而写的文章中提到,生活教育的目标在乡村小学里应当包含五种,第一种即康健的体魄,且“主张以国术(即武术)来培养康健的体魄” [10] (p. 361)。对于体育专项训练,陶行知曾发起中华杏秀游泳社,此社是为纪念因溺水逝世的教育家毛杏秀女士,组织游泳社的缘起则是促进国人游泳之技能培养,“希望生者能‘惩前车之覆’去学此紧要的技能” [7] (p. 396)。人生无常,面临突发事件之时生命总是显得渺小且脆弱,体育锻炼对健康有所助益,于生命安全也是一重保障。风雨飘摇的年代同样造就了特殊的时代旋律,陶行知在与广西省立武鸣中学校长的谈话当中说,他赞成每个中学生都要学真的军事教育,“要培养战斗的人生观,揭破战斗即人生的道理,使大家知道要在战斗中取得生命的意义与力量” [11] (p. 62)。军事教育既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又能磨砺其意志品格。陶先生也曾在致友人信中写道,“中华民族要想不灭,必须全国一致举行五大训练,首要的一点是,普遍的军事训练,使人人有卫国的武力” [9] (p. 265)。此时的体育训练更是以强国民之体、健民族之魄为重要归旨。

生命是教育的目的,更是教育的基础。陶行知重视生命健康问题,将科学的卫生教育视作保障健康的关键,他提倡促进中国学校卫生事业的发展,强调体育锻炼对于维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还鼓励军事教育的普及。

3.3. 提升精神生命

1919年7月22日,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讲习会上,陶行知讲“新教育”,解读“学生”二字时讲,“生”字的意义,是生活或是生存。学生所学的是人生之道,人生的道路多种多样,或高尚或卑下,或片面或全部,或永久或一时。“我们所求的学,要他天天加增的,是高尚的生活,完全的生活,精神上的生活,永久继续的生活” [7] (p. 269)。怎样的生活是高尚的呢?陶行知教人求真,做“整个的人”,认为人的身体与精神是两样的,各有各的生活,“身体上的生活固然要紧,精神上的生活也是要紧的” [7] (p. 348)。人的生命既要有物质保障,精神层面也不可忽视,使身体与精神都保持健全、愉快,方可谓之高尚的生活。

教育追求个体的生命发展,陶行知追求的“真人”则是要求个体生命成长的完整性,强调个体思想的独立,以养成学生自立、自觉、自由之精神。陶行知深信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能够向上成长。学校是步入社会的起点,改造社会环境要从改造学校环境做起。他希望学生可以通过劳动教育,提高自立能力、在实践中获取知识,理解劳动者之甘苦,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非师生共同用手做事不可” [10] (p. 411)。他曾在家信中谈及连续三日与晓庄师范师生共同劳作的经历,造茅厕、盖浴室、厨房,“快乐的像活神仙一样,整日打赤脚,穿草鞋自由的很”。师生在共同做事中甘苦共尝,还可以达到精神的沟通及情感的交流。立足于时代环境,陶行知主张以学生自立养成自强之国人,以学生自治养成共和国所需之公民,“在民主的生活中学习民主、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 [11] (p. 491),想有能共同自治之国民就要先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能力。他大力宣传创办民主教育,即创办民有、民治、民享之教育,鼓吹中国的主人教育,认为教育要启蒙学生的自觉意识,解放人的头脑与思想,培养创造力,以期“实现创造的民主和民主的创造” [11] (p. 490)。他更认为作为中国之栋梁之材,国家之命根的青年人,万不可失掉自由,“失掉自由,不能成人” [10] (p. 137)。以树苗的生长为喻,底下安根,上面出头才可成活。若要长得端正,必须向上吸收阳光,所以“出头处要自由!”。他的诗歌中写道:把自由还给我们!我们要捣碎一切枷镣锁铐。陶先生号召要有做人的自由、做自己的主人、做中国的主人,以此来创造新的自己、新的中国、新的世界。

陶行知深感教育就是教人读好书、做好人,认可读书能使人更有责任意识,却也知晓不能一心只沉迷于读书。在寄予长子陶宏的家信中叮嘱,学生不应当专读书,要学习人生之道,做有知识、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陶行知极度推崇武训精神,曾多次在文章及讲话中提及武训精神,“武训之所以成为普及教育之义人,是因为他抱着兴义学之宗旨,用整个生命来贯彻它” [11] (p. 400)。陶行知希望教育兴国的道路上能出现更多如武训一般的人,以教育为己任,脚踏实地为中国教育多做一些实事。他将个人的生命与民族、国家之生命视作一体,不可分离。“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12] 是陶行知生命的真实写照,人生在世数十年的光阴岁月,怎样的生命是有意义?陶行知认为,“唯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个人才不会死!” [13] 。人活着却又不是为了简简单单的活着,人在服务大众、改造社会的过程,生命的责任感与价值感得以提升,人格也因此获得完满发展,这便为陶行知生命教育思想的目标。

陶行知注重生命发展的健全完整,希望养成自立、自觉、自由之“真人”。他主张将人的生命与所处的生存环境结合,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培植乐观奋进的精神动力,提升责任感与价值感,以此促进精神生命的价值升华。

4. 陶行知生命教育思想对学校教育的启示

4.1. 关注教师的生命状态

教师常常被喻为“春蚕”、“蜡烛”,教师生涯即为丝尽命休、成灰泪干的全过程。这些热诚讴歌不仅代表着教师必须无私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也道出了从事职业教育者的辛酸。纵观当代教育,社会之中“一切为了学生”的口号声愈烈,使得学生主体性备受关注的同时,社会对于教师的要求也愈多。诚然,关爱学生、关注学生生命成长是教育事业的根本,也是教育者必须承担的义务。然而,当教师职业被工具化,教师处于工作任务繁重、健康状况不佳的状态之下,忙于封闭的生活方式而感受不到社会变化;伴随教师实际社会地位相对不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必然导致的结果是教师自我生命的压抑。

陶行知强调尊重一切人的生命,在其尊重生命的丰富内涵之下,同样包括教师的生命成长。教师本身是一个个拥有自己鲜明个性的生命,他们首先是作为生活在现实、具体环境中的人而存在的,其次才是一种作为职业的存在。同所有人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灵魂、思想和生命,教师首先需要生存。保障教师的生存条件,是教师人权的基本要求,也是教师能否完成教育任务及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教育必须关注教师的生命状态,实际上,教师的生命状态以某种程度预示着整个民族未来之形态。因为,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教师的生存状态不可避免地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当教师的生命得到舒展和张扬,学生必然会受到正向积极的影响。

教育是充满生命意蕴的事业,忽视教育中的生命相当于无视了教育的本源。现在的教育机制应具备生命意识的丰富内涵,在关注学生生命的同时,也要走进教师的生命。陶行知讲“先生创造学生,学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 [11] (p. 3)。学生的成长并非对教师生命状态的侵夺,教师与学生的相处,意味着生命与生命的相遇,所以本质上依靠的是自我这样的“生命”状态。因此,只有内心丰富、生命力强的教师才能够在教学实践中萌生出强烈的生命意识,为学生创造美好的精神家园,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生命的发展与升华。

4.2. 培植学生向上的“生命力”

生命是非常宝贵的,它如同一棵大树需要吸收充足的阳光、水分以茁壮成长,若是消极懈怠,则会长出枯枝,逐渐枯萎而失去昔日的光彩。生命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前提,陶行知鼓励过永久继续的生活,他深信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区别于教学生死读书的“吃人的”传统教育。教育之“育”应始于尊重生命,并遵循生命发展之规律,积极回应其继续生长所需养分,保障生命成长的动力。在学生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生命健康具有基础与动力作用。

生命教育要将生命安全教育置于第一位,没有生命安全的保障就无法谈及人的发展,加强生命安全教育是开展生命教育的基础。学校在关注学生学业的同时,要加强生命与安全教育。组织师生学习各种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处理,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技能。其次,重视体育锻炼,要有意识地以人体自身运动来增强体质。体育锻炼能够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提升战胜学习和工作中的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不仅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人的心理健康也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当代中小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同身体健康一样,心理健康也是生命发展的重要前提。当代青少年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庭成长中易形成依赖心理,遭遇困难、挫折时可能会陷于紧张、忧郁的消极情绪中无法自拔。通过适当的挫折教育能够使学生增强抗挫折承受力,意识到生命中的苦难是能够战胜的。培养学生以更加积极的心态理智、客观地分析挫折产生的原因,正确对待危机,敢于直面现实之中的磨难与挫折。学校可以设计专项生命健康教育实践活动,组织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增强基于实际生活的劳动教育、生存教育、责任教育等,有意识地调整学生的身心健康状态。

4.3. 指引学生找寻生命的航向

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是人生中首要的动机。处于青春期迷茫中的孩子会有这样的困惑,不知道人为什么而活,找不到生命意义,甚至在人生的道路上误入歧途。实现人生的价值似乎是一个太过宽泛的命题,但若无法解答这一问题,学生会对任何事情都丧失兴趣,或备受打击而就此沉沦于黑暗,无法自拔。

陶行知强调要有做人的自由,做自己的主人,还要有创造的自由,创造新的自己。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生命找到出口,找寻生命目标也就是发掘自我、接纳自我的过程。人需要为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一个自由选择的任务而拼搏和奋斗,教育则应该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指引学生找到生命航程中正确的“方向标”。

在生命教育的实践当中,只有生命活力充沛的教育者才能够培养出真正有生命力的学生,即“用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首先,教师应该对自我生命有清醒的认知,只有以健康美好的生命姿态面对生活,拥有对生命乐观的态度,才会对学生生命观的形成产生积极的正向引导。其次,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没有人能够代替别人找到人生的意义。生命中每一种情境向人提出挑战和疑难要他去解决的,都是不同的问题,每个个体生命的意义只有自己才能回答。而每个答案的首行都有两个字:负责。对生活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正如陶行知在“每日四问”中提出建议,每天询问自己的身体、学问、工作、道德有没有进步,“教育自己知责任、明责任、负责任——教育着自己进步” [11] (p. 434)。只有有了责任感,才能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生活在不同“意义”的领域之中,生存的意义、工作的意义、爱的意义……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的意义,每种意义都是生命个体的一种经历和体验。值得庆幸的是,生命目标其实早就存在于生活中,回归生活,真实地生活,真实地工作,真实地去爱,感悟生命的“真”便是追寻生命存在意义的最佳方式。

5. 结语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中有很多关于其生命教育思想的体现,强调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教育必须回归生命。现代社会科技飞速发展、社会多元化,随之而来的也包括很多负面、消极的因素。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亟需正确的生命教育作为导向,完善生命成长的全过程。陶行知的生命教育思想启示我们,学校教育要始终贯彻生命教育理念,从关注教师的生命状态出发,在培养生命内涵丰富的教育者的基础上打造生命教育课堂;在教育实践中探索积极有效的途径,培植学生向上的“生命力”,保障学生生命的健康成长;生命教育最终的实现必须以唤醒人的生命意识为前提,指引学生在真实生活中寻找到自我生命的意义。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J]. 现代教育科学, 2013(12): 2.
[2] 刘晓波, 吕德雄. 教育梦(三): 生命教育——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生命观[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3(21): 55-57.
[3] 朱传宏. 论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J]. 课程教育研究, 2020(12): 11.
[4] 孙健. 新形势下语文生命教育的探索[J]. 家长, 2021(36): 171-172.
[5] 潘一凡. “生命本精贵”——试论陶行知生命教育观对疫情下幼儿生命教育的启示[J]. 小学生(中旬刊), 2021(11): 18.
[6] 蒋婧. 陶行知“每天四问”教育思想对职校生命教育研究的启示[J]. 现代职业教育, 2022(21): 100-102.
[7]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1卷) [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8]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11卷) [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703.
[9]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8卷) [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10]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2卷) [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11]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4卷) [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12] 于子侠. 陶行知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223.
[13] 王文岭. 陶行知年谱长编[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2: 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