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人们不可或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作为认知语言学的重点研究范畴之一，概念隐喻理论最早由Lakoff和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这一理论指出隐喻是思维层面的问题，是系统性的跨域映射 [1] 。但隐喻的跨域映射并不具备任意性，它要受“经验”的制约。Kövecses强调不同的“经验”，如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造成概念隐喻的差异性 [2] 。因此，文化语境对隐喻的产生和理解有着重要的作用：不同文化语境下，隐喻包含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内涵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喜福会》是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代表作，讲述了移民美国的四位中国母亲与她们女儿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揭示了两代女性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探求与认同。该长篇小说中蕴含了大量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隐喻表达，对理解和宣传中华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以往研究大多从女性主义、母女关系、创伤记忆视角出发去解读《喜福会》，却鲜有研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以概念隐喻为框架，分析小说中含有中国元素的隐喻性表达。因此，为弥补该研究空白，本研究基于概念隐喻理论，从文化语境视角出发，系统地分析《喜福会》中蕴含丰富中国元素的概念隐喻，阐释和解读这些隐喻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研究发现：《喜福会》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隐喻主要包含四大类：1) 人是五行，2) 人是动物，3) 母爱是吃食，4) 人生就是打麻将。小说中，这些富有中国传统元素的隐喻不仅使读者们对中华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也体现出作者谭恩美自己内心深处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认同。
2. 文献综述
作为一部经典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喜福会》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纷纷从：女性主义、母女关系、创伤记忆等视角进行研究解读。小说《喜福会》主要讲述了四位移民美国的华裔母亲和她们女儿间的代沟和冲突，反映了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两代人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探求。沈非学者(2008) [3] 以女性主体性视角分析了《喜福会》中的人物形象。他指出，小说中的四位母亲不仅在旧中国父权社会中承受了苦难、屈辱和不公，而且在移民美国后，她们仍然身处于以白种人为中心的男权社会的边缘地带，经历着生活的种种压力和苦痛。事实上，《喜福会》既呈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进行抗争的故事，又客观地反映了女性所受到的压迫、排斥和异化(2008: p. 99)。除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小说外，周聪贤(2010) [4] 学者则从母女关系的视角解读了《喜福会》。他在研究中揭示道，“母女之间的冲突与和解，象征了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2010: p. 226)。作者谭恩美在小说中通过对母女关系的描写，阐释了两个层面的文化象征意义：1) 肯定了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批评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的内容。2) 赞扬和肯定了中国文化中的宝贵内容，阐述了作者谭恩美“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的美国熔炉文化观念(2010: p. 229) [4] 。此外，学者顾悦(2011) [5] 从创伤记忆与家庭模式的角度对《喜福会》进行了细致探究。她认为谭恩美的这部小说“正视了由于民族的苦难历史以及家庭文化中的毒性教条，华裔美国家庭所承载与重复的来自上一代的创伤”(2011: p. 100)。顾悦强调谭恩美写作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人们敢于直面自身的创伤记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自我疗愈：让痛苦真正过去、避免重蹈覆辙 [5] 。
隐喻是认知语言学重点研究范畴之一，自1980年Lakoff出版《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这本书后，概念隐喻一直备受关注。Lakoff [6] 强调隐喻是一种跨域映射，即从源域向目的域的映射。两个领域的具体特征具有系统的本体对应(1993: p. 207)。隐喻的实质就在于借助一类事物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1980: p. 5) [1] 。虽已有部分研究从隐喻的角度分析《喜福会》，但其往往运用的是文学框架，即：将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方式。事实上，隐喻不单单是一种语言模式，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思维方式。因此，为填补该空白，本研究将以认知语言学为基本框架，从文化语境的视角出发，对《喜福会》中大量包含中国元素的概念隐喻进行探究，以期揭示这些隐喻的认知基础。
3. 《喜福会》中的概念隐喻
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喜福会》中存在着大量的概念隐喻，其中一些概念隐喻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如：五行、生肖、中国吃食、麻将等。这些富有中国特色元素的概念隐喻既是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对中国本土文化认同的例证。根据Lakoff & Johnson的观点，概念隐喻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是从源域向目标域的结构映射 [1] 。事实上，隐喻正是一种认知现象，而隐喻的产出、理解和推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语境。交际双方(如：作者和读者)只有掌握了共享的语境知识、文化、规约含义等，才能够正确推理出隐喻含义，从而成功实现隐喻的交际价值。在长篇小说《喜福会》中，作者谭恩美将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隐喻之中，生动地展现了两代人、两种文化从最初的激烈碰撞到最终的共存和解，同时也反映出谭恩美自己内心深处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认同。
3.1. 人是五行
五行学说是中华古典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国古代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五行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这五种不同的物质所蕴含的意义也有所不同。木象征着生命、阴柔之气、创造力，火表明能量、智慧，土是稳定和忍耐的代表元素，金体现着竞争性、敏锐度和阳刚之气，水则是液体类物质：油、酒精和水的元素，其象征着交通和交流。小说中，作者谭恩美将“五行”这一中国元素应用于对人物性格特点的多维度刻画之中，引起了读者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和兴趣。
在《喜福会》中，谭恩美巧妙运用“人”隐喻，将人比作五行——“Each person is made of five elements…none of us has all the five character elements perfectly balanced, and therefore, everyone of us is by nature flawed”(Tan, 1989: p. 31) [7] 。五行学说强调，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所产生，而万物的缺陷也是由这五种物质的不平衡导致的。据此，“五行”这一具体的源域就可以映射至“人类性格特点”这一抽象的目标域。“人是五行”这一位居中心的概念隐喻在语篇中的意义不断延伸、拓展，由此产生了“某元素过少或过多”这些丰富的衍生隐喻。正如小说中所提到的，“Too much fire and you had a bad temper. Too little wood and you bent too quickly to listen to other people’s ideas, unable to stand one’s own. Too much water and you flowed in too many directions…”(Tan, 1989: p. 31) [7] 。许安梅因缺少木元素，导致其性格优柔寡断、毫无自己的立场和主见；吴精妹父亲火元素过盛，脾气暴躁，而吴精妹则是水元素过盛导致她注意力分散过多、没有定性，总是不能持之以恒地完成好一件事情——读书期间变换学位且未完成学业，工作期间常更换职位。作者谭恩美通过“人是五行”这一核心隐喻及其衍生出来的次要隐喻，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细致差异性。值得注意的是，读者理解这一隐喻的映射含义的先决条件是了解、熟悉中华传统文化“五行学说”的底蕴。倘若读者并不知道五行元素，那在认知结构上就无法将源域成功投射到目标域。由此可见，隐喻的推导是一种动态性的建构过程，文化语境对隐喻的产出和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人是动物
十二生肖是中国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之一，其起源与动物崇拜密不可分。十二生肖并不单单以普通生灵融入日常生活中，更关键的是，十二生肖还被赋予了多种人文含义。每一个属相都蕴含着丰富的传说，甚至形成了生肖信仰——即中国传统宗教哲学和术数文化相结合。在谭恩美的《喜福会》中，她将属相元素融入到隐喻中，使其承载了十二生肖不同的象征含义，进而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
“人是动物”这一核心隐喻在整部小说中共出现了37次。“…that my mother, at age sixty-nine, has the blood pressure of a sixteen-year-old and the strength of a horse. And that’s what she is. A Horse, born in 1918, destined to be obstinate and frank to the point of tactlessness. She and I make a bad combination, because I’m a Rabbit, born in 1951, supposedly sensitive, with tendencies toward being thin-skinned and skittery at the first sign of criticism.”(Tan, 1989: p. 107) [7] 。这段描述中共出现了2个由“人是动物”这一中心隐喻衍生出的次要隐喻，即“龚琳达是马”和“薇弗莱是兔”。这些概念隐喻的源域是具体的动物，而目标域则是人。用中国传统十二生肖中马和兔的文化内涵来映射出薇弗莱和她母亲(琳达)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在生肖文化中，马这一属相被赋予的特征是：固执倔强、忠实勤恳、性子急躁，而兔则是好动、动作敏捷、脸皮薄、警惕性高。琳达的生肖是马，而薇弗莱则属兔。根据十二生肖相生相克的民间信仰观念：马和兔个性相冲，二者难以达成良好的协作、相处起来并不愉快。这也正隐射了细腻敏感的薇弗莱和倔强耿直的琳达这对母女之间常伴有激烈的摩擦和矛盾——薇弗莱信任母亲的同时又恐惧母亲，她将彼此间的矛盾冲突也归因于自己与母亲的生肖属相不同(张珍，2020：p. 21) [8] 。此外，含有中国生肖元素的概念隐喻在媒婆给龚琳达说媒这一章节中也同样被运用到。根据传统风俗，媒婆说媒时要先测算双方生辰八字是否相合。“The matchmaker bragged about me: ‘An earth horse for an earth sheep. This is the best marriage combination…’ But the matchmaker laughed and said, ‘Not so, not so. She is a strong horse. She will grow up to be a hard worker who serves you well in your old age.’”(Tan, 1989: p. 28) [7] 。媒婆向琳达的母亲道喜“两人生辰八字相配，一个属羊，一个属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里面也包含了两个衍生隐喻——1) “琳达是马”，2) “天宇是羊”，从而琳达和天宇拥有了属相马和羊的性格特征。据媒婆的说法，属羊和属马是相生的关系，因此琳达和天宇的夫妻生活亦会幸福美满。
作者谭恩美巧妙地运用生肖来贴切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形象。“动物”这一上位概念蕴含了“马牛羊虎”等下位概念，进而“人是动物”这一核心概念隐喻延展出了许多次要隐喻“人是马”，“人是牛”，“人是羊”，“人是虎”等。该隐喻使意义更加丰富、语篇更为连贯。
3.3. 母爱是吃食
吃食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文化特殊性。不同地区的特色吃食也代表、区分了不同的文化群体。在这部华裔美国文学小说中，吃食贯穿于章节始终，具有丰富深刻的意象内涵。“食物这个意象在小说每个独立的叙述之间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维系着家庭和两代人之间的关系，表现着共享——并提供着一种有助于在遗忘中重拾个人历史的语言代码。食物使母亲与她们的女儿用平常的语言进行交流；食物对两代人来说是情感的家园。”(E.D. Huntley, 1998: p. 58) [9] 。《喜福会》中有着对中华传统美食，如麻食、馄饨、春卷、炒面、油炸豆腐、芝麻糊等的大量描绘。
在小说中，这些中国特色吃食蕴含着浓浓的母爱——谭恩美运用“母爱是吃食”这一概念隐喻将“母爱”这一抽象无形的情感具象化为螃蟹、蒸饺、鸭胗等具体有形的中华传统美食。从而，“吃食”这一意象也就好似一条重要的纽带，联系着两种文化的交流和四对母女间的关系。在新年晚宴上，薇弗莱将最好最大的一只螃蟹夹给了自己的女儿，体现出了不善袒露情感的薇弗莱对女儿含蓄的关心和爱护。“When the platter of steaming crabs was passed around, Waverly was first and she picked the best crab, the brightest, the plumpest, and put it on her daughter’s plate.” (Tan, 1989: p. 134) [7] 。事实上，在移居美国的母亲的眼中，美味的中国吃食是一种用来与女儿沟通情感、表达自身爱意的重要桥梁。“That’s the way Chinese mothers show they love their children, not through hugs and kissed but with stern offerings of steamed dumplings, duck’s gizzards and crab.”(Tan, 1989: p. 134) [7]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四位移民美国的母亲们的爱是含蓄委婉的。她们的爱并不是通过拥抱和亲吻这种直接的肢体语言进行表达，而常常是以想让女儿品尝多样的中华美食的方式进行传递。但女儿们由于习惯了美国文化下的饮食方式，时常无法适应一些中国传统美食、内心对中餐文化充满一定的疏离感和抗拒感(周晓梅，2021：p. 96) [10] 。“母爱是吃食”这一概念隐喻也恰恰映射出女儿有时无法正确理解母爱的表达方式，从而产生歧义与母亲发生冲突。在小说的结尾，女儿们逐渐接受并喜爱上了中华传统美食，也映射了母女之间的矛盾慢慢消融与和解的过程。
3.4. 人生就是打麻将
麻将，起源于唐朝，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一种博弈游戏，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该长篇小说的书名“喜福会”也正是移民美国的母亲们取的麻将聚会名。小说中，“麻将”并不仅仅是一项娱乐游戏，而是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载体，其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具有多样化含义。作者谭恩美赋予了“麻将”以独特的文化内涵——因麻将牌局和人生都具有不可预测性、复杂性和循环性的特点，由此产生了“人生就是打麻将”这一概念隐喻，反映出了麻将牌局正是现实生活的缩影。打麻将时，玩家取胜的关键不是能算出多少张牌，而是要学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对策、灵活应变。牌局的变化莫测象征着人生旅途的难以捉摸，“玩家的出牌技巧可以影响但又不能最终决定个人命运”(黄淑芳，2008：p. 104) [11] 。《喜福会》的叙事结构也正是基于吴、钟、苏、圣四家人打麻将时的座次和出牌顺序所构建的：四家人如同麻将桌上的四个方位，轮流坐庄，而“各家的故事也在轮流做庄中娓娓道出”(张瑞华，2001：p. 99) [12] 。谭恩美将中国麻将这一特色元素融入对于人生的隐喻中，也体现出她心中的中国传统思想，反映了她对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认同感。
在“人生就是打麻将”这一概念隐喻中，源域：带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麻将牌局向目标域：人生进行映射。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似性都在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未来结果的不可预知性。打麻将时，玩家除了需要高超的技巧外，还需要一定的运气成分，玩家无法预料到自己下一张会摸到什么样的牌。因此，玩家必须抓住合适的机会才能较快听牌，从而赢得胜利。而人生亦是如此，人生路上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无法预测未知，只能根据形势变化做出应对。在人生路上，人们只有把握住机遇，方能走得更长远。“Chinese mahjong, you must play using your head, very tricky. You must watch what everybody else throws away and keep that in your head as well. And if nobody plays well, then the game becomes like Jewish mahjong. Why play? There’s no strategy. You’re just watching people make mistakes.”(Tan, 1989: p. 12) [7] 。事实上，对于吴精妹的母亲吴素云来说，她的一生就印证了“打麻将”这个概念隐喻。起初，吴素云有着一副好牌：良好的出身、幸福的家庭，但紧接着在人生这场“麻将桌”上摸到的牌并不称她心意：战争爆发，她开始了运气和风险不断比拼的逃亡生活，尽管如此，吴素云在逃难过程中仍然带着精美的红木麻将桌、将其视为情感的依托(牛慕源，2023：p. 161) [13] ，不幸的是因身患重疾、无奈中她只好舍弃了自己的2个亲生女儿和承载着希冀的红木桌；然而在绝望之际，她又摸到了“救赎”牌——自己被红十字会救下本应感到庆幸却因与女儿失散而备受折磨。40年后，当她重获女儿的消息正以为人生的牌运好转时，自己又不幸病逝。吴素云的人生仿若是一场麻将牌局，本以为自己的牌不错，但接下来在牌场上她却一直不太走运、无法和牌，最终也只能遗憾离开牌局。由此可见，“人生就是打麻将”这一短小精悍的隐喻能够让读者们快速理解该人物的情节曲折变化。
4. 结语
本文基于概念隐喻理论，从文化语境视角出发，以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喜福会》为语料，分析解读了四种包含中国元素的隐喻：1) 人是五行，2) 人是动物，3) 母爱是吃食，4) 人生就是打麻将。这些隐喻的源域分别是：五行、生肖、中华特色美食和麻将这些具有文化代表性的中国特色元素，而所映射的抽象目标域则是：人、母爱和人生。作者谭恩美在《喜福会》里巧妙地将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合应用于隐喻之中，从而生动地刻画出人物的鲜明形象和个体差异性，使故事发展脉络更为流畅化。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看，倘若读者并不知道这些中国元素所具有的文化内涵，那在认知结构上就无法成功地将源域投射到目标域。因此，隐喻的推导是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文化语境这一要素对隐喻的产出和理解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把握理解这些蕴含中国元素的概念隐喻能够更好地帮助读者们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从而实现有效的隐喻交际价值。此外，这些富有中国元素的概念隐喻的大量应用也体现出华裔女性作家谭恩美其自身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强烈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