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互嵌式民族社区概述
1.1. 互嵌式民族社区理念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立足于我国独特国情，多次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指导我国民族工作深入基层。从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再到中央民族工作会谈第四次会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内涵不断升华，作为新时代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精髓。社区作为现代社会基本构成单位，将民族互嵌与社区相融合是学术界目前研究前沿与热点。国内外学者们基于不同学科角度对民族互嵌式社区进行内涵解读，但综观当前学术成果还存在以下不足：1) 研究成果落地缺乏实践基础。根据CNKI (中国知网数据库)数据显示。2014至2017年，有关民族互嵌式社区成果发表明显增多，但大多集中在概念解析，政策分析等方面，在宏观上对民族互嵌式社区这一概念从各角度进行拆解，缺乏一定针对性。2) 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结合程度不深。纵观国内学者研究，定量研究主要采用熵权法或调查问卷，该类方法明显直观，便于读者理解，但从定量与定性结合角度成果还存在缺失之处。对此，本文从一代表性社区入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出发，宏观微观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结合，分析民族互嵌式社区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路径。
1.2. 互嵌式民族社区研究现状
互嵌式民族社区作为当下多民族问题与社区研究交叉的议题，自第一次提出便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探讨。事实上，关于互嵌式社区研究，许多学者基于自身学科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方面探讨。来仪探讨的来自美国学者阿历翰德鲁·波特提出的“民族经济聚集区经济模式”观点，便是从经济与文化两方面进行阐述并提出试图创造一个多民族混合居住模式的社区 [1] 。新加坡“居者有其屋”模式则从居住地出发，通过相关住房法来设定社区中居民必须按照各族人口比例入住，也形成一定种族混居模式。无论是国外理论或是实践，都为我国互嵌式民族社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意义。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且契合国情。郝亚明认为民族式互嵌式社区目的是为了构筑一个民族互嵌型社会，宏观上建立一个民族互嵌社会结构，微观上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环境 [2] 。除探讨民族互嵌式社区理论逻辑之外，还有学者从互嵌式民族社区所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出发，马晓玲认为互嵌式民族社区的建设应从政府、社会、公共等多元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开始，优化公共服务 [3] 。而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的研究，多以社区个案研究为主。如李伟以湖北省为例，挖掘民族文化与荆楚文化相融合构建互嵌式民族社区的可行性 [4] ；蒋慧以南宁市为例，提出建设“民族情深党旗红”社区治理模式 [5] 。可见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互嵌式民族社区的建设，多以微观个案研究为主。而对于宏观视角下，互嵌式民族社区的内涵理解并未进行针对性的解读。如刘莹以空间视域一类宏大理论基础下，切入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应以公共服务、空间、精神、秩序为精髓进行构建 [6] 。杨鹍飞则疏理了近年来学界各流派关于国内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概念，并指出未来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应加强理论体系的构筑及环境变量的实证分析 [7] 。姜永志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机制进行分析，认可从群际接触视角与社会互动促进民族交往行为转化 [8] 。平维彬则认为民族互嵌式社区需打破西方隔离主张，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 [9] 。张康之认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需要确立“他在性原则” [10] 。陈纪同样持有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社区工作者的帮扶作用等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 [11] 。李修远从构建各民族群众集中认同意识出发，发挥社区的社会互动作用 [12] 。杨军等则以从党的领导、制度之基等五个角度以广西万秀村为例进行社区现实探索 [13] 。张少春认为推动建立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是巩固民族团结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措施 [14] 。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学术探讨，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结合国内外各类社区理论进行探讨，但总体而言并为深入提出带有我国特色的针对性研究，结合实际案例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提出建设措施方面，在落地实践方面措施不足。
2. 成都市武侯区民族社区概况研究
2.1. 民族社区现状
2.1.1. 社区概况
成都市是西南民族区域的中心城市，是四川省的省会，覆盖了56个民族。根据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统计，成都市少数民族人口126939人，占总人口0.9%。武侯区是成都市的主要城区，常住人口582,000余人，其中有25639个少数民族，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8%。每年有170万名流动人口。浆洗街是武侯区最古老的一条街，它由洗面桥、蜀汉街、洗面桥、横街、大石东路、凉水井街五个社区组成。同时，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本课题所辖民族的分布呈“树型”，即以浆水街为主要支撑点，民族商品经营商户遍布，四面八方分散开来。整体格局表现为多民族事务机构、多民族家庭、多个少数民族商家、多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2.1.2. 社区居民基本情况
从民族构成、家庭收入、教育水平、人口流动频率等维度归纳浆洗街道居民特点。
民族结构：藏族占比最高。根据所回收的有效问卷，共506份问卷，其中少数族群的380份，占总问卷的75%。在调查的少数民族中，74%的人是藏族人，5%的人是回族人。四川省(甘孜，阿坝，凉山)占65%，外来人口占32%，包括西藏，青海，甘肃等省。
家庭收入：相对较低据统计，65.7%的家庭年平均总收入接近90,000，38.5%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低于50,000，属于低收入阶层；21.4%的家庭平均总收入在12~150,000之间，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只有7.4%的高收入家庭平均年收入超过了200,000。由此可以看出，近87.1%的被调查者的收入普遍偏低，与成都市其它地区相比，属于中等偏上的人群。
学历水平：初中及以下学历普遍。据统计，受调查者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只有16.7%；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具有高中或以下的文化程度。调查发现，大部分高中及以下的学生都是个体工商户，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大部分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员工。总的来说，教育程度和所从事工作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
人口流动频率：人口流动性较大。从整体来看，71.7%的居民在社区生活超过1年，28.3%的居民在一年以内。在调查对象中，拥有成都户籍的居民只占20.2%，而非成都户籍的居民中，有68.2%的居民没有取得居住证和暂住证。无居住证的居民中，45.3%是工作人员，12.4%是治病和休养，15.2%是为了孩子上学，12.2%是为了上学，6.7%是为了旅行，这些人合计占了45.2%，几乎占据了所有被调查对象的一半。当病人痊愈或学习或旅行期满后，他们的长期居留可能会大幅减少。由此可以看出，浆洗街道的人口流动和人员组成较为复杂，其中以“候鸟”为主的居民居多，使得社区工作人员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 [15] 。
2.2. 问题溯源
2.2.1. 语言交流障碍
在公共服务供给中，语言沟通是制约少数民族群众获取生活信息、参与社区治理、培育共同价值观的最主要的障碍。同时，伴随着新兴社交媒体与电子产品普及，普通公众获取信息方式与媒介随之更新，但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少数民族居民独有的文字与语言交流方式成为与大众脱轨主要原因。调查发现，有19.9%的人希望通过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获得公共服务信息；17.2%的受访者希望通过传统媒介如电视和广播获取资讯；51.8%的人想要从不同的传播途径获得资讯。
2.2.2. 公共服务需求迫切
在少数民族居民中，25%的人说从未经历过公共服务，对于已经经历的公共服务，他们的满意度仅为51.8%，48.7%的人说他们想要改善，甚至11%的人说他们不想再经历。根据调查结果，浆洗街道公共设施及相关服务普及率仍低于成都市较低水平，大部分居民对于浆洗社区公共服务及设施等了解不足。同时少数民族居民接受调查显示对特色经营、治安管理、文娱特色活动等方面具有较高的需求，包括希望新增民族特色歌舞场地、就业技能培训班、治安亭与治安常态化巡逻项目，同时个体户经营商家希望与周边特色景点(如武侯祠、锦里)等形成联动，助力客流量增长，形成规模效应。
2.2.3. 参与社区共治主体单一
根据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规定，社区自治的主体是当地广大居民。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是反映自身现实需要及表达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意愿、意见、建议的重要渠道。然而，在民族社区中因少数居民自身知识水平及政治素养导致的参政水平低下，导致其诸多公共服务需要未能及时被社区党委接受，或未能正确表达，最后导致社区居民产生社会疏离感或城市孤岛效应。但根据调查结果，浆洗街道目前社区管理主体仍以社区党委为主，辅以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基层管理工作，呈现社区管理主体单一，居民意愿体现不足，监管机制存在漏洞等问题。
3. 浆洗街道民族互嵌式社区优化路径探索
3.1. 推广普及双语服务，培养双语素质人才
语言交流困难作为少数民族居民融入社区首要挑战，因此推广普及双语服务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重要，可以通过包括公共服务场所使用双语宣传，汉语下户宣传活动，及社区工作人员藏语学习交流活动等。同时，在少数民族事务处理机构中存在一批优秀民族人才，充分利用其对本民族文化及汉族熟悉度，在协调社区居民关系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社区过程中发挥其黏合剂作用。而培养双语素质人才路径，包括促进民族院校与社区深入合作，以为民族院校优秀师生提供实习、调研场地为契机，促进学生下沉至基层社区，激发学生内在奉献动力，形成长效的双向优秀民族人才合作培养机制。浆洗街道以自身社区实际为出发点，结合本社区居民不同民族特点，联合民族院校进行社区–院校实践基地试点，一方面为院校提供实践基地，发挥社会责任力，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双语人才优势为社区服务，为吸引双语学生就业与社区、扎根与各族群众之中发挥了桥梁作用。
3.2. 针对性公共服务需求监测与供应机制
一般而言，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是一个通过构建各民族成员在地缘、业缘等层面上的“社会保障机制”，来塑造社区共同体的有机过程。而对于民族互嵌式社区居民由于其独特性产生的差异化需求，如针对浆洗街道居民开展个体商业活动(民族用品经营)等服务型产业，社会回报率较低，经济地位差距大，对社区居民长期融入生活造成了一定阻碍，产生一定程度心理失衡问题，城市孤岛产生风险激增。因此，提供公共服务需求监测机制以少数民族居民自身特点需求为主，时时监测，动态变化守护。同时通过日常公共服务的完善，使社区居民交流顺畅，建立互信互助社区精神家园共同体，将公共服务机制的建立与居民认同感归属感相挂钩。以社区居民个性化需求为靶点的监测与供应机制，是以不同民族居民精神需求与实际生活需求为核心指引，将多元主体下的“自我”链接成互嵌式社区的“共我”，以此培育成维护社区团结的共同思想基础。而思想基础的培育首先离不开基础社区各层级各部门，尤其是基层网格员联系实际，在日常工作中下沉居民日常、链接居民情感，洞察不同民族居民需求、畅通居民表达需求通道，为公共服务需求监测与供应机制奠定良好实践基础。
3.3. 共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构建多元主体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具体而言就是形成社区党委为核心，各居委会、辖区各企事业单位为支点，社区服务人员、志愿者、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模式。而治理模式的构建以群体认同为精神内核，促进各民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机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常互动产生链接。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以及各族文化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区治理难度，要求搭建社区平台，以“共建、共享、共学”为核心，从社区文化教育、活动等角度出发，依托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发展社区互嵌式优势，从而为形成基层社区共同体意识激发内生创造力。城市社区作为融入全国各地居民最基层堡垒，其涉及主体多元、多样、多类，而作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武侯社区更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机制，社区街道中心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社区事务提供参与平台。推进社区日常活动由社区居民参与，规范自治活动组织阵地，打通社区居民自我管理沟通处理渠道。链接居民情感的同时，成为了成都市打造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模板。
4. 结论
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的关键在于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嵌合，而不应该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更不应该把少数民族嵌入到汉族社会之中。以此为基础，建构一个民族间嵌社区的集体认同感，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意识基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新时代城市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工作，促进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使各民族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产生获得感和归属感，对政府城市管理规律和社区治理也是有益探索。而“互嵌式”的意义在于，向下可以透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基础，向上又可以观察宏观的多元体系的结构和全过程。本文通过研究成都市基层民族社区内部的逻辑和问题成因之间，探讨怎样将多民族居民通过社区这一基层单元联系在一个统一整体中，作为深化民族团结意识的、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种实践路径。
基金项目
本文由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23SYJSCX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