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世纪的英国处于由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剧转型的过渡过程中，工人运动呈现出合法斗争与暴力斗争相混合的状态，但总体上倾向于和平改良。针对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特点，许多学者给出了解释：王雪认为，经济发达，法制健全，社会改良是影响工人运动的主要因素 [1] 。孟艳认为，阶级关系的复杂性、特殊性，政治领域的进步与改革，思想文化领域的保留与变革，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程度上，促成了工人运动改良主义的形成、巩固与发展 [2] 。王可园和郝宇青强调政治权利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他们指出，1832年改革中工人阶级“一无所获”，导致其阶级意识的增强和锐化，最终出现争取普选权的“宪章运动”。1867年的议会改革，让部分工人上层进入议会，“工联主义”随之盛行。1884~1885年的议会改革，再一次扩大了工人选举权，进一步弱化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强化了作为英国工人运动特色的改良主义 [3] 。可以看出，以上学者对英国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发达、政治改革、思想文化保留与变革、社会改良、法制健全以及阶级关系复杂特殊等方面的分析与阐释，实际上，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4]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5] 。英国工人运动改良主义的前提首先应该是维持其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平，19世纪英国的社会保障对工人运动改良主义产生了哪些影响？反过来，英国工人运动在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理清19世纪英国社会保障史、英国工人运动史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2. 19世纪早期英国的新济贫法与工人运动
19世纪初，正处于由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剧转型中的英国，因为实行工厂制度和采用机器导致大量手工工人失业，再加上食物价格上涨，工人阶级提出提高工资和放宽救济条件的要求，此时距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颁布已过去300多年，英国贫民已经习惯于依靠这一制度，甚至认为他们理应享有接受救济的权利。1834年颁布的新济贫法与工人放宽救济条件的要求背道而驰，引起贫困工人的强烈不满与反对，很多地区爆发了轰轰烈烈地反济贫法运动，部分地区呼吁按照旧济贫法救济贫困工人。
旧济贫法之下，特别是19世纪初期，英国政府为解决贫民问题实施的斯宾汉姆制度，改变了传统济贫法制度的特征，其所规定的提供救济的条件改变了原来的规定，以至于把就业者与失业者都包括在救济范围之内，只要他们的收入低于一种最低生存标准 [6] 。工人失业或者工资低时都能从济贫金中得到补助，旧济贫制度养活了失业工人，帮助了工资低和孩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亲能够抚养自己的孩子，并承认穷人是完全需要保护的( [5] , p. 486)。斯宾汉姆制度实行以人为单位的救助模式，使低收入者也能享受最低的生活保障，但其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以人为单位的救助模式，促使贫困人口为了获取更多救助多生孩子，导致英国人口迅速增长，使贫困人口不减反增；另一方面把济贫范围扩大到低收入群体，促使济贫税猛增，纳税人无法承受陷入困境，甚至由提供救济者沦为接受救济者。这样的济贫法仿佛使英国陷入怪圈，提供越多的救济，它就越发鼓励着它本所救济的贫困发生 [7] 。1834年通过的新济贫法为了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去请求救济，为了使他在决定请求救济以前自己先尽到最大的努力( [5] , p. 487)，建立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基础上的新济贫法仅提供有限的院内救济，济贫院内的伙食比最穷的就业工人吃的还要差，工作更繁重，家庭被拆散……这些做法被以《泰晤士报》为核心的新闻舆论界斥之为违反人性的，在织工们看来，废除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号法案而代之以新条例，这就取消了一向使他们同有钱阶级保持联系的纽带，打碎了同情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 [8] 。韦伯夫妇认为新济贫法促进了英国早期的工人运动，工人对于新济贫法、不公平之粮食税及统治阶级之普遍压迫之憎恨，在当时工会案卷中灼然可见。罗维特及他人于1836年之工人联合会中所发起之“六点”运动遂变为工人阶级希望之中心……工人方面对于宪政改革既已完全失望，于是宪章运动家中之“膂力”派日占优势，而1839~1842年之起义主义亦告产生矣 [9] 。英国社会史家希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济贫法将许多工人变成了宪章主义者 [10] 。新济贫法提供有限救济，把许多工人排挤在救济范围之外。工人生活无法维持，再加上宪章运动活动家积极参与反济贫法运动，无怪乎恩格斯指出，新济贫法也大大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宪章运动的扩展( [5] , p. 492)。作为英国工人第一次单独政治活动的宪章运动，其骨干力量是正在消失的手工工人，钱乘旦先生指出，宪章运动正是几十年来工人激进主义的直接继承人，也是它充分发展的顶峰 [11] 。但是，继承激进主义传统的宪章运动在三次运动高潮中不主张使用真正的暴力，不准备发动革命，不打算放弃和平请愿的意图，提出各种改良的“最后方案”。为什么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虎头蛇尾？以致于《伦敦新闻画报》讽刺宪章运动：“一座大山要生孩子，大声呻吟，结果最后只生出来一只小老鼠。” [12] 宪章运动作为一次工人阶级的暴力斗争却带有严重的和平主义倾向，钱乘旦先生给出的解释是，英国的工厂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但并不想打碎资本主义这个体制，事实上是被工厂制消灭的手工劳动者最暴烈地反对工厂化( [11] , p. 274)。此外，英国的文化素来具有渐进、妥协的特点，特别是光荣革命以来，英国人认识到很多事情不诉诸武力也可以解决，这一点也影响到新生的英国工人阶级。当然，19世纪中期英国的经济繁荣发展也是宪章运动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不能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新济贫法提供的最低水平的有限救济。
新济贫法自产生以来备受争议，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其作为工人革命最后一道防线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济贫法经常因使寻求援助的人蒙受羞辱、堕落和污辱而受到批评，这样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20世纪的体系已经转向考虑接受救济人的权利。但是，在新济贫法实施的过程中，其为那些遭受工业化最糟糕后果的人提供了一些救济。与其批评其过于严厉，倒不如批评这种制度过于有益，从而维持了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而不是导致革命或激进改革 [13] 。正如E.P.汤普森所言，工匠们只是在绝望以后才到济贫所去……伦敦的工匠很少沦落到如此恶劣的处境，他们走进济贫所的大门之前往往要经过许多中间阶段，他们的经历因行业不同而相去甚大 [14] 。只是在绝望以后才到济贫所去，或许与工匠的“工人贵族”地位有关，或许与其文化有关，可以肯定的是，济贫所是工匠们走投无路时的最后选择，而不是暴力革命。结合多塞特郡穷人进入济贫所时三种不同类型的存货清单，约瑟夫·哈雷研究发现，身体健全的穷人通常把济贫院作为一种短期生存策略，然后在可能的时候离开。根据哈雷的研究，济贫所尚具有些许弹性：人们可以在临时困难时使用，室内救济可以根据贫民的情况来实施救济。比明斯特的仓库库存表明，一些穷人甚至不止一次使用济贫院，并多次存放他们的财产。此外，身体健全的人会进入济贫院接受医疗帮助，或者在当地就业机会很少的时期选择进入济贫院，然后在健康恢复或有更多工作时离开济贫院，从教区取回他们的财产。因此，许多济贫院的贫穷救济的性质不仅仅是穷人尽可能地利用一个制度，或者教区压迫穷人；相反，双方之间有一个谈判的因素 [15] 。可见，短期救助与其中的谈判因素，使济贫院提供更加符合工人实际情况的服务成为可能。1834年颁布的新济贫法使济贫院遭受众多批评，但从防止工人走向暴力革命的角度看，济贫院成为工人革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因失业或者疾病走投无路时，工人可以选择暂时进入济贫院而不是选择革命。宪章运动虽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这一运动在本质上是和平的，并不谋求通过暴力革命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16] 。至此可见，19世纪早期的新济贫法作为一种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尽管饱受争议，但在避免英国工人运动走向暴力革命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容低估。
3. 19世纪中期英国“新模范”工会的保险事业与工人运动
19世纪中期的经济繁荣，降低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根据伍德1850~1875年间的统计数据，除个别危机年头外，英国工人的工资一直居于上升态势 [17] 。经济发展拓展了英国工人的生存空间，提高了工人的生活品质，也因此改变了工人运动的方向，使其逐步趋向改良主义 [1] ，工人运动改良主义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在远离政治，关心工资、劳动条件、学徒制等经济方面；远离暴力革命，倾向于和平改良；诋诽罢工，代之以谈判、调解、仲裁、公断等“新精神”。19世纪60年代，合法的工会组织，更接近福利组织，而不那么像阶级斗争的训练营了。工会领袖自己都强调说，只有迫不得已，才会罢工 [18] 。
韦伯夫妇所谓的“新模范”工会足以感动工人之处在于：其将职业保护会之作用1及永久保险公司之作用合而为一，如蒸汽机制造工人协会自始即以罢工津贴、旅费、丧葬费供给会员，因偶然事故而残废之会员，且可得到终身抚养费。1846年，又增加低额疾病扶助金一项，不久对于年老会员又发给养老金( [9] , p. 159)。至此，在工会中可见英国工伤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等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雏形了。此类利益之分配其始即系该会主要之目的，亦说明工会之福利性质。因工会“保险基金”与职业保护基金二者合而为一，所以工会便可利用会中工人之捐款资助罢工，特别针对雇主向工会世界之宣战，全工会世界的捐款支援，虽不能达到其罢工要求，但能援助工人打破雇主之不良目的。如1959~1960年建筑业之罢工，所收之捐款达23,000镑，远远超过从前任何一次罢工所捐之数额：伦敦钢琴制造工人捐300镑。因进行长期自费罢工而初露头角之燧石玻璃工人，亦捐出同样数目之款项。各产业中心皆设“各业委员会”，并均汇来巨款。格拉斯高与曼彻斯特各捐800镑以上，利物浦捐500镑。新成立之约克郡矿工联合会亦寄到230镑。汽锅工协会、桶工协会、马车工协会尤慷慨捐输。但捐款最多而足以轰动一时者则为机械工联合工会连续3周每周千镑之捐款( [9] , pp. 166-167)。建筑业工人在此援助下，终于迫使雇主至1860年2月屈服，资劳双方之苦战始告结束。此举引来雇主之非议，谓之：此乃是一种不诚实之企图，拟利用无辜之捐款者所捐之款资助罢工，而该项捐款原系疾病、工伤事故及年老之保险费用。此类雇主抗议在向1867~1868年之皇家委员所举之证据中极为常见。且系1852~1879年间对于工会运动所下之无数批评之主要材料( [9] , p. 161)。此外，罢工之于工会工人只是走投无路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避免罢工亦可作为“新模范”工会之“新精神”。
为了维持工人的生活水平，“新模范”工会信奉支配工会世界之“新精神”，这一“新精神”推崇与资本家谈判、调解、仲裁、公断等和平方式解决劳资冲突，反对以暴力、罢工等较为激烈地解决方式。奉行“新精神”之“新模范”工会尽量避免罢工，避免与雇主发生对抗，因为他们认为罢工会损害工会的固定收入，1855年1月石工双周通报主笔言曰：“吾人相信罢工乃工会之致命伤。”( [9] , p. 145) 1855年，机械工联合工会执行委员会告同业工人书更加明确了工会捐款之用途：补助救贫费之一种普通志愿捐( [9] , p. 164)。罢工之举原已声名扫地，此时更因产业合作之原理2传布于较有思想之工人间而益遭鄙视( [9] , p. 163)。此时工会之罢工开始成为迫不得已之行为。大多数的“新模范”工会领袖都以自己阻拦罢工多，发动罢工少为荣。1866年丹宁为文论曰：“一度强盛之机械工联合工会，今亦如‘槲木’、‘看林人’或其他大规模之共济会，不能再从事罢工运动。……该会从前本负两种任务，今则只有一种任务，即共济会之职务，只对失业或寻觅工作之会员，予以救济而已。”( [9] , p. 230)尽管如此，“新模范”工会仍然于1867年遭遇严重危机，雇主及其同盟者将毅然利用皇家委员会及设菲尔德之暴行而以刑法压迫工会，不难逆料。为了设法证明大工人共济会非罢工工人，亦非实施暴行之人，亚普尔加司这位木工联合工会总书记能够表明，该会就财力雄厚而言，在工会世界中占第三位，不但未曾酿成罢工风潮，且以其大部分之精力从事保险公司之事业。彼代表会员否认反对机器、进口货、件工、额外工作时间及自由雇用学徒。其实彼所据以树工会运动之基础者，即不顾一切危险，维持标准工资率及标准工作时间，并积存一笔基金，使工会每一会员能对其自身劳动画一最低价格，以保证上项工资率及工作时间( [9] , p. 191)。据亚普尔加司为工会运动所做辩护来看，工会会员每周1先令的高额会费保证了“新模范”工会的共济性质，维持了会员的最低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的救济作用，使其不致采取罢工等较为激烈手段对抗雇主。
针对“新模范”工会运动的改良倾向，莫尔顿、台德指出，在1851年和1889年之间，“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关于各种互助金的支出达2,987,993镑，而罢工津贴仅占87,614镑。因此，这种工会常常有退化成一种联谊会互助会的风险 [19] 。此种共济工会于经济繁荣之时尚能维持运行，逢经济萧条必将瓦解，工人罢工风起云涌。1870年代，英国经济迎来大萧条，此时工人于工会运动中所得之安乐，并不较其于政党政治中所得者为多。例如石工、木工或铸铁工，均感觉其从前强大之工会，尽沦为与疾病丧葬扶助会相差无几之小团体，甚至对于工人为反抗减少工资及加多钟点而行之罢工，亦不予任何援助，而仅向会中较为富有之会员一再借款，以维持失业津贴。商业之凋敝既已年复一年，彼又觉共济利益亦渐减少而捐款加多，许多坚强之工会运动者皆脱离实际，成为“无益”之会员。工人共济会——新派领袖之“科学的工会运动”——事实上旋即失却信用( [9] , p. 273)。1887年9月，约翰·伯恩斯论曰：“工会运动既如此构成，则工会运动本身实含有自取灭亡之因素。……其悍然担负惟国家或全社会始能担负之职务及责任——其性质属于疾病扶助及告老退修之福利事业——致使会员纳捐过重，造成大工会之趋于瓦解。”( [9] , p. 274)约翰·伯恩斯敏锐地洞察到，工会因其共济性质所搞之福利事业，只能依靠国家或者全社会来进行，非工会自身所能胜任。然必须看到，作为官方济贫措施的补充，“新模范”工会的保险事业在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尚未成形之际所发挥的救济作用，特别是强迫维持工人生活水平这一工会运动根本原则始终未被抛弃，这有利于工人运动改良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然工会之救济作用有限，逢经济萧条保险金耗尽之时，工人运动随之复燃。
综上，“新模范”工会因其共济性质受到工人贵族的欢迎，可谓成于斯；又因共济性质致使工会会员纳捐过重，趋向于瓦解，可谓败于斯矣！需要注意的是，19世纪中期，除了“新模范”工会提供的维持工人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外，英国官方开始实施疾病救济、儿童救济以及劳动救济等区别性救济 [20] 。这一时期至19世纪后期，官方济贫所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救济措施，但其提供的区别救济所发挥的兜底作用仍然继续存在。
4. 19世纪后期英国工人运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19世纪70年代接二连三发生的商业衰退导致工人大量失业，在阴郁的1879年冬季里，有百分之十一参加工会组织的人——工人阶级中“较富裕者”——发现他们自己失了业，失去了工资，而他们小小的存款和工会救济金一旦耗尽之后，只得依赖于“济贫法”的赈济或者说“济贫法”的严峻条款了 [21] 。技术行业受到严重打击，非技术行业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严重的失业问题使“报酬优厚的手工业工人”同贱民们连成一气在特腊法尔加广场示威并打碎珀墨尔街的商店和俱乐部窗户时，体面人物大为震惊。约瑟夫·张伯伦遂于1885年鼓吹一个“未经认可的纲领”——该纲领以私有财产者享受私有财产而对社会只有“赎金”这种观念为基础，偿付“赎金”的方式就是对社会福利作出不断增加的贡献。这个纲领包括免费教育、公共住宅、强迫征收的土地年税、议员薪金、高额税收( [21] , p. 18)。需要指出的是，“未经认可的纲领”在1885年的选举中吸引了许多第一次投票的矿工，帮助了自由党人。
19世纪末期，英国工人的生活条件是否真如查尔斯·布斯《伦敦人的生活与工作》中描述的那样，工作生活在人间地狱呢？英国费边社成员玛格丽特·柯尔指出，1889年查尔斯·布斯的不朽之作《伦敦人的生活与工作》还没诞生，然而一经问世，就揭示了那种比梅休所说的百分之三十的伦敦人生活在“贫穷中”还要严重、而且具有更多证据的真情实况；而布思所说的“贫困”不单单意味着节省和艰苦度日，贫困还导致堕落和令人作呕的生活方式。但西蒙·沙玛认为真正的贫民窟居民人口也许不超过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10%。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条件——饮食、健康、住房、犯罪率——自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或1887年的女王登基庆典以来就已经改变了( [12] , p. 395)。以住房为例，根据《1884~1885年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张伯伦的证词：工人阶级家庭也不常常招揽寄宿者，正是在他的指导之下，这个城市在1875~1876年就已经利用当代的立法去贯彻最早的一个清除贫民窟计划了，它也取得并大大改进了水的供应，完成了排泄系统，而且提出了一套新的严格的建筑细则。它每幢房屋平均只住五个人，从而没有什么专门意义的过分拥挤情形( [17] , p. 620)。如果事实真如西蒙·沙玛所言，与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工人的悲惨生活相比，英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在住房、饮食、医疗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那么19世纪末期英国工人的罢工应作何解释？玛格丽特·柯尔的论述或许可以作为答案：无论对“痛苦日益加重”这句话如何认识，实际上并不是那些被压在最底层毫无希望的人们，而是过好日子的人们愤怒地反对境况的恶化。“可尊敬的”工人的怒火使得富有者感到惊恐，以致在珀墨尔街的骚乱发生之后，立即采取了踊跃向“伦敦市长”济贫基金捐款这一步骤——为防止海德门及其朋友们满怀信心预言要在1889年巴士底狱陷落一百周年时发生的社会革命而采取的本能的保险措施( [21] , p. 19)。换句话讲，19世纪末期的工人运动主要是由在过去几十年里生活有所改善的工人发起的，这些工人因无法忍受日益恶化的生活状况发起暴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新济贫法下的区别性救济逐步推进，不仅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了儿童救济和老年救济，而且针对不同社会问题提供了疾病救济和失业救济以及劳动救济 [20] 。加之，约瑟夫·张伯伦于1886年向所有济贫监督官发出一份通函，推出一项针对失业者的劳动救济措施“市政公共工程计划”，从这项计划只吸引了大多数的非熟练工人，多数失业的熟练工人不愿意得到市政公共工程计划提供的这次劳动救济机会来看，兜底的官方济贫措施在解决熟练工人失业问题方面是无力的。整个19世纪末，尽管提出来各种各样的解决失业者贫困问题的办法，但是，就国家来说，除了依靠济贫法所提供的一些极有限的院外救济以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措施 [22] 。此时，兜底的济贫院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工人，特别是熟练工人的要求，走向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实需要。于是建立更加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成为英国各种工会组织与工党的重要目标 [23] 。
关于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原因，丁建定将其归结为社会问题的严重化和济贫法制度的失效、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费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三个方面 [24] 。刘颖认为，贫困和失业等社会问题的严重化和济贫法制度的失效是这一制度建立的根本原因；来自工人阶级的政治压力是其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费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这一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德国保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起了先导作用 [25] 。但是，将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原因归结为贫困和失业等社会问题的严重化和济贫法制度的失效，容易使读者产生这样的误解，即19世纪末英国贫困和失业等社会问题更加严重了，以致济贫法制度不能发挥作用，所以工人运动高涨。实际上，这样的分析是缺乏根据的，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工人的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特别是在食物、衣着、 [26] 住房 [27] 等方面，与19世纪40年代前后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相较，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此外，根据伍德1850~189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17] , p. 572)，19世纪70年代大萧条之后，工人工资呈下降趋势，但始终没有降到1870年之前的水平，1886年前后恢复上升趋势。对比同一时期的消费品，如果就包括面包在内的一切有连续纪录可查的普通消费品的价格计算，在1850~1859年这十年中平均值十七先令八又二分之一便士的一批杂货，在1880~1886年似乎用十六先令二又二分之一便士就可以买到了( [17] , p. 582)。因此，19世纪末，特别是1875~1885年这十年间，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只是因为经济大萧条下滑，生活境况变差，使工人对越来越糟糕的生活状态感到愤怒，当然，贫困和失业依然困扰着许多工人，但此时其已不能成为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基本原因或者根本原因。
19世纪末期的历次商业衰退确使工人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甚至友谊会和消费合作社亦不能使许多工人免于贫困和失业，但此时工人之罢工与19世纪前期的罢工原因已截然不同，19世纪末期工人的罢工更多的是为了反对生活境况进一步恶化，为了维持最低生活质量保障，也可以理解为，为了促进各项福利的改善。基于此，英国工人阶级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其中包括1886年的“八小时工作日同盟”，1889年的“每小时6便士最低保障工资要求”，1896年的“促进工人阶级的培训全国协会”，1898年的“反对血汗劳动制度同盟”，1898年的“工人阶级全国住房联合会”和“有组织的劳工争取养老保险全国委员会”等。1888年，苏格兰工党通过的纲领中明确指出：“取消现行济贫法制度，而以疾病、意外、死亡或老年的国家保险代替之”这一思想已涉及医疗、意外、死亡、养老等现代保险制度的重要内容。
关于19世纪后期英国工人运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关系，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是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结果；二是在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十分复杂，甚至抵制或反对一些重要的社会保障措施。英国著名工党史学者亨利·佩林反对第一种观点，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工人对国家福利怀有敌意或漠不关心，至少在老年养老金和国民保险等措施引入之前是这样，提出福利改革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客，如韦伯夫妇或海因德曼夫妇，本身就是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不欢迎国家福利的原因，他认为，部分源于工人对独立和自助的根深蒂固的偏好，部分是因为人们怀疑国家是由富人经营或代表富人运作的复杂机构（法院对工会活动所施加的限制显然就是例证），部分来自国家社会干预的经验很少给工人带来纯粹的好处。他举出了工人对济贫法的仇视，义务教育的仇恨，后者剥夺了贫困家庭子女的重要收入，而地方当局的住房和清理政策似乎剥夺了住房的数量。他的结论是，自由党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压力 [28] 。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史学者帕特·塞恩基本认同佩林的观点，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态度复杂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对自由党政府政策的怀疑，对国家行动的不信任，不同的是，帕特·塞恩认为这些观点并不普遍，而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一样，随着工党获得地方或中央权力，工人阶级对国家福利的支持得到了加强。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工党成为地方和中央层面的执政党，他们更多支持国家行动( [28] , pp. 899-900)。因此，关于19世纪后期英国工人运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关系，学界存在的两种不同观点并不矛盾。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是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结果，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对社会保障制度表现出态度复杂，甚至抵制或反对一些重要的社会保障措施，主要是出于对国家行为的不信任。
综上，19世纪末期，特别是1873年以来英国经济萧条，再加上浮动工资制的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不同程度地下滑，特别是许多非熟练工人濒临失业，陷入贫困，罢工运动此起彼伏。此时的济贫院发挥的兜底作用已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更好的社会保障成为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实需要。除了工人阶级对统治阶级政策的不信任外，19世纪末期英国工人阶级自身的自治与互助传统，以及自身存在的异质性亦是重要原因。所谓异质性即存在于工人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3、受教育程度、组织程度、地区差异以及阶级意识水平等方面，由于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处于不同阶层的工人阶级会对同样的社会保障措施发出不同的声音，拥护、支持、抵制或反对。然随着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成熟，特别是工人阶级逐渐从中获益，这一制度将愈发得到英国工人阶级之欢迎。
5. 结语
纵观整个19世纪，英国的社会保障经历了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前奏。1834年颁行的济贫法修正案在保障工人生活方面发挥了兜底作用，尽管饱受争议，但在避免工人激进主义者走向暴力革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中期英国“新模范”工会开始形成，其致力于保障工人最低生活的保险事业，为能保证保险事业持续发挥作用，工会领袖以不罢工为荣，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改良主义的发展。19世纪后期，特别是1873年以来英国经济的大萧条，促使工人阶级对社会保障有了更高要求，这些要求体现在一系列的工人运动中，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19世纪的英国工人运动总体上倾向于从暴力走向于改良，有学者高度赞扬这一发展趋势，视其为从原始野蛮到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部分：发展和平、符合宪法的集体谈判，取代这种粗暴的暴力，是从原始野蛮到更文明社会进步的一部分。随着工会的壮大，他们越来越谴责这类暴力行为 [29] 。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传统、社会改良等方面的因素外，社会保障的成熟程度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19世纪英国的社会保障与工人运动似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社会保障越趋于完善，工人运动越趋于改良，社会保障水平下降或不能满足工人要求之时，工人运动便高潮迭起。
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抓手。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约瑟夫·张伯伦提倡国家养老金、改善工人阶级住房、缩短工作时间以及降低最低工资等。正如他所相信的那样，不仅因为它们本身是可取的，而且还因为它们可以确保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并减少工党的影响力。19世纪90年代，他主张再分配福利，理由是“当穷人对富人没有真正的不满时，财产的基础就变得更加稳固”( [28] , p. 877)。张伯伦的这些措施对于一向注重改善生活条件的工人阶级无疑是具有诱惑力的，对工人阶级来说，革命的遥远前景不太可能比传统政客提供的养老金或更好的房子等有形的，即使是微小的，物质改善更有吸引力。
NOTES
1保护工人免受雇主之压迫，亦保护入会技术工人排斥非技术工人之竞争(排外精神之体现)。
2起源于19世纪初的合作运动，是为了摆脱磨坊主的垄断，吃到廉价且没有掺假的粮食，当时人们视其为从内部改造社会的第一步，1843年，“罗奇德尔先锋队”开办了一小型商店，按会员的购买量付给红利，这种“红利”成了新模范合作社的基石。[英]莫尔顿，台德。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 [M]。叶周，何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113-114。
3拥有熟练技术的“工人贵族”与下层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拥有熟练技术的“工人贵族”更接近中产阶级，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整个19世纪，“工人贵族”与下层工人之间很可能存在“不可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