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梁晓声个人女性观及其对塑造女性形象的影响
“山鬼”是梁晓声的女性偶像之一，在本文代指梁晓声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泥鳅”是梁晓声用来评价《今夜有暴风雪》中自己厌恶的女性角色郑亚茹，在本文代指梁晓声心中的非理想女性角色。
梁晓声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2017年12月，其又一力作《人世间》面世，该作品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形象群体。本文以《人世间》为主要分析对象，试探究梁晓声的女性观在其女性角色塑造中的显化形式。
1.1. 初探梁晓声的女性观
笔者先结合梁晓声的其他作品和个人资料，对梁晓声的女性观做初步分析。
“托尔斯泰的一个短篇小说，对我影响很深，是我在下乡之前读过的《午夜舞会》。” [1] 小说中，男主人公的爱人——司令官的美丽女儿，对男主人公请她父亲宽恕无辜士兵的行为感到不解，并视无辜之人的哀嚎为“另一种声音”。梁晓声评价到：“我明白了女孩如果不善良，无论她是怎样的女孩，哪怕是天女下凡，我也不会爱她。” [2] (p. 1)。
梁晓声表示，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并且自己十分厌恶《今夜有暴风雪》 [2] 中郑亚茹一般“总是在左顾右盼、审时度势、找准机会，像泥鳅一样，怎么从一个阶层爬到另一个阶层。” [1] (p. 5)的女性。
司令官女儿一般“心灵被环境异化了的” [1] (p. 1)、冷漠麻木、缺乏同情心，以及郑亚茹式不择手段向上攀爬、自私自利、庸俗浅薄的女性是梁晓声批判、反感的对象。
1.2. 再探梁晓声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梁晓声曾多次提到自己心中的女性偶像是白娘子和山鬼。“我心中究竟有没有女性偶像呢？肯定是有的，在少年时期就有了。第一位是白娘子，首先她是美的，其次她是善的，第三是她的爱超越了世俗，她不想要许仙去读书、做官，也不需要住大房子，她的爱和金钱没有太多关系，她自己还为许仙配药。第四点是她为爱的那种战斗精神，明知敌不过，还要去战斗。中国没爱神，所以我少年的时候一直认为白娘子应该成为中国的爱神。第二位偶像是山鬼，山鬼是画家们笔下的一个形象，身边还常常卧着狮虎。我想象这样的女性，她的自由状态，一般人是干涉不了的，她超出世俗任何的束缚对她的影响；同时她也是善良的，因为她经常帮助那些在山林中迷路的人。” [1] (p. 1)梁晓声欣赏的，是白娘子和山鬼拥有的美丽、善良、超越世俗、敢于斗争、自由洒脱等特质。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3] 中，副指导员李晓燕是梁晓声心中“好的女性” [1] (p. 3)，在文中被塑造为清秀、善良、浪漫、坚韧勇敢、富有同情心的女性形象。小说中，在“我”因不顾组织反对回家为母奔丧而遭到开除团籍处分时，李晓燕为维护“我”第一次与十分敬重的团长爆发激烈争吵，“使我看到了一个姑娘高尚的本性！一颗富有同情的心！”。面对“鬼沼”，李晓燕选择用“埋骨何须故土，荒原处处为家”的精神带领队员们迎难而上，最终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病逝。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李晓燕这一形象存在“风雅何其多”的问题，但梁晓声回应：“那时候是一种抑制不住的感觉，就觉得好的女性一定是像那样的。” [1] (p. 3)由此可见，梁同样非常欣赏女性身上具有的超越性别底色的坚韧和刚强。
在梁晓声心中，爱读书、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女性更具魅力。“而我一直觉得，一位静静地看着书的女性，如果她本身是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的她，则就更美了；如果她本身是欠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会使她增添美感。”“女性，尤其青年女性，与书一同入画、入摄影、‘变为’雕塑——在我看来，其艺术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种超凡脱俗的圣洁意味。” [4] 。
在对梁晓声个人的女性观进行探索、分析后发现，作者在《人世间》中刻画的女性形象基本吻合本部分的分析。梁晓声的女性观极大影响了他在作品中对女性角色的塑造。
2. 个人女性观影响下，梁晓声的理想女性世界
2.1. 周蓉——《人世间》中自由浪漫、坚韧乐观的理想女性形象
《人世间》作为描写一代中国人生活变迁的鸿篇巨著，有三位贯穿全书的主要女性形象：周蓉、郑娟、郝冬梅，本文选取周蓉为主要分析对象。
前文曾提到，梁晓声的女性偶像之一是山鬼，书中则直接描写周蓉“美得越发有气质，一种众说纷纭的屈原诗中‘山鬼’般的气质。” [5] (p. 86)这是把“周蓉”归进梁晓声“理想女性”行列的重要依据。
作者笔下的周蓉如山鬼一般自由和超越世俗。“她从书籍中感染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思想” [5] (p. 87)，在爱情、学业和事业上，周蓉都恪守着这一信条。孩童时期的她不顾老师和父母的反对，放弃重点中学，坚持选择离家近的普通中学；少女时期的她抛下一切追寻爱情，从东北远赴贵州山区与诗人冯化成结合；文革结束后，她没有受妻子和母亲身份的束缚，圆梦北大中文系；在大学任教时，她又别具一格地以“我都学了六年中文了，烦了。” [5] (p. 117)为由选择执教哲学系。此外，周蓉也十分厌恶他人追名逐利，她追求的是物质世界的极简和精神世界的极丰。当丈夫冯化成借助周蓉举办的诗歌朗诵会炫耀才华、哗众取宠时，她则直接厌恶地反驳“你没那种特权”，“周蓉从她诗人先生的脸上，发现了她最不愿看到的一面——沽名钓誉，不择手段。”周蓉的形象是梁晓声女性偶像“山鬼”的具体化。
梁晓声把周蓉的爱描述得如白娘子般无私和伟大。文革后，她不惜一切代价，追寻仅有一面之缘且被打成右派的“爱人”冯化成来到贵州。从她与冯化成的爱情上看，周蓉也是梁晓声女性偶像白娘子的化身，她们都拥有超凡脱俗的爱和为爱的战斗精神。
周蓉是浪漫和乐观的。“她是要践行自己那种爱情至上主义，无怨无悔地践行。” [6] (p. 169)在贫困的生活中，周蓉依然浪漫——她在工人手里买来工作服，按规定工区番号必须用颜料涂去，“她没那么做，觉得难看，就自己绣上了只蝴蝶。” [6] (p. 203)在父亲询问她在贵州生活得如何时，周蓉回答“挺好啊！”，还幽默地把自己比作铁扇公主。“有些事你把它当成好玩的事，就会觉得挺好玩了，比整天愁眉苦脸想不开强多了。” [6] (p. 213)在贵州插队的日子虽然艰苦，但周蓉凭借浪漫和乐观的精神，过着充实快乐的生活。梁晓声把周蓉塑造为乐观、浪漫的形象，一方面是个人女性观的体现，一方面表达了处于困厄中男性的希冀——渴望一位如周蓉一样的妻子陪伴左右。
处于梁晓声理想女性范畴内的周蓉无疑是一位好人，她善良、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和谦让。在中学时，她便带着温暖和友谊，亲近那些“边缘”同学，帮助她们提升成绩。“那些男女生都说是因为周蓉带给了自己友谊和快乐。心里多了快乐，学习成绩自然就上去了。” [5] (p. 93)在父母讨论为谁做新衣服时，“她总是先让着哥哥，后让着弟弟。” [6] (p. 180)在全中国都挨饿的那三年里，周蓉在饭桌上吃得最少，但却背着家人一边吃冰片，一边看书、写作业。这便是周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1。退休后，周蓉去往一个个偏远农村，“每到一村，为留守儿童送一批书，上一个月课，兼做心理辅导。” [7] (p. 503)从年少时在贵州的山洞里开办学校，再到年老后去乡村支教，周蓉始终带着一颗善良的心，“像种牛痘般”为孩子播撒爱与知识的种子“以一己之力，为孩子们做点儿有意义的事。” [7] (p. 503)周蓉的好人底色，与梁晓声创作理念中的“好人文化”有很大关系。这样的理想女性角色，也是作者传递“好人文化”的一种媒介。
梁晓声笔下的周蓉和李晓燕一样坚韧勇敢。在贵州山区时，周蓉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在山洞里开办学校、教书育人。与女儿在法国生活时，周蓉自学法语，当导游为女儿赚取学费，“即便在异国他乡，在为生存四处奔波、生活状态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她也表现出了优秀的素质。” [7] (p. 102)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和不屈服的精神，这是作者在塑造周蓉形象时重点突出的部分。
大部分男性作家笔下的理想女性最基础但必不可少的一点便是美丽，周蓉也不例外。在弟弟周秉昆看来“自己的姐姐有张眉清目秀的脸，一双大眼睛总是很有神，目光总是那么自信，给人以意志坚定难以驾驭的形象。” [6] (p. 91)周蓉不仅外表出众，而且还热爱读书学习，也是一位卓越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周蓉是梁晓声心中才貌双全的理想女性化身。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人世间》中周蓉的人物形象基本吻合梁晓声个人女性观中的理想层面。由此可见，作者个人的女性观极大影响其在作品中对理想女性角色的塑造。
2.2. 梁晓声的理想女性世界：有知识、有大爱、有韧性、有善根的完美女性
结合梁晓声的女性观及周蓉的人物形象分析，试对梁晓声笔下的理想女性世界进行大致勾勒：
这个世界中的女性无疑是美丽动人的。当然，美的定义多种多样，可以是“有一张清秀妩媚的脸”——小天鹅一般的李晓燕；也可以是“一双大眼睛总是有神”“给人以意志坚定难以驾驭的形象”——带着书卷气的周蓉；还可以是“有张峨眉凤目的脸”“目光里满是恓惶”“会让一切男人怜香惜玉起来” [6] (p. 91)的小女人郑娟。但从男性视角看，理想女性的美至少是能打动自己的。
这个世界中的女性是浪漫、乐观的。她们能够在洗衣时跳舞，能够在工作服上秀蝴蝶，她们精神上的“美丽”足以慰藉一切处于不幸中的男人。
女性的爱在这个世界中是纯粹、超越世俗的。白娘子痴情于一贫如洗的穷书生许仙，爱他、竭尽全力为他付出且不求回报。周蓉陪冯化成“苦守寒窑”，后因不堪忍受丈夫多次出轨而选择离开时，脑海中却浮现“无怨无悔” [5] (p. 116)四字。这个世界中的女性如守护神一般无私奉献着自己的爱，却从不对爱人要求什么，拼尽全力将爱人呵护。
带着书卷气于这个世界中的女性而言是重要的。爱读书有知识的周蓉被作者比作烂漫脱俗的山鬼。而同为正面女性形象但没有读过书的郑娟却被直接评价“有点二” [1] (p. 5)，且“秉义、周蓉、冬梅三人都与郑娟没有多少话说，不是歧视她，是难以发自内心的喜欢。” [5] (p. 136)“不是歧视”带有此地无银的性质，隐隐透露出作者个人对缺少知识文化女性的评判。
这个世界中的女性是坚韧勇敢的。梁晓声刻画出的理想女性，如李晓燕和周蓉，都是能够在恶劣环境中仍然向上生长，具有极强的韧性和干劲，能够努力克服种种不利条件，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铿锵玫瑰。
善良是这个世界中的女性不可或缺的特质。梁晓声多次阐述善良对人、对女性的重要性。从白娘子到李晓燕，从山鬼到周蓉，她们都是善良的，或者说是有“善根”的，她们经常帮助弱者，带着悲悯之心看待人世间，如“种牛痘般”播撒善的种子。
由此，梁晓声笔下的理想女性世界，也是他为读者营造的理想女性世界大致勾勒完成。这个世界，是作者个人女性观的产物；这个世界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作者自己心中关于理想女性的映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有可能潜移默化地把梁晓声的理想女性世界植入自己脑中，变成自己的“理想女性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梁晓声所营造的理想女性世界是否真的“理想”，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3. 从周蓉与曾珊的对比中进一步探究梁晓声笔下的女性形象
3.1. 曾珊——《人世间》中不断攀爬、利益至上的非理想女性形象
曾珊是在《人世间》下部出场的一位重要女性角色，是本书重要情节——骆士宾与周秉昆争夺周楠中骆士宾的妻子。而且在下部，曾珊与蔡晓光(周蓉第二任丈夫)、唐向阳、水自流(唐、水均为周秉昆好友)等人物均有较多联系，因此把曾珊这一角色纳入研究视角之内是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曾珊与周蓉不仅在书中有过直接的互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两人都具有高学历且都带着“书卷气”，这也为进行曾珊和周蓉的对比研究奠定基础。
回观梁晓声在《人世间》中对曾珊的塑造，曾珊并不属于作者的“理想女性”范畴。人物的命运走向往往能够表达出作者对这一人物的态度。曾珊虽在骆士宾身亡后继承公司拥有亿万资产，但最后却公司被封，自己被押往北京接受调查，是书中高开低走，结局较为悲惨的女性角色之一。从情节叙述来看，作者把曾珊塑造成重利轻义的形象。书中描述了曾珊背弃诺言、违背恩人水自流遗愿，为利益把书店改成肯德基等情节；作者虽没有对她嫁给年长且狡诈的骆士宾这一行为做出评价，但不难看出，梁晓声暗示了她与郑亚茹“总是在左顾右盼、审时度势、找准机会，像泥鳅一样，怎么从一个阶层爬到另一个阶层。”的相似性。
对曾珊形象的刻画，是梁晓声个人女性观的另一重要体现。作者赋予曾珊身上的非理想女性的特质、进行的理想女性与非理想女性对比，能够让我们看到梁晓声对女性更加鲜明的个人态度。
3.2. 时代、婚姻、个性、结局——梁晓声塑造女性角色的利器
前文提到，曾珊与周蓉具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二者命运的错位来源于梁晓声的哪些设计？
3.2.1. 成长年代和周围环境
成长年代和周围环境是小说中影响女性命运的重要因素。
梁晓声在《中国人的淡定从何处来》一书中，把成长年代作为划分和评价女性的重要依据。梁认为，由于“社会现象过于单调，因而世风相随较为纯朴”，所以成长于五六十年代女孩的心怀，包括周蓉在内，都是“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净静”，这是时代的必然性。其中周蓉的特殊性又在于她是那个人们普遍尚未意识到读书重要性的年代里“如饥似渴的读书种子” [7] (p. 265)，这样的设定为她迎来命运转折点，吃到读书红利奠定基础。梁晓声的设置中，周蓉出生在质朴的工人家庭，父亲周志刚是吃苦耐劳的建筑工人，和自己爱好相同的哥哥有着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弟弟也是踏实善良之人。时代的单调纯朴、身边人的温暖纯净是梁晓声塑造周蓉形象的重要依凭。
梁晓声认为，80年代后期的女性“以她们比男人敏感的神经，触觉到了时代的兴奋的中枢区。它反射给她们的讯号是——欲望时代的集贸商场即将大开张，你有什么可交易的？容貌即资本，青春即股票。”小说中，出生于70年代，生长于80、90年代的曾珊，则受到了与周蓉相反的时代冲击力。如果说周蓉成长的年代是纯朴、清净的，那么梁晓声认为曾珊成长的年代则是物欲横流的。“90年代以来的一些女大学生们，第一崇拜财富；第二崇拜权力……”“因为她们对生存质量的标准和要求提高了，故她们的本能充满强烈的欲望意味。”作者认为，经济的腾飞与充满机遇的大环境使得处于这一时期的很多女性成为追逐钱权的野心家，曾珊便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骆士宾是一个以钻法律空子为能事的人。”“她担心大家合起伙来算计自己，自然想找保护伞”。从小说中的叙述看，骆士宾在经营公司时已是不择手段，存在违法行为，公司从“根”上便是歪的。所以曾珊在接手公司后很难“扶正”，只能小心翼翼地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走。从小说的情节发展来看，曾珊最后因公司经营问题而入狱，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骆士宾对公司最初的经营模式。若骆士宾没有意外身亡，那么入狱的很可能是他，而曾珊是“代夫受过”。由此可见，曾珊的命运走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时代和身边人的影响，存在较大“不得已”的成分，这些“不得已”可能改变了她最初的人性底色，变成非理想的女性角色，这也体现了作者男性叙事视角的松动。
3.2.2. 丈夫与婚姻
两位人物形象对丈夫和婚姻的不同选择也流露出梁晓声的女性观。
曾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的周蓉在年少时便“千里追爱”，与冯化成在贫困的贵州山区相守多年。回京后，周蓉逐渐认清了丈夫冯化成的真实面目并在遭到多次背叛后无奈选择结束婚姻。
“有些女人是幸运的，爱错了还有第二次机会找到真爱，即使已做了母亲。” [5] (p. 108)周蓉的第二任丈夫蔡晓光便是她的真爱。周蓉是蔡晓光的“女神”，影响了他、改变了他，多年来他一直以一个朋友的身份默默陪伴，直到最后结成夫妻。梁晓声笔下的周蓉非常注重爱情的纯粹和丈夫的人品。
分析作品中关于周蓉爱情与婚姻的叙述，不难发现梁晓声重点渲染的是周蓉圣母般带着拯救意味、不顾一切的“爱情至上主义”。仅因为文学上的惺惺相惜和一面之缘，一位青春貌美的姑娘便选择抛下一切与年长自己十几岁且被打成右派的男人结合。这一叙事结构与中国传统叙事中王宝钏下嫁薛平贵、七仙女下凡嫁董永这样女性拯救身处苦厄中男性的模式并无不同。体现了男权视角下男性渴望女性“不顾一切的爱”以及“救世主般伴侣”出现的美好幻想。耐人寻味的是，作者既然把周蓉塑造成向往纯洁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却又安排她忍耐了丈夫最初的出轨行为和暴露的本性，直到忍无可忍才提出离婚，并最终以“无怨无悔”来评价这段婚姻。这样的情节叙述逻辑未免过于矛盾，但这矛盾的背后实际上是作者男凝视角的显现——再独立自由的女性，最终也还是要向男性让步的。
而在梁晓声笔下，精于算计的曾珊则以“利益最大化”来选择丈夫和婚姻。“骆士宾仗着巴结上了一个日本投资人，根本不把当年的哥们儿放在眼里，狂妄得很，今天扬言要吞并那个，明天放话要整垮这个，早就招人恨了。”“他做的坏事很多，算是老天对他的惩罚吧。” [7] (p. 9)小说中的骆士宾是一个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阴险之人。“曾珊那离了婚的丈夫是一个惯嫖的主，多次被拘留，可谓屡教不改，致使曾珊没颜面在北京待下去了。”除道德败坏外，骆士宾还有着几乎令所有妻子都难以忍受的恶习。但这一切曾珊都选择了隐忍，直到骆士宾意外身亡，曾珊名正言顺地以妻子的身份继承公司，成为董事长。如此塑造曾珊，梁晓声意在表达曾珊选择骆士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财富地位可以为自己带来极大的收益，从而进一步深化该人物的非理想性。
3.2.3. 自身特质
女性形象的自身特质是作家倾向的自然流露。前文分析过周蓉是梁晓声心中山鬼般的“理想女性”，她具有作者笔下理想女性角色的共性——美丽、善良、有知识、浪漫、坚韧、乐观等，此处不再多加赘述。特殊的是，《人世间》中有这样的叙述：“周蓉从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个时代让她感到压抑，她的表现绝不会是逐渐适应。”“如果遭受的压制和打击冷酷无情，那么，她将会坚忍地抗争到底。”“周蓉特别反感中国小说中对女人的态度，她曾说：‘在中国男人笔下，女人不外乎是尤物、玩物、邪物，讨厌！’”被塑造成理想女性形象的周蓉，竟被赋予了反传统、反世俗的精神和“女权色彩”。周蓉是不同于郑娟的传统小女人形象和郝冬梅“高干子女下嫁”模式的“叛逆”知识女性，这样的女性形象塑造方式体现了作者男凝视角的松动。
而在对曾珊的刻画中，梁晓声则把个人对商人的理解展现地淋漓尽致。在初次与蔡晓光相见的饭局上，曾珊便称他为哥哥，相谈甚欢，体现出她的圆滑和八面玲珑。水自流在骆士宾死后担任公司顾问，帮助曾珊解决了许多麻烦，他最初评价曾珊“那女人不坏，甚至可以说挺好，总之比骆士宾的为人强多了。” [7] (p. 9)但曾珊最后却并未履行帮水自流经营好崇文书店(水自流临终遗愿)的诺言，很快就把书店改为了肯德基。梁晓声进行这样的情节安排，意在体现曾珊善于伪装以及利益至上的特点。对待感情上，蔡晓光评价“她是拥有一两亿资产的女人，估计很难再爱上什么男人了。”“这样的女人，八成以后只有嫁给钱了。” [7] (p. 418)即便如此，曾珊仍与有家室的下属唐向阳“玩玩感情游戏” [7] (p. 485)，却使得唐向阳信以为真，一心一意地担任曾珊的“骑士”，甚至为曾珊的恶行打掩护。作者在行文中加入曾珊的“感情戏”，暗示了“爱情”也只不过是她达成目的的一种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道德。曾珊的人物形象被作者以卑劣的特质塑造而成，体现了梁晓声本人对“女商人”这一群体的反感。
3.2.4. 结局与命运
作品中人物的最终结局和命运走向体现了作者明显的爱憎。
周蓉虽然经历丈夫出轨、女儿叛逆、飘零异国等短暂的“不幸”。但在退休后，她与蔡晓光去往一个个偏远农村，“为孩子们做点儿有意义的事” [7] (p. 503)，度过了充实幸福的晚年。曾珊虽然通过逐步攀爬到达过人生巅峰，但后“与北京的某些事搅在一起。她以为有了靠山，其实对方只不过想利用她的公司达到自己的目的” [7] (p. 485)，锒铛入狱。
曾珊的悲惨结局，体现了作者对拥有极高财富地位女性的态度。梁晓声厌恶郑亚茹式“总是在左顾右盼、审时度势、找准机会，像泥鳅一样，怎么从一个阶层爬到另一个阶层。”的女性，而曾珊就是《人世间》中的“郑亚茹”形象。“人往高处走”的俗语流传至今，审时度势、把握机遇、不断向上争取的男性历来是人们称赞的对象，那为何具有这些行为的女性就要成为被男性审视和批判的对象呢？究竟是因为女性不应借助男性等途径借力打力，攀爬方式有误，还是其实一切都归因于女性的性别底色呢？《人世间》中，站在许多男性无法企及的高度上的曾珊难寻依靠、孤苦伶仃，且最终难逃牢狱之灾。作者通过塑造曾珊这一形象向读者表明：手段卑劣、幸福难求、下场凄惨——是拥有极大财富地位女性的人生路线。这或许是男性对于成功女性“不平则鸣”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3.2.5. 总结分析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对周蓉和曾珊的形象塑造体现了他个人对女性的态度和价值判断。作者欣赏的女性，是周蓉一般内外兼修、精神崇高、超凡脱俗、胸怀大爱的女性；作者排斥的女性，是曾珊一般八面玲珑、不断攀爬、重利轻义、手段丰富的女性。在这两位女性角色的塑造中，梁晓声存在较多的男凝视角；但值得肯定的是，作者也有多处视野的松动，即跳出男凝局限进行刻画的部分。
3.3. 职业与阶层——梁晓声角色塑造的潜在武器
除时代、婚姻、个性、结局等显性手段外，作者在塑造周蓉与曾珊两位女性角色时也将两个隐藏要素——职业与阶层，作为自己刻画理想与非理想女性的潜在武器。
梁晓声在塑造周蓉时，赋予了她“教师”这一职业光环，有知识有文化的周蓉一直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发光发热。在作者笔下，教师这一职业仿佛天然与善良、崇高、脱俗、有爱心等美好品质相关联，使得教师的职业属性成为梁晓声塑造理想女性的得力手段。而曾珊从最初在婚姻中蛰伏到后来接手已故丈夫骆士宾的公司成为女商人、女老板，她左右逢源、唯利是图的人物形象逐渐在梁晓声的设计中暴露和深化。在作者的认知中，商人这一角色好像天然带有不良属性。梁晓声在《人世间》中塑造的男商人骆士宾也是徇私枉法、不择手段的；而曾珊在转换为商人角色后，作者也逐渐使她展现出卑劣的一面。在作者的视角里，或许商人带有天然的“劣根性”，使得商人这一职业本身成为了作者塑造非理想女性乃至非理想男性的有力方式。
阶层差异是梁晓声女性角色塑造中“看不见的冰山”。可能由于作者个人对工人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天然好感，所以才赋予了出身工人阶层的周蓉温暖、善良、谦让等美好品质，也让后期跃升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周蓉滋养出自由、悲悯、丰盈、充沛等特质。曾珊不论是作为成功人士骆士宾的妻子还是后期的女富商，均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作者在作品中展现的也几乎是她反面的形象和悲惨的结局。梁晓声对自己在作品中塑造的女性高位者似乎都抱有不认可的态度，从曾珊到周玥(周蓉与冯化成之女)，《人世间》中掌握巨大财富地位的女性角色都具有处心积虑向上攀爬、不择手段谋取利益的特质。“女性处高位”是梁晓声使用阶层属性来塑造非理想女性角色的隐藏路径。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运用职业和阶层两个隐藏途径对女性角色进行塑造，是他个人职业观、阶层观与个人女性观碰撞后产生的结果——认可的职业和阶层用来塑造理想女性，不认可的职业和阶层则用来塑造非理想女性。
4. 男凝尚存，“理想”不足——反观梁晓声笔下的女性形象
每一位作家都会在作品中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我们可以从男性作家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中窥见他们心中对于各类女性的评价和态度。但作者从个人视角出发塑造的女性角色是否真的完备和妥帖，还有待商榷。
梁晓声笔下的女性独立、自主、个性、自由的特性表达并不彻底，男权视角下女性孱弱一面叙述的残余较多。周蓉和曾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独立自主的女性，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但她们还是逃不过“宿命般”对男性的依赖。爱情至上的周蓉为了家庭忍受了丈夫冯化成的多次出轨，有能力有野心的曾珊则只能在丈夫死后继承公司。面对男性时，周蓉的软弱妥协、曾珊的蛰伏隐忍，很大程度上都是作者男凝的体现。
梁晓声笔下的女性总是受到时代的极大影响和“代夫受过”，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在《人世间》这部小说中，作者把成长于60、70年代的女性大都塑造为善良、温暖、淡泊名利的形象，如周蓉、郑娟、郝冬梅等，而把成长于80、90年代的女性大多塑造为拜金、追名逐利的形象，如曾珊、周玥等，这与作者个人的年代观有很大关系。虽然环境会对人产生一定影响，但人作为独立的个体，不完全是环境的产物，没有必要过分突出人物的时代性。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趋炎附势、追名逐利者，也都会有心地善良的纯真之人。此外，女性在商业经营中力挽狂澜的能力不亚于男性，并不一定要按照前人规定的模式走下去，曾珊承担骆士宾违法经营的后果、“代夫受过”的命运并不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梁晓声在塑造女性角色时，仍难逃传统小说伦理批判的窠臼，不可避免地带着有色眼镜对不同追求的女性进行审视。不难发现，《人世间》中那些超越世俗追求的女性往往拥有美好的结局。这里的“超越世俗”不只是指理想崇高和思维脱俗，“有点二”、只希望过好自己小日子的传统家庭妇女形象——郑娟，也属于这一范畴。而追求金钱、权力、地位的女性往往比较不幸。在商场上打拼的亿万女富豪曾珊最终入狱，希望过上富裕生活的周玥也曾被视为“家族败类”众叛亲离。作者以“命运的笔触”对不同追求的女性做出审判、安排女性人物结局走向的做法是不够妥善的。
5. 结语
本文从梁晓声的个人女性观出发，探究作家个人的倾向、态度、价值判断等因素对其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并尝试对作者的这一书写方式做出较客观的分析与评价。综上所述，梁晓声的个人女性观极大影响了创作时对理想女性和非理想女性的形象塑造，使得作品中关于“理想”与“非理想”女性的形象构造在一定程度上有面具化的倾向。与此同时，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仍难逃传统小说伦理批判的窠臼。本研究以女性主义视角分析男性作家梁晓声在作品中构造的女性世界，从其“理想女性”的塑造方式中窥见其“不够理想”的偏角，指出作家女性观介入写作后所呈现的复杂面向。
参考文献
NOTES
1梁晓声2005年11月17日，在绍兴文理学院“风则江大讲堂”《中国人文文化的现状》中提到：“文化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