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不同于格非初期带有先锋气质的作品，继“江南三部曲”之后的《望春风》彰显了格非对人与自然的生态学思考，生态意识贯穿《望春风》的写作发生，表明格非自觉的生态向度。本文通过分析小说生态叙事的三个维度：儿童视角、文明审视、生态回望，洞悉格非对生态家园的回望与对现代文明的沉思。以生态路径进入《望春风》，跟随格非走向充满生态诗意的江南世界，领略“纸上的王国”。
Abstract:
Unlike the avant-garde works that exposed the literary world in Ge Fei’s early days, Looking at the Spring Wind, following the “Jiangnan Trilogy”, highlights Ge Fei’s ecological thinking on human and nature.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runs through the writing of Looking at the Spring Wind, indi-cating Ge Fei’s conscious ecological dimens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cological narrative in the novel from three dimensions: Children’s perspective, civilized examin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re-flection. It delves into Ge Fei’s contemplation of the ecological homeland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Using an ecological lens to approach Looking at the Spring Wind, we follow Ge Fei into the poetic and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world of Jiangnan, experiencing the enchanting “kingdom on paper”.
1. 引言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 [1] 。它是一种反映人与生态关系，并对人类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文学。由生态文学建立起新型生态叙事话语，是分析文本生态意义的重要角度。《望春风》中通过对自然生态的展示，体现了格非写作发生的自觉生态向度。本文从儿童视角、文明审视、生态回望三个维度体察格非对乡村原生态自然的表达、对都市文明的双重审视、对重返自然进行的生态回望，进而开掘《望春风》对于书写当代中国生态经验的独特意义。
2. 独特的生态叙事视角——儿童视角
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是语言的透视镜，是文字的过滤网，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 [2] 。纪秀明在《我国当代生态小说叙事策略研究及本土化思考》一文中同样强调了儿童视角对于生态叙事的重要性。《望春风》以儿童视角介入对生态的关注和理解，由儿童承担起感知和叙事的角色，通过儿童视角展示出原始朴素的大自然风貌和健康朴素的伦理道德，以此实现生态意识的表达。
儿童更像是原始时代的初民，对自然世界既葆有新奇的探究热情而有充满敬畏之感 [3] 。小说第一章便展示了乡村生态的美景图。“太阳终于在砖窑高高的烟囱背后露了脸，那熔岩般的火球，微微颤栗着，从窑头赵村的荒树间一点点地浮出来，顷刻间，天地绚丽，万物为之一新。”父亲带着我走在油黑油黑、又酥又软的田间小路上。在“我”的视角中看到了半塘，桃花源般的美景在“我”的眼中展开，“父亲说，等到村里的桃树、梨树和杏树都开了花，等到大片的柳树、芦苇和菖蒲都返了青，江鸥、白鹤和苍鹭就会从江边成群结队地飞来，密密麻麻地在竹林上空盘旋，那时，半塘就是人世间最漂亮的地方” [4] (p. 12)。乡村的美景也给予儿童安全感，“当我跟着父亲走到风渠岸边，闻到带着微微甜腥的河水的气味，嗅到村里烟囱中飘来的草木灰香气，听到邻居老福奶奶手里擎着一盏油灯，在院子里‘喔嘘喔嘘’地叫唤着，正在把母鸡赶入鸡窝，你一定能体会到我心里的宁静、踏实和甜蜜吧”。“我”还在王曼卿的花园中看到了桃杏李梅，锦拓菊葵，一望无尽的桑林和麦田……儿童视角成为观察原始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展示了未经干预的自然具有原生态的健康美。透过儿童视角，读者领略了未经雕琢的半塘和儒里赵村的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田园生活的古朴典雅。
小说中儿童视角不仅看到了自然、古朴的原始乡村风光，同时也述说了儿童与父母的温情以及村民之间的善良正义，是一种朴素健康的乡村伦理。
父母之情是《望春风》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童年时期的“我”通过言行来感知父亲对“我”深沉的爱，在父亲的言行中预卜未来，并教给我为人处事的道理，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人是会变的。一个人只要还没有躺到棺材盖子上，你就不能把人看扁了。凡事不要急于下结论。就像俗话说的，大风刮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短长。”体现出父亲在诀别之际对“我”日后命运的担忧。作为细部描写的两次哭泣写出了父亲与“我”之间的令人感动的温情，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母子温情贯穿了《望春风》这部小说，无论是在乡村，还是进城后“我”的内心深处都在寻找母亲。“我”只在梦中见过母亲，梦醒后，“我”只能记住母亲甜美、虚幻而有破碎的影子。童年时期的我一直将王曼卿的形象当作母亲，盼望母亲像老福奶奶说的那样，“一下子”出现在春风里。格非通过儿童视角呼唤母亲，表达了儿童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除亲情外，在儿童视角中也可以透视儒里赵村完整的民风民俗。“我”作为叙事角色称呼春琴婶子为“春琴”，德正爷爷为“德正”，体现了儿童视角叙事的独立性，叙述了赵锡光为儿童讲儒里赵村的悠久历史，“老菩萨”唐文宽给孩子们讲《封神榜》和《绿牡丹》，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德正在当上农会主任后执着于办学校来回报社会，并且对于“父子不同席”的旧规矩完全不理会，让“我”感受到了被公正待遇的温暖。窑工骆金良从窑厂捡缺边少角的短转残瓦，用来给德正盖结婚用的新房。在德正被曹庆虎抓捕羞辱后，高定邦率儒里赵村村民一起奋起抵抗，“既然要动手，就得打出我们儒里赵村的微风来！” [4] (p. 168)在儿童视角“我”中可以观察儒里赵村健康朴素的乡村伦理。
格非在《望春风》的前两章采用儿童视角进行叙事，向读者展示了原始村落的生态坏境和朴素的乡村伦理。同时，儿童视角作为一种全知全能视角，可以全方位地展开儒里赵村的人与环境，给予了叙事充分的自由，也与第三章纪传体的人物安排形式不谋而合。值得注意的是，《望春风》并不是第一部使用儿童视角开启叙事的作品，可见童年生活与记忆在文学创作中给予格非充分的创作经验。迟子建在谈到儿童视角时也曾这样说：“我喜欢采用童年视角叙述故事。童年视角使我觉得清新、天真、朴素的文学气息能够像晨雾一样自如地弥漫，当太阳将它们照散的那一混瞬间，它们已自成气候。童年生活给我的人生和创作都注入了一种活力，我是不由自主地用这种视角来叙述故事的……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讲，这种视角接近‘天籁’” [5] 。或许对于格非和迟子建来说，儿童视角是展示大自然原生态的有效路径，进而彰显出生态文学的独特魅力。
3. 都市文明的双重审视
现代化进程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危机。格非在关注生态危机的同时，也关注人性伦理道德危机，即精神危机。《望春风》中对都市文明进行两方面的审视，反思无限发展现代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和人物进入都市后道德的丧失，从而实现生态层面的双重批判。
首先，小说对城市与乡村的生态危机进行审视。在“我”离开故乡来到二十四小时昼夜不息的邗桥砖瓦厂后，“我”的视觉听觉传达出与故乡不同的场景：热风从府沤的池塘里吹过来，同时伴有令人窒息的煤渣味。厂区的方砖会突然冒出浓稠的泥浆。挖土机携带着泥浆和沙石汇聚的洪流淹没了篮球场……揭示了现代工业过快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空气污染、土地污染等。而儒里赵村也因拆迁成为一片废墟，“犹如一头巨大的动物死后所留下的骸骨，被虫蚁蛀食一空，化为齑粉，让风吹散，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记。最后，连这片印记也为荒草和荆棘掩盖，什么都看不见。这片废墟，远离市声，惟有死一般的寂静” [4] (p. 327)。现代化进程使环境恶化，将自然机械地当作发展经济的工具，不断地征服和利用自然破坏了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稳定性，和谐性。小说对乡村和城市的生态危机进行直观平面的展示，通过批判无限追求现代化速度来实现对现代化的辩证否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同时，格非在《望春风》中对现代生态环境的批判可以理解为传递生态预警，意在警示破坏自然会带来严重后果。胡志红在《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中指出：“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创造生态的意象，想象世界末日的恐怖图景，对生态灾难进行预警，其根本目的是警示人们对自然的关怀和对人类命运、前途的关注” [6] 。警示人们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建立绿色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
其次，小说对人的精神危机进行审视。现代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生态环境。《望春风》中的第三章以纪传体的形式来展示现代都市中现代文明下生存的人，呈现出人的伦理道德的变异性。“生态问题表面上表现为自然环境被破坏，实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人发展的扭曲” [7] 。由生态批判转向一种不动声色的人性批判。
小说在第三章写出了儒里赵村质朴的村民进入都市后发生的变化。过了许多年后，“我”不再和孩童时期一样渴望母亲出现，“我”对母亲的记忆方式是“遗忘”，甚至是“只当她死了”。除“我”之外，生活在故乡的村民道德伦理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少女时期的雪兰，只是一个迷恋容貌像电影明星的朱虎平，面对赵礼平的轻浮言语，“只会傻呵呵地笑着”，但在和“我”一起来到南京后，在澡堂工作的雪兰先是养成了将公家的物品“捎”回家的恶习，在转正成为9327钢铁厂质检员后，彻底变成一位利己主义者，是物质主义的代言人，会身着颜色鲜艳的连衣裙，混杂在花花绿绿的上海人群中，从黑黢黢的隧道一端拥出，去上海和南京过周末。国义被造纸厂的大卡车撞死后，儒里赵村村民一起去造纸厂讨说法，“这也是儒里赵村最后一次以‘集体’的名义共赴急难。赵礼平给予龙英的五十万赔偿款使其成为龙英一家的恩人，邀请赵礼平参加答谢宴，加害者变成恩人，而为村民两肋插刀的梅芳却被时代，被儒里赵村的村民永远地抛弃在时代前进步伐之后。写出了儒里赵村村民价值观的异化，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的精神危机，“那种实用主义的，物质主义的，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才是制造现代生态灾难的罪魁祸首” [8] 。
不仅如此，“我”的生命力在居乡–离乡–返乡中发生着微妙变化。对比三阶段中“我”的生命力的状态，可概括出现代都市文明对于“我”的生命力的影响。在乡村的童年时期，我对于自己的样貌没有清晰的认知，虽然经常被村里人叫“呆子”，但我作为没有母亲的孩子时刻感受到来自村里长辈的温暖。老福奶奶的慈爱，唐文宽肚子里的永远不会结束的故事，以及他在村东的那个带天井小院的房子，是“我”整个童年最稳定的快乐之源。而进城后，图书馆便成为“我”唯一的精神家园，程式化的工作使“我”的生命力下降至麻木。人的肉体生活在高大的建筑中，但精神世界只有一隅。而后图书馆也被一位董事长看中，作为安顿一家老小的私人住宅，象征着“我”的精神世界也不复存在。在重返故乡后，尽管物质条件极为匮乏，但我回到了童年时代的简单美好淳朴，周遭喧嚣的都市世界都与“我”和春琴无关。“我”热烈最求爱情，希望春琴成为我的妻子。“我”的生命强盛到“我”开始写作来记录儒里赵村几十年的历史与人，小说的创作力是“我”生命力的体现。“人的生命力的旺盛只有在与自然做最为充分的交流时才能尽显，人与自然的这种交流与沟通一旦中断，人的生命力便如同凋落的花朵一般失去盎然生机 [9] 。
4. 重返自然的生态回望
格非的文学创作离不开故乡经验的支持，其写作《望春风》的初衷意在重返故乡。“在我的意念中，《望春风》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小说，或者说是一部重返故乡的小说” [10] 。在小说中“我”通过与春琴在便通庵的生活实现了对故乡的回望，传递着格非对于古典家园梦想的眷恋，进行着“格非式”的文化寻根，以此回答对家园乌托邦的追问。
生态回望的一个层面是展示原始乡村生活。“我”与秀琴在便通庵的生活状态颇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味。“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没有冰箱，当然也没有邻居。我们用玻璃瓶改制的油灯来照明，用树叶、毛草和劈柴来生火做饭，用池塘里的水浇地灌园，用井水煮饭泡茶……我们通过光影的移动和物候的嬗递来判断时序的变化” [4] (p. 366)。“我”与春琴在便通庵的生活带有原始农耕文明的剪影，这种诗意栖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格非对便通庵原始生活进行的生态回望，带给读者新的生态希望，具有生态意义上的美。
生态回望的另一层面是精神还乡。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地” [11] 。小说中“我”每换一份工作就会离故乡更近一些，踏上了地理还乡之路。这种地理还乡反映了“我”内心潜在的归乡意识，是故乡与“我”之间的天然联系。与麦尔维尔终其一生来实现的精神还乡相同，格非同样要寻找一块土地安放自己的灵魂。“在麦尔维尔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十分清楚明晰的主题：对于乡野，乡村及远古生活的礼赞与向往，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与忧虑” [12] 。格非与麦尔维尔的精神气质相似，都希望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现精神还乡的诉求。
5. 结语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生态叙事的呈现对于生态理想的追求具有重要意义，警示人们对生态问题进行持续性思考。格非从前期的先锋追求到回归传统现实再到《望春风》，实现了从“自然书写”到“书写自然”的跨越，实现了对小说创作方法的超越。同时，对于生态叙事的分析把握可以强化本民族的生态批评理论，深化生态文学批评的本土化意义，书写当代中国独特的生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