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社交焦虑是指个体在社交场合中出现的显著害怕或焦虑的情绪体验(张珊明等，2022)。近年来社交焦虑的发生率逐年上升且趋于年轻化(王莉，2018)。数据显示，61.8%的大学生群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状态，其中社交焦虑在焦虑大学生群体中占比高达72.5% (刘凤林，王家迎，2022)。研究表明，社交焦虑不仅会降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而且会增加手机成瘾、网络成瘾等各类成瘾行为发生的概率(黄凤等，2021；张国超，陈明，2020)。社交焦虑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求职面试、人际交往等均会造成不良影响(吴桐等，2021)。社交焦虑如若不加以纠正、引导，将不仅对学生学习积极性、学业成绩方面造成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其人格的健全，阻碍青少年社会化的实现(向洪莹，向绍勇，2019)。近年来社交焦虑现象普遍存在，且危害严重。因此，本文致力于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影响机制进行探索研究，以便于更好的减少社交焦虑。
宽恕是指受害者对施害者的动机转变，包括对施害者的负面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的消失，并出现正面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的过程，分为自我宽恕和宽恕他人两个方面(Enright, Gassin, & Wu, 1992)。研究表明，自我宽恕可以降低个体焦虑、压力和愤怒水平，人际宽恕不仅有助于减少负性情绪、促进身心健康和提高幸福感，还能帮助人们减少人际冲突、促进关系修复、从而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更好的适应社会(相青等，2020；van der Wal, Karremans, & Cillessen，2016；翁晶，张田，傅宏，2014；李绍颛等，2012)。李兆良等人研究发现宽恕水平越高的大学生，其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水平就越低(胡秋蕾，朱婷婷，郑爱明，2016)。Fredrickson和Levenson的研究也发现了宽恕可以舒缓个体焦躁不安的心境的作用，能让负面的情绪得以释放。宽恕水平高的个体心胸比较宽广、不较真，面对他人的否定或批评也能更快调整自己的心态，能有效处理负面情绪；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更为豁达、周全。但较少文章对大学生宽恕与社交焦虑这一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宽恕水平是否能影响大学生社交焦虑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以便于对社交焦虑群体更好的进行干预行为。
强化敏感性理论(Reinforcement Sensitivity Theory, RST)是由Gray (1987)结合动物实验和心理药物学研究的成果而提出的一种概念性的神经系统模型，是指个体在呈现强化刺激物时的反应性，即所引发的情绪、动机以及行为的改变趋势和改变程度(Smillie, Pickering, & Jackson, 2006)。其中包含奖励敏感性和惩罚敏感性两个部分，前者反映了人们在接受奖励信号或原有惩罚信号消失时的反应性，后者反映人们在接受惩罚信号或原有奖励信号消失时的反应性(郭少聃，何金莲，张利燕，2009)。经过修订后的RST理论进一步阐明强化敏感性的神经生理基础，其神经系统包括行为趋近系统(behavioral approach system, BAS)、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和对抗/逃离/僵化系统(Fight/Flight/Freeze System, FFFS)。其中BAS是一个积极行为反馈系统，对条件的欲求性刺激敏感，其反应性具体表现为奖励敏感性；BIS和FFFS系统功能基本相同，对条件的惩罚性刺激敏感，其反应性具体表现为惩罚敏感性(Tull et al., 2010)。而强化敏感性这一变量能更好的从神经生理角度阐述宽恕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Mauger等人(1992)的研究表明较高的惩罚敏感性可能与自我宽恕倾向的降低有关。其原因可能是宽恕水平越低，在面对他人对自己造成的负面情绪和行为上时往往容忍度更低，会产生憎恨、恐惧等消极情绪，很难产生积极的情绪和想法并且容易陷入其中，从而体现出较高的惩罚敏感性。而对于奖励敏感性与宽恕的关系，有研究表明对他人宽恕可能因个体奖励价值而不同，个体选择宽恕与不宽恕都存在机会，奖励敏感性并不能预测自我或人际宽恕(Johnson et al., 2010)。Kimbrel等人发现较高的惩罚敏感性和较低的奖励敏感性都能显著预测社交焦虑水平，奖励敏感性与特质性社交焦虑呈负相关(Kimbrel, Mitchell, & Nelson-Gray, 2010; Kimbrel, Nelson-Gray, & Mitchell, 2012)，其原因可能是奖励敏感性越高的个体，感知到的同伴关系越好(Kingsbury et al., 2013)，喜欢追寻刺激并且在社会交往中能体验更多的快乐，有较多的社交行为，较少产生社交焦虑。
根据我国2016年4月正式印发的《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事。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校园欺凌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伤害可能会长期存在，严重的会一直持续到中年甚至是伴随被欺凌者终身(刘小群等，2021)。校园被欺凌经历可能导致个体自我评价降低，在社会关系中缺乏安全感，甚至产生严重的情绪适应问题或极端行为(刘艳丽，陆桂芝，2017)。有研究发现童年创伤经历和校园被欺凌经历均与大学生社交焦虑存在正相关(郭夏玫，黄靖雯，2022)，这是由于遭受校园欺凌的个体社会关系差，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较为困难，且在社会交往中更多的关注负面评价，因此体验到更高的社交焦虑。有研究表明被欺凌者对惩罚表现出较大的敏感性(Valera-Pozo et al., 2021)。这是因为BIS在检测到潜在威胁而经历高度焦虑的情况下被激活(Ranđelović & Zeleskov-Djoric, 2017)。因此，被欺凌者在校园环境中经常处于高度焦虑、被威胁的状态，表现出较高的惩罚敏感性，而这种状态又会进一步使其回避社交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主要探讨有无被欺凌经历个体宽恕水平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以及强化敏感性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假设：H1：无论有无被欺凌经历，宽恕对社交焦虑的直接负向预测作用显著；H2：就无被欺凌经历的人而言，惩罚敏感性和奖励敏感性在宽恕和社交焦虑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均显著；H3：对比无被欺凌经历的人而言，有过被欺凌经历的人惩罚敏感性和社交焦虑会更高，且惩罚敏感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更强。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广东省某所高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1696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1657份，有效回收率为97.7%。被试年龄为17~23 (19.73 ± 0.77)岁，其中男生602人，女生1055人。被欺凌832人，未受欺凌825人。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统一匿名团体施测，问卷当场回收，承诺对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学术研究，所有被试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2.2. 研究工具
2.2.1. 宽恕性特质量表
采用Berry & Worthington Jr (2001)编制的宽恕性特质量表(Trait Forgivingness Scale, TFS)中文修订版(张登浩，罗琴，2011)，该量表共包含10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总分越高代表宽恕水平越高，其中第1、3、6、7和8题反向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61。
2.2.2. 交往焦虑量表
采用Leary (1983)编制的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由《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翻译刊登，直接采用中文版，未对其条目进行修改。该量表共含有15个项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 (彭纯子，龚耀先，朱熊兆，2004)。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得分越高说明其交往焦虑程度越高，其中第3、6、10和15题为反向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2.2.3. 惩罚和奖励敏感性问卷
采用Torrubia等人(2001)编制的惩罚和奖励敏感性问卷(The Sensitivity to Punishment and Sensitivity to Reward Questionnaire, SPSRQ)，该量表分为惩罚敏感性和奖励敏感性两个部分，共48条项目，偶数项属于奖励敏感性，奇数项属于惩罚敏感性。采用两点计分方式，“同意”计1分，“不同意”计0分。本研究中惩罚敏感性与奖励敏感性两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3和0.72。
2.2.4. 欺凌受害经历
参考Olweus校园欺凌量表和国内欺凌经历相关研究(Olweus, 1996)，本研究欺凌受害经历的测量是在解释校园欺凌行为概念后，对言语、关系、躯体和网络欺凌四种形式的欺凌行为分别通过2个条目进行示例评估，如关系欺凌“被散布谣言，并试图让其他人都不喜欢我”和“不让我参加某些活动，排斥在朋友圈之外，或者让朋友对我不理睬”。本研究将选项中“未发生”设定为无欺凌受害经历，将“发生过”设定为有欺凌受害经历。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6.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使用Mplus7.0进行路径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变量均来自于大学生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所有变量包含的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18个，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率12.76% (远低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大学生宽恕、强化敏感性与社交焦虑的相关分析
对主要变量惩罚敏感性、奖励敏感性、宽恕和社交焦虑的平均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宽恕与社交焦虑和强化敏感性之间呈负相关；社交焦虑与惩罚敏感性呈正相关，与奖励敏感性呈负相关；惩罚敏感性与奖励敏感性之间呈正相关(如表1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main variables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注：***表示p < 0.001，**表示p < 0.01，*表示p < 0.05，下同。
3.3. 中介效应分析
在控制性别因素后分别对有无被欺凌经历的两组大学生进行中介模型检验。两个模型均为饱和模型。无被欺凌经历组的中介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如图1所示)，宽恕通过惩罚敏感性对社交焦虑的间接效应显著(β = 0.12, p < 0.001, 95%CI [−0.16, −0.08]，占总效应量61%)，宽恕特质对社交焦虑路径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01, p < 0.01, 95%CI [−0.16, −0.04])，表明惩罚敏感性在宽恕特质影响社交焦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另一方面，宽恕通过奖励敏感性对社交焦虑的间接效应显著(β = 0.02, p < 0.01, 95%CI [0.01, 0.04])，其总效应显著(β = −0.2, p < 0.001, 95%CI [−0.27, −0.13])，宽恕特质对社交焦虑路径的直接效应(c’)与宽恕特质通过奖励敏感性影响社交焦虑的间接效应(ab)符号相反。根据温忠麟等人新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如果间接效应显著，总效应不显著，按遮掩效应(Suppression Effect)理论，最后结果也按遮掩效应解释；如果总效应显著，先按中介效应立论, 但最后要根据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符号进行解释，如果符号相反，仍要按遮掩效应解释，其效应量应报告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例的绝对值|ab/c¢| (温忠麟，叶宝娟，2014)。因此，本研究结果表明无被欺凌经历大学生的奖励敏感性在宽恕特质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作用中存在遮掩效应(遮掩效应量占比 = |ab/c¢| = |0.02/−0.01| = 0.21，即占直接效应量21%)。本研究结果表明，奖励敏感性作为遮掩变量，在宽恕特质预测社交焦虑的路径中起到遮掩的效果，总体上呈现出宽恕特质越高，对奖励信息越不敏感，奖励敏感性低则进一步加深其社交焦虑。
(注：图中路径系数为标准化且显著的路径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Figure 1. Model plot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dividual reinforcement sensitiv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giveness and social anxiety in individuals with no experience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n = 1657)
图1. 无欺凌受害经历个体强化敏感性在宽恕与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图(n = 1657)
有欺凌经历中介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如图2所示)，宽恕通过惩罚敏感性对社交焦虑的间接效应显著(β = 0.15, p < 0.001, 95%CI [−0.19, −0.10]，占总效应量66%)，宽恕特质对社交焦虑路径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09, p < 0.01, 95%CI [−0.15, −0.03])，表明惩罚敏感性在宽恕特质影响社交焦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另一方面，宽恕通过奖励敏感性对社交焦虑的间接效应不显著(β = 0.01, p = 0.25, 95%CI [−0.01, 0.02])，仅在奖励敏感性对社交焦虑路径显著(β = −0.24, p < 0.001)。
Figure 2. Model plot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inforcement sensitivity between forgiveness and social anxiety in individuals with bullying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s (n = 1657)
图2. 有欺凌受害经历个体强化敏感性在宽恕和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图(n = 1657)
为考察欺凌经历对宽恕特质、惩罚敏感性和社交焦虑之间关系的影响，我们采用wald检验探讨有无欺凌经历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差异。结果显示，惩罚敏感性对社交焦虑的正向预测受到欺凌经历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有欺凌经历个体(β = 0.64, p < 0.001)与无欺凌经历个体(β = 0.59, p < 0.001)相比，呈现出惩罚敏感性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显著增加，两组之间呈现出显著差异(Wald = 7.83, df = 1, p = 0.005)，表明个体在欺凌焦虑的作用下，惩罚敏感性越强，社交焦虑越严重。
4. 讨论
4.1. 宽恕与社交焦虑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宽恕对社交焦虑的直接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即大学生宽恕水平越高，其社交焦虑就越低，假设一成立。从行为主义理论解释，社交焦虑是条件化作用的情绪反应，社交环境中的刺激曾与可怕的事件联系起来，使个体产生社交焦虑，原本中性的社交环境通过条件化，成为了引起焦虑的条件刺激。研究表明宽恕水平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处理各类人际冲突的能力，还可以预防人际冲突事件的恶性循环，有利于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且具有较少的消极情感体验和更多的积极情感体验(刘会驰，吴明霞，2011；姜永杰，谭顶良，2016)。因此，宽恕水平高的个体减少了在社交环境中体验消极情绪和厌恶的事件的可能性，从而减少社交焦虑。从个体自身角度而言，事后加工是社交焦虑的维持因素，是指对社交焦虑情境的负性和重复性思维。通过自我同情可以减少事后加工，从而减少维持社会焦虑的消极和重复的想法，自我同情又通过降低愤怒和反刍直接和间接地与宽恕相关(Blackie & Kocovski, 2018; Wu et al., 2019)。高宽恕水平的个体在面临人际交往中产生的负性情绪、他人对自己的消极评价时，往往拥有较高的自我同情、较少产生自我批判，对于负性事件较少产生事后加工进而更少出现社交焦虑。因此，宽恕可以通过自我同情从而减少事后加工进而降低社交焦虑。从人际交往方面看，研究发现宽恕与解决冲突、寻求建议和支持的策略呈正相关，与自尊呈正相关，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Flanagan et al., 2012)。在人际交往中出现矛盾和问题时宽恕水平高的个体更善于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避免矛盾进一步恶化，其社交焦虑更低。Isler和Dilmac (2016)的研究表明宽恕是影响价值观最重要的自变量，而价值观变量是影响社交焦虑的最重要的变量。宽恕水平高的个体更加宽容大度，其价值观往往使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更少的与人发生冲突，较少产生社交焦虑。因此，宽恕也可以通过减少人际冲突从而降低社交焦虑。
4.2. 强化敏感性的中介作用和遮掩效应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惩罚敏感性在宽恕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即宽恕水平越低，惩罚敏感性越高，其社交焦虑就越高。有研究表明自我宽恕的缺乏与“内向惩罚”或自我贬低倾向有关(Mauger et al., 1992)。较高水平的BIS与自我宽恕的降低有关，宽恕与惩罚敏感性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因为对于惩罚敏感性高的人来说，宽恕他人具有挑战性，个体会对在交往过程中被伤害的内部感情和人际环境感到焦虑，这种焦虑和恐惧会导致其避免任何进一步的产生焦虑的刺激，并且这种焦虑驱动的回避可能会减少宽恕的发生(Johnson et al., 2010)。而高水平的惩罚敏感性又会增加在社交互动反应中经历的焦虑(Kimbrel, Mitchell, & Nelson-Gray, 2010)。根据强化敏感性理论，惩罚敏感性高的个体对他人的负面评价更为敏感，BIS更容易被激活。在人格层面BIS与焦虑相对应，其特征往往是经历紧张、不安、不适以及采取回避行为(Ranđelović & Zeleskov-Djoric, 2017)。
本研究还发现，在无被欺凌经历的群体中，奖励敏感性在宽恕与社交焦虑之间呈现出遮掩效应，依据温忠麟等人对遮掩效应的判断和解释，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宽恕水平对社交焦虑具有消减作用，但奖励敏感性作为遮掩变量对这种负向作用起到遮掩的效果，在总体上呈现宽恕水平越高，奖励敏感性越低，而奖励敏感性越低则会增加社交焦虑从而有较少的社交行为。研究表明，宽恕的发生与许多因素有关，包括犯罪严重程度和道歉方面，以及与个体的神经质相关的惩罚敏感性、与外向性相关的奖励敏感性等等(Girard & Mullet, 1997; McCullough, Worthington, & Rachal, 1997)。在本研究中宽恕水平高的个体外向性越高，更容易换位思考，体谅他人，在交往过程中更加注重两人相处之间的互动和感受，较少计较个体自身的利益得失，所以奖励敏感性越低。而低水平的奖励敏感性又会减少在社交互动中经历的快乐，奖励敏感性高的个体会有更多的社交行为(Kimbrel, Mitchell, & Nelson-Gray, 2010; Gable & Berkman, 2008)。联合子系统假说提出BAS系统和BIS系统发生相互依赖或联合效应，即两系统同时具有促进与拮抗作用(Corr, 2004)，因此，对于高宽恕水平的个体而言，BAS降低奖励敏感性的同时对抗厌恶性刺激的作用减弱，社交焦虑作为厌恶性刺激则呈现增加的趋势。
4.3. 被欺凌经历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被欺凌经历能够调节大学生惩罚敏感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与无被欺凌经历的组相比，有被欺凌经历的组其惩罚敏感性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更大。根据Richardson的“过程模型”理论，个体与外界环境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但在被他人欺凌时这种平衡状态被打破，于是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认知方式，认为自己受到欺负是正常的，并且通过这种错误认知方式自我安慰以缓解内心的恐惧，从而更容易导致社交焦虑(金童林等，2017)。并且有过被欺凌经历的个体由于在人际交往中体验到了更多的负面情绪以及威胁，更容易激活BIS。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被欺凌者对惩罚表现出较大的敏感性(Valera-Pozo et al., 2021)。有过被欺凌经历的个体容易产生错误且负性的认知，有较高的惩罚敏感性，在与人交往中遭到拒绝或否定时更容易产生社交焦虑(王媛丽等，2015；徐云，刘堂荣，2015)。同时欺凌者的目标人群正是那些有社交焦虑的学生，这一类人群的社会关系和沟通技能较低，使他们无法自卫以及获取帮助(Siegel, Greca, & Harrison, 2009)。在同伴关系中社交能力较弱的学生通常会遭遇到同伴欺骗、同伴过度竞争、同伴排斥、从众或者同伴压力等，容易被同伴边缘化，成为被欺凌的对象(朱桂琴，陈娜，宣海宁，2019)。这种恶行循环使被欺凌者在人际交往中拥有更多的负性体验、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拥有较差的同伴关系和较高的社交焦虑。
4.4. 研究意义和不足
本研究考察了大学生宽恕水平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及其机制，其中包括有无被欺凌经历对该路径产生的差异性，为减少社交焦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即较高的宽恕水平可以直接或通过影响强化敏感性间接降低社交焦虑。因此高校应多开展素质教育课程，培养大学生的宽恕特质以减少社交焦虑现象。其次本研究发现有过被欺凌经历对比没有被欺凌过的人来说，惩罚敏感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更大，所以学校对有被欺凌经历的人群应予以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及时进行相对应的心理疏导以及后期帮助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支持系统。
本研究发现了大学生强化敏感性在宽恕水平与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有无被欺凌经历在惩罚敏感性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影响。但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对于宽恕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只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后续可以将宽恕分为自我宽恕和人际宽恕两部分，对宽恕情境和类型进行更为详尽的分类后进一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其次，本研究只对被欺凌群体进行分析，之后的研究可以分别对欺凌群体和被欺凌群体进行讨论研究，探究校园欺凌最主要的两大群体在宽恕通过强化敏感性的中介作用影响社交焦虑的关系中的联系与区别。再次，本研究所选取的被试为广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群体，因此需要在更多群体中进行调查研究以得出更具有普遍性的结论。
5. 结论
1) 大学生宽恕、奖励敏感性均负向预测社交焦虑，惩罚敏感性正向预测社交焦虑。
2) 大学生惩罚敏感性在宽恕影响社交焦虑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无被欺凌经历大学生的奖励敏感性在宽恕特质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作用中存在遮掩效应。
3) 与无被欺凌经历的大学生相比，有被欺凌经历的被试惩罚敏感性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