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语言生活”这一概念是陈章太在1989年引入中国的，后发展为中国语言规划的重要学术用语。1977年，李宇明在《语言保护刍议》和《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中对“语言生活”这一概念进行了定义，虽然认识还比较笼统，但已经将学习、运用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都包含其中。40年后，李宇明将“语言生活”定义为“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并认为语言生活应包含运用、学习、研究三个维度，语言、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三个方面和九大范畴 [1] 。这也是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
随着《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编纂，语言生活研究在理论上进行积极探索，在实践上努力服务国家与社会，初步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并开始在海外产生影响，已成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最具活力、最具特色的一个分支。
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语言生活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进行深度分析，以“语言生活”为检索词，检索1993~2023年间发表的CSSCI、AMI和北大核心期刊672条，剔除了无效文献，最终选取了相关度较高的文献共384篇。本文基于文献对语言生活相关研究的数据进行多元、分时、动态的可视化分析，从总体趋势和作者分布两个方面对基本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关键词的共现、聚类和突现三个维度探寻语言生活领域研究的演化路径和发展动态。
2. 基本情况分析
2.1. 总体趋势
语言生活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起步期、发展期和稳定期。
1993年至2005年为起步期，该阶段的文献数量较少，研究的学者也不多。1955年罗常培、吕叔湘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中首次出现了“语言生活”，之后的一段时间中“语言生活”与“语文生活”常常交替使用，学界也出现了一些语文生活的调查文献(周有光，1986 [2] )。1993年，陈章太申报了“我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项目，并在1994年和1999年对语言生活调查的重要性、内容和方法都做了简要说明 [3] [4] 。1997年眸子(李宇明)将语言生活定义为运用和应用语言文字的各种社会活动和个人活动 [5] ，但总体而言研究相当薄弱。
2006年至2011年为发展期，且在2011年时达到高峰。2006年，首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下称《报告》)问世，“语言生活”被广泛使用，并发展成为中国语言规划的基本概念。除此之外，以“语言生活”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学术活动和课题申报十分热络，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有的院校还成立了语言生活研究中心，国家语委24大科研机构相继成立。语言生活研究从“现象级”话题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最具活力的分支。
2012年以后为稳定期，文章数量稳步前进，研究深度不断增加。2013年《报告》英文版出版，迈出了国际传播的第一步，发文量迎来一个小高峰。2016年，正值《报告》十周年，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学术共同体初步形成，《语言战略研究》正式创刊，研究阵地不断扩大。这一时期，语言生活研究的学术纲领基本形成，李宇明划分了语言生活的三层级，并提出了三维度和三方面；语言生活研究的回顾综述相继发表，郭熙、程磊等人对十年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进行梳理讨论；语言生活的专题探索拓展深化，语言资源、民族语言生活、网络语言等主题此起彼伏。
2.2. 研究作者分布
利用CiteSpace软件对作者进行共现分析，通过作者合作图谱(图1)研究该领域的合作情况。在作者合作图谱中，节点字体的大小表示作者文献数量的多少，节点字体越大表明发表的文献越多，对该领域的贡献越大。两个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作者间的合作强度，不同的连线颜色代表不同的年份。
Figure 1. Author cooperation map of domestic language life research
图1. 国内语言生活研究作者合作图谱
Table 1. Number of published authors of domestic language life studies (top ten)
表1. 国内语言生活研究作者发表数量(前十名)
结合图1和表1可知，在发文数量上，李宇明发表了28篇论文，数量最多，其次为王远新(12篇)、俞玮奇(10篇)、陈章太(7篇)、屈哨兵(6篇)、张挺(6篇)、戴庆厦(6篇)等，为主要发文作者，是研究该领域的主力军。在合作情况上，核心作者之间的连线较少且分散，但核心作者与其他非核心作者的连线较多，如俞玮奇、戴庆厦、杨尔弘、王辉等，已经形成了小规模的合作网络，这表明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合作团队。但就整体图谱来看，这些研究团队多为星状或点状分布，网状分布依然较少，整个研究领域的合作情况不强；部分核心作者与他人的合作较少，如王远新和陈章太都在网络上呈现出一个单点的形式，表明在科研活动中独立创作，自成一派，这也是作者合作网络中最为普遍且最为简单的一种模式。
在现有的合作网络中，团队成员也多出自同一个单位，如俞玮奇与马蔡宇、王婷婷、孙亚楠、杨璟琰都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属于师生关系；张挺、魏晖和刘靖文都来自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属于同事关系。仅有少量团队属于跨院校跨机构合作，说明语言生活研究多为固定师门、院校、机构合作，缺少跨团队跨专业的合作。总体而言，语言生活研究领域的合作力度还有待加强，尤其是跨专业跨团队的合作。
3. 研究热点及前沿分析
关键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文章的核心内容和精髓，通过关键词知识图谱，可以部分反映语言生活研究领域的热点，但反映程度要结合关键词组合进行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在CiteSpace中将节点类型选择为keyword，得出基于样本文献关键词频次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2)，圆圈节点表示关键词，节点数就是关键词的个数，节点越大，对应主题出现的频次越高。
由图2可见，排名前20位的高频关键词中，“语言生活、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资源、语言使用、语言治理、语言态度、语言服务、语言生态、语言舆情、语言接触、语言和谐、和谐”揭示了研究的主要内容，可见相关研究领域的丰富性；“少数民族、农民工”设定了研究的主体范围；“网络语言、新词语、普通话、语言”反映了研究的分析对象；“国家语委”则是对研究背景的集中限定。其中，“语言生活”和“语言规划”关键词节点最大，说明二者在相关文献集中出现的次数呈绝对优势，它们的频次均已超过40，同时，围绕着二者产生了广泛的辐射状连线，其中语言政策、语言治理、语言服务、语言资源、语言态度等是连线最多、最粗的主题，这说明它们作为后起之秀已成为研究的关键节点。
Figure 2.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domestic language life research
图2. 国内语言生活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中介中心性可以反映出一个关键词作为中介的能力，即其连接其他两个节点最短路径的能力。关键词中介中心性值越高，则越多的节点要通过它进行联系，而由它控制的关键词之间的信息流也就越多。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为“语言生活”，其次为“语言规划”，它们都是研究的“枢纽”，这也与关键词的频率情况相一致；而“普通话”“新词语”“双方言”“媒体”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虽然不高，却也是关键的节点，比如普通话既连接着语言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俞玮奇，2010 [6] )，又连接着和谐语言和多语生活(李秀，2009 [7] )；媒体既是语言生活的一个方面(陈丽湘，2021 [8] )，也是语言传播的介质，营造出了新的语境(石琳，2017 [9] )，也会对语言的发展产生影响(杨菁，2019 [10] )。
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对关键词进行分类的一种统计方法，用相似性尺度来衡量关键词之间的亲疏程度，并以此来实现分类。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利用CiteSpace软件得到关键词聚类图(图3)。其中Modularity Q为0.854，Mean Sihouette为0.9705。Q > 0.3，S > 0.5，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聚类方法合理且效果显著。
Figure 3. Cluster map of keywords in domestic language life research
图3. 国内语言生活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语言生活研究领域共生成12个较大的关键词聚类，每个聚类显性化地展示了该领域中的一个前沿话题，大体可以分为四大部分。首先是加强语言规划，提升国家语言能力，重视语言治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刘靖文、张挺(2014) [11] 针对网民队伍迅速扩大的情形指出了语言文字舆情监测的必要性；李宇明(2018 [12] 、2021 [13] )对新中国以来的语言文字规划进行了总结，并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参与全球治理需要充分发挥语言的作用；张日培(2018) [14] 、王海兰和何文晓(2019) [15] 、王玲(2021) [16] 等对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或某一领域的语言规划情况展开提议。第二是保护和开发语言资源，如崔梅和李江梅(2008) [17] 对方言电视节目的保护作用进行了探讨，庄初升(2022) [18] 强调，对闽、粤、客方言加强保护传承和维持其语言活力在中国的语言战略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战菊和朴玉(2010) [19] 对老年人语言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进行了讨论。
第三是构建语言服务体系，尤其是在语言应急和语言扶贫上发挥作用。面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语言也在为中国的扶贫减贫工作助力，在普通话推广、汉字简化与规范、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创制少数民族文字、语言文字法制建设等方面成就斐然，同时还深入调查、因地施策，比如基于古苗疆走廊的调研，提出了要重视乡村民族语言文化建设和民间文化的扶贫路径 [20] 。而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语言学者也对应急语言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并对应急语言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思考和方式。第四，是语言生活调查及描写，调查范围由中心城市到边疆地区及跨境地带，覆盖不同行业、领域和人群，调查内容和问题都趋于细化，比较研究开始兴起(伏干，2014 [21] )，新词新语、流行语、字母词等虚拟语言生活研究热度不减(郭林花，2012 [22] )。
4. 结语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绘制国内语言生活研究的知识图谱，通过发文量变化趋势、作者共现、关键词共现和关键词聚类四方面的分析，梳理了我国语言生活研究的研究历程、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从发表年度趋势来看，语言生活研究可以划分为起步期、发展期和稳定期三个阶段，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问世为标志，研究数量骤增、研究力量壮大，开启了我国语言生活研究系统性建构的进程。第二，从作者共现情况来看，有部分学者采取了合作研究，但院校和机构间合作较少，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有必要加强合作。第三，从关键词共现分析可知，研究热点集中在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资源、语言服务等方面，普通话和新词语的中介中心性较高。第四，从关键词聚类分析可知，相关文献的研究主题主要有语言规划与治理，保护和开发语言资源，构建语言服务体系，语言生活调查及描写。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我国语言生活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社会语言意识不断提升，人们不再只关注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语言资源、语言认同、语言权利、语言治理等都成为研究热点。语言生活研究已成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特色分支，初步形成了理论体系和学术共同体，未来的语言生活研究也应朝着这一方向，产出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语言生活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学术体系，对外传播中国特色的语言学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