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进而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和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我们深感骄傲和自豪。新时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 。但是需要深刻认识到，我国仍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以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仍将度过一段复杂而漫长的历史时期，乡村的发展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公开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也印证了解决乡村问题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2019年中央一号件分“聚力精准施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夯实农业基础，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发挥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 [2] 八个部分，指出今明两年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在三农领域必须要攻坚克难，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动摇，进一步统一思想、鉴定信心、落实工作，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为如期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基础。
乡村发展较城市发展落后，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乡村的发展困境问题成为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障碍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补齐的短板问题。乡村未来对于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乡村？这是在乡村振兴中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2. 后生产主义
在对后生产主义进行界定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生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生产包含物质生活资料以及工具的生产、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精神生产四个主要方面。而生产关系则是伴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而发展和变化的、社会群体中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一种社会关系。后生产主义并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及生产关系的全盘否定，后生产主义也不等同于反生产主义，其质疑和挑战的是，作为原始乡村基础性和中心性功能的生产功能，是否在之后的发展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后生产主义这一名词并非空穴来风，其造词法与后现代主义有相似之处。后生产主义这一概念提出的意义和价值，是其带来的关于乡村功能的定位的再思考。从“美丽新农村”到“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的发展对中国的发展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应当思考，乡村功能和定位在时代发展中的转型和变化趋势。乡村未来较于城市，其自身的定位、物理实体存在、价值将如何抉择；乡村如何走出有自身特色的、非城市化的转型发展之路。
2.1. 后生产主义的话语体系
在20世纪90年代，后生产主义这一概念被乡村地理学家广泛使用，用来解释农业的发展和变化的趋势。理论认为，这一时期，农业的重点放在对乡村生态系统和文化景观的保护层面的满足，生产仍然是农业的重要功能，但其比重会有所下降。生产主义强调的是投入和产量双高的集约型农业，后生产主义则是一种相对来说对生态环境系统更为友好的农业生产方式，不片面追求农业产量的提高，而是将生产控制在与乡村生态相平衡的状态之下，并通过寻求乡村土地、资源、文化等的非农使用，以实现总体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降反升”的生产方式方法。
后生产主义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生产的领域。学者通过提出“后生产主义”这样一概念方式来把握“农业生产新时代”的整体内涵及其特征。不管是生产主义还是后生产主义，其都是建立在与时俱进的农业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后生产主义则强调农业生产政策和制度的转变，即农业不再片面关注粮食的生产的单一维度，而是包含着强调粮食质量、文明传统、环境保护、生态服务等多种功能糅合而成的社会生产方式。因而在这一语境下，乡村将从农业和农事的单一内涵中脱离出来，向着丰富多元的方向发展。
Wilson认为后生产主义的理论只是一个概念性的描述宏观结构层面的模式，在基层第一线生产者中尚未有很深厚的基础。(Wilson, 2001)由于农业发展模式的空间、文化间的差异，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活动在同一历史时期是并存的。比如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早已迈入了后生产主义农村，但是在发展较为落后的地方，生产主义仍然是占据着农业指导思想的重要位置。但其在具体时期具体地点，必然是以或生产主义或后生产主义的单一形式存在的。(Wilson, 2004)
学界对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化并未形成的定论，关于后生产主义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在认识论层面上，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的二元相对，在发展成为解释农村地区发展水平差异的一种手段后，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容易走向二元论的对立的僵化局面，后生产主义自然走入死胡同。为避免这一现象，可以考虑用诸如“多功能性”“限制的生产主义”等能够提供潜在的概念来代替“后生产主义”，同时这些新概念能够指出并用于解释在原来的“后生产主义”语境下被忽略、遗忘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多功能性这一概念，更好地指出强调了农村社会的非线性、空间异质性和多样化，这些概念都比后生产主义更精确：限制性的生产主义则能够使人们不陷入后生产主义等于非生产主义、反生产主义的误区。
2.2. 后生产主义的推力
当代的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裹挟着巨大的市场能量，乡村发展或主动或被动的卷入这个螺旋之中，原本的孤立于城市生活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也受到强烈冲击。乡村不可避免的要与城市生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原有的农业产品仍然重要，但是，乡村的诸如文化、景观方面的价值正在逐步凸显并对城市产生极强的吸引力。在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的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生产的任务，生产的任务完成吃饭的问题才能够解决。伴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当吃饱穿暖不再成为唯一的天大的问题后，我们才开始追求更为丰富且多元的需求的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讲，一般而言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的需要发展，追求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动行为的重要动力，相应的追求原层次的驱动力便不再成为一种激励。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农业生产中出现了大量的盈余和浪费，以及社会对舒适价值的需求高于粮食的需求。在吃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开始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求的满足。这一现实状况冲击着原本的战后大力恢复生产的农业政策，使其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也就预示着会政府会进行回应改变以使其重新恢复到平衡稳定的状态之中，政府回应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寻找家庭农场和农田的新用途。
2)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间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在城市生活的人们，由于城市生活节奏过快，城市环境质量下降等诸多因素逃离城市，向着有田园牧歌般生活的乡村迁移，乡村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后生产主义空间”。正是因为城市的发展田园牧歌才真正成为田园牧歌，才具有了对城市中产阶级的吸引力。或者可以这样理解，乡村经济活动的繁荣和土地使用的多样化对逆城市化现象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乡村土地的多样化使用为作为新迁入居民的城市中产阶级提供了娱乐和休闲的机会。这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乡村的多功能性，使得乡村的消费性功能的上升，能够提供较为丰富的、种类繁多的对城市居民有吸引力的消费产品，城市居民进入到乡村并为刺激乡村的经济发展。
3)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产主义乡村在环境保护、经济结构等方面越来越受到多个国家和行为体的质疑。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欧委会于1985年颁布《共同农业政策展望》，提出削减生产方法，生产主义发展受挫，后生产主义在这一阶段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应用。
4) 新型农业技术的广泛使用。3)、4)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由于生产过剩问题，各个政权开始削减生产，乡村的耕作强度降低、生物化学使用量开始减少，生产者不再过度追求产量的上升，乡村的生态环境和得到一定的修复，农业生产转向可持续发展。
2.3. 后生产主义的特征
较于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在指导思想、农业政策、耕作技术等方面具有明显特征。在指导思想上，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最大的差异在于农业生产在乡村中的地位认知。生产主义认为农业在乡村社会中居于中心地位，乡村社会是依赖于农业生产而存在的，两者之间关系极为密切。而后生产主义则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农业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不再密切，农业生产的地位逐渐转向边缘，乡村更多的为城市提供文化、休闲等方面的服务。
在农业政策方面，生产主义强调政府在农业生产中起到鼓励和支持的作用，政府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强大且充足的财政支持，鼓励农民扩大粮食生产，实行农产品的价格保护，政策对于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刺激性作用；后生产主义则强调政府在农业生产中起引导和修正作用，政府减少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财政投入，鼓励进行环境友好型而非单纯追逐生产最大化的农业生产，实施绿色的农业政策，增加对农业生产的规划。政府的角色在后生产主义乡村中并未缺失，正相反，后生产主义要求政府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修正农业生产片面追逐产量最大化而造成的生产过剩问题，引导规划农业生产合理有序持续发展。
在耕作技术方面，生产主义强调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生物化学用品的投入，以获得更大程度的产量提升，满足人们在发展早期对于粮食和财富方面的需求。到了后生产主义阶段，人们更重视乡村的生态环境，在粮食安全已有一定保障的基础上，降低耕作的强度，减少生物化学药品的投入使用，追求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3. 生产主义乡村的解构
3.1. 传统的生产主义乡村
乡村功能是指乡村为满足生活在乡村的居民的需求所提供的各类服务的总称。在传统的生产主义乡村中，乡村提供的是以农业生产为核心而围绕开展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三个层面的村庄活动。由于传统的乡村在空间布局上呈现依托地势、河流、交通要道等条状或块状或点状分布，其本质上仍然是依托于农业生产资料——土地而存在变化的，乡村的存在与其农业生产功能有着重要的联系。乡村居民在乡村的生活受制于“生活圈”和“生产半径”两个因素。生活圈指的是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等活动的时空范围，这一时空范围必然是最适合于住户的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半径指的是农户生活地点和最远生产地点之间的交通距离，农户的生活只会在这个生产半径之内进行。生活圈和生产半径两个因素决定了农民的活动范围。
在传统的生产主义乡村中，人们多是“生于斯、死于斯”，彼此之间形成了以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并通过礼俗秩序维系的差序格局。在这样的较为稳定的社会格局中，人与人之间依靠私人联系而组成了一张以自己为中心、关系由近至远伸展的关系网，近中心的为自己人，远中心的关系疏远，人们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依托着关系网进行，而日常生活中的祭拜等礼俗文化，则是乡村的关系维持的显性表现，通过种种礼俗文化，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底蕴。
3.2. 传统生产主义乡村的解构
传统的生产主义乡村的解构，也就是以血缘、地缘和宗族关系为基础，通过礼俗秩序维系的乡村差序格局的解构。在之前的漫长的乡村历史发展之中，乡村格局也受到过诸如战祸、天灾等非人为因素的冲击，但并未对乡村的基本形态产生多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变迁之中，乡村原有的旧格局受到许多新鲜事物的冲击，其自身原本的价值定位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与城市之间博弈之中，乡村无法作为世外桃源而必须在与城市的联系之中寻求自身定位、进行发展。在这一变化中，生产主义乡村的解构表现为时空结构和人口、产业结构两方面的变化。
3.2.1. 时空结构的变化
乡村的时空结构包含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个方面。在时间维度上，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在漫长的农业生产活动实践中形成的稳定的不易变的，一般情况下在时间的前后阶段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到经济因素的冲击，在市场的驱动下原本长久居住于乡村的住户外出打工，不仅是人才的流失和传统文化维系的作用人的缺失，同时其还带来新思想新文化，给原本就不稳固的生产主义乡村增加了新的刺激因素。两种效果共同作用下，加速了传统生产主义乡村的解构。
在空间结构上面，乡村的生产空间一直是在与城市的扩张进行资源的争夺。中国的乡村空间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其一是城市空间的扩张与乡村空间的紧缩同时出现；其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城扩乡缩”的趋势由东部发端逐步向西部地区拓展。改革开放对于生产主义乡村的解构起到了促进作用，原本对乡村空间结构变化起重要作用的自然因素地位下降，经济、文化、制度等新因素迅速崛起并在乡村空间结构变化中起到了高于自然因素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在近城市处，乡村的空间急剧收缩，在远城市的地区，乡村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沿交通线(主要是公路)的“线状聚集”的形态 [3] 。
3.2.2. 人口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关于人口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这一问题，学界目前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归纳来看，对于人口结构而言，① 乡村人口向城市单向的迁移，且迁移的人口多为高素质人口和青壮力人口，乡村的人口结构失调，进而导致了乡村空心化等现象。② 留在乡村里面的多为老人和儿童，乡村的文化传承难以维系，人口的大量流失还导致了乡村的社会文化生态的破坏、对乡村土地生产资料的浪费。对于产业结构而言，由于乡村大量劳动力流失，而乡村原本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水平就不高，第一产业的比重有所下降，基于较为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二、三产业在乡村获得了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才是根本的生产主义乡村解构的原因。乡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够被动的落后的接纳城市带来的挑战，并在与城市博弈之中寻找一丝喘息的机会。之所以强调乡村较于城市天然处于劣势地位，是基于在发展中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现代性等多个方面均滞后于城市发展。尽管说乡村空间，包括乡村制造业空间、乡村聚落空间、乡村农业生产空间，与城市空间穿插分散，你我心知肚明的是，乡村尚未达到能够与城市分庭抗礼的水平。
3.3. 空化与异化——当代乡村两种发展的两个极端
在高速的城镇化和市场的冲击之下，乡村或主动或被动参与到与城市的交互作用之中，由于城乡关系发展并未进入成熟期，有两类极端的发展需要关注。
第一类是衰亡的乡村。在城市市场巨大的拉力作用之下，乡村原有的自组织经济、社会体系受到冲击，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向城市转移。乡村逐渐衰亡，变成了空心村。具体表现为乡村社会和风俗的瓦解；农田的荒废；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乡村只留下以妇女、儿童、老人为主体的“386199”部队。如果说第一类是乡村的空化，那么第二类可以表述为乡村的异化，即类城市乡村，虽然仍保留乡村之名，但是在产业发展、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与城市已无异。这一类村庄就是以江西华西村为代表的明星村庄，村庄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发家，之后引入股权化公司的管理方式发展，转变成为一个令人艳羡的超级村庄。乡村的身份，作为经济发展的政治资本，用以获取政策倾斜和支持，住户共享高标准的城市化的服务设施。虽然仍然被冠以乡村之名，但是本质上是一种工业化驱动下高度发展的异化的超级村庄。
空化和异化，成为乡村发展的两个极端，也成为困扰乡村发展的一个悖论，似乎发展好的村庄就应当转变为类华西村的超级村庄，发展差的村庄就应当接受消亡的命运，所有村庄挤破头想要加入超级村庄的行列。理所当然，乡村衰亡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但是，作为乡村衰亡的超级村庄真的是乡村发展的唯一出路吗？超级村庄真的是我们需要的乡村吗？
还有一种现象不容忽视。外出务工的人将打工的收入用于在乡村自建房屋，但是建造的房屋似乎仅仅是作为过年回来的一个落脚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乡村建设房屋是极不划算的，乡村的房屋，从建成的一刻就在贬值，出租困难且租价低廉，如果用这笔钱在城市里买房，是在不断增值的，无论是自住或者出租，都是极为值当的。这不同于空心化乡村的一种趋势，空心化乡村多为残破衰败的，是乡村经济、人文景观等都濒临灭亡的一种。但是在这一现象中，乡村的房屋建设却在呈现着逆空心化的态势。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答，笔者认为必须在城乡关系中寻找乡村作为一个聚落体系不同于城市的独特的身份和定位，乡村不应当发展成为第二个城市，城市也无法彻底取代乡村。无论怎样鼓吹城市化和城镇化，乡村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和聚落体系，尤其必然存在和无法消亡的道理，至少在短期来看，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是依托于乡村土地的单一价值认同生活的。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独特的含义，不仅仅是一个住所的问题，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感，某种意义上房子等于家。这也就决定了我们需要的乡村不可能是丢失乡土情缘的类城市化的乡村。
4. 后生产主义乡村的建构
在上一阶段，乡村和城市之间已经产生了许多种或主动或被动的联系。这是不论希望与否都必须承认和接纳的。乡村如何在与城市的博弈中寻找到自身的优势位置，在发展中寻求抓住契机得以发展。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事情。在城市化发展的后期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人们从钢铁森林的城市向田园牧歌般的乡村迁移，同时还有原本流入城市的乡村人回归乡村，这对乡村的发展来说是个重要契机。迁入人口带来的新思想观念、新生活方式等对乡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冲击。新乡村不能再走生产主义的老路，后生产主义乡村或许是一个崭新的思路，即乡村追求限制性的农业生产，更多的追求实现乡村的多元价值。
(一) 中国乡村多元价值的开发
传统的乡村社会是基于三农关系而形成的处于单一社会闭环的社会，农民居住在农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三者有机匹配。后生产主义的乡村社会则是，包括乡村原住民、返乡人群和逆城市化流入的城市人口组成的新农民成为乡村生产、生活的主体，农村转变为环境友好型的、具有独特于城市的文化和景观价值的人居形态，而不再是原本的脏乱差落后的呆板印象 [4] 。从事由一二三产有机融合衍生的新业态这样的环境之中。新乡村除原本的生产主义功能外，文化功能和休闲功能作为乡村的重要功能进一步发展。
后生产主义的文化功能，主要是指具有本地特色的农耕文化功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之中，我们的祖先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无数丰富而灿烂的农耕文化。这种农耕文化具有极强的地域性，不仅是较于外域农业文化，即使是仅中华民族内部而言，东西南北之间的农耕文化之间的差异都是极其巨大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农耕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也因此而灿烂辉煌。与此同时，城市社会在快速发展中演变成为高度格式化和同质化的，城市社会的文化内涵丧失，乡村社会却因其极具地方感的农耕文化更富有吸引力。农耕文化及其乡土性在保持文化多样性、传承文化遗产和建构地方性知识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 [5] 。中国的农耕文化，不仅是基于人与土地资源等生产活动展开的，更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而展开的。农耕文化不仅是一种关于农业生产的文化，更衍化成一整套关于生活伦理、人生价值和道德追求的体系。在高度标准化、同质化的现代社会，乡村所具备的乡土性、地方感、个性化文化难为可贵。
后生产主义的休闲功能，是指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三者兼备的功能。这是在经历了去乡村化的认识偏差后出现的向乡村化的现象。在城市化的发展早期阶段，受现代思维和城市主义倾向的影响，城市生活备受追捧，乡村生活则沦落为落后、不舒适等的代名词。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对乡村和城市的认识更加全面，乡村的热度有所回升。由原乡村居民、返乡人员和城市迁移过来的人口三大类群体组成了新的乡村生产建设的主体，其对生活和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变可以看出，生态的功能正在逐渐被人们重视。早期在现代化的高速推进中，乡村的环境遭到破坏，乡村用青山换发展，如今后生产主义的乡村要求乡村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环境友好的基础之上。这种环境友好和谐，不仅是要保持动、植物的多样性，以维持在其基础上的农业文明的多样性，更包括乡村合理有效疏解城市的发展环境问题。
5. 结语
乡村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见证者。在城镇化中，乡村不可能衰亡甚至消失，更不应该全然发展成为类城市、异乡村的两不像，作为人民的心灵家园和文化之根，乡村必须要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谁，记得住乡愁”的新实体。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依托于自身的独特身份和定位，进行乡村多元价值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