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绚丽瑰宝，是地方文化在社会历史变迁中民族意识形态和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随着农村适龄群体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非遗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民族性非遗因缺少传承群体而愈发没落。2006至2011年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文件，对我国非遗文化保护工作做出了相应指示，2022年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指出从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和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但贵州目前的非遗保护工作尤其是非遗老龄化问题仍较为突出，如何解决好非遗传承的老龄化问题，是贵州非遗走出乡村走向省内外，赋力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2. 贵州省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表现
2.1.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自从20世纪末以来，我国就迈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持续增长 [1] 。随着改革开放对国内经济发展格局的调整和上世纪末人口再生产逐渐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加之贵州青年追求生活质量改善和寻求发展机会的愿景，青壮年人口数量的大量外迁使得贵州老龄化问题加重。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非单指人口年龄的增长，而是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人口结构变动 [2] 。查阅贵州统计年鉴，发现2010~2020十年间贵州的城镇人口比重从33.81%上升到53.15%，2021年贵州省户籍人口数4637.32万人，世居人口数3856.21万人，常住于外地人口781.11万人；贵州现在的农村地区青年就业总体形式仍以劳务输出为主，无形中加剧了农村地区的“空心化1”现象。人口结构的变动，青年群体的大量流失，适龄劳动力的缺乏，加快了贵州农村地区的老龄化进程，农村普遍出现“空心化”“空巢化”“留守群体”等问题。非遗的活态传承是以人为载体的文化传递过程 [3] 。归根结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人类社会群体文化的传承，而青壮年流失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贵州广大乡村地区文化建设队伍不够、后备力量不足，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缺乏年轻血液注入。
2.2. 文化创造活力不足
马克思文化观揭示了人与文化之间的“镜像”关系，同时也指出了观察和理解人类自身的方法，即通过观察由自我创造、却又被其包围的文化便可以更好地理解自我，这就是文化的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4] 。因此从文化的角度上而言，非遗的文化竞争力在于用以特定的表演形式、实物产出或工艺技艺展示出过去特定群体在某一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对集体生活记忆、群体实践、价值认知的集中表达与追忆，其本土性和原真性内核要求非遗的传承应明显区别于现代娱乐性、功利性和工具理性的文化产品创造。诚然，非遗文化以产业的形式焕发生机得以发展的例子很多，但这种产业化形式是以尊重原生社会文化为前提，以传统文化的道德力量和内在价值为基础。非遗文化的特性使得非遗传承中的经济性更多让渡于文化性，简言之，即非遗传承更多以价值认知的延续和群体意识的传习为主，而较少关注非遗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这与一味追求市场效益、商业利润和批量化、快餐化的“文化工业”产品不同，其效益的产出周期更长且偏向于精神需要的满足，因此，从事非遗事业显然不会成为绝大多数追求财富快速增长和阶层跃升的青年群体的职业首选。
2.3. 乡村人口结构变化剧烈，老年人口需求难以满足
二十一世纪初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差距扩大、人口结构变动和农村适龄劳动力的对外输出转移，加之上世纪末以来人口生育政策对农村适龄男女生养观念、哺育方式和家庭结构的持续性影响，我国农村青年劳动力主要以劳务输出的形势逐步呈现出向省内城镇、较发达中西部城市、沿海地区转移等结构化趋势，且在人口流动的代际转移中回流占输出转移占比极小。加之与城镇相比，农村在基础医疗、住房保障、教育资源、科技文卫和就业形式上无法满足本地青年男女的生存需要、文化需要和社会需要，使得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更为尖锐突出，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与农村适龄群体的外流趋势加剧，农村老年人口在社会制度保障、经济生活救助和乡村文化满足等方面必然面临更多需求。
3. 贵州省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的原因探究
3.1. 生计方式的变迁
贵州自新中国从成立后的三个发展阶段皆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富民兴黔的探索期，实现了贵州能源工业体系的打造和社会发展所需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2。1978年至2021年，贵州迈入了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的重大机遇期，在此期间贵州全省紧抓经济建设，地区生产总值也从1978年的46.64亿至2000年突破1000亿元达到1029.92亿元。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加快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同时加速了社会转型，加之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贵州地区性发展的政策支持引领，贵州大力实施以交通运输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至2011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725.99亿元，是1978年的122.8倍。党的十八大以后，贵州迈入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实现经济指标快速增长，经济总量稳步攀升的新局面。
3.2. 人口结构变动
贵州70年的风雨发展征程，离不开贵州人民历经磨难背井离乡，尤其对黔中大地上的众多民族地区而言，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过程与其它欠发达民族地区人口迁移情况相同的是，偏远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伴随着适龄青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的阵痛。通过查阅贵州统计局2022年统计年鉴，贵州从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7.41%下降到6.53%，而年龄结构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8.57%上升11.56%，贵州成为老龄化严重的省份之一3。受制于贵州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近年来经济建设虽平稳增长，但与发达地区和沿海城市相比，在经济发展、社会医疗保障、就业形势、工资水平、文化教育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多数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地区经济增长仍以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为主。大量适龄劳动力的外出求存和永久性迁移使得贵州农村地出现“农村空心化”，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突出。
3.3. 传统社会结构的消解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那些年轻有活力有进取精神、善于学习的青年群体去传承、发展和创新。可以说，传统民族文化的承续是代际人口间世界观、价值观和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延续与交互，青年群体在民族地方社会的缺位必然导致传统文化的停滞乃至消亡。
在发展型社会中人口结构中由于社会有生力量的占总体年龄结构的主要部分，能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动力且延长地区发展的人口红利，而随着人口结构中原本占比最重的适龄人口的外流，地区性社会经济发展欠缺活力，老年型社会成为地区发展的常态。老年型社会人口结构难以提供社会持续发展的劳动力因素，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要求更高。在社会人口学中，青年型社会向老年型社会过渡往往发生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处于平稳上升，需要劳动力人口方向性迁移的时候。
3.4. 青年群体观念的转变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产生活方式、繁杂而便捷流通的信息和社会的主流、非主流文化对青年群体的性格塑造和价值观影响深刻隽永，农村青年步入现代社会受到的文化震撼和观念转变，回头审视传统社会文化时的剥离自然产生二者间的隔阂与疏离。最真实的例子是即便贵州紧随产业转型和旅游发展热潮摆脱原有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状态，但青年群体多数受限于旅游从业的承载量饱和、个人综合素质水平、文化价值观念和个体发展需要，适龄劳动力人口外流量远高于回流量，在县市、州府、省会和沿海城市就业成为普通青年就业的首要选择。青年群体在面临个人发展问题选择时因社会发展状况、地方政治、经济、环境、选择机会等众多因素的观念选择，融入现代社会后的年轻代致力于财物状况的积累和社会阶层的上升而再难以原有社会身份属性融入到原生民族乡村社会中。
于文化而言，传统社会出现代际断层导致原有社会结构的渐趋消解，原有固化的社会阶层被打破，而非遗地区多开展的旅游活动对东道主社会的冲击进一步削弱了传统上层社会的角色职能。青年群体与传统民族社会的割裂使得非遗传承上缺乏活力，而为适应不断发展的人口需要和呼应民族社会文化价值，贵州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的成功解决成为农村民族非遗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突出问题。
4. 贵州省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突破路径探析
4.1. 加强对农村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制定和非遗发展路线调整
2022年贵州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指出在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贵州的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仍面临困难与挑战，一些非遗项目仍然存在传承困难、后继乏人、参与人数与力度不足等情况，保护工作相对薄弱。为此提出了：分类保护、融入和服务重大战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合理利用和加强民族地区、脱贫地区、革命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5项具体任务4。
乡村振兴其核心要义则是产业振兴 [5] 。因而在当代非遗文化进一步走出乡村视野而融入到乡村振兴与乡村经济复苏与建设的时代浪潮中去，更多参与到乡村旅游、乡村文化建设中并成为带动地方性经济发展、文化产业和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角色。非遗产业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新形态，不仅满足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需要，提升了非遗的经济价值，而且能适应人民群众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增加文化供给，科学的产业化能为非遗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强大的驱动力 [6] 。如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村庄、街道，并紧密结合旅游节事纪念活动，以促进全国老龄非遗传承人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形成集文化、体验、教学、培训和旅游观光一应俱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再如利用专家学者访谈、传承人走访和地方文化工作会等方式，规划并打造一批具有鲜明非遗特色的主题旅游线路、研学旅游产品。以使贵州在助推乡村非遗老龄化文体在制度性保障的基础上与乡村地方的经济化、产业化和乡村文化建设更为契合。
而在促进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方面，提出了促进广泛传播、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交流合作等3项具体任务。非遗文化的生命力和活力在于绵延传承，针对农村非遗传承人的老龄化问题、省内逐步探索出加强传承人培训、提升中老年传承人文化素质和综合素养、促进非遗传承人子女回流和积极利用乡村文化研习所等措施，并鼓励老年传承人积极接触和使用现代传播技术、传播渠道以加强农村非遗文化的对外传播，越来越多的老年传承人在地方政府文化单位、子女和农村干部的带领与帮助下通过抖音、微信公众号、直播等新兴传播渠道成为非遗文化的个体传播源，传播形式的更新与变化使其原有被认知方式获得技术性革新和受众范围在区域和时空上的打破，非遗传承人上传的各类视频引起国内外非遗文化爱好者的广泛关注。
非遗传承最显著的特点是“活态”，即必须以人为载体，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 [7] 。贵州省自非遗工作开展以来就一直重视非遗传承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带动社会就业的结合。鼓励非遗传承人子女积极回流乡村，从事老年非遗传承人的文化工作和参与乡村振兴的文化建设工程；积极促进非遗走出农村进入小学、初中等基础教育课堂，激发学生兴趣和对省内非遗文化的了解；进入专职类院校和各艺术类高校进行非遗技艺与工艺制作的讲解与传授，促进高校学生的技能学习与就业保障。
在加强交流合作方面，贵州省非遗近年来注重老龄非遗传承人与地方性社会的文化事业和旅游产业积极联动，以技艺类和工艺类非遗为例，政府鼓励老年非遗传承人通过参与学习和与政企联动逐渐摆脱以个人技艺表演和家庭式作坊为主的非遗生存形式，如技艺类非遗注重其在技艺培训、技艺展演和团队打造上扩大非遗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并说好地方故事，积极与旅游公司、地方政府事业单位合作，积极参与旅游节事活动；工艺类非遗积极与文化企业对接，扩大非遗产品次要程序性工艺的培训，与其它非遗传承人密切合作等。
4.2. 深挖非遗文化内核，讲好非遗故事，塑造非遗品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和区域发展中凝结的精神财富，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地域元素和悠久的传承历史而为区域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国作为世界文化大国，拥有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环境，孕育了种类齐全、数目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8] 。贵州是非遗大省，地方传统社会文化保存较好，非遗文化留存较为原真、完整。但就总体而言，贵州省对非遗的文化内涵挖掘、文化叙事及其宣传工作仍有不足，许多非遗文化尤其是民族乡村地区的非遗文化较难走出乡村走出大山走向省内外，非遗展演事业发展不够顺畅，缺乏足够广阔的平台与资金支持。因此，深挖非遗文化内核需要地方社会、地方政府文化部门、各界媒体和非遗传承人的相互配合，积极邀请省内外非遗专家、高校师生、地方学者及相应文化机构开展各类非遗的挖掘工作，在梳理非遗发展过程中挖掘其中的社会性、普世性文化价值并将之和社会主流价值有机结合起来，如各类偏向展演的非遗项目，其中饱含的强烈爱国之情、民族感情、生态智慧、传家育人等优秀文化因子历经时光淘洗而愈发隽永深刻。对这些优秀非遗文化的深度挖掘和梳理，讲好非遗故事，有助于打造非遗品牌，做大非遗产业。
非遗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非遗品牌的打造，随着我国非遗工作的完善与推进，非遗作为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形式而逐渐与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培育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自主品牌，定期通过非遗品牌大会等活动对社会效益突出、经济效益良好、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品牌予以发布，提升传统工艺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NOTES
1指农村中的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作，造成农村人口在年龄结构上的极不合理分布。
21977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37.72亿元，是1952年的4.41倍。
3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
4贵州省人民政府。《贵州省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EB/OL]. (2022-09-26) [2023-9-2]. https://www.guizhou.gov.cn/zwgk/zcjd/wzjd/202209/t20220926_765717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