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托邦视角下的女性公共空间建成环境——基于后现代的居住模式研究
The Built Environment of Women’s Public Space from a Heterotopian Perspective: A Study of Postmodern-Based Inhabitation Patterns
DOI: 10.12677/Design.2023.84497, PDF, HTML, XML, 下载: 80  浏览: 195 
作者: 庄乾瑜:北京服装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北京
关键词: 异托邦女性主义社区空间居住模式Heterotopia Feminism Community Space Dwelling Patterns
摘要: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女性空间研究关注通过空间设计和规划来改善女性在不同社会层面的体验。该领域关注以下核心问题:如何通过创造更适合女性的居住、工作和社交空间来塑造女性的认同和社会地位;如何在建筑和环境设计中实现女性的理想空间,包括更安全、制约和创造的环境;如何重新思考传统的家庭、社区和城市空间,以挑战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这些研究旨在通过空间设计改善社会环境,性别平等,促进社会公平。
Abstract: The study of women’s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ism is concerned with improving women’s experience at different social levels through spatial design and planning. The field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core questions: how to shape women’s identity and social status by creating more female-friendly spaces for living, working and socialising; how to realise women’s ideal spaces in architectural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including safer, constrained and creative environments; and how to rethink traditional domestic, communal and urban spaces in order to challenge gender roles and power relations these researches aim to improve, through spatial design, the social environments, gender equality and promote social equity.
文章引用:庄乾瑜. 异托邦视角下的女性公共空间建成环境——基于后现代的居住模式研究[J]. 设计, 2023, 8(4): 4053-4058.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497

1. 引言

从异托邦视角看女性空间的建成环境,就不能将视角脱离出后现代的视域,也可以说福柯空间的思想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女性主义通过对福柯的空间思想中的权力、话语、身体等理论的关注和批判,试图深入探讨性别关系、权力结构和知识形成的复杂性,以推动更全面和包容的性别平等和性别研究。女性在父权和夫权话语的压制下,其生存空间受到限制。由于话语权的缺失,女性在其他政治领域的权利也受到限制。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机制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工具,以重新审视女性被压迫的原因以及如何争取自己的权利。

福柯对后现代女性主义产生了深远且多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然而,女性主义并未全盘接受福柯的思想,而是以动态、多元的方式汲取其理论中有益的成分,以此推动和完成了自身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活动。同时,女性主义也以审慎和批判的态度,对福柯的思想进行了借鉴和运用。

2. 空间与主体生成问题

主体性是指个体的主观性和自我认同,包括其性别认同。性别问题涉及到社会对性别的界定和规范,以及人们如何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性别。女性主义理论一直关注性别问题,试图揭示社会如何塑造和约束人们的性别认同和行为。空间环境是指我们生活和活动的地方,包括家庭、工作场所、城市、建筑等。将性别问题置于特定的空间环境中意味着考虑到不同地点对性别认同和性别关系的影响。不同的空间环境可能会对个体的性别体验和社会地位产生重大影响。女性主义理论需要考虑到空间如何塑造和反映性别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性别不平等。这包括对空间中的性别差异、性别化劳动、性别暴力等问题的关注。

而在后现代语境下,两者的关系愈发紧密且引人注目。对于个体差异,每个人对于居住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都是独特的。有些人可能更加认同自己的家乡,而有些人则更倾向于将现在居住的地方视为自己的“家”。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不同的成长经历、文化背景,甚至是性别。

在面对同一个居住地时,男性和女性可能也会产生不同的认同感。这些差异不仅源于社会角色的不同,也与个体的性别认同和自我认知有关。个人身份的认同感是建立在多种心理和情感基础之上,包括对自我认知的肯定、对归属感的渴望、对安全的追求等。因此,在理解和尊重个体差异和性别差异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居住地认同感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在都市的空间中,涉及到如何创造或提供适合不合常规、不可表征的个体,如未成年人、女性、精神病患者或跨性别者的空间或环境。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提供一个包容性和平等的社会,确保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他们需求和特点的地方,以实现他们的个人、社会和情感需求 [1] 。他们背负着边缘性的社会角色,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社会压力,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如同一个无法归类的异托邦。

福柯提出的异托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难题。他挑战了我们对空间的传统理解,解构了我们看待世界的二元对立模式。在福柯的理论中,异托邦不仅仅是一个地方,一个空间,更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反思,是一种对传统思维模式和传统文化理论的解构。

传统的空间思维模式过于局限,无法全面地反映出现实世界的多元性。这种局限性阻碍了我们对于真实世界的理解和探索。同时,传统的二元对立主客体模式也限制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种模式强调的是主体对客体的绝对控制和改造,忽视了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2] 。通过福柯的异托邦理论,我们可以重新审视空间的意义,重新理解我们的位置和角色。

3. 文学领域对于女性异托邦的构建与弊端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交流和表达思想的平台。女性作家在网络上建构的“文化异托邦”往往代表着她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

女性作家在网络上建构的“文化异托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文化交流与传播:网络为女性作家提供了一个可以跨越地域和文化界限的交流平台。她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也可以了解和接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表达自我与追求自由:传统的文化表达方式往往受到各种限制和束缚,而网络则为女性作家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她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也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和价值观:女性作家在网络上建构的“文化异托邦”不仅仅是对于现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更是一个不断创新和探索的过程。她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和文化实践,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文化形式和价值观,这些新的文化形式和价值观不仅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内涵,也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总之,女性作家在网络上建构的“文化异托邦”是当代文化多元化和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个平台不仅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为女性作家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的空间,使她们的声音和影响力得以扩大和提升。

互联网和各种电子终端在福柯的镜像理论中,可以看作是反映和呈现现实世界的镜子。它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便捷的信息获取方式和广泛的交流平台,也成为了我们理解和认知世界的重要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和电子终端充当了实物的介质,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知现实社会的各种现象和问题。

女性作家在网络上创作的文本,正是通过这些电子终端和互联网平台,参照现实社会虚构出了一种新型的文化空间——文化异托邦。这个空间既包含了真实社会的反映和呈现,也涵盖了网络和电子终端的虚拟性和想象力,同时还融入了女性作家个人的情感、认知和价值观念。

具体而言,真实社会是女性作家进行创作的现实背景和基础,她们以此为出发点,用自己的文字和故事来描绘和解读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而网络和电子终端则为她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和表达工具,使得她们的作品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被更多的人所看到和读到。

同时,女性作家在虚构文本的过程中,也会受到网络和电子终端所提供的虚拟真实的影响。这种虚拟真实是一种超越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感,它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沉浸在文本所描绘的世界中,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到女性作家所表达的情感和价值观念。

因此,女性作家在网络上建构的“文化异托邦”,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将真实社会、网络/电子终端和虚拟真实相互融合,为人们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差异性的文化景象。在这个文化空间中,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知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同时也可以更加深入地沉浸在女性作家的虚构文本中,享受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所带来的美好体验。

如“耽美”领域,就是一个典型的“异托邦”文化空间,由女作家们通过网络巧妙构建而成。它既现实又充满虚幻色彩,是现实与虚构的交汇点。它指的是那些不合常规的、不可表征的个体,以及他们需要找到适合自己需求的主体空间。与传统乌托邦概念不同,这种主体空间不是虚构的、遥不可及的理想世界,而是一个可以实际建立的地方,尽管它可能存在于社会的边缘或是社会构想中。这个主体空间的建构需要借助现实社会的各种功能和机制。此外,这个主体空间也可以通过激发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想象力来建构。这意味着个体和社会可以一起思考,探索不同的可能性,并构建更加包容和平等的社会愿景。这些愿景可能激发行动,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包容的方向发展。

虽然在最初阶段,女性群体通过想象两个男人“相爱”,以构建一个不受性别权力秩序干扰的理想情感社会,对于解构男权社会具有积极意义。这种想象是对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反抗和挑战,可以帮助女性群体打破固有的性别权力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自我。同时,这种反抗和挑战也可以促进现实中的爱情、亲情和友情等情感关系的平等与和谐,进一步推动社会的性别平等进程。

但是这类作品中的文本内部存在着女性叙事不足的现象,比如在女性叙述的背后依旧无法摆脱那些强烈的带有男性色彩的权力意识。这可能是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一些创作者在刻画角色和构建故事情节时缺乏对女性角色的深入探讨和理解。

此外,在当今的资本社会和消费至上的时代,许多文化产品都会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导致一些创作者在文本创作中采用女性主义的叙事策略时,忽视了这些策略可能被资本利用和裹挟的风险。这种情况可能会削弱这些叙事策略原本应该具有的批判性和挑战性,从而对女性主义的目标产生负面影响。

4. 女性主义对传统居住空间的挑战

女性主义对传统居住空间的挑战,揭示了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深层次问题。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女性的居住空间往往被限制在家庭内部或者厨房、浴室等特定区域,这种传统的居住空间设计往往忽略了女性的需求和权益 [3] 。本节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传统居住空间的概念、内涵和女性主体性等方面,分析女性主义对现代居住空间的影响和意义。

女性主义对传统居住空间的挑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空间使用权的平等:传统居住空间往往将女性视为家庭的主要照顾者和管理者,女性的居住空间通常被局限于家庭内部或厨房、浴室等特定区域。女性主义倡导打破这种空间限制,追求女性对居住空间的平等使用权,使女性能够在家庭和公共空间中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权利。

2) 空间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传统居住空间往往缺乏适应不同家庭成员需求的功能和灵活性。女性主义倡导在居住空间的设计和规划中考虑到不同家庭成员的需求和偏好,包括儿童、老人、残疾人等,以创造更加实用、舒适和适应性强的居住空间。

3) 隐私和安全性:传统居住空间的设计和规划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到女性的隐私和安全性需求。女性主义倡导在居住空间的设计中加强女性隐私和安全性的保护,例如设置合理的门锁和安全系统,以避免性侵和家庭暴力等问题的发生。

4) 自主决策权:传统居住空间的规划和设计中往往是男性为主导,女性往往没有自主决策权。女性主义倡导女性在居住空间的规划和设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参与决策过程,从而创造更加符合女性需求和利益的居住空间 [4] 。

5. 基于女性主义的城市居住模式实践

(一) “合作持家”与女性主义社区

早在19世纪,一些女权先驱为了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减轻她们在家务上的负担,提出了诸多具有针对性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推动家务劳动的工业化和专业化,以及建立“雇佣母亲”制度,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女性负责照顾和教育其他人的孩子,以减轻母亲们的育儿压力。此外,“家务信息互换”和“合作持家”等理念也在当时被提出,主要驱动力是将妇女从家庭主妇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以寻求更高效的家务管理和资源共享的方式,使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

位于莱切沃斯(Letchworth)花园城的Homesgarth现在被称为“Sollershot Hall”,是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对“合作持家”理念拥簇的实践。该实验性开发项目建于1910年,是一座拥有32个无厨房的公寓,目的是在当时的相关住宅中试验几种相当激进和革命性的概念对“服务问题”和“女性问题”提出革新。

Homesgarth在公共区域重视对体量的关系和立面的处理,中央庭院的宽度可以让人在适当的距离看到对面其他住户的活动,又保持一定的私密性。在其他设施,如中央公共花园、休息室、餐厅和图书馆,将有助于促进居民之间的社交联系,并提供更强的社区意识。但项目也存在一些弊端,社区是不允许儿童进入的,并且只为中产阶级服务。

虽然社会趋势在上个世纪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当时这种居住方式的主要驱动力也不同,但Homesgarth与现代的同居生活有许多相似之处。节约成本、共用膳食、可选共餐、合作邻里、集体轮换烹饪、共用公共花园空间、公共区域、成立居民委员会、非营利性企业和居民管理等概念,都是当今共同居住的形成过程中非常相似的考虑因素。并且莱切沃斯的思想对勒·柯布西耶的“分权分户住宅”(Immeubles Villas)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设计理念后来经过修改并被应用到了马赛公寓中。

1916年,建筑师奥斯汀(Alice Constance Austin)规划了一座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城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莱拖(Llano del Rio)。她进一步提升了霍华德“合作持家”的理念。她将餐饮送餐和洗衣服务视为城市的必要基础设施,从而构想了一座花园城市,其中住宅不再需要厨房。这个构想强调了将日常烹饪和洗衣等生活需求外包给专业服务,使城市居民能够更加便捷地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减轻了家庭工作的负担。这个想法反映了对性别角色和城市生活方式的重新思考,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和便捷。

奥斯汀的设计强调劳动力、材料和空间的经济性。每座住宅都通过地下管道与中央厨房相连,特殊容器中的热餐将从中央厨房到达住宅,在用餐露台上享用后再将脏盘子通过管道送回中央厨房清洗。在房子的其他区域,她提供了内置家具和折叠床,以消除困难处的灰尘和清扫,加热瓷砖地板以取代尘土飞扬的地毯,以及带有装饰框架的窗户,以减轻妇女的家务压力。

虽然奥斯汀的实践听起来像是一个理想的存在,但必须提到的是,公社只接受白人成员。这种尝试从根本上说还是狭义的女性主义,她的愿景中没有考虑其他阶层的女性或其他肤色的女性。因此,虽然她的工作无疑是希望进一步改善女性的地位和生活方式,但它牺牲并排除了其中的大多数人,以实现身体的实现。

(二) 工作地域家庭场所结合的居住实践——“homes”实践

妇女就业率的上升将导致妇女与家务劳动关系的失衡。又该如何调节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德洛丽丝·海顿(Dolores Hayden)指出,家庭主妇和工薪族会发现自己在就业、往返工作场所的交通、家务劳动以及家庭的“身体和情感维护”之间疲于奔命。传统的分区做法加剧了时间和劳动力的压力,海顿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发展一种全新的住房、社区和城市模式,这些模式应当促进职业女性和她们的家庭的各种活动,而不是限制它们。

所以她设想了HOMES (“更平等社会的主妇组织”,Homemakers Organization for a More Egalitarian Society),并希望在此可以消除以社会等级、种族和年龄等手段进行的居住隔离,在HOMES中,住房是生活、工作支持性服务的集合体,其设计围绕着社区授权的、平等主义的家庭和公共生活支持 [5] 。

一个HOMES团体可以由任意数量的住户组成,这些住户建立了提供集体服务的住房,包括日托所、洗衣店、厨房、杂货店、车库、花园和办公室。服务人员由居民担任,并给予报酬,以避免海登所说的“对技能和工时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住房可以是新建的,也可以是经过改造的,采用的是典型的郊区住宅区,颠倒了公共和私人空间的位置。住宅、侧院和部分前院仍是私人空间,而辅助空间则融入社区。后院被合并成一个共享公园,房屋面向公园而不是街道,以使街区和住宅变得更为高效友善,棚屋和门廊成为社区空间。另外,也可以将现有的开放式设计的单户住宅改建成复式和三层住宅,面积从单间到三间卧室不等,形成集体安排。大的单户住宅也能够改造为更加符合女性主义的居住模式。

6. 结语

“异托邦”是文化地理学中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那些既开放又封闭、既隔离又相互渗透的社会空间。这种空间的存在形式多样,可以是一个真实的位置,也可以是多个似乎并不相容的空间或场所的同时并立和交织。

当“异托邦”这个概念被引入到女性研究中,它被用来描述和理解女性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特定空间和实践。“异托邦”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框架,使我们能够理解和解释那些在主流社会中常常被忽视或被边缘化的女性经验、视角和行动。

“异托邦”不仅提供了理解和解释女性经验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框架,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得不同的女性群体可以表达她们的意见,分享她们的经验,并建立互相支持和理解的社群。

参考文献

[1] M. 福柯. 另类空间[J]. 世界哲学, 2006(6): 52-57.
[2] 幸洁. 从安提戈涅的坟墓到化妆间的异托邦: 后现代语境下的女性空间问题[J]. 美育学刊, 2014, 5(3): 59-63.
[3] 秦红岭. 走向空间包容: 将性别敏感视角纳入城市设计[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7): 90-95.
[4] 孔燕, 李广斌, 王勇. 论女性需求的规划缺失与应对——基于女权主义视角[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1): 87-90.
[5] 陈思婵. 公共建筑设计的女性主义倾向[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