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康熙年间清廷正式取缔海禁政策，海上丝路贸易迎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大量外销艺术品经由西方国家的商船销往海外各地，广州十三行外销骨扇是其中极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艺术品，蕴含着丰富多元的传统手工艺精粹 [1] 。“外销艺术品的独特风格，彰显出中华民族固守本土文化特色、融合外来文明的创造精神，昭示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走向。” [2]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浪潮，设计从业者们应当积极汲取优质传统文化的营养，发扬并创新民族艺术风格，推动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外销骨扇与中国传统扇在装饰风格上存在明显的形式差异，来自广东匠人的手作骨扇缘何能受到西方上流社会的追捧，十三行制扇业在贸易往来中受到了哪些影响，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中西方审美文化的交流，都是本文将着力探讨的问题。通过研究外销骨扇的装饰语言与设计内涵，分析并学习本土传统文化与西方艺术风格相结合的设计模式，为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推广与创新提供助益。
2. 广州十三行外销骨扇商业背景
骨扇形制在中国最早出现于17世纪晚期，自康熙至道光历五朝不衰，是清代外销扇流行时间最长、造型最经典的形制。十三行外销骨扇通体由扇骨构成，扇骨间常以丝带连缀，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扇面与扇骨的区分，其材质主要为象牙、檀木、玳瑁及贝类，灵活采用镂雕、浮雕、牙丝编缀等工艺。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宫廷扇是贵族社交的必备之物，广州十三行外销骨扇用料贵重珍奇，工艺精巧繁缛，彰显着清代雕刻工艺的超凡水准，具有浓郁的东方异国情调，在西方贵族群体中广受欢迎。由于清初实行海禁政策，海上丝路转变以南海航线为主要运输通道，广州、厦门等南海港口的贸易机会增加，1757年广州正式成为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口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十三行各个手工艺行业与行商氏族蓬勃昌盛。
外销扇的贸易体量虽不及丝绸与茶叶等大宗商品，但也在艺术品贸易中占据着重要部分。17世纪，时任法国财政总监的朋沙尔丹伯爵就在致法国贸易公司经理的信函中将“扇子”位列于诸项外销艺术品的首位。据东印度公司档案记录：1700年离开广州大的英国麦士里菲尔德号商船从广州一次性够买了十万把扇子，该商船的总成本则达到了44,928.64两白银，同年，二次远航的法国商船“海神号”在广州装船了四箱扇子。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伊顿号”商船则在1701年签订合约，预计订购总交易额4000两白银的扇子 [3] 。
1720年，广州的著名中国商人为了他们对欧洲商业的利益，共同签订协约，其中第七条特别针对手工艺术品写到：“小手工业品，如扇子、漆器、刺绣等，可由店铺自由经营”，这表明外销扇在彼时已经是中西商业往来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品类。“一只镶满宝石和涂上珐琅质的表，或一个精巧坚固的仪器，会吸引广州的买主；一把高雅的绘扇，一个精美的象牙雕刻(ivory carving)，一条华美的刺绣袍褂，伦敦的买主会用一磅交换成本一两的货物，利润能达到200%。”相较于外国船商在广州的产品销售，十三行外销扇在欧洲的贸易具有更丰厚的利润率，外销扇在交易过程中被视为同等于宝石的贵重奢饰品。
17~19世纪海上丝路贸易的盛景，推动了商业与艺术更深层次地相互嵌入，以各类外销艺术品为物质载体，中国文化在这段时期得到了世界范围的传播，在西方掀起“中国风”的时尚浪潮。作为中西商业贸易背景下所产生的艺术消费活动，广州十三行外销骨扇具有复杂的多重属性，其艺术形式与审美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美学，而以商业系统为主的整体环境则对其相关的设计制作、运输交易、功能使用等环节都产生了相应影响。
3. 广州十三行外销骨扇装饰语言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往来畅通，大量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外销品进入西方上流社会，此时的欧洲正处于巴洛克艺术与洛可可风格的交替之际，西方市场对外销艺术品的喜好在初期仍承袭着巴洛克风格追求繁复夸张、富丽堂皇、气势宏大的特征。根据美国皇后号商船的记载，早期的外销扇虽多采用象牙扇骨，但雕刻工艺较少，通常直接使用深红、深绿色颜料绘制图案，色彩对比强烈。而后中西商业贸易发展持续向好，清朝手工艺匠师长期受到西方艺术潮流变化的影响，其创作思路也保持着对西方市场的迎合，外销骨扇的材料、工艺、规格、装饰更加精致繁缛，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中西合璧特质的外销艺术品设计风格。至1757年，乾隆确立了广州口岸一口通商政策，广州十三行正式垄断对外海贸之时，轻快精巧、优美华丽的洛可可风格也在欧洲后来居上，并主动吸收融合了大量以东方艺术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其创作中融合了大量富有异国风情的元素。洛可可艺术的兴起反映出当时奢华享乐、贪图暇逸的社会风气，小巧精致、温软细腻的中国外销扇也成为洛可可艺术的养料之一，凭借浓厚的东方特质和奢华贵重的设计制作，成为当时备受贵族阶层青睐的奢饰品艺术品，并在商业导向下持续追求雕馈满饰极尽奢华的视觉效果。如图1、图2所示，外销骨扇的装饰层次极多，样式各异，扇面通常被分隔为多个区域并饰以不同的题材与纹样，组合形式灵活多变，兼具浓厚的中西方装饰元素与文化特征，整体上呈现饱满繁密、华奢靡丽的设计取向。
Figure 1. Brief analysis of the decorative levels of Guangzhou thirteen export bone fans
图1. 广州十三行外销骨扇装饰层次简析①
Figure 2.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decorative levels of Guangzhou thirteen export bone fans
图2. 广州十三行外销骨扇装饰层次详解②
3.1. 雕馈满饰与通景叙事
“装饰传达和表述着一定的文化信息和社会属性” [4] ，“中国风”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清代宫廷装饰风格，绚丽多彩的颜色及繁复精巧的图案是其突出特色，而中国清代装饰风格所体现出来的美学特征又与西方当时盛行的洛可可风格的审美理想相当接近，这种艳丽、繁复、奢华的艺术特质恰好迎合了18世纪欧洲上层贵族对华丽、精致、浪漫生活的追求 [5] 。得益于外销骨扇的特殊形制，扇面与扇骨联通成一体，十三行制扇匠人们获得了更为自由开阔的装饰空间，匠人通常将扇面分层并雕刻不同的题材图案，加之搭配使用不同的工艺技法营造层次丰富的空间关系。而广雕从用材到技法都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雕刻有所不同，具有典型的广东地方特色，以雕工精细、生动流畅、雕刻繁缛见长，最终使得外销骨扇装饰形成了雕馈满饰且疏朗有致的独特艺术风格。
如图3所示，该扇扇面采用浅浮雕技法，两个大骨浮雕文人雅士与折枝花卉，按装饰内容可分为四层。扇头区域相间雕刻人物场景与自然花鸟，扇骨之间联通成几组小景，是多题材组合构图的典型范式。以丝带为界，二层装饰多种吉祥寓意的花果纹，承载着中华民族祈愿乐生的精神态度；中部主体装饰层采用拉丝浅浮雕技法装饰文人雅士图，共雕刻有三十余个姿态不一的人物，画面中心为一组文人于树下闲谈饮茶，四周散布着几组或小桥漫步，或泛舟赏景的人物，画面远景穿插雕饰着亭台松柳，呈现祥和雅致的乡野之景；底部可细分为四层，装饰高度依次递减，以简单的花卉纹样为饰，最低一层则保留素面，不着雕饰。扇面整体布局疏朗有致、雕刻细腻，以牙丝纹铺地，以浮雕柳亭人物为主体装饰，充分展示了该时期十三行外销骨扇雕刻细腻精致，画面通达透气的视觉特征和雅韵文人审美对手工艺装饰的深厚影响。“在工艺造物发展历程之中，受到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和消费竞争的影响，工艺逐渐发展形成雕饰镂削之风，追求华贵的富丽之美”，在传统手工艺技术高峰与清代商品经济萌芽、西方商业市场等综合作用的影响下，十三行外销骨扇的装饰风格相应地呈现出精雕细镂、繁缛奢华的视觉特点，同时，手工艺匠人通过运用不同的雕刻技巧，合理布局装饰纹理，在繁杂的雕刻中营造出空间景深，使得骨扇的视觉呈现繁而不紊，疏密有致的和谐关系。
Figure 3. Analysis of decorative patterns for hawksbill folding fans
图3. 玳瑁雕文人雅士折扇装饰图式分析③
3.2. 东方题材与异质同构
18世纪的欧洲处于古典与摩登、高雅与通俗审美趣味的两极之中，此时随外销艺术品而来的“中国风尚”恰好扮演了一个文化调停人的角色，“广东生产并销往海外的艺术品无不洋溢着中华民族的传统风韵、广东本地的审美趣味，同时又融入了浓浓的西洋异国情调”，相较于早期巴洛克时代的外销骨扇，以洛可可审美为潮流的外销扇装饰更加优雅灵动。广州十三行外销骨扇的装饰题材涵盖广泛，包括花鸟山林、人物故事、亭台建筑，以及对海洋文明的崇拜等，这些传统题材共同向西方消费者展现着东方古国的艺术形象，是西方贵族初识中国的雾阁云窗。
例如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象牙劈丝雕山水亭台花卉纹帽章扇(图4)，该扇共由六十二档象牙扇骨组成，由同心圆向外共计九重装饰，将几何纹、植物纹、中式亭台、山水风景等集于一体。扇面顶部一圈装饰有折枝花卉，造型各异，小巧精致；向内饰有三层花卉纹样，中部主体饰有十三个开窗，雕刻题材彼此呼应；开窗内部分别雕刻山水、亭台；向内三层又分别雕刻花卉、山水等纹饰，中心保留素面。该帽章扇采用象牙镂通劈丝单面薄意浅浮雕技法，扇面通体以牙丝铺地，装饰层层叠叠，图纹细腻入微，题材组合多变，引人入胜。
Figure 4. Ivory split silk carving, landscape pavilion, flower pattern, hat and badge fan
图4. 象牙劈丝雕山水亭台花卉纹帽章④
在丰富多元的东方风格题材中，海洋主题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如图5外销骨扇装饰元素分析，扇面雕刻有造型各异的海洋生物与吉祥果蔬，扇面主体以几何纹分隔，雕刻满铺的连枝花卉，增强装饰感，彰显着大航海时代西方社会对海洋文明的深厚喜爱与崇拜。这些远渡重洋而来的奢侈艺术品具有浓郁的东方特色气质，又与西方社会审美风尚遥相呼应，形成了巧妙的同构与融合。十三行外销骨扇的设计可谓“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其对于多种题材的组合设计，以及对西方异质文化的娴熟化用，不仅充分展示着东方审美的意趣风尚，也为视觉效果的和谐统一而服务，大量或写实或虚幻的中国传统元素为扇面的视觉画面增添了优雅灵动的东方气质，彰显着广州十三行雕刻技艺之精湛，散发着迷人的东方情调，并滋养和丰富着欧洲洛可可风格的进一步发展，广受欧洲皇室贵族或新兴富有阶层的欢迎，反映出中华文明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活力对世界的引力。
Figure 5. Analysis of decorative elements for export bone fans
图5. 外销骨扇装饰元素分析⑤
3.3. 徽章装饰与中西融会
在外销骨扇漫长的贸易历史中，徽章扇是最能展现是时中西方经济往来与艺术文化交流的代表性品类。徽章是西方贵族社会独有的文化现象，在各类器物上添加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家庭族谱、贵族联姻、企业身份对维护和发展社交网络和社会关系的作用至关重要 [6] ，因而从象征个人和家族身份的独特标志，发展到地区和企业的代表，徽章纹在西方上流社会愈发流行，十三行外销徽章扇应运而生，成为18、19世纪出现在中国的一种独特外销艺术品，其订制数量也随着徽章在西方上流社会的流行而水涨船高。
十三行匠人们巧妙地将传统开光与西方徽章结合在了一起，不仅形成了和谐统一的视觉效果，更为外销徽章扇增添了精致华美的装饰感。“开窗”，是中国传统陶瓷装饰常用的装饰技法之一，即在器物的显著部位以线条勾勒出圆形、扇面形、云头形、花形等多种式样的栏框，在框内绘制各种图案，以突出主体纹饰 [7] 。如檀香透雕徽章花卉纹扇(图6)，该扇由24片檀香木扇骨构成，采用单面透雕技法，扇面主体饰有扇形开光，开光内饰对称网格纹，中央饰浅浮雕盾形徽章，既突出了徽章主体，又丰富了扇面的设计，呈现清新小巧、雅致细腻的风格气质，开窗与徽章纹相得益彰，和谐统一。以及玳瑁通雕徽章纹亭塔折扇(图7)，扇面中央装饰盾形徽章，内部雕刻花体外文；以徽章位置为轴心，对称设计圆形开光，内部雕刻花卉、宝塔、树木等纹饰；扇面顶部亦装饰倭形开光亭塔纹，浅浮雕造型各异的亭塔建筑，纹饰变化多样，开光与徽章相互呼应，布局得当，既能突出作为重点元素的徽章纹，又不失繁丽富贵之感，形成了繁而不乱、层次分明的装饰效果。
Figure 6. Sandalwood carved emblem flower pattern fan
图6. 檀香透雕徽章花卉纹扇⑦
Figure 7. Hawksbill carved emblem pattern pavilion tower folding fan
图7. 玳瑁通雕徽章纹亭塔折扇⑥
又如象牙雕亭塔花卉盾形纹章扇装饰分析(图8)，该扇为24档象牙骨制，采用拉丝浅浮雕雕技法，扇面中央饰浅浮雕盾形徽章，徽章周围雕饰垂坠帷幔和波形植物纹，具有鲜明的西洋特点，是广州十三行外销骨扇定制化商业流程的实物体现；两侧设计对称的圆形开窗，内饰岭南山水风光，采用中国山水画构图，彰显东方风趣，满足西方消费者的“中国风”幻想。开窗装饰与徽章纹的巧妙组合，体现了中华传统手工艺的设计巧思，和十三行时期中西文化以外销艺术品为载体所实现的美学层面的双向交流与和谐融会。
Figure 8. Analysis of decoration of bone fan with export emblems
图8. 外销纹章骨扇装饰分析⑧
4. 广州十三行外销骨扇审美意象
清代广州十三行外销艺术品的审美意象是由广州本土的手工艺匠人和西方上流社会消费者共同选择并构筑的，其装饰主题、审美取向、价值内涵、文化意义同时受到中西方的双重影响，十三行外销骨扇可谓是清代海上丝路沿线的多元文化的物质载体。如今，我们得以从外销骨扇的独特设计风格中窥见十七至十八世纪中西方在艺术文化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并通过分析外销骨扇的审美意象探索民族手工艺术的跨文化发展启示。
4.1. 合璧理想
17~18世纪欧洲对“中国风”的向往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对政治开明，社会安康、浪漫化的“神州”文明的憧憬，法国学者格林在1776年曾说：“这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成了智慧、美德和良知之所，在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上，其统治最为开明长久，其道德最为高尚、美好，其法律、艺术、工业同样如此，堪为世界各国的楷模 [8] 。”这样的印象虽然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但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重大且广泛的影响。英国学者休·昂纳曾说：“然而即便是在最严肃、最坚定的非儒教信徒所写的严谨的专题论文之中，我们偶尔也会察觉到，一股幻想的潜流已泛起涟漪。”而这种普遍化的人文追求反映在外销骨扇雕刻装饰的意象上，便是诞生了大量描绘中国文人、官眷日常生活的主题扇面，或许是十三行匠人特意迎合商业市场而演绎的“神州幻象”。随着海上丝路贸易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外销艺术品进入西方，“17世纪末，从宫廷开始，中国风的时尚传播到都市和外省”。中国风在欧洲经历了由上至下的流动发展，推动着西方社会对中国的雅致想象，进而促使了外销扇装饰在主题方面的偏好变化，并呈现出一种对理想文明的恳切向往与艺术追求。
4.2. 奢华逸乐
广州十三行外销骨扇是西方消费者彰显上流社会身份的一种物质符合，设计者们洞察到西方扇文化和女性社交圈的紧密关联，在设计上浓墨重彩地突出了奢华气质与女性化特征。彼时的扇子对于欧洲女性而言，就如同佩戴的名贵珠宝首饰，是社交活动的必需之物，也是其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9] 。从材质来看，广州十三行外销骨扇的材质多为象牙、玳瑁、檀木等名贵而稀有的自然材料，这些用料取向与广东地区的温润气候和海上丝路贸易息息相关。据清刊本《琼州府志·物产·木类》记载：“花梨木紫红色，与降真香相似，有微香，产梨山中” [10] ，广州地处岭南，自然环境优越，盛产木料，取材便宜。作为清朝一口通商的港口城市，经由海上丝路进口的东南亚和非洲的象牙物料货源充足，品质上乘，而广州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进一步保障了象牙细腻的质感，为精雕细镂的繁复工艺提供了天然的保护，避免制作过程中象牙干裂变形等情况的发生。
广州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为名贵外销艺术品的制作提供了绝佳的基础，促进了散发着迷人的东方情调的外销骨扇在西方的流行。外销骨扇承载着来自遥远东方的精工细作的雕刻技艺和珍奇稀有的天然材质，西方贵族以此彰显自己的阶级身份和财富权势，而这一需求也反向促使着外销骨扇形成了奢华精致、重工重料的设计特点。
4.3. 多元包容
在清朝限制对外贸易，自我封闭的大环境下，广州十三行的匠人与行商们并没有循规蹈矩固步自封，反而呈现出在同一时空下极具包容性的姿态，积极吸纳且擅于利用西式流传而来的器物形制，展现广作手工艺的精妙水准。工匠们正视中西方社会的文化差异和消费导向，无论是对西方装饰元素的合理化用，还是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吸收，以及遵循来样定制的商业模式等，都表现出广州十三行工匠和行商们包容互惠的态度，和对外文化交流的积极尝试。又例如面对中西方折扇使用者的身份差异问题，由于传统中国折扇的使用者主要为文人士大夫，折扇的形制通常偏向男性化的设计，为了满足西方的商业需求，广州十三行外销折扇在扇骨数量、尺寸、装饰等方面都进行了设计上的改变，更适应西方贵族女性消费群体的使用习惯。
清初被抑制的商品经济萌芽在广州十三行的对外艺术品贸易中重新得到了小范围的发展，广州口岸受外销贸易活动的影响，成为近代接纳吸收并发展西方优秀文化的先锋，这种造物设计层面的开放化思想既是市民文艺思潮的延续，也是晚清时期人民学习新知的稚嫩探索。广州十三行外销骨扇在传统手工艺技术高峰与清代商品经济萌芽、西方商业市场等综合作用的影响下，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销艺术风尚，既是民族手工艺发展至一个极高水准的体现，也是由清代手工艺人与西方消费阶层共同构建的商业化审美观的一种外在物化表征。
5. 结语
广州十三行行商凭借自身精湛的手工技艺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制作出了大量用料奢华、制作精美、中西共融的外销扇，它们既是当时海上丝路贸易的实证，也是中西方艺术文化交流的记录，是中国传统艺术史上小众而闪耀的一隅，体现了清末岭南地域传统手工艺开放包容、求新善变的设计追求。分析外销骨扇的装饰特征与背后的文化意象，深入探索并传承民族手工艺精华，能够为现代民族艺术品的设计创新与跨文化传播提供理论基础与方向参考。
注释
①图1来源：作者自绘
②图2来源：作者拍摄绘制
③图3来源：作者自绘
④图4来源：作者拍摄
⑤图5来源：作者绘制
⑥图6来源：截取自《清代广东外销艺术精品集》
⑦图7来源：作者拍摄
⑧图8来源：作者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