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论语》是中华典籍的精华，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拥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典籍作品的译介，不仅仅是传播中国文化经典，更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精神风貌和中国人的思维体系，从而提升中国在世界精神文化方面的地位。
本文主要选取理雅各和韦利的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这两个版本被公认为是《论语》英译的经典之作，长期以来在海外享有明显的权威地位 [1] 。理雅各的英译本于1861年在香港问世。韦利的译作于1938年出版。理雅各的译作措辞严谨、注释详尽。韦利译文语言优美流畅，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两位译者皆为海外著名的汉学家，且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两个译本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透过英语语境看待中国经典《论语》的窗口，也为现当代中国文化典籍外译提供经验借鉴。
2. 研究现状
(一) 《论语》英译及传播研究
笔者以“《论语》英译研究”为检索词进行高级检索，经过筛选，检索得到的学术期刊结果为296篇相关文献。对《论语》英译研究最早从1996年开始，2020年研究成果大量出现，2022年时到达高峰，见图1。
Figure 1. Trend chart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图1. 《论语》英译研究发文量趋势图
《论语》英译研究主要集中于《论语》的译本(对比)研究、《论语》中的核心概念词的研究、《论语》英译历史和传播研究及其他方面。代表性研究有：郭丹洋以James Legge和Charles Muller的《论语》英译文本为基础，比较了两部译本的区别，Legge的翻译更接近于直译，更注重保留源文本的含义，而Muller的翻译则更习惯采取归化的方式，译文更符合英式逻辑与表达。陈雪葭基于接受美学与对外传播理论，对《论语》辜鸿铭、吴国珍两英译本展开定量研究，探究两位译者是如何通过重视目标语读者对译本的理解和接受，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来达到弘扬中国文化的目标。刘立胜以金安平《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从多个层面分析其在海外成功传播的经验，并结合当下国内学者有关典籍外译与传播的探讨，提出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具体对策，以推动中国典籍在海外更为广泛地传播。
(二) 数字人文+《论语》英译研究
笔者以中国知网为数据库来源，以“数字人文+《论语》”为关键词进行精确检索，查询结果为2篇文献，均发表于2020年。薛冰和向明友借助DocuScope软件和相关统计工具，对理雅各和韦利的《论语》英译本从修辞功能上进行定量分析和对比，以期发现不同译本间修辞效果的差异，其研究结果显示，理雅各译本以角色刻画为主，译文多采用直接还原的形式，极富言据性及详尽性；韦利译本注重对事件的描述，互动特征明显，语言铿锵有力 [2] 。钮亮以结构主义和关键词方法为理论依托构建观念网络，通过自然语言分词技术对《论语》进行分词处理并构建观念词典，对《论语》中筛选出的核心观念结构进行分析 [3] 。
国外研究《论语》的文章不少，但专门研究《论语》英译的文章很少，主要以研究《论语》英译本中的评述、书评和学术论文的形式出现。Homer H. Dubs评述了韦利的《论语》英译本，认为该译本可读性强，整体质量不错，尤其是该译本的文学性超过以前的任何一个《论语》英译本。Robert E. Hegel简单评述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刘殿爵教授的《论语》英译本，指出该译本最大的优势是提供了中文原文，但是由于没有注释，因此该译本对专业读者价值有限。
总的来说，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和文献内容的分析后，学者们对典籍《论语》翻译实践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但是当笔者以“数字人文+《论语》英译研究”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时，检索结果为零，表明尚未有学者将数字人文与《论语》英译、传播与接收研究联系到一起，由此可见，数字人文为《论语》英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3. 数字人文和AntConc、Readability Analyzer概述
(一) 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指依托数字资源、方法、技术和平台，涵盖人文学术、教学和服务在内的一个新兴领域 [4] 。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是指采用数字技术对翻译文本和翻译过程等相关理论问题开展的研究。该领域研究以语料库或数据库的应用为基础，采用数字技术及其相关方法，获取关于翻译文本和翻译过程的相关数据，探讨翻译本质和翻译过程的规律性特征 [5] [6] 。
(二) AntConc和Readability Analyzer
AntConc是由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执教的英国学者Laurence Anthony研发的一款语料库检索软件。它可以应用于中小规模的词频统计、语料检索、信息筛选等。
Readability Analyzer是语料库分析专用工具，一个可产生可读性指数的工具，类型/标记比率(TTR)，标准化类型/标记比率(STTR)，引理化的TTR，引理化的STTR，平均单词长度，平均句子长度等。
4. 数字人文视域下《论语》英译本语言特征
通过AntConc (4.1.4)检索工具对其文本进行分析研究，重点使用KWIC、plot以及word等功能对文本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期发现理雅各和韦利译本之间的差异，从而为今后《论语》翻译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其中，word功能可对文本中词汇的使用频率进行统计并排行，在文学文本研究中，通过词汇使用频率排序可通过出现的高频词初步判断作品重点相关对象，从而判断文本主体。结合KWIC功能锁定所需查询的高频词在文本中出现的具体位置，根据高频词的词语搭配或句式使用，可以判断译者的翻译风格和译本阅读难度等。并通过plot以直观的方式展示所需查询词语在文本中出现的大致位置及密度分布，可据此初步判断文本中各人物形象集中出现的大致位置以及情节变化，判断不同叙事阶段主人公或叙事角度的转换，从而推测文本的叙事特征等，如叙述主体、叙事角度、叙事顺序等。
(一) 词汇多样性
AntConc具有统计研究文本的形符(token)与类符(type)的功能，形符指文本中的词汇总数，类符则指不重复计算的的形符数，即文本中重复出现的形符仅算作一个类符。通过类符/形符比可计算得出形次比(Type token ratio, TTR)，形次比是衡量文本词汇密度的常用方法，可辅助说明文本的词汇难度及词汇多样性程度。
通过数据统计得知，理雅各《论语》英译本形符数值为28094，韦利《论语》英译本形符数值为28083，两个英译本的形符数几乎没有区别，但是韦利译本的类符数(3797)高于理雅各英译本类符数(3521)。由此说明，较之于理雅各译本，韦利译本用词多样性更加丰富。此外，为保证形次比的准确性，国际上的学者采用标准化形次比(STTR)。在这一原则下，比率越高，说明文本词汇类符占比高，词汇重复度低，反之亦然。通过计算，得出理雅各和韦利英译本的形次比均在0.13左右，见表1。由此可推断出，理雅各和韦利《论语》英译本在词汇多样性方面都属于偏下水平，也印证了先有研究中关于韦利《论语》英译本语言口语化，语体风格与《论语》的语录体相似，读来直白易懂的结论，正如之前的学者胡钰婷所提到的，韦利的译文注重把古代汉语转化为地道的现代英语，读起来通俗易懂。因此，从词汇多样性的角度可以分析得出韦利英译本创作词汇多样性较低、用词重复度高、语言平实朴素和通俗易懂的特征，这有利于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建立起广泛的受众群体，对《论语》译介的国际传播具有重大意义 [7] 。
Table 1. The TTR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y Legge and Wiley
表1. 理雅各和韦利《论语》英译本形符比
(二) 词频统计
笔者通过AntConc检索工具的word功能对两个版本的英译本词汇用频进行统计，截取了使用频率排名前十的单词图，见表2：
Table 2. A Table of the top ten most frequent word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y Legge and Wiley
表2. 理雅各和韦利《论语》英译本频率排名前十的单词表
通过上表进行分析发现，理雅各和韦利英译本排名前十的词汇具有一定共性。一是都含有前置词、简单句连词和人称代词。二是两个英译本中前10个高频词的前3个(the/to/of)与英语国家语料库(BNC)中公布的英语高频词列表一致，符合英语用语习惯。三是在前10个高频词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还有转述动词“said”，理雅各译本中出现621次，韦利译本中出现691次，转述动词是评估译文叙事特征的有效指标(Baker, 2000)。四是理雅各译本更多地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及所有格来刻画人物，如he (617 > 576)、his (365 > 327)、him (188 > 146)、their (105 > 57)，将孔子及其弟子人物形象建构起来。此外，译文中对于人物身份类别的描述也相对较多，如用来描述孔子的弟子一词，disciples，在理雅各译本中共出现26次，但在韦利译本中仅出现16次，从某种程度上表明，理雅各译本注重对孔子权威形象的塑造。相反，韦利的译本多使用第二人称，you，给读者一种亲切感，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互动性更强，孔子传道授业、解惑答疑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这也就是韦利译本至今畅销的原因之一。五是相较于理雅各译本，韦利译本使用实词的频率更高，如master (626 > 526)、gentleman (105 > 53)、good (96 > 53)，不仅能够快速准确的向读者传递信息，也能够丰富译文内容。通过对词频排序高的实词进行分析和统计，可以确定作品中的主要角色、人物形象或叙述对象。
通过AntConc检索工具的Wordcloud功能够制作出两个译本相关主题词的词云图，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是两个译本的主人公都是The Master，也就是孔子。二是两个词云图中的“virtue”、“filial”、“piety”、“goodness”等关键词，集中体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相互谈论的主题，同时，也表现出了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包括孔子的政治主张、教育原则、伦理观念、品德修养、文学理论等，见图2、图3 [8] 。
(三) 文本可读性
笔者借助以上所提到的Readability Analyzer (1.0)的文本分析工具，可对文本平均词长、平均句长以及文本难度等做出分析。笔者借助该软件从以上提到的三个方面，对理雅各和韦利《论语》英译本进行了分析比较，见表3：
Table 3. The table of the reading/text difficulty
表3. 阅读/文本难度图表
平均词长(AWL)指的是文本中所有单词的平均字母数/单词长度，其计算公式为：AWL = (total bytes - total words)/total words。一般情况下，平均单词长度越长，文本阅读难度越高，也表明文本用词更复杂，也更正式。平均句子长度(ASL)指的是文本中所有句子的平均次数。其计算公式为：ASL = token number/sentence number，一般情况下，平均句子长度越长，表明文本中使用的复杂单词就越多。据表可见，理雅各译本单词平均长度(4.2) > 韦利译本(4.1)，且句子平均长度(16.3) > 韦利译本平均句子长度(16.1)。不管从平均词长、平均句长还是阅读难度等级上来看，相较于理雅各译本，韦利译本则浅显易懂，较容易被大众读者所接受，相比而言，理雅各译本句式结构更加丰富，带有学术性及阐释性特征。
5. 结果与讨论
本文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一是相较于措辞严谨的理雅各译本，韦利译本创作词汇多样性较低、用词重复度高、语言平实朴素和通俗易懂，这有利于译本的国际传播和接受。二是相较于理雅各译本，韦利译本使用实词的频率更高，能给读者传递更多的信息，让读者迅速准确理解原文所表达的内涵，这有利于其译本的海外传播和读者的接受。三是理雅各译本更多地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及所有格来刻画人物，相反，韦利的译本多使用第二人称，you，给读者一种亲切感，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互动性更强，孔子传道授业、解惑答疑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这也就是韦利译本至今畅销的原因之一。但无论是理雅各译本措辞的严谨与细腻，还是韦利译本语篇的灵动与有力，都从一定程度上展现出《论语》的语言特色和文化内涵，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对于今后的《论语》英译、对于我们能够更为全面地展现《论语》的经典魅力，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项目基金
云南民族大学2023年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下的课题论文。
项目编号：2023SKY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