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孽子》是中国台湾作家白先勇的代表作之一，出版于1983年，讲述了台北新公园里一群处于社会边缘的同志青年的生活。1986年，《孽子》电影版由虞戡平执导，在中国台湾首次上映，并获得第2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提名，此后又于1987、1988两年在加拿大及美国的电影节上映。1990年，其英译本Crystal Boys由葛浩文翻译并在美国出版，1997年，《孽子》戏剧版登上哈佛亚当之家的舞台，成为当年戏剧季的高潮。哈佛校报《哈佛深红色》(The Harvard Crimson)就此活动刊发长文，肯定了原作中优美而有力的叙述语言 [1] 。
《孽子》自出版以来，两岸许多学者就其展开了研究，但研究对象多以《孽子》中文文本为主。颜邦喜将两岸学者在此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归纳为以下几个主题 [2] ：1) 主题思想研究；2) 人物形象研究；3) 审美意象研究；4) 艺术特色与创作研究；5) 其他方面研究。可见此类研究之完备丰富。相比之下，针对《孽子》英译本的研究只在少数，研究主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翻译学视角下的对比研究。其中以改写理论切入的研究较多，如洪梦宣探讨了译者对于原文中宗教思想、性暗示语言等的改写 [2] 、丛庆聚焦于译者对于原文中同性恋亚文化的改写及产生的翻译畸变 [3] 。此外，颜邦喜对比了《孽子》的中英文文本，探究了书中同性恋语言以及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4] 。姚玲比较了《孽子》原作及其英译本的副文本及外文本，分析了为推动译作传播而采取的策略 [5] 。第二类是语言学视角下的研究。如戴卉妍举例论证了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认为“成功的翻译离不开各翻译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 [6] 。第三类是叙事学视角下的研究。如谢宏桥探讨了译文叙事视角的转换，指出译文中叙述视角以及话语模式的转换能够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7] 。
总体上看，针对《孽子》英译本的研究数量较少，视角多局限在文本层面研究，而对文本之外的译前及译后状况的研究不多。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切入，引入“把关人”理论，探讨文本之外译者在译前选材、译后传播中的把关行为；探讨译者在文本之内对于原文中传播内容的把关方式。
2.“把关人”理论与翻译
“把关人”理论由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自其“渠道理论”发展演变而来，主要探讨的是传播过程中的控制现象。在研究食物从来源地到餐桌这一过程时，卢因提出了“渠道”的概念，认为食物到达餐桌经历的每一个渠道，过程中都会受到“把关人”的影响 [8] 。同理，在大众传播领域，一条新闻通过某种传播渠道得以传播，“也需经过渠道中充当‘门’的某些特定区域” [9] 。该理论提出早期，对于“把关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人”的层面，多探讨新闻工作者日常工作中对信息的把关及影响其做出判断的原因。如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以一位日报编辑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其日常稿件处理及问答的形式探究影响该编辑把关行为的因素，肯定了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把关行为的影响 [10] 。到20世纪六十年代末，“把关人”逐渐从个体的人扩展开去，社会中其他主体如新闻采集者、新闻机构等也被纳入“把关人”范围，逐渐形成了彼此间相互联系的新闻把关系统。
黄旦指出：“卢因虽然主要着眼于食物采购，但他认为，对于任何具有渠道、门和把关人特点的社会现象都可以做同样的分析” [11] 。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将翻译对象自源语世界译介至译语世界，实现了信息的跨文化传播。从这样的角度看，“翻译同样具有传播学的一般性质，即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信者之间一系列关系” [12] 。在翻译这一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也不乏把关人的身影，或是出版社，或是赞助人，或是译者本身。这些把关人将某些主观或是客观因素作为把关标准，按照一定的翻译规范或目的，对原文信息进行搜集、过滤、处理，促进原作在译入语国家的传播。本文对《孽子》英译本中译者的把关行为进行系统探讨。
3. 文外把关
整体上看，葛浩文在文本之外的把关行为呈现出基于自身偏好、迎合译入语读者阅读兴趣及需求的特征。
3.1. 译作选择
选择翻译作品在翻译过程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环节，影响着译作在译入语国家的接受程度。从把关人理论的视角来看，在这个翻译过程的最初阶段，把关行为已经出现，具体表现在把关人根据某些标准对翻译内容的收集与筛选。
葛浩文于1939年出生于美国加州，越南战争期间曾于中国台湾服役。在台湾做海军通讯官的日子里，葛浩文开始了解中华文化，接触两岸的名家名作。服役结束后他又在台湾师范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做专门的中国研究，随着了解的深入，葛浩文也愈发热爱中国文化。而台湾，作为葛浩文认识中国的起点，其文学也影响了他的翻译选材，在葛浩文早期翻译阶段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白先勇的《孽子》正是台湾文学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葛浩文对台湾文学颇具感情。在访谈中，葛浩文曾以“国际化”形容台湾文学：“七八十年代的台湾作品比较带有国际性，不是那么狭隘地只写台湾” [13] 。而这一特点在白先勇的《孽子》中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书中不乏自海外归来的人物形象，以及对他国城市如纽约的细致描画。这样的主观因素，如译者的个人经历、个人偏好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把关人对信息的搜集与筛选。
此外，葛浩文对于译作的把关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市场需求这一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文学并不受西方出版市场以及读者群的欢迎，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韦努蒂就对西方的书籍出版情况展开研究，发现翻译文学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进而提出了异化策略以对抗主文学对其的排斥。葛浩文也指出：“中国每年不知道要出多少小说，我们只能选三五本” [13]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翻译选材必然要更为慎重，将译入语国家读者的需求、喜好纳入考虑。
就此，葛浩文曾直言：“我看一个作品，哪怕中国人特喜欢，如果我觉得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我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洋人’的眼光来看” [14] 。至于西方读者会感兴趣的作品，葛浩文曾给出过三个主题：“一种是sex多一点的，第二种是politics多一点的，还有一种侦探小说” [14] 。《孽子》这样一部以同性恋亚文化为主题的小说，文中充满了对欲念以及性爱的描述，展露出的是社会边缘群体内心深处的苦难和哀伤，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西方读者对于东方的猎奇心理。
总的来看，译者在翻译选材上的把关主要受到主观与客观两种因素的影响。主观因素如译者背景等能够影响译者的取向，客观因素如市场需求则有利于译作在译入语文化的传播效果。
3.2. 传播干预
一部译作能否在译入语国家广泛传播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原作主题、原作者写作水平、译本质量等都起着很大作用。而译后的宣传推广工作更是不容忽视。出版社和媒体固然在推广过程中占据主体地位，但译者的作用也十分重要。那么，葛浩文就传播自己的译作做了哪些工作呢？主要通过创造性地翻译小说题目、作译者序、列表介绍主要小说人物、选择恰当地译介时机来推动译作走入译语世界。
3.2.1. 副文本处理
《孽子》一书中，译者葛浩文在译作传播过程中的把关行为主要体现在其对信息的呈现方式上。葛浩文将《孽子》书名英译为“Crystal Boys”，首先就从整体上对呈现给读者的信息做出了筛选：保留带有台湾特色的同性恋意象“玻璃”，同时点明整部小说的主题也是主要人物——一群处于社会边缘的同志青年。此外，于1990年出版的《孽子》首版英译本封面(见图2)一改原本隐晦的抽象画风格(见图1)，将一位微袒上身的画像版亚洲男性置于封面中央。1993年，Gay Sunshine Press出版社再版此书，封面中的画像男子替换为更为真实且清晰的真人写实照片(见图3)。相较而言，中文原版封面更为抽象而隐晦，这符合中文读者的含蓄审美。英译本封面细节清晰，色调暧昧，将原本封面中隐藏的欲念、性等主题明晰化。葛浩文选取略带有异域风格的英译书名，与这样的封面相配合，更容易吸引西方读者群体，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此外，译者作为把关人，还采取了作序、增添译注等方法，使得整部作品所传递的信息更加丰满，帮助原文信息走进译语世界。在译者序中，葛浩文开门见山地说明了“玻璃圈”的含义，解答了读者在看过书名后可能产生的好奇和疑惑。又对原文中一些源自日本的外来词的翻译、称谓的翻译以及译文中所选用的拼音系统做出了解释。另外，葛浩文还在译者序后增加了人物表，简单介绍了书中主要人物的姓名和身份。考虑到《孽子》原作是一部群像描写的小说，书中人物多，关系繁复，译作在正文前增加人物介绍便显得十分必要。葛浩文的这一把关行为将书中的重要人物信息显化，可见他作为把关人，对信息的处理充分地考虑到了读者作为信息接收者的需求。
Figure 2. English edition cover (1990)
图2. 1990年英译版封面图
Figure 3. English edition cover (1993)
图3. 1993年英译版封面
3.2.2. 译介时机选择
译介过程中，译者除却对译作选材、译介内容的筛选处理，在译介时间的选择上也有所把控。中国翻译史上，清末明初西学的译入符合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译作传播范围广、影响程度深；西方翻译史上，二战后寒山诗译入美国，与当时“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需求相契合，寒山诗作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合适的译介时机对于译本在译入语国家的传播无疑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另一位知名译者白睿文曾在访谈中提出“电影先行，小说跟后”的译介模式，认为“电影在帮助中国文学进入美国市场方面功不可没。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都是在电影《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放映后才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发行的” [15] 。在《孽子》一书得到译介出版(1990年)之前，由虞戡平执导的《孽子》电影版已于1987、1988年两年在加拿大及美国电影节上映，为随后小说的译介积累了一定的读者群。葛浩文选择在电影上映后几年内译介《孽子》，符合上述译介模式，为《孽子》译作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打下基础。
4. 文内把关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扮演的角色就如同一只滤筛，将文本过滤分层后，再决定信息的去留，以及其在译文中的呈现方式。译者往往需在对原作、原作者的忠实与对译文读者的负责之间找到平衡，以恰当处理信息。葛浩文在《孽子》一书的翻译中，主要采取了信息简化、信息增补以及信息转换的方式对原文信息进行把关。
4.1. 信息简化
在翻译某些文化负载词，尤其是与语境关联不大的专有名词时，葛浩文采用了信息简化的办法，具体表现为选取原文词汇的上义词，或是选择概括性词汇翻译，是一种欠额翻译的表现。这样的方法一定程度上越过了文化空缺，简化了对于读者而言略显复杂的文化意象，能够减轻阅读负担，见表1。
Table 1. The method of simplification used in culture-loaded words
表1. 文化负载词的信息简化
以上例子中，“当归鸡汤”、“五鬼”、“太师椅”、“卤菜”均直接采取上义词译法，将原本文化色彩浓厚的意象简化得更为易懂。“五鬼”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瘟神，共有春、夏、秋、冬以及总管五位瘟神，统称“五鬼”。译文中，显然很难直接传递如此复杂的意象，葛浩文选择将其简化为“demon”，传达出与原文相似的含义。“当归鸡汤”中，“当归”是一味中药材，主要取植物根系入药，能够调理气血。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当归”过于细化，无疑是难以想象样貌的异域意象。葛浩文在此选取上义词“herbal”将“当归”囊括其中，主要传递了鸡汤“有营养”的含义，这也符合大多数读者的认知范围。“青花”、“乌拉草”、“歌仔戏”，葛浩文均采取了“解释性形容词 + 上义词”的翻译方式，用形容词部分保留了原意象中比较重要的信息，尽量忠实于原作的前提下，使译文更易被读者接受。
此外，信息简化也体现在葛浩文对于形容词的处理上。中文中形容词发达，而英文相较而言，说理性较强，形容词也使用得更为简洁，如：
例1：手中擎着一柄两尺长的大纸折扇，扇一张，便亮出扇面「清风徐来」，扇底「好梦不惊」，八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来。 [16]
译文：He carried a two-foot-long paper fan in his hand, and whenever he opened it, there were the words “Light Breezes Come Slowly” on one side and “Good Dreams Are Gentle” on the other in large ornate calligraphy. [17]
以上例子中，白先勇在原文中使用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容词“龙飞凤舞”。其中带有“龙”、“凤”典型文化意象，用以描写书法笔势有力，飘逸奔放。译文中，葛浩文考虑到中西文化、表达习惯等的差异，选择简化处理，用“ornate”一词凸显了汉字的功能，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字体的美观。
4.2. 信息增补
对于原文中与语境关联较大的文化负载词，葛浩文多采用了文内解释的方法进行信息增补，使进入译语世界的信息更加充实丰满。这样的方法在帮助读者理解的同时，也保留了来自他国的异域文化，是译者忠实于作者及原作的体现，见表2。
Table 2. The method of amplification used in culture-loaded words
表2. 文化负载词的信息增补
表2中，“阎王”与“送子观音”均为宗教意象，蕴含了道、佛教文化。葛浩文此处使用同位语对人物身份进行了大致说明，保证原文读者接收到的信息也能够传递给译文读者。“红蛋”也是典型的中式意象，葛浩文在译文中处理的格外细致，主体部分翻译为“red-dyed eggs”而并没有直接译为“red eggs”，使得意象更为直观，避免误解。修饰上先是在前增补形容词点明意象内涵，又将“红蛋”用途补充在后，“送红蛋”这样的中式习俗因此得到较为完整的译介。
此外，原文中也不乏特定的社会历史话语。针对这类表达，葛浩文考虑到译语读者缺乏相关背景知识，也选择信息增补的方法，将原文信息扩充，如：
例2：他老爸在大陆上还在山东烟台当过地方官呢，跑到台湾却在台北六条通开了一家叫桃源春吃宵夜的小酒馆来。 [16]
译文：His father, a one-time local official in the Shandong city of Yantai, had fled to Taiwan with the Nationalists in 1949 and opened a small tavern and late-night cafe on Taoyuan Street in Taipei. [17]
此例中，原文涉及到解放战争国民党战败后逃去台湾的历史，葛浩文在此增译了相关时间，说明了人物的政治身份，为读者补充了相关历史背景。
4.3. 信息转换
对于部分文化词汇，葛浩文选择了信息转换的方法，将原文中的文化意象用译入语中读者更为熟悉的意象代替，或转换为一种含义相近的表达，如：
例3：“我那家桃园春么，就是个世外桃源！” [16]
译文：“That Taoyuan Spring of mine was a real haven from the outside world!” [17]
“世外桃源”典故来自陶渊明《桃花源记》，指的是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地方。此处葛浩文将该意象转换处理为“haven from the outside world”，将英语读者不熟悉的“桃源”转变为更为直接清晰的“避风港”。
例4：“我呢，就是那千手观音，不知道普渡多少只苦命鸟！” [16]
译文：“And me, I was the Buddha of a Thousand Arms, always ready to take a tormented soul under my wing!” [17]
原文中的佛教文化十分明显，且“千手观音”、“普渡”、“苦命鸟”三个文化负载词并列出现，十分密集。对于这三个词的处理，葛浩文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首先将“千手观音”直译，保留原文意象。而对于更为抽象的“普渡”，则采取信息转换的办法，译为“take∙∙∙under my wing”。虽然表达有所改变，但保留了“帮助他人脱离苦难”的底层内涵。而“鸟”这一意象，经过中国历代文人的刻画描绘，已然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孽子》中属于核心隐喻之一，主要取的是“爱情”这一象征意。译文中，葛浩文此处也选择了信息转换的处理方式，将“鸟”归化为更易于理解的“soul”，但却也损失了原本意象中隐含信息。
例5：因此人又叫他六条通，条条都通。 [16]
译文：Everyone called him the wizard, since nothing seemed beyond his abilities. [17]
中国社会强调人情往来，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红楼梦》中便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而在这样的“人情社会”里，便不乏如例5中“杨教头”这样“见闻广博，路子特多”的人物形象。然而英语世界国家却正相反，不讲“走人情”、“走关系”，相应地在语言中也未见对应表达，故而为防止理解上产生困难，葛浩文选择转换处理，将原文表达“路子多”的“六条通”译为“wizard”，后文则相应变为“nothing seemed beyond his abilities”，一定程度上用巫师意象再现了原文杨教头的神通。
总体上看，译者采取以上三种方式对原作信息进行把关主要是出于方便读者理解的目的，体现出葛浩文以读者为导向，注重传播效果的翻译观。这也符合葛浩文本人对于翻译本质的认识——“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 [18] 。
5. 结语
将翻译看作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便可从传播学的视角介入分析，从而对译作的传播做更进一步的探究。本文从“把关人”理论视角切入，从文本外与文本内两个层面分析了译者葛浩文英译《孽子》时具体的把关行为：文本外主要体现在译作选择与译作传播的处理方面；文本内主要体现在译者对于原文信息的处理方面。研究发现，译者葛浩文在上述三个环节中的把关行为不仅受到自身主观因素(如个人偏好、价值判断)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还受到读者期待、译入语市场需求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原作扮演的更多是信息来源或母体的角色，对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的种种把关决策影响较小。翻译是一种多主体有组织的行为，本文将译者把关作为分析对象，仅展示了这一复杂过程中的一方面。分析不同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把关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信息时代读者群的把关人身份、探究不同主体把关行为之间的关系等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