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微信凭借其综合服务性、强关系性、私密性等特点而被广泛普及，成为遥遥领先、不可或缺的社交媒体交流工具，也是当下人们普遍使用且投入时间精力最长的人际交往和自我展演的社交平台，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下人们的生活交往方式。但与此同时，微信也逐渐成为社会焦虑、社交倦怠感等情绪的发源地。将研究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探析其在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的展演与离场行为的行为动因有一定价值。
2. 文献综述
连接方式的演进也是互联网演进史，在技术赋权之下，当今的互联网空间呈现出万物互联的现状。对于人类来说，不断丰富深入的连接可以延伸人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随之带来了更为复杂沉重的社会压力。万事万物讲究平衡，当连接打破平衡点，便会带来逆流，侵蚀本身。(彭兰，2019) [1] 在现代社会中，线上社会交往行为已经非常成熟，当人们抹去朋友圈的分享，不再频繁的更新消息与日常，选择走向沉默，确实就如同“消亡”一般。
而微信，自2011年诞生就拥有QQ强大的注册用户做支撑。短短四年多的时间，微信一骑绝尘，成为赶超QQ和微博的新型社会化媒体。随着后来微信漂流瓶、摇一摇、视频号等功能的不断完善，以及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在微信小程序上使用健康码等行为，足以证明它与生活连接更加紧密(张珍珠，2015) [2] ，因此微信朋友圈也是看到这样的“电子消亡”现象的重要根据地。
虽然微信的迅猛发展早已在传播学界和社会学界掀起了研究热潮，但更多研究着眼于微信的自我呈现行为，以微信自我消除行为研究视角的相对较少。董晨宇在《反向自我呈现：分手者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消除行为研究》一文开始引起人们对反向自我呈现的重视，他指出将自我消除行为是一种普遍存在但却被研究者忽视的自我呈现策略，并尝试以“剪辑师”为隐喻，更为形象的论述社交媒体中的形象管理行为(董晨宇，段采薏，2020) [3] 。唐沛在《反向自我呈现视域下在韩中国留学生的信息删除行为研究》中以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反向自我呈现视域下其信息删除行为的特点、动机及意义。但目前对特定群体的反向自我呈现研究仍然较少(唐沛，2022) [4] 。基于此，通过文本分析和深入访谈的方法，以研究生这一高学历群体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朋友圈中的自我消除行为进行分析。
(一) 自我呈现的理论回顾及研究现状
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其著作《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提出了自我呈现的戏剧理论。戈夫曼认为“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大舞台，而个体作为舞台上的‘表演者’，都渴望能够建立一个满足他人期待的理想形象”，而这一构建理想化形象的过程，即为“印象管理”。并且通过表演逐渐生成“前台”与“后台”。“前台”是个人形象的理想展示，是为达到预期的期待与满足而进行理想化表演的舞台。相较于“前台”的表演，“后台”通常指的是在前台被掩盖的但通常会在幕后所流露的真实的自我。(Goffman, 1959) [5]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在岁月的长河中仍然有着极强的说服力，在社交媒体时代，其理论内核不变之下，也生成了一些新的突破。在社交媒介走向多元化的当下，每个人都拥有更多呈现自我的机会。
而朋友圈作为一整自我呈现的一种载体，满足了大学生进行自我展演的需求。在这个“舞台”上，微信账号、昵称、状态设置、朋友圈背景图以及每一条发布的动态都在透露着使用者的自我管理与呈现目的，原本以“后台”定义的私密空间逐渐成为戴着面具表演的社交舞台，通过各种表演技巧使自己的日常得以美化和彰显。与此同时，人与人在充分展示自我的过程中也建立起一个虚拟的交往(张馨元，2021) [6] 。但随着使用时间不断增加，带来的强互动下的倦怠与压迫感、“圈层化”对个体的约束及对社会的区隔、线上过度连接对线下连接的挤占、人与内容过度连接的重压、对“外存”数据的过度依赖，他们逐渐对这个平台失去兴趣，转而离场(彭兰，2019) [1] 。社交媒体并未颠覆根植于人性的印象管理需求，但却改变了人们进行自我呈现的技术资源(董晨宇，段采薏，2020) [3] 。在朋友圈中，人们不同于面对面的交流与碰撞所进行的表演行为，而是通过账号扫码等添加方式建立连接，拥有自己的好友列表与圈子，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更接近于一种“陈列”，而非一种转瞬即逝的表演，因此也会被保留更长的时间，学者伯尼·霍根(Bernie Hogan)认为，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已经从一种舞台表演变成一种自我的“展览厅”(exhibition)，人们则成为自己社交主页的“策展人”(curator) (Hogan, 2010) [7] 。
3. 自我消除行为研究现状
在朋友圈中，人们或许愿意积极的发布一些书评、影评、自拍、旅行记录等内容来塑造前台积极有正能量的美好形象，做好一场“美丽”的自我展演，但同样在社交媒体时代，使用者通过对自我的数字痕迹的“消除”管理，及时清理一些原本可见的信息，如同隐身一般，擦拭掉这些数据痕迹。自我消除行为在数字空间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为传播者在信息发布前就通过对于隐私内容重新界定、对可见度进行重新划分等方式的一种事先消除行为，另一种为信息传播完成后的补救行为，如使用者在内容发布后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删除数字痕迹的一种事后消除行为(董晨宇，段采薏，2020) [3] 。国外学者Dienlin和Metzger (2016)认为，自我消除是与自我披露相反的概念(Dienlin & Metzger, 2016) [8] ，但从符号角度来看，消除行为可视为一种空符号，它以物质缺失的方式而存在。而这种缺失同样是可被感知的，并且其经常携带重要的意义(Sebeok, 1985: 118) [9] 。因此在此过程中，清除朋友圈内容，关闭停用朋友圈同样也是自我呈现的一种策略样态，作为反向自我呈现的自我消除不应被忽视。
自我消除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个体应对负面情境，但过度使用这种策略可能导致问题持续存在，甚至加剧心理压力。近年来，关于社交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许多研究表明，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导致焦虑、抑郁、孤独感等心理问题。例如，在国外限制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一项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干预实验中。该研究将230名参与者随机分配至两种实验条件下：一种是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为每天1小时，另一种是不受限制。研究结果表明，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能增进心理健康。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能增进心理健康。社交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已有的研究多是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出发，探讨社交媒体与心理健康的联系，对于研究生这一群体的关注较少，但考研热在近年一直都是热点现象，且研究生群体在人员构成、社会地位方面具有一定的特点，因此对于这一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尤其是自我消除行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因此，关注研究生群体的社交媒体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当前自我消除行为研究现状的回顾，发现近年来学者们对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消除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证研究。在论文《社交媒体用户信息删除行为的动因研究》中揭示了社交媒体用户信息删除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防御性管理中信息安全意识、获得性管理、个体自我表露在信息安全和信息价值等(于孟利，沈文瀚，郑博雯，2023) [10] 。然而，通过总结现有研究的不足与局限，目前尚缺乏对研究生这一特殊群体的深入研究。研究生作为高学历群体，其网络素养普遍较高。但网络素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聚焦研究生群体，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深度剖析其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消除这一电子消亡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具体内容包括：研究生在使用微信朋友圈时的心理感受、自我消除行为的频率和类型、以及影响自我消除行为的因素等。以期促进媒介提供更好的群体服务，同时为提高研究生群体网络素养和心理健康，构建深度社交，提高社交质量提供参考。
4.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研究的问题是：研究生群体作为微信的高度使用者，他们在微信朋友圈的自我消除行为的缘由是什么。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可采取质化访谈方法，因为它更善于对情境与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与解释，适合理解过程性的问题。具体而言，可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探索研究生群体的朋友圈自我消除行为。半结构式访谈可以让研究者通过倾听被访者的讲述，并适时追问，从自然的语境之中，获得关于该问题的丰富、深刻和精细的洞察与理解。
2023年10月至12月，通过滚雪球抽样，研究者共接触和研究了20名研究对象的朋友圈。本研究的访谈问题主要涵盖三个部分，首先是被访者研究生学习以及其生活的基本情况，具体问题包括其在朋友圈中的展示行为、展示原因、消除原因等；其次是其消除的大致内容倾向。在最后一部分去探析其通常如何去完成自我消除行为的。研究者首先从自己身边符合条件的朋友中开始进行研究，询问他们：“你们有没有保持较高的删除朋友圈内容的频率？”研究者认为，自我消除是一种较为长期的行为，而非临场发挥或偶然性的行为，因此，“持续保持删除行为半年以上”成为筛选合适研究对象的一条标准。然后，研究者请合适研究对象向自己介绍更多的研究对象。
研究者总共成功访问到了20位研究对象，年龄分布在22至30岁之间。在居住地、职业身份和发布时间方面，研究者尽量扩大研究对象的代表性。研究对象的居住的10个城市里，既包括北京、成都、江苏这样的大城市，也包括平潭、宜宾这样的小城市；他们的专业包括法学、英语、广播电视、新闻与传播等；他们持续消除朋友圈内容的时间均在1年以上。本次访谈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对符合访谈要求的对象进行邀约，之后依照访谈提纲面对面进行交流；二是对不方便面访的对象，采取微信语音以及微信聊天的方式进行访谈。在半结构式访谈中，每个受访者的平均访谈时长约为一个小时，并在被访者同意的条件下进行全程录音。
需要说明的是，在诸多社交媒体中，选择微信作为研究生信息删除行为的考察田野，原因有以下两点：(1) 对研究生而言，相比QQ、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微信的使用频率更高，可以更方便、覆盖面更广的和大多数人群及时沟通，呈现欲望更大，且微信对于该群体而言使用操作更为熟悉，受众面广，且可能随着读研后情境的改变而激发新的反向自我呈现特点。(2) 对于研究生而言，微信上既有读研前的老朋友关系网，包括家人、亲朋好友、工作领导及同事等，又有读研后的新朋友关系网，包括新认识的同学、导师等。处在平衡考量中的研究生必然有更丰富的反向自我呈现特点，反向自我呈现背后的动机便更值得探索。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表1. 被访者基本情况
5. 研究发现
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微信朋友圈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当人们花费越来越多时间与精力在此，反而越来越容易感受到过度连接下的负重感。不管是全日制研究生抑或是非全日制研究生，面对虚拟的朋友圈舞台，面对着逐渐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对着隐私泄漏威胁，逐渐开始以消除为自己建筑保护层，社交离场行为由此而生，越来越多的人从展演者走向电子消亡。
(一) 社交倦怠感增强
微信诞生之初，因其较为私密的交互方式使得人们建立起依附于现实的“强关系”型社交，但随着人们关系网的不断扩张以及微信功能的不断完善，开始逐渐走向“强弱共存型”社交。朋友圈里各种关系同时存在。朋友圈人数也快速增加，一些不熟悉的“朋友”也加入到圈内，成为朋友圈中的“观众”之一。
在访谈中了解到近一半的受访者的朋友圈好友数量已达600位，然而经常联络的朋友大多不足五分之一，大多数都为不怎么互动和联络的“仅认识的人”。研究生在读研期间，其因学业或者是各类校内外的活动等原因，交往范围不断扩大，部分非全日制研究生更需要平衡好学校与工作上的人际关系，花费了更多时间与精力，长此以往社交疲劳感越来越强烈。受访者刘同学说到：“作为一名非全日制研究生真的太难了，一些校园生活的内容不太适合发到朋友圈被同事窥探，并且一些并不太熟悉我近况的人总是通过访问我的朋友圈对我的生活下定义，工作和学习生活平衡不好也很容易带来麻烦，所以我会有意的去限制可见人数或者将内容隐藏，久而久之也就不想再发了，累了。”另外一位全日制研究生李同学表示：“有时候朋友圈看似好友很多，在网上也可以畅聊，但是在需要见面倾诉和陪伴的时候往往翻遍了好友列表也找不出几个人。而且如果别人经常给你点赞或者评论，那么下次他发朋友圈的时候也要进行点赞评论，就像一套社交仪式一样，很麻烦。”见表1。
线上的连接挤占了线下交往的时间，同时线上的交往疲倦感更使得线下交往变得困难和力不从心，朋友圈带来的泛泛之交严重侵蚀了原本的情感连接，使得情感越来越走向疏离。接受访谈的20名研究生表示，在倦怠感到达顶点时，会通过换纯黑色头像背景图或设置为仅自己可见的方式来减少朋友圈的使用，但是微信的使用无处不在，朋友圈的使用也会重新启动，可见表1，因此这种驯化行为存在悖论。
(二) 信息焦虑与学业焦虑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海量信息的时代，朋友圈里每分每秒可能都充斥着新的信息与资讯，涵盖了学习、八卦、工作等各类主题。每当看到小红点亮起，更不断刺激使用者去刷朋友圈的动态。访谈的20名研究生都一致表示，不管他们是否为全日制研究生，他们普遍每天都保持至少一小时的朋友圈浏览时间，会利用各种碎片以及休息时间去频繁地查看信息，基本上不会错过朋友圈中“好友”的任何动态更新。非全日制受访者江同学表示：“我总是忍不住想去翻一翻，就像有强迫症一样，希望把所有的朋友圈都批阅完，不然总觉得自己会错过什么。看完了就舒服了，但是有时候又会感觉特别很无聊，看完之后好像知道了很多，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获得。”另一位全日制陈同学则坦言：“每次学习的时候，中途总想翻翻手机看看朋友圈，看着别人去哪玩了，分享了什么收获，内心又羡慕又焦虑，然后刷完了之后又发现自己还有好多作业要完成。”见表1。
不难看出，过度消耗时间与精力的漫无目标的社交行为使研究生意识到自己正被朋友圈所束缚，浪费了大量时间关注各种各样的人、浏览着各种与自己无关的信息，于是他们开始有意的去消除自己的可见性，例如选择设置“不看他”或“不让他看”。通过这种方式去调整自己的可见度，减少焦虑感。见表1受访者王同学表示：“我的朋友圈有很多微商每天发非常多的朋友圈，但是在我无意购买的时候，这些内容就会很影响我，所以我会设置成‘不看他’来消除此类信息出现，当我有需求的时候我再主动点进他们的朋友圈进行浏览。”受访者谢同学则表示：“我的朋友圈里大家都会倾向于分享自己的快乐，有时候我看着以前本科的同学已经工作，可是我还在忧虑论文写不写得出来，未来一片迷茫。”
(三) 监视型社交下的隐私边界感
从申请了微信账号那刻起，它便搭建起了用户们进行自我展演的舞台，当用户发布了第一条讯息，便是开辟了一条可被他者凝视的窗口。这种凝视在数字化进程中逐渐成为了一种监视行为，胡泳老师曾提到：“在互动过程中，主体之间相互收集信息。随着社交媒体的标准化和社交信息的数字化，这种监视实践得到了加强，导致了社交媒体用户的自我管理和指导。监视内化于主体的日常实践中，从而将我们从敞视监狱带往全视监狱，无法知道在任意时间内我们看到谁，谁在观看我们——这是一个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陌生人仔细检查的对象的世界”(胡泳，2023) [11] 。
在监视型社交中，监视的目的和方式是难以把控的。受访者王同学就认为在朋友圈中被别人翻看朋友圈会带来一种不踏实感和被冒犯感，“以前我有一些早期的伤感朋友圈发言或者是一些不符合现在审美的照片，有一些人会一直去翻看，然后有可能还会从我的朋友圈中找出来发给我，我感觉就有一种自己的老底被揭出来的感觉，很不舒服。”非全日制受访者李同学也表示“我知道别人会通过朋友圈来建立对我的印象，所以我会去刻意的塑造朋友圈形象，但同时对于一些敏感的内容我会做一些打码的处理，但朋友圈毕竟人多眼杂且我需要平衡好工作社交和学校生活，久而久之感觉还是关闭朋友圈最安全。”但值得反思的是，学者董辰宇提到：“当监视以一种流动性的状态在现代社会中蔓延时，便引发了一系列看似矛盾的社会现象——社交媒体用户一边诅咒监视者，一边充当监视者；一边担忧自己的隐私遭到泄露，一边却又在默许让渡属于自己的部分隐私” [12] 。所以人们常常一边删除一边发布，一边监视他人而又一边被他人监视。
但随着人们对监视型社交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的隐私权益。为了防止被有心之人利用，导致诸如诈骗、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因此人们开始重视保护隐私，如设置隐私权限、谨慎发布内容、使用加密工具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个人隐私泄漏的风险。
6. 结语
数字时代，每个人的自我呈现已经从“表演”走向“展览”，而微信朋友圈正是人们布展的沃土。每个人都在这片沃土之上一边布展又一边撤展。这种撤展般的自我消除行为在这中间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自我消除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呈现策略，只不过以一种相反的方式。在接受访谈的20名对象中，18名同学都曾定期对自己朋友圈的“数字痕迹”进行过自我消除行为，如用户分组、删除发布内容、修改可见性(三天可见、一个月可见、半年可见)等。而相比消除行为，参与访谈的9位非全日制研究生因设计工作环境与学习生活环境相交织的情境，大多选择长期关停朋友圈或仅用来转发一些工作资讯和学界学术成果等。因此，可通过对20名受访者进行的半结构式访谈得出大致结论：研究生群体朋友圈的自我消除行为主要是因为社交倦怠感增强、信息焦虑与学业焦虑以及监视型社交下的隐私边界感三方面缘由引发。
基于此，未来可从两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不管是学校还是家庭，都应对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健康保持关怀，切莫施加不必要的压力，理解其面临的课业以及就业压力，多与其保持沟通，了解他们的心理需求，帮助其舒缓压力。第二，研究生群体自身可以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如学术研讨会、社团活动、志愿者活动等，扩大社交圈，减少对朋友圈的依赖。同时保持良好作息习惯，合理安排学习和休息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考研并非易事，每一位上岸者都应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要过分关注他人的看法和评价，无需妄自菲薄。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第一，囿于能力和滚雪球抽样手段的局限，研究对象大多都是城市人群且样本量较少，其次是样本量较少，研究的分析和结论的得出均依赖于对20名研究生的半结构式访谈。研究中各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以及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未来研究需要发展更丰富多元的研究样本，考虑年龄和阶层等因素对自我消除行为的影响。第二访谈设计未注意男女生比例问题，且专业覆盖面不够，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可能在消除行为上有所差异；第三，个人自我报告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半结构化访谈涉及到了访谈对象的回忆和主观想象，同时研究对象跟研究者在现实世界里是熟人，或者经由熟人介绍而认识，一些人情成分等使得研究资料的主观性很难避免，未来研究需要避免这一陷阱，采用多方验证和交叉验证，搜集更为中立的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