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战略文化的现实影响力
Impact of Confucianism Strategic Culture
DOI: 10.12677/cnc.2024.122050, PDF, HTML, XML, 下载: 128  浏览: 213 
作者: 王泳树:武汉大学国学院,湖北 武汉;杜 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关键词: 儒学国际关系战略文化Confucian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rategic Culture
摘要: 在对古代东亚区域秩序的研究中,儒家战略文化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与挑战。通过检视其历史实践发现,儒家战略文化塑造的王道政治为古代王朝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对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具有软性约束力。儒家战略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内化作用,在和谐共生的体系下维护了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儒家战略文化以差序格局理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构建注重角色伦理的天下秩序。儒家战略文化具备现实的战略影响力,并且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提供了思想资源。
Abstract: The realistic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strategic culture was questioned and challenged by past research on ancient East Asia. Inspecting its historical practice, it supplied legality for Imperial China by benevolent governance and constrained militant foreign policies. Confucianism’s strategic culture created a mutualism system to protect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regional order because surrounding countries had been absorbed into the cultural system. It interprete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y the differential model of association and molded the role of ethics in the world. In this way, it showed its realistic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nourished the theory of strategic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文章引用:王泳树, 杜进. 儒家战略文化的现实影响力[J]. 国学, 2024, 12(2): 308-313.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4.122050

1. 引言

古代中国与周边其他政权形成了独特的交往模式与区域秩序,被称为朝贡体系 [1] 、册封体制 [2] 、天下体系 [3] 或华夷秩序 [4] 。与此伴生的儒家战略文化是传统中国战略行为与战略决策的历史文化情境与潜在观念意识 [5] 。然而,一种对儒家战略文化的挑战认为,在中国古代的战略文化中,权力政治胜于孔孟之道,中国古代的战略文化更符合“备战范式”而非“孔孟范式” [6] 。另一种声音认为,所谓儒家战略文化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秩序”或“正史中的优越感神话” [1] ,而缺乏现实效用。譬如王贞平认为,亚洲存在多极化的区域秩序,各种中心主义思想并存 [7] 。又如欧文·拉铁摩尔认为游牧政权才是朝贡体系的主导者与获利者 [8] 。

对此,本文将从内部效用、外部效用和双边关系三个角度论证儒家战略文化的现实影响力,通过挖掘儒家战略文化提升古代东亚区域秩序的理论解释力,并为当代中国外交理论的发展提供借鉴。

2. 王道政治:儒家战略文化的内部效用

内政与外交是有机统一的,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同时影响着外交政策的制定 [9] 。长期以来,对儒家战略文化的关注多聚焦于外交层面,而忽略了其发挥的内部效用。儒家战略文化作为儒家经世之学的一部分,对国家内政亦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

华夷观念是儒家战略文化的基本原理 [10] ,也是王朝合法性建构的重要资源。《礼记·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 [11] 为此,中原王朝往往标举其“华夏”的身份,以彰显其正统性与合法性,而对“华夷关系”的声明和处理在一定程度上为此服务。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发布檄文,其中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 [12] 《谕中原檄》声张了朱元璋统一全国的正统性,并在明代受到士人的推崇 [13] 。洪武十二年(1379年),敕命修撰的《春秋本末》成书,“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统;次鲁公之年,以仍旧文;列国则先晋、齐而后楚、吴,所以内中国而外夷狄也。” [12] 借由“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彰显明朝“恢复中华”的正统性地位。明清鼎革之后,清朝统治者宣扬其华夏正统的地位,着手建立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王朝意识,奠定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雏形 [14] 。从“尊王攘夷”到“王者无外”,华夷观念的发展、更新为中国古代王朝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三代之治中四夷宾服的历史典范也使得后世君主利用外交活动营造圣王的政治形象。在古代中国,皇权是卡里斯玛权威与传统权威的混合形式 [15] 。这样的权力合法性来源要求皇帝昭垂德政,自比于儒家经典中的圣王形象,从而维系“天子”这一政治形象的魅力。在先秦时期的经典中,圣王形象的重要内容便是怀柔远人、天下归心、四夷宾服。《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11] 《礼记·中庸》云:“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11] 儒家文化影响深远,这使得后世帝王力图展现柔抚招远的外交形象,塑造明君圣主的政治形象,从而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永乐十六年(1416年),明成祖封柯枝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亲制碑文曰:“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盖闻风而慕化者,非一所也。” [12] 朱棣将柯枝等国的朝贡活动比于上古圣王之治下四夷的宾服,从而衬托自己的圣明。永乐十八年(1418年),明朝重新厘定宴飨乐舞,《平定天下舞曲》云:“圣主过尧、舜、禹、汤,立五常三纲。八蛮进贡朝今上,顿首诚惶。朝中宰相,燮理阴阳。五谷收成,万民欢畅。贺吾皇,齐赞扬,万国来降。” [16] 乐章借由万国来朝之景旌表明朝皇帝功德盖世、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勾勒出富有魅力的圣主形象。永乐朝外交活动的繁盛与朱棣试图借此宣示其称帝的合法性不无关系 [17] ,而这正反映出儒家战略文化影响下外交活动对君主政治形象的塑造与书写作用。反之,如若君主不能有效对周边政权施加影响,则会有损皇帝的权威,甚至动摇国内的政局 [1] 。

儒家战略文化形成了对暴政的软性约束。儒家战略文化以史为鉴,反对以霸道征服周边政权,主张以国家实力、道义水平和文化礼仪构建周边政治影响力,在决策形成过程中具有充分的影响力。《盐铁论》记曰:“秦所以亡者,以外备胡、越而内亡其政也。夫用军于外,政败于内,备为所患,增主所忧。” [18] 《贞观政要》云:“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圣王知其然也,或振旅薄伐,势不穷极,或和亲修好,意在羁縻,历代经营,斯为良策” [20] ,并将秦始皇和汉武帝的边疆战略视作反面例证。儒家战略文化保持了主导性与常态性,“修文德以来之”和“羁縻不绝”是其对外政策的主要主张,而其对立面则往往受到强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 [21] 。

在儒家战略文化的塑造下,王朝的内部合法性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合法性息息相关。按照儒家理想施行“仁政”与“王道”,有利于塑造王朝的合法性依据,提升君主的政治想象魅力,在决策过程中限制君主采取穷兵黩武的霸道政策,从而维系中央王朝对内对外的合法性水平 [22] 。以此观之,儒家战略文化具有切实的内部效用。

3. 朝贡体系:儒家战略文化的外部效用

儒家战略文化起源于中国,却参与建构了古代东亚地区的区域秩序。这套秩序始于西汉,终于甲午战争,历时两千余年,其间东亚地区的权力格局几经重组。这也使得一些学者对儒家战略文化的实际外部效用产生了质疑,其一在于中国并不总是保持其唯一的领导者地位,其二在于中国统治者在对外战略中更偏好权力政治而非其宣扬的孔孟之道。

儒家战略文化意在构建有序共生的多边格局 [23] 而非单极世界。儒家战略文化导源于周朝建政的历史实践。周朝在“以小治大”、“以一治众”的情形下开创出了天下体系的政治世界 [3] 。《管子·霸言》云:“四封之内,以正使之。诸侯之会,以权致之。” [24] 在不具备绝对实力优势的情况下,如若采取灵活变通的合宜之计来处理外部权力关系,最终也能实现“创制天下”的目的。儒家战略文化的意义恰恰是运用德教、礼乐等软实力在多极趋势之下增强自身的领导力,维持,并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

而亚洲其他国家的中心主义思想正能折射出其对于华夷秩序和天下思想的认可、吸收与内化。朝鲜、越南孕育了独特的“小中华思想”。越南燕行使吴时任的诗文颇能诠释这一文化心态。“堂堂朱夫子,贤言甚推透。盛称西南番,文字多高手。必有开其先,不独中国右。廓然融我心,归吾语我友。幸哉生南邦,俨然佩绅绶。勿谓我不华,越裳有黄耇。” [25] 俨然以朱子学和华夏衣冠自认为“华”,对清朝颇有微词 [26] 。古代日本已经开始使用“华夷”和“天下”等概念看待自身和周边世界 [27] ,而近代日本的战略扩张则表明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衍生性 [28] 。日本意图重整以自身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但以武威主义取代王道政治,最终给自身和邻国带来深重灾难。建构主义指出,文化与观念结构对国家行为和国际社会形态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 [29] 。亚洲诸国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秩序构想显示出儒家战略文化对其参与者的有效形塑和深远影响。

儒家战略文化在实践中表现为积极防御与战略克制。第三代战略文化研究者江忆恩就通过分析明朝与蒙古的安全问题,指出中国古代的战略文化更符合“备战范式”而非“孔孟范式” [6] 。然而这样的解读误将局部的战略决策扩大化为普遍的战略偏好。以江忆恩所举的明朝为例,明太祖列十五“不征之国”,对明朝的对外战略进行了约束 [30] 。明朝在海洋战略中通过海外山川祭祀和奉祀镇山等礼仪活动彰显明朝皇帝统御海内、招抚四方的天子形象,贯彻儒家式的战略思想 [17] 。明朝与朝鲜和睦友好的宗藩关系堪称儒家战略文化的典范,“尊周思明”是朝鲜王朝后期的独特意识 [31] 。在宗藩关系之下,顺天府成为朝鲜、琉球等国友好交往的外交中心 [32] 。整体而言,中国的战略文化表现出低暴力的特征 [33] 。

对中国古代正统王朝战争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具有克制的战略倾向和非进攻性色彩 [33] 。强盛的中原王朝能够运用其实力维护虽有差等但和平有序的区域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中国与周边政权陷入威胁与反威胁的权力政治逻辑。儒家战略文化主导的区域秩序在理念和实践上都具备维护东亚地区稳定与和平的作用 [34] 。修昔底德在总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教训时认为:“但这场战争未明言的真正原因,我相信是雅典势力的不断壮大,引起拉克代蒙人的恐惧,从而迫使后者开战。” [35] 而儒家战略文化为区域秩序提供了另一种理论想象和实践空间,在东亚地区的历史中显现出积极的外部效用。

4. 双边关系:儒家战略文化中的差序格局

对国际社会的认识和有关对手性质的判断是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采纳了“自然状态”的比喻,借由思想实验中没有国家存在时的个人生存状态 [36] ,引申出国际政治的存在恰恰基于不存在全球性的主权政府 [37] 。霍布斯、洛克与康德的哲学思考分别对应于冲突、竞争与合作三种双边关系 [38] 。这一理论基础也得到了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支持 [39] 。但是,儒家战略文化的理论预设与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为不同,其在差序格局与天下秩序的设想下力图实现另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儒家战略文化是以差序格局看待国际社会的。费孝通认为,儒家社会中的人伦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呈同心圆推扩出去的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 [40] 。差序格局亦符合中国古人审视自身与世界的眼光。《尚书》《周礼》《国语》等先秦典籍中所记载的畿服制度,便是以帝都为中心经略世界,各服随远近不同,职贡亦有不同。北宋泰山学派开创者石介认为:“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41] 在这一理想秩序之内,天子居于天下的中心,直接统辖中国,同时与位居四方的外藩建立远近亲疏有别的双边关系。在差序格局之下,天子虽然代表着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现实中的普天王权 [1] ,但他直接施政的范围只有中国,各个外藩的君长在内政上保持自行其是 [10] ,只需遵循与天子之间的礼仪秩序。

在理想的差序格局当中,没有绝对二分的自我与他者,只有远近亲疏程度的差别。现实主义关注国际权力结构对双边关系产生的影响,极化与均势是权力结构不断重组的结果 [42] 。然而,按照儒家战略文化,决定双边关系的是身份所带来的角色伦理 [43] 。在这一战略文化体系中,国家并不是完全追逐权势利益的理性行为体或“政治人” [44] ,而是依据其与中心的距离被赋予了不同的角色;物质实力的不对称并不会引发占据霸权地位的排他性竞争 [45] ,而是使双方担负起不同的行为期待。《左传》云:“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 [11] 孟子言曰:“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11] “事大”与“字小”反映出儒家战略文化为体系内参与者提供了关于行为规则与角色期待的共享知识。

儒家战略文化并不认为非均势会带来体系结构压力,相反,强盛有力的中央王朝是维系天下秩序的重要支撑。董仲舒《春秋繁露》云:“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 [46] 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天子领受天命,依托其直接统辖的王畿之地实现协和万邦、统领天下的使命,最终形成“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的秩序格局。这种发轫于传统人伦关系的差序格局与天下秩序将国际社会视作整全的伦理共同体,而所谓“中国”,并非近代式列国体系中的一员,而是需要承担起维系区域秩序、推广文明教化的大国责任。

5. 结论

国家战略深刻反映了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与哲学传统 [47] 。文化作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对国家行为和国际社会形态具有深刻的形塑能力 [29] 。儒家战略文化将“天下”作为理解世界政治的基本理念,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内外部都产生了深远的现实影响,而非一些学者所言的“象征性的礼仪秩序”或“正史中的优越感神话” [1] 。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与历史实践为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外交事业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资源。在当今国际关系领域的中国学派当中,“道义现实主义”流派借鉴儒家战略文化中的“王霸之辨”,主张以道义增加崛起国的国际政治动员力,建立由“王权”主导的国际秩序 [48] ;“过程建构主义”流派提取儒家战略文化中国家间的伦理关系因素,将“关系性”植入国际关系理论 [49] ;“上海学派”由儒家战略文化提炼出新的中国式世界主义,倡导和谐共生的国际关系 [50] 。由此见得,儒家战略文化仍将继续发挥它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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