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卷入”到“能融入”：数字时代老年人社会交往因素研究

From “Being Involved” to “Being Able to Integrate”: A Study on Social Communication Factors of Elderly People in the Digital Era

摘要: 互联网发展为人们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其红利并未遍及我国老年群体，年龄层面的数字鸿沟日益凸显，加快老年人数字融入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21年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影响，并对不同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以及具体作用机理的探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我国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老年人年龄、性别、户籍、政治面貌等均对其社会交往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女性老年人上网对其社交活动的积极作用要明显大于年长男性；居住在城镇地区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对其社会交往所产生的激励效应要显著高于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此外，与朋友频繁聚会会强化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的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研究，对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化时代进行了讨论，建议通过加强网络环境安全，关注老年人需求，提升老年人数字信息素养，提高互联网使用在老年人群中的普及度等方面共同为老年人保驾护航，让互联网技术助力老年人生活福祉的提高。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brought great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ves, but its dividends have not spread to the elderly in China. The digital gap at the age level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ccelerate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21, this paper uses the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social interaction of the elderly, and analyze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by different elderly groups and discusses the specific mechanism. The study found that Internet us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ocial interaction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the control variables, such as age, gender, registered residence, and political outlook of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ternet use on social activities among elderly women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older men;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Internet use on social interaction of the elderly living in urban area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elderly living in rural areas. In addition, frequent gatherings with friends will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social interaction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findings, we discussed how to help the elderly integrate into the digital era.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jointly protect the elderly by strengthening the security of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improving their digital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improving the popularity of Internet use among the elderly, so that Internet technology can help improve their living well-being.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以来，在习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引领下，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互联网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网络大国正在向网络强国阔步迈进。如今，互联网不仅是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成为老年人生活娱乐的重要手段。根据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经达到了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75.6%，其中60岁及以上的网民比例为14.3% [1] ，达到了20~29岁年轻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互联网正在向中老年人群渗透。为了积极应对老龄化，让老年人更快适应信息技术化时代，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了面向互联网的“无障碍”专项行动，并制定了10多个适老化标准规范。

近年来，已有很多围绕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相关研究，然而，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网络使用与老年人健康、老年人幸福感等方面的内在联系上 [2] [3] ，而对于老年人上网对社交行为的作用及作用机理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老年人社会交往不仅是老年人减少孤独感的重要途径，更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和老年人人力资本的挖掘。在数字信息时代，互联网使用对老年群体的社交行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互联网通过降低沟通成本增加了其社会交往频率。例如通过适度使用短视频从而提升中老年人家庭活动和社区活动参与度，进一步推动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频率 [4] 。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可能减少了老年人在场空间的人际互动，过多使用互联网给老年人带来消极影响，甚至可能降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5] 。无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交往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后果，社会各界仍需从老年人切实的关注点出发，持续帮助老年人提升数字技能和网络素养。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老年人为中心，使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时代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影响因素并探究其中的作用机理，以及不同特征老年群体的差异化。

2. 老年人用网与社交娱乐情况

2020年以后，中国的60后正式跨入老年人行列，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亲身经历了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和文化繁荣，因而即使步入老年，也不只满足于基本照料，更追求精神的慰藉。如图1所示，老年群体的社交娱乐方式不再以传统的聚会交流方式为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学电脑或上网作为社交娱乐方式。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以及互联网的持续普及，老年网民规模保持增长态势，且从2020年开始占比陡升。虽然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普及率还相对较低，但适老化改造对于“数字鸿沟”的进一步弥合起到了助推作用。

Figure 1.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people using the internet and the main social entertainment methods

图1. 老年人用网占比变化及主要社交娱乐方式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21年数据。CGSS2021调查范围覆盖中国大陆的省级行政区，通过连续性截面调查，系统、全面地收集了来自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在剔除缺失值严重和不符合条件的样本后，共获得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样本4621人。

3.2.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社会交往，社交属性作为互联网最基本、最重要的属性，最大优势在于借助虚拟的人际交往平台，突破时空的限制，实现多样、灵活、全面的互动联系 [6] 。因此，本研究以问卷中“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在您的空闲时间进行社交/串门？”构建社会交往的虚拟变量。将“从不”操作化为“没有”，赋值为0；将“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操作化为“有”，赋值为1。

2、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互联网使用”，依据“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的使用情况是”，将“从不”操作化为“没有”，赋值为0；将“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操作化为“有”，赋值为1。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使用“闲暇时间上网”作为替换的核心解释变量，依据的问题是“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上网)”。

3、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

借鉴以往有关中国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研究，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户籍、政治面貌体现的是老年人的个体特征，且根据WHO老年期的年龄划分标准，老年人为60岁以上人口。另外，受教育水平分为未接受过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通过个人特征的不同观察此研究异质性，了解不同个体特征下，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对其社会交往的影响。选择是否有单独地使用手机这一变量，可以展现老年人近期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 [7] 。选择空闲时休息放松的频率和学习充电的频率变量可以从侧面反映老年人平时的生活情况，由于老年人日常空闲时间较多，因此会有充足的社交以及参与互联网活动的时间。调节变量选取与朋友聚会频率，由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相对过于孤独，因此通过与朋友聚会频率这一变量既可以观察其社会交往的情况又可以了解与朋友聚会和使用互联网对老年人社会交往双重作用的影响程度。

Table 1.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various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

4、模型设定

由于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社会交往为二值分类变量，使用Probit模型具体考察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影响。基准模型设定为：

$P\left({\text{Communication}}_{\text{i}}=1|\text{Internet},X\right)=\gamma \left({\beta }_0+{\beta }_1{\text{Internet}}_{\text{i}}+X_i\cdot \mu \right)$ (1)

公式(1)中的 ${\text{Communication}}_{\text{i}}$ 是老年人社会交往的二分类变量(0 = 不交往，1 = 交往)， $P\left({\text{Communication}}_{\text{i}}=1|\text{Internet},X\right)$ 表示第i个老年人社会交往为1的概率， $\gamma \left(x\right)$ 是标准正态的累积分布函数，自变量 ${\text{Internet}}_{\text{i}}$ 表示第i个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 ${\beta }_1$ 表示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其社会交往的影响， ${\beta }_0$ 为截距项， $X_i$ 表示控制变量向量， $\mu$ 为控制变量系数向量，表示控制变量变化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影响。

另外，受教育水平更高的老年人可能在信息技术使用方面学习得更快，运用得更快，从而会经常使用互联网；对互联网有兴趣的老人可能会使用互联网频繁，没有兴趣的老人可能会参与其他的娱乐活动或者进行社交活动；有可单独使用手机的老年人可能参与社会交往活动的频率会多于无可单独使用手机的老年人。网络的使用与老年群体的社交行为有一定的偏好性。由于老人上网与否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状况，而不是随意的。利用空闲时间是否上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老年人的每日网络使用状况，所以我们将休闲网络的使用状况作为替代变量，对其稳定性进行了检验。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互联网的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影响

表2表示数字时代老年人社会交往影响因素的Probit模型结果。模型1中仅纳入了核心解释变量“是否使用互联网”。结果显示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比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的社会交往概率提高了24.9%。模型2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的概率提高了28.9%。互联网使用提高了老年人社会交往的概率可能在于：一方面，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强他们与家人、朋友的联系，缓解其孤独感。另一方面，互联网的使用让老年人有更便捷的途径获得大量信息，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社交媒体结识更多志趣相投的人，扩大其社交网络，并且老年人可以和年轻人一样通过社交平台交流和分享他们的生活，进而增强了他们的幸福感。

Table 2. Probit model of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social interaction of the elderly (N = 4621)

表2.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交往影响的Probit模型(N = 462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数字时代，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会促进他们的社会交往概率，其中，年龄、户口、性别等均与老年人社会交往存在显著关系。老年人每增长1岁平均使其社会交往概率降低11.3%，这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在衰老的过程中，身体的功能会发生一些退化，从而导致他的认知、运动等方面功能的下降。所以让老年人迅速融入数字时代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他们的社交网络也无法进一步扩大，社交的频率也会有所下降。相对于年龄高的老年人，年龄较低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方面较好，对于互联网的使用学习能力更好，可以更快地接受新事物，促使他们通过网络了解更多的信息，认识更多的朋友。在政治面貌方面，党员社会交往的概率高于非党员，这可能是因为党员常参加很多有关维护党团结统一的活动，通过相关活动加深了党员之间的合作互动。在设备方面，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8%。若老年人有属于自己的手机，其参加社会交往的概率比没有手机的老年人参与社交的概率高。所以，老年人拥有自己的手机，不仅触网增进了代际沟通，更结交了更多新朋友，有助于构建和谐家庭关系，提升老人生活幸福度。若老年人休息放松的频率低，那么他们社交的概率提高11.8%，但老年人经常学习充电与其社会交往则不相关。另外，受教育水平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影响不显著。

4.2. 稳健性检验

由于有无空闲时间上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老年人的每日网络使用状况，所以我们将空闲时间网络使用状况作为替代变量来进行稳定性检验，得到了表3。可以看出，闲暇时间上网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替换变量后的结论与之前结果一致，本文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N = 4621)

表3. 稳健性检验(N = 4621)

注：^* p < 0.05，^**p < 0.01，^***p < 0.001。

4.3. 异质性分析

在之前的分析中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社会交往水平，但是不同群体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不同，进而他们参与社会交往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表4和表5显示，网络使用对老年群体的社交行为具有异质性，即不同性别、不同户籍等因素的差异。

表4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和男性老年人社会交往均产生大致相当地显著的正面影响，分别会提高

Table 4. Grouping Probit regress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elderly people

表4. 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分组Probit回归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5. Grouped Probit regress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gistered residence elderly

表5. 城镇和农村户籍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分组Probit回归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女性和男性老年人31.3%、27.5%的社会交往概率，有研究发现，源于性别特征差异的互联网使用偏好提升了女性的效用满足，对缓解性别不平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8] 。另外，年龄对男性老年人社会交往的负面影响却相对并不显著，但女性老年人则相反且户籍为农村的女性老年人参与社会交往的概率比男性老年人更高。其次，在政治面貌方面，仅对男性老年人的社会交往产生显著正面影响。随着社会发展，女性的地位和权力不断得到提升和保障，这不仅体现在她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扩大，而且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尊严也迅速提高 [9] 。但对女性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受出生性别比、女性对政治参与的观念等影响 [10] ，相较于男性老年人，本研究中女性老年人政治面貌为党员的较少，且女性受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文化程度等的影响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不如男性强烈 [11] 。

表5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参与社会交往的影响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概率高于农村。在控制变量中，年龄每增长一岁使得农村老年人社会交往的概率降低9%，农村老年人休息放松频率越高，社会交往概率越低，但这两个方面都对城镇老年人社会交往没有显著边际效应。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受居住环境的影响，城市老人更容易享受优质的居住环境，比如舒适的房屋、便利的交通和配套设施等，可以与同龄人一起参加社区活动、养老院活动等。而农村老人则通常居住在比较简陋的房屋里，交通和配套设施也相对较为欠缺。此外，农村老人由于家庭结构的特点，往往与子女一起居住，在社会交往方面通常需要更多的自发性和主动性 [12] 。另一方面可能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城市老人的经济收入通常会更高一些，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退休金、养老金等方式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以此可以通过参加一些娱乐活动、旅游等方式结识更多的人。而农村老人的经济来源相对较为单一，主要依靠子女的供养或者农村的养老保险，他们更多地局限于与邻居社交。在政治面貌方面，在农村是党员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对其社会交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城镇是党员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对其社会交往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乡村振兴、农村党员队伍建设等促使农村老年人社会交往比较活跃 [13] [14] 。

4.4. 机制分析

表6呈现了与朋友聚会频率变量与互联网使用变量的交互效应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影响。在模型4中，与朋友聚会频率提高则老年人社会交往的概率会降低。模型5中的交互项“互联网使用 × 与朋友聚会频率”的边际效应为0.113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且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与朋友聚会频率的提升，互联网的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的正面影响会被强化。其原因可能在于通过互联网交往能够使老年人获得更多的物质、信息和情感交流，有利于亲密人际关系和加强社会联结，增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影响。

Table 6.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internet use and party frequency on social interaction of the elderly

表6. 互联网使用和聚会频率的交互效应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影响

注：^*p < 0.05，^**p < 0.01，^***p < 0.001。

Figure 2.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social interaction of elderly people who meet with friends at different frequencies

图2. 不同频率下与朋友聚会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对其社会交往的影响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对我国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本研究从另一个理解维度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的概率，且控制变量中的老年人年龄、性别、户籍和政治面貌均对其社会交往产生显著影响。互联网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际交往，激活了老年人的社会融入意愿，缓解了老年人的抑郁倾向，进一步推动老年人融入数字化的时代。

第二， 对于不同性别老年群体，研究发现，与男性老年人相比，年龄是影响数字时代女性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而城镇户口对于数字时代男性老年人社会交往可以产生积极作用。但在不同户籍老年群体中，互联网的使用对其社会交往产生大致相当的正向影响。

第三， 由于近年来乡村振兴、农村党员队伍建设等促使农村老年人社会交往比较活跃，因此农村的党员老年人在数字化的社会能更好地利用互联网促进社会交往活动。社会交往在不同性别、不同户籍老年群体中的异质性影响提示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群体之间的分化程度逐步增强，不同老年群体对于使用互联网的具体方式亦有着独特的主体选择性，因此互联网的使用对社会交往的具体影响路径和后果很可能有所不同 [15] 。

第四， 机制分析结果显示频繁与朋友聚会能够增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的积极作用。线下社交与线上社交结合丰富老年人日常生活，增进中老年人社会融合与社会参与，提升老年人福祉。

5.2. 讨论

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互联网不仅深刻地改变了青少年和中年群体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渗透到了老年群体的方方面面。基于此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在国家大力推动智慧养老和“互联网+”养老的背景下，必须确保老年人畅通上网途径，不能让互联网的发展将老年人隔离在外。全社会应共同努力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和互联网歧视问题。同时，加强网络环境安全建设，坚决打击网络谣言和诈骗行为，为老年群体提供安全、健康、便利、友好的网络参与环境。

第二，互联网平台需真切关注老年人需求，让老年人学习健康知识，增强预防能力，进而减轻疾病负担。此外，提供专属教育内容，挖掘老年人人力资本，提升自我能力，实现再社会化和积极老龄化，增强老年人存在感、获得感。

第三，强化老年人的数字信息素养。提升老年信息素养和数字技能，增强他们在互联网中获取和判断信息的能力，从而降低网络风险。通过建立覆盖各年龄和生命周期的信息技术教育体系，借助养老服务机构和老年大学等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丰富的数字技能培训。同时，发挥家庭的数字反哺作用，让年轻一代持续帮助老年群体提升信息素养和数字技能。

第四，提升农村和中高龄老年人群体的互联网普及。一方面，拓展互联网在农村和偏远贫困地区的覆盖；另一方面，通过知识讲座、志愿者入户和家人辅导等方式，加大对这两群体的互联网培训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