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梁启超自幼跟随其祖父与父亲认字读书，少年时期即开始阅读学习中国传统史书，梁在《三十自述》中说：“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 [1] ，熟悉传统史书为梁启超日后的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梁启超结识康有为后受康之思想影响，梁启超逐渐走上了批判传统学术、学习西方新学的道路。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吸收外国史学思想和对传统史学的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发表《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两篇长文，揭开了中国“史界革命”的序幕。
2. 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史学是我国古代的重要学科，梁启超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2] ，梁启超高度重视历史学的价值，认为历史学是“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 [2]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固然发达，“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 [2] ，然而其中大多数史家都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 [2] ，传统史家“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2] 。梁启超深刻的批判旧史学有“四弊二病三恶果”，四弊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 [2] ，梁启超深刻的批判传统史学只是为帝王将相、杰出人物做个人传记，未能翔实的记述国民的社会生活，历史书写的对象应当是全体国民，而不仅仅是记述帝王将相的重大事件和宫廷生活，梁启超对历史书写对象应当扩大到全体国民的观点大大丰富了史家对史学的书写对象的认识，对其后中国史学界逐步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梁启超批判旧史学具有“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2] ，传统史家记载的大抵都是“邻家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人脑之价值者” [2] ，传统的官方史学著作仅停留在简单的叙述历史事件，对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的深层意义没有完整的论述，难以使读史者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而杂史、传记等民间史家的著作则记载民间风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故吾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皆由无一善别裁之良史故也” [2] ，缺少能够别出心裁的良史导致我国历史学知识不能普及到普通民众。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2] ，梁启超尖刻的批评传统史家因袭者甚多，“细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用之才者惟六人” [2] ，除太史公、杜君卿、郑渔仲、司马温公、袁枢、黄梨洲外，其余史家均是“公等碌碌，因人成事”，不具备创用之才，不能写出“有深意存焉”的历史著作，“《史记》以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 [2] ，传统史学缺乏创新，史籍虽然数量众多但大部分是模仿因袭。梁启超批判旧史家的眼光总是停留在一处，“或局于一地，或局于一时代”，史学家应把眼光放在全世界，把中国历史置身于世界历史中，考察二者的联系。
梁启超指出，上述六种弊病对读者造成三种恶果，“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 [2] 。史学著作浩如烟海，若无敏锐的眼光和高度的学识，难以对史书的优劣作出区分，即便尽读全史，也不足以激励人们的爱国之心，团结国家全体民众的力量以应对现实的困境。历经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的晚清社会矛盾尖锐，社会现实对梁启超的思想造成了重大影响，他高度重视史学的实用性，认为“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 [2] ，强调史学需要能够激励群众的力量以应对社会的困境，改变屈辱落后的国家现状，显然，梁启超在撰写《新史学》时高度重视史学的实际功用价值，新史学思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具有深刻的联系。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批判“君史”，倡导“民史”，认为历史不应该只为统治阶层服务，而应为国民服务，历史著作不应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应该成为教育国民、开启民智、激励群力的工具，梁启超强调史学的实用价值，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是希望从史界革命为社会制度变革提供理论依据。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评迅速得到时人的响应，《新史学》仍在连载时即很快得到学者附和，如马君武即称“吾中国尘尘四千年乃有朝廷而无国，有君谱而无历史” [3] ，陈黻宸称“我中国之无史久矣” [4] ，足见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评符合清末对历史学科变革发展的时代需求，能够获得同时代学人的认同。
3. 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史界革命”的主张，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进化论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史学现代化开始。
3.1. 史学应关注全体民众
在对传统旧史学批判的基础上，梁启超呼吁“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梁启超的新史学迥异于封建传统史学，他打破了传统史学以君史为核心的叙事结构，倡导以民众为主体的历史。史学不应只是为封建帝王提供服务，应当叙述国家兴衰，激发民众的爱国精神，让全体民众了解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变化，提高全体民众的思想觉悟，激励国民投身民族救亡运动中。梁启超认为新史学应当承担弘扬爱国思想、民族意识，提高民族自尊心的责任，从而拯救国家的危难。
3.2. 史学应研究客观规律
受西方进化论思想影响，梁启超认为“人群进化、级级相嬗，壁如流水，前波后波，相续不断，故进步无止境” [2] ，将进化论的观点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5] ，“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 [2] ，主张历史应展现人群进化，探究客观规律。在《中国史叙论》中，他明确指出新史学不仅应该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如实的记述下来，而且还必须说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及其前因后果，要能够体现出全体人类的发展。梁启超把宇宙间的现象分为两种，一种是循环现象，一种是进化现象。梁启超认为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过程，历史著作的书写应在叙述人群进化中寻求公理公例，即史学家应当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探索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探究不同的历史事件背后蕴含的相同的因素，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在传统史学观念中，历史处于治乱循环中，梁启超则突破循环论的窠臼，认为历史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的顺序逐渐进化，近代社会正由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立宪制是中国社会未来的方向，显然梁启超的史界革命主张是与其鼓吹社会政治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相联系的，反映出梁启超的学术主张收到政治诉求的影响，亦或者说，学术主张服务于政治目的。
梁启超认为，历史事件是相互制约的，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环环相扣的关系，“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 [5] ，因此“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 [5] ，梁启超重视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提倡史学家应发掘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考查历史演变的规律。
3.3. 在世界历史中考察中国历史
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仅述本国耳，于吾国外之现象，非所知也” [2] ，而新史学应当将研究历史的眼光放置于全世界历史中，在《中国史叙论》他中指出：“故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 [2] ，梁启超对于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认为中国史必将在世界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将对世界未来产生重要影响，从今日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看，确如梁启超在百年前的预言。
梁启超认为中国民族演变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近世史即近代中国被迫融入世界的历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2] ，而国民立宪政体将取代君主专制，“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 [2]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过去的君主专制时代即将结束，中国将进入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新时代，则历史研究及史书的编撰也需适应新的时代需求。
4. 梁启超对史学方法论的认识
梁启超十分重视史学方法论的建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论著中详细阐述了新史学的方法论，在史料的搜集、鉴别、整理方面提出许多主张，对中国史学研究方法论作出了新的补充。
史料搜集方面，梁启超主张不仅要注意公认的文献和实物资料，同时要开阔视野，“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在“常人向来不认为史料”的事物中“寻觅出可贵之史料”；不仅要留心普通史料、抽象史料、正面史料和积极史料，还应留心特别史料、具体史料、反面史料和消极史料，除了利用现成史料，同时应当广泛比照各类散见的材料，搜寻旧史中失载或缺略之事实，以及为旧史家故意湮灭和错乱的史料。梁启超要求治史者“第一步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锐敏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 [5] ，“第二步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5] ，提升发现和利用史料的能力。在具体方法上，梁启超特别强调根据研究目的广泛搜集和积累“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之法，认为：“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同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 [5] 。
史料鉴别方面，梁启超作了明确的界定，“正误辨伪，是为鉴别” [5] ，梁启超强调对史料进行鉴别是极其复杂的工作，史学研究者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和精密的方法。对于具体的鉴别方法，从本国来说，要继承“前清乾嘉诸老严格的考证法”，从外国来说，要吸收“近代科学家之归纳研究法”，梁启超认为两种方法之间有相通性，史学研究要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则任研究若何大问题，其精神皆若是而已” [5] 。在史料的正误辨别方面，除了正面的考证外，还可以运用反证的方法。反证的材料不足时，又可以运用假说的方法，“以待后来之再审定”。针对同一个历史事件，若不同的史料出现相互矛盾之处，则要坚持“以最先近者为最可信”的原则，但原则只是大略的标准，在具体研究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考察，特别是要考察作者的史德、史识及其身处的历史环境，个人所处的地位，综合考量以决定取舍，方不至于陷于谬误。在辨伪方面，他提出了鉴别伪书的十二条标准和证明真书的六条标准，梁启超亦指出认为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也有伪事，不能对二者作出非此即彼的过度区分，需要研究者仔细琢磨。而“伪”与“误”又有所不同，梁启超将伪事分为七类，提出辨别伪事应采取的七种态度。他强调研究历史需要实事求是，只有正确的史料，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基础。
史料整理方面，梁启超极力提倡归纳研究法，他提倡“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 [5] 。首先，他强调史料整理要归纳比较，将同类或有关系的史料搜集起来相互比较，“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 [5] ，通过不同史料的对比归纳，可以取得新的进展。其次，他主张史料整理要会通联络，他强调：“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于变为碎件。纵的方面最注意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 [5] ，这种把史实置于整体关系和发展变化过程中加以综合分析的方法，已经包含了部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反映出梁启超在史料整理思想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科学性。
梁启超还重视跨学科融合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认为史学与其他学科皆有联系，不同学科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家“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 [2] ，“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 [2] ，史学研究者应扩大历史学的研究范围，采用跨学科的治史方法，推动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在改造中国旧史学的著作体例方面，梁启超认为史学写作时需要融会贯通，提倡把专门史和通史结合起来，在专门史的基础上开展通史写作，梁启超认为通史是最完备的著史方式，《中国史叙论》是其撰写中国通史的初步尝试。
5. 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评价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近代世界与中国交流与冲突的产物，受晚清社会现实影响，他采用西方的史学观点批判中国的传统史学，促成了传统史学的近代化。梁启超批判传统史学，扩大了历史的研究范围，为以后的史学发展指明了方向。新史学开启了史学建设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促进了史学向独立学科的转变。梁启超对以往的史学理论提出质疑，指出传统史学只有“史料”而没有“史”，对历史的概念进行界定，认为历史要考察全人类的进化发展，探寻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为读史者提供借鉴。新史学的学术贡献表现在史学方法论的革新，如史料的搜集鉴别，跨学科的治史方法。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并且推动了启蒙思想运动。梁启超将进化论的思想内涵引入到历史观中，将进化看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特征，从而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历史循环论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认同，近代以前中国的历史学家普遍认同历史循环论，梁启超以历史进化论取代历史循环论，重塑了民众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梁启超对传统的历史观提出质疑，批判墨守成规的政治思想，提倡变法维新，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促进了思想解放，为之后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但是，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评存在过度的一面，梁启超早期维新变法时发表的文章包含强烈的政治目的，在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下，学术服务于救国是特殊历史环境下不可避免的选择，但就学术自身的发展而言，则使学术独立、学术理性受到影响和冲击。为了迅速推广新史学，服务于政治变革的诉求，他在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上显得十分偏激。把传统史学看作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忽略了其中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记载，完全否定了传统史学的价值，邬国义即指出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评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 [6] 。
梁启超在批评传统史学“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认为英雄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英雄者，乘时者也，非能造时势者也”，反对把历史当作政治人物传记的同时，却也大肆宣扬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称“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夸大了个别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梁启超对英雄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态度是存在矛盾的，这反映了梁启超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与史学思想的冲突。严重的英雄个人主义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弊端，梁启超亦未能完全摆脱英雄史观的束缚，这既是其个人历史观念的局限性，也有政治诉求的驱动。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谁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在当代社会已经取得共识，对于梁启超在特定历史时期宣扬的英雄观念，应在否定的基础上予以理解。
梁启超后期的作品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的思想较前期已有明显的成熟，不再是单纯的批判旧史和空谈新史学理论，已经开始将理论联系实践，从中国传统史学出发，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政治制度背景下思考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探索区别于西方史学具备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对传统史学仍有严厉的批评，但他已看到了其中的重要价值，因此他在文中批评了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观点，在自序中说：“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 [5] ，传统史学的价值与弊端是并存的，我们应予以合理的鉴别。
尽管梁启超的史学著作和研究方法及指导思想上先后变化很大，甚至有时前后自相冲突，但是并不影响其在“史界革命”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作为新史学的开创者，他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积极倡导“新史学”，被许冠三誉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才学识兼长和影响最为广泛的现代史林泰斗” [7] ，总之，梁启超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传统史学的大胆批判和反思继承的治史精神是他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当今进行史学研究时不应忽视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