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婚前同居现象逐渐普及，社会对其的接纳度也逐渐提高，现在已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性的婚恋现象。与此同时，我国在改革开放持续深入的过程中逐渐表现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型特征，结婚率持续下降、初婚年龄持续上升，生育率持续下降、政策激励作用有限。作为两种互相交织的社会现象，研究婚前同居的本质原因和婚前同居现象与低婚育率背后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2. 两种生产理论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之一，两种生产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在其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1] 在此，“归根到底”是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形容，是在最本质、最根本层面的解释；此处历史应是包含原始社会至今的全部社会形态，也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所有领域。其中，第一种生产是指直接生活资料及其工具的生产，包括原始社会进行采集狩猎活动依靠的四肢、各种为生产而使用的工具、为进行物质资料生产而结成的群的联和与分工协作，并在这些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都属于第一种生产的范畴。第二种生产则很明确是人类的繁衍，但是人的繁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和体系，包括个体生命从无到有的自然周期，也包括为繁衍服务的教育、医疗等在内的范畴，“绝不能把‘人的生产’简单地理解为怀孕–分娩过程，更应该看到人的后天学习、教育与成长；人的生产不仅仅关乎人口数量的问题，更关系着人口素质的变化；种族延续也不仅仅是简单重复，更是继承文明基础上的向前推进。” [2] 。
两种生产之间不能互相脱离且第一种生产决定第二种生产。在人类整体视角上，为了满足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为了维持人类整体的存续，必须进行两种生产，即必须进行生活资料、工具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种的繁衍)；需要进行第一种生产获取物质资料以供应日常生活；而进行生活资料和工具的生产，推动第一种生产发展的主体是人，只有人才能进行生产，所以需要进行第二种生产以持续维持第一种生产。在两种生产中，第一种生产是始终起到更关键、更重要的决定作用的。
首先，第一种生产不能脱离第二种生产。一方面是进行第一种生产的主体是人类，准确来说是劳动者，劳动者的产生只能靠生命的生产。其中教育、医疗是第二种生产的重要内容，其发展发展对第一种生产起促进作用。教育推动劳动者提高文化水平，进行培训技能、思维训练等，都有利于第一种生产的更好进行；医疗服务于人类的健康，预防、治愈疾病，提升身体素质都将推动第一种生产的持续进行。另一方面是第一种生产需要代际传承以持续进行，包括繁衍生息以传承物质财富、生产工具、生产关系、技能经验等等，同时第一种生产在传承过程中得到发展和改进，并在这样的传承、发展的循环中持续向前。
其次，第二种生产不能脱离第一种生产，人类的繁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建立在第一种生产基础上。为了维持整体意义上人类的生存，必然要求不间断的进行繁衍生息，但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生育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事件，人不能为了生育而间歇、断续出现，生命过程的存在都离不开物质资料，生育也无法离开第一种生产。同时，生育的过程中，不管是母亲在怀孕、分娩的过程，还是新生人口在具备劳动能力之前的成长、教育、医疗等环节，都需要物质条件作为基础，“人口生产并不以新生人口的健康出生为终结，而是一个知识、技能、社会交往、情感和精神能力的生产过程，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贯穿于整个生命周期始终的过程。因此，新生人口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等方面的需求。” [3] 一是教育、医疗的发展以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基础；二是成长过程中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的获取以物质条件为基础，两者都离不开第一种生产。
最后，第一种生产决定第二种生产，是两种生产中始终起到更关键、更重要的决定作用的。第一个方面是原始社会的食人风气，“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此后保持颇久”。此时人类个体被迫在食物匮乏即第一种生产不足的情况下，成为了第一种生产的对象和内容，可以证明第一种生产决定第二种生产。第二方面是第一种生产的发展是第二种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物质生产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食物不充分、医疗水平有限时，人的生产表现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但是随着物质生产条件的发展和改善，推动了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后，人的生产效率明显提升，生命质量直线上升，表现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由此可知，第一种生产决定第二种生产，是历史发展阶段中真正的、一直起着更为重要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3. 婚前同居现象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婚前同居现象也越来多并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在此过程中，物质生产迅速发展，同时我国社会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关联性现象，出生率下降、结婚率降低，离婚率上升，表现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型的特征。婚前同居现象日益普遍有其背后深层次的本质原因和众多影响因素，也有其众多的外在表现和特征。
婚前同居的逐渐普及和被接纳有一个过程，大致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逐渐增多、逐渐接纳至成为广泛的社会现象。“较年轻世代的男性与女性有过初婚前同居的发生比远远高于较年长的世代，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西方社会了解的不断增加和家庭观念的逐渐开放密不可分，同居在法律上的‘去罪化’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 [4] 不同世代的婚前同居比例不同，表现为越晚出生的群体婚前同居的比例或可能性更高，婚恋观念、性观念的更超前。在婚前同居逐渐增多的过程中，伴随着离婚率上升、结婚率下降、初婚年龄推迟等多种社会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
婚前同居具有其典型特征。首先是上文提到的世代越晚比例越高、可能性越大和伴随其他社会问题两点特征外；还具有群体的多样性，不仅表现为未婚青年群体间有大量的婚前同居现象，离异或丧偶群体间婚前同居或非婚同居现象也日益普遍；相比于农村，城市婚期同居现象更多；教育程度越高，婚前同居的比例越高；受到西方相同现象和婚恋观念、性观念影响；具有一定的自选择效应。
婚前同居是众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为两种生产，其中第一种生产也是其他原因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婚前同居现象突然增多是从改革开放时期开始的。
首先，第一种生产是婚前同居现象逐渐普遍的根本原因，且在两种生产中居于决定地位。随着改革开放和第一种生产的发展，经济条件的改善，我国的婚恋形式和婚恋模式也在发生变化。首先是缔结婚姻的成本随着第一种生产的发展而逐渐增多，天价彩礼、高价婚庆酒席的例子屡见不鲜，婚房婚车更是成为现代适龄青年结婚的“标准之一”。之所以婚前同居现象增多并被社会所接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物质基础是阻碍适龄群体将恋爱关系转变为婚姻关系的物质“拦路虎”，而婚前同居并不需要或者不需要立即执行彩礼、婚前等条件，所以婚前同居作为婚姻的替代品而越来越多。第二方面是婚前同居是婚姻的实验阶段和预备阶段，双方在这个过程中共同生活，不仅可以互相了解，考察今后婚姻满意程度，更是出于节约生活成本、加速物质积累的考虑。第三方面是婚姻的维持成本更高，除了房贷、车贷等的压力，夫妻双方的人情往来、夫妻感情的维护等都需要物质基础。
其次，第二种生产对婚前同居产生重要影响。人的生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含怀孕、分娩、生长和教育、医疗、社会关系等，而这样一个周期长、成本高(包括物质成本、情感投入)、影响深远的事件对暂无生育计划或丁克群体来说，同居是逃避或者延迟生育的选择之一。婚前同居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婚前同居所占用的时间推迟了结婚和生育，是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其中，生育影响婚前同居的更深层次原因还是第一种生产，除了生育过程包含的日常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物质要求外，生育还严重影响女性的求职和职业生涯，如女性求职时的性别歧视原因之一就是因生育而产假。
婚前同居受到因素的影响，是第一种生产发生作用的路径表现，如教育程度、新型婚恋观念、城市农村同居差别等等。以教育程度为例，其是影响婚前同居的重要原因，总体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婚前同居的比例越高。“我们可以看出，男性与女性是否有过初婚前同居经历的比例在不同教育程度间有着明显的差别，且这一比例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有所上升。对于文盲/半文盲的男性与女性，仅有4.68%与4.01%初婚前有过同居经历，而对于有高中教育程度的男性与女性，其有过初婚前同居经历的比例分别为13.58%与16.36%，而对于拥有大学教育程度的男性，其有过初婚前同居经历的比例为18.00%，但拥有大学教育程度的女性这一比例则较有高中教育水平的女性略低，为14.94%。” [4] 以女性为例，“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积极投入劳动力市场中，社会经济地位改变，从而影响其对同居的看法和是否选择同居。” [5] 当第一种生产发展，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后，将拥有更好的经济能力，从而提升了婚前同居的可能性。
4. 婚前同居对我国社会的影响
婚前同居作为一种广泛传播和已被社会接纳的现象，对我国社会产生了许多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其对婚育率产生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变，结婚率持续下降、初婚年龄持续上升，生育率持续下降、初育年龄推迟，婚育问题正在成为影响我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婚前同居无疑是婚育率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婚前同居对结婚率的影响：延迟了结婚年龄、降低了结婚率。婚前同居相较于传统的婚恋行为，共同生活实际具有了婚姻的大部分功能，同时相较于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其物质成本更低、同居关系的确立和解除更轻易，从而影响人们将其作为婚前的预备阶段和真正婚姻的代替，无论是哪种都客观延迟了结婚时间，导致了结婚率的下降和初婚年龄的上升。更有甚者，经历过婚前同居的群体因为适应了婚前同居及其带来的“优点”，或者其同居经历加剧了对婚恋的悲观情绪等等都将对其婚姻的缔结产生消极影响。
婚前同居对生育率的影响：降低了生育率、延迟了生育时间。首先是婚前同居因为推迟了延迟了结婚时间而导致的生育时间的推迟，从而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其次是婚前同居本身就是正式婚姻的预备阶段或替代品，其本身在生育、抚养孩子方面并不具备正式的婚姻关系所具备的优势，如祖辈的照料支持和物质支持，尤其是未婚先育与中国传统观念相悖，并不一定能得到广泛社会认可，这也是婚前同居导致生育降低的方式之一。
5. 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二次人口转型的时期，前同居是一个受到两种生产制约的重要社会问题，婚前同居对我国的结婚率、生育率都阐述了重要影响，同时对我国其他社会问题如人口老年化、人口结构等交织而行，需引起足够重视，为我国社会实践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