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选取21世纪以来CSSCI和北大核心刊物关于国内本科生导师制的研究文献，通过梳理和分析发现21世纪以来国内本科生导师制的类型多样，存在制度定位模糊、导生情况不佳、运行机制残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本科生导师制形式化的表现，其问题成因可归于办学条件、管理体制和思想文化，而学者们对于改革策略的研究陷入了瓶颈状态。本科生导师制的后续研究应当关注时代变化，丰富研究内容，一线导师和教育理论家可以尽可能多地参与进来，并采用丰富的研究方法，如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等。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lects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in China published in CSSCI and core journals of Peking Universit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rough sorting and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in China has diversified type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with issues such as vague system positioning, unsatisfactory tuto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incomplet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These issues are manifestations of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and their caus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conditions of school ope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ideology and culture. However, scholars’ research on reform strategies has encountered a bottleneck. Future research on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hanges in the times, enrich the research content, involve frontline tutors and educational theorists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adopt divers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action research and narrative research.
1. 引言
1937年10月，竺可桢为校长的浙江大学在本科生一年级开始进行导师制试验。 [1] 这是我国最早试行本科生导师制的举措之一。在中国知网(CNKI)高级检索页面中以“本科生导师制”为主题进行检索，根据有效文献的时间分布，在20世纪与21世纪相交之时，关于本科生导师制的研究慢慢显现，这与1999年高校扩招，高校学分制改革，各高校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不无关系。2002年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全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这一制度延续至今。2005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有条件的高校要积极推行导师制。2019年，教育部出台《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中再次提出要建立健全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度，全面指导学生的学习。高校扩招的影响，学分制度的改革，知名高校的试行以及国家政策的出台激发了各高校对于本科生导师制的探索热情。
为什么中国本科教育培养不出人才？这是所有关注教育事业的人共同的“焦虑”，其间的原因错综复杂，最直接的原因当是人才培养模式出了差错。本科生导师制是我国目前实施范围最广泛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但是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却表现出了“漠然”，陷入了制度低效困境， [2] 而学者们对于改革策略的研究也陷入了瓶颈状态。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21世纪以来国内本科生导师制的研究现状，探索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希望能为后期以改革本科生导师制为切入点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提供一些参考。
2. 本科生导师制的类型研究
2.1. 按照指导内容分类的本科生导师制
在按内容分类的本科生导师制中，最先出现的是科研导师制，王为其等人率先对科研导师制进行界定，认为其旨在指导学生进行科研活动，给予一定的科研实践训练，有意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 [3] 思想政治导师制的出现与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其注重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健康，这一举措通常与辅导员制度相结合。 [4] 上述两种在学界探讨较多，此分类中还有学业导师制、生活导师制、论文导师制等等。
2.2. 按照指导对象分类的本科生导师制
英才导师制就是对部分优秀学生实施指导的一种本科生导师制，后续所谓的优秀学生导师制、精英本科生导师制、拔尖本科生导师制等都属于这一范畴。由于我国高校愈发意识到导师制的重要性，因此指导对象的范围开始逐渐扩大，不再局限于部分优秀学生，全员导师制应运而生，其主要指符合条件的全体教职工和全校本科生都参与的本科生导师制。
2.3. 按照指导时段分类的本科生导师制
在我国早期阶段，对于本科生导师制的应用多集中于高年级本科生。陈高扬等人指出所谓本科生导师制，就是组织学科带头人和大批教学、科研的骨干教师，在高年级本科生中定点定人进行因材施教的制度。 [5] 相对应的低年级导师制就是在一、二年级低年级学生中实行导师制，其主要特点有高水平教师担任导师、导师组形式指导学生、重在学业指导。 [6] 年级导师制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导师制，是目前最为包罗万象的一类导师制，指在不同年级阶段配备相应的导师，导师聘任方式相对灵活。 [7] 后续学者们提出的综合导师制、阶梯式导师制、阶段导师制、分级分类本科生导师制，其内涵也都是年级导师制。
3. 本科生导师制的现状与主要问题研究
3.1. 制度定位模糊
制度定位模糊是本科生导师制碰到的首要困境。国内学者关于本科生导师制究竟是什么制度众说纷纭，还未形成统一认识。总体来看，目前存在三种主要观点，即本科生导师制是教学制度、教育管理制度和人才培养制度。有学者认为“从导师制诞生的历史看，它本是一种特殊的‘教学制度’”。 [8] 在实行本科生导师制之前，我国高校基本上是辅导员管理制和班主任管理制。石荣传认为本科生导师制是传统管理模式的辅助手段，辅导员、班主任、导师三者均参与学生管理。 [9] 目前国内多数学者认为本科生导师制是一种与传统教学系统并行、并有效弥补传统教学系统缺陷的一种人才培养制度。 [10] 相关的表述还有“个性化的育人制度”、“因材施教的育人模式”、“个别指导的柔性培养机制”等。这种观点实际上融合了前面提到的教学制度和教育管理制度，认为本科生导师制是具有一定管理职能的指导制度，这进一步突出了本科生导师制的本质内涵。
3.2. 导生情况不佳
导师和学生是本科生导师制的两大主体因素，两者的现实情况深刻影响着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效果。从目前学者们的研究来看，主要存在导师资源匮乏、学生意识淡薄的情况。我国生师比过高，导师数量严重不足。牛津大学导师制早期提供的是一对一的个别化指导，现在的生师比也没有超过5:1。美国常青藤高校的生师比也始终处于较低水平。 [4] 相比之下，我国普通高校生师比过高，《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普通高校生师比为18.37:1。国内外的生师比状况具体反映在教师指导的人数方面，国外每位教师指导的本科生在5~10人左右。而在我国实行本导制的高校中每位导师带的学生普遍达10~20人。 [11] 随着本科生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每位导师指导的学生有的高达15~20人。 [12] 目前，学生不能、不愿去找导师也是造成导生情况不佳的又一重要因素。客观上的意识淡薄是由于学生不了解本科生导师制，相关研究显示大部分学生是通过任课老师了解到本科生导师的作用，约23%的学生并不太了解，更不用说利用导师的指导和帮助。 [13] 主观上的意识淡薄表明学生主动性不足，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师教生学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学生大多习惯于洗耳恭听。
3.3. 运行机制残缺
目前，导师制基本处于一种自由随意的状态， [14] 其运行机制很不完善。从学者们的研究来看，运行机制的残缺主要表现在指导机制松散、考核机制表面两方面。指导机制松散体现在师生交流的刚性要求不够以及指导工作的精准度不够。牛津大学有一套刚性的固定交流机制，明确规定了交流的时间、地点等等，而我国则鲜有此项规定，基本都是随性而为。 [11] 从方案落实情况来看，导师的职责、任务、工作目标等缺乏细化，多以学院为主体制定较为宽泛的实施方案，比如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方案(2021年修订稿)。考核机制表面体现在考核形式不合理以及考核标准不科学。最开始我们对指导的目标、内容、方法等无明确要求，后续开始要求填写记录档案、指导手册等 [10] ，旨在记录导师指导情况和学生学习情况，然而，这种方式必然存在投机行为，记录内容的真实性更是无从考证。其次，许多学校未明确规定如何科学量化导师的工作 [7] ，而是更多将学生在校的所有成长因素全部作为评价指标，比如《长江师范学院关于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指导意见》中提到导师工作满意度的考核内容包括学生满意度、所在班级学生的平均学习成绩、补考率、英语四六级过级率、竞赛项目、与学科专业相关的竞赛活动的参与人数和获奖情况等。
4. 本科生导师制的问题成因研究
4.1. 办学条件与本科生导师制不适合
从本科生导师制的起源来看，其产生于精英高等教育时期，并与当时的特定条件和情况相适应。但是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后，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必然带来办学资源日益紧张，这种高成本的制度就与高校紧张的资源条件产生矛盾。有学者从高校生均政府拨款、生师比、教师资源、教师任务等指标出发，认为大众化高等教育办学条件不适于本科生导师制。何齐宗等人进一步从班级组织形式、学校软实力水平等方面阐述了此时办学条件与导师制不适合。 [15]
4.2. 管理体制与本科生导师制不匹配
一方面，传统管理体制与本科生导师制的不匹配。本科生导师制是一种非形式化的人才培养方式。我国高校传统的教育管理是依靠科层制系统的理性管理 [10] ，有着严格完善的教学制度，规范统一的培养制度，显然，这种统一、标准的管理方式与以个性化和生活化为特征的本科生导师制不匹配；另一方面，现行管理体制对本科生导师制提出的要求过于繁重。高等教育管理者寄希望于本科生导师制能够解决与学生相关的一切生活、学习、思想问题。 [16] 这在现实发展中导致本科生导师制的育人功能因严重超载而流于形式，功能脱轨。
4.3. 思想文化与本科生导师制不统一
目前，学界主流的观点是本科生导师制流于形式的最深层次原因是我国的思想文化与本科生导师制未达成共识，学者们多从文化传统、教育理念等方面进行阐述。从文化传统来看，我国信奉“中庸之道”和“贵和”理念，整个社会的主导意识是“求同”文化，大多数人都赞同各种观点要委婉含蓄，而不是经过严谨论证或激烈论辩而得出结论。 [16] 而本科生导师制采取的是因材施教的方法，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与本科生导师制有互斥的倾向。从教育理念来看，本科生导师制的思想基础是自由教育。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类似于西方自由教育，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实用主义思潮开始泛滥，自由教育已退到了逼仄的角落。特别是我国受考试文化、应试教育等影响，本科生导师制只能取其形而虚其质，陷入形式主义的尴尬境地。
5. 本科生导师制的改革策略研究
5.1. 科学合理定位，复归指导观念
针对本科生导师制制度定位模糊，功能定位不清的现状，学界纷纷提出了要对导师制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目前主要的观点可大致分为三类。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本科生导师制要以塑造学生的内在人格品质为导向。最早的观点认为其要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为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都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英国本科生导师制的精神内核，以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主动探究意识和批判性思维素养的人”。 [4]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本科生导师制与盛行学分制的大背景有关。邱国玉等人认为在现行学分制条件下导师要指导学生选课、参与科研。 [17]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比如王明明融合了学生学习和思想品德的指导任务，认为导师应当结合培养目标、教育计划以及学生的特点，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对学生的专业知识进行具体指导，并对学生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18]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本科生导师制应当具有更加广泛的功能，都认为凡学生困惑之处，皆要有导师指导，这才是导师制的理想状态。
5.2. 优化导生现状，建立稳固基础
针对导师数量不足、导师质量不优、导学关系欠佳的现状，学界对其解决策略的研究主要有两点。其一是通过扩大遴选范围、加强培训力度等措施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其二是优化导生双向选择。双向选择互动机制早在1999年就已提出，导师选聘采用导师与学生双向自由选择的形式，此后给予选择结果更多的尊重，未能通过“双向选择”达成意向的导师或学生由组织上统一协调和安排。总体来说，这个机制比较松散，且最终决定权在院系相关人员手上，所以落实到具体行动层面就是以安排为主。王明明等人率先提出具体操作层面的制度保障，认为应建立集中的导师资源档案并公开化。 [18] 此后这种双向选择机制越来越有弹性，由僵硬固定的师生搭配变为二次师生互选。学者们对双向选择机制的研究趋于完善，但在实践中落实情况尚且欠佳。
5.3. 创新指导模式，激发发展动力
流动导师制是将医院的门诊流程移植到本科生导师制的一种形式创新。首先根据每一位教师的特点确定指导方向，设置不同的“门诊科目”。其次根据每位导师的工作安排确定“坐诊”的时间和地点并对学生进行宣讲，引导学生“挂号问诊”。最后由院系学科专业带头人、知名教授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深工作人员领衔设立“专家门诊”，以提供个性化服务。 [19] 虽然这种导师制针对性很强，但是其对管理安排的要求较高，并且教师对学生的了解是碎片化的，不利于学生培养的一致性。而书院导师制则是传统书院教育模式与现代本科生导师制相融合的一种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对于书院导师制的研究多集中于湖南岳麓书院 [20] 、香港中文大学 [21] 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知行书院 [22] 。从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来看，对书院导师制实行效果的评价普遍较高，主要是因为书院导师制确立了以精英为特质的培养目标。
5.4. 健全运行机制，提供多重保障
学界多集中于讨论激励机制、评价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建立完善。刘济良率先提出学校应将导师的工作业绩与其年度考核、津贴发放、职称评聘、职务晋升等联系起来。可以尝试设立优秀本科生导师奖励基金，对导师和学生分别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 [12] 贺武华则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权责利统一的激励制度。 [23] 对于完善评价机制的相关建议，主要包括评价主体的多元、评价对象的双向、评价内容的完善、评价方法的多样以及评价体系的建立，目前学界对于评价机制的研究趋于体系化、综合化和客观化；保障机制则主要包括管理监督保障、场所资金保障以及交流互动保障，对于这一部分的研究多停留于建议或实践描述层面，鲜有科学详尽的理论分析用于指导实践。除了上述几个外部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还有学者认为应注重开发内部机制，这种内部机制直接作用于教师和学生的意识和行动层面，体现为意识引导和行为引导。 [24] 目前学者们集中于对外在机制的健全，鲜有涉及对内部机制的探讨，我们可以对导师和学生的关系网络进行分析，从而探析内在机制。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主体应更多元
本科生导师制在不同学校的具体运作模式很不相同，研究主体大多具有院校研究的特点，即本科生导师制多由本校的学者和研究员就本校的实际开展情况做出详细阐述，采用的材料多为本校已经发布的相关试行方案和调查结果。目前还鲜有作为教育实践的一线导师对自己的工作做出反思性研究，这有助于我们从微观层面探究良好导生关系形成的关键点。同时，本科生导师制还需要更多教育理论家从宏观层面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本科生导师制进行定位，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使源于国外的本科生导师制更好地实现本土化。
6.2. 研究方法应更丰富
目前，对于本科生导师制的研究多为质性研究方法，少数涉及到的量化研究方法也是基于探索研究现状的问卷调查。针对当前本科生导师制的现状研究，可以采取参与式观察法，深入导师和学生群体，结合问卷调查法以获取更加全面的信息。针对当前本科生导师制的改革研究，可以采用行动研究，使处于一线的导师和专家学者联手合作，深入考察师生交流频次和交流状态，通过语言、情感、行为等内容维度，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以推进改革的进行。与此同时，叙事研究也是本科生导师制研究者可以采取的新方法，通过研究优秀的个案，可以为本科生导师制的制度改革提供鲜活的案例。
6.3. 研究内容应更新颖
21世纪以来，我国逐渐普及本科生导师制，国内学者对其研究从未停息。国内学者对于本科生导师制的相关研究相对比较全面，但仍存在值得挖掘的新领域。其一，比较研究缺乏全面性和针对性。一方面，目前关于本科生导师制的比较研究多是以英美国家为对照，对英国现行导师制的研究很少。英国导师制已不同于往日，我们应积极探索英国现行导师制的特点，为我国提供借鉴。我们有必要详细描述中英本科生导师制的历史发展阶段，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探究造成中英本科生导师制发展速度和方向不同的各种历史原因。为我国未来的本科生导师制的发展前景和发展路径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另一方面，比较研究缺乏针对性，提出的建议过于宽泛，由于学校之间差异过大，可以考虑以类型为落脚点，采用案例研究，增加本科生导师制的国外移植可行性和科学性。其二，本科生导师制应主动响应时代的召唤，不断探索人工智能时代下本科生导师制的前景和未来。人工智能时代已悄然来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正在改变，本科生导师制作为一种人才培养制度，面临着挑战和机遇，某种程度上来看，机遇大于挑战，因为机器不可能达到人与人互动的情感交流，这是本科生导师制的秘诀所在。比如，目前对于建立本科生导师制师生互动平台的相关研究较少，可以从虚拟现实技术(VR)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着手，探索解决物理指导空间不足的有效措施。其三，国内学者可加强对同一类型学校本科生导师制的研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总结经验和规律。对于本科生导师制的研究越来越具有学校特色、专业特色。不同学院不同专业已经开始探索适合自己特色的本科生导师制模式，应用型大学和研究型大学对于本科生导师制有不同的选择倾向，却鲜有建立起相应配套措施，这是我们后续可以继续挖掘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