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彼得·纽马克将文本划分为三大范畴，其中“信息型文本”功能的核心是“真实性”，因此，信息准确是翻译这类文本时的主要策略，即尽可能使用贴近源语的语义、句法结构将原文语境意义准确地表达出来。翻译时应遵循忠实原则，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可读性，适当采取归化的翻译原则，注重译文的流畅性和读者接受程度。而生态翻译学自提出以来，在国内外一直受到诸多探讨与应用。笔者通过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以“生态翻译学”、“信息型文本”为关键字进行搜索，运用文献分析法对文献的核心观点进行总结分类，得出了生态翻译学对于信息型文本翻译研究确实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及适用性的结论，同时认为目前生态翻译学在此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不足以得出系统化的翻译策略。
Abstract:
Peter Newmark divides the text into three major categories, among which the core of the function of “informational text” is “authenticity”. Therefore, the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is the main strategy when translating this type of text, t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context is expressed as accurately as possible using semantic and syntactic structures that are close to the source language. Translation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faithfulness, but at the same time, should not ignore its readability, and appropriately adopt the translation principle of domestication, focusing on the fluency and reader acceptance of the translated text. And since the proposal of eco-translatology, it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many discussions and applic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By searching the databases such as CNKI with “eco-translatology” and “informative texts” as keywords, the author has summarized and classified the core viewpoints of the literature by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nd has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eco-translatology has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and applicability to the research of informative text transl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research of eco-translatology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in this field, which is not enough to come up with a systematic translation strategy.
1. 引言
生态翻译学是由清华大学教授胡庚申提出的中国首个原创性翻译学理论，主要从生态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虽仍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但在过去的二十多个年头里，无论是对翻译学研究的促进，还是在诸多翻译领域的应用，其取得的成就是瞩目的。笔者主要聚焦于生态翻译学对信息型文本的指导作用，通过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以“生态翻译学”、“信息型文本”为关键字进行搜索，运用文献分析法对文献的核心观点进行总结分类，以探究生态翻译学对信息型文本的适用性。
2. 信息型文本介绍
在《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一书中，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根据布勒(Buhler)的语言功能理论将文本划分为三大范畴，即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和号召型文本(vocative text) [1] 。信息型文本强调真实性，其语言信息功能的核心所在是外部情况，即一个话题的全部信息，或者说语言之外的现实情况。典型的信息型文本可以涵盖任何知识领域，其形式往往包括教材、技术报告、报纸、杂志文章、学术论文、备忘录或会议记录等。原传道曾在《英语“信息型文本”翻译策略》中表示，“信息型文本”功能的核心是“真实性” [2] ，因此，信息准确是这类文本在翻译时的主要策略，即尽可能使用贴近源语的语义、句法结构将原文语境意义准确地表达出来。翻译时应遵循忠实原则，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可读性，适当采取归化的翻译原则，注意译文的规范、通顺、流畅，发掘译文的内在美。因此，译者在翻译信息型文本时，不仅应遵循译文的忠实性，还应注重译文的流畅性和读者接受程度。
3. 信息型文本翻译的研究现状
辛献云(2001)在《从纽马克的文本范畴理论看翻译标准的相对性和多重性》中指出，不同类型的文本，由于文本内容不同，作者在作品中的地位不同，作者语言能力不同，因而应有不同的翻译标准，在“忠实”与“通顺”之间应有明显的倾向性 [3] 。具体来说，在翻译信息型文本时，应遵循“真实性第一”的原则，将“真实性”放在首要位置，即将原作的思想内容完整地再现出来，而不必拘泥于原作的语言。在语言运用上，不以原作为标准，而以读者的语言层次为标准，力求通顺易解。一些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可以先直译过来，然后再用不含文化色彩的词语进行解释。和表达型文本相比，信息型文本的翻译则有更大的自由度，因为译者可以只考虑原文的内容而不必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对原文进行修正，比如当原文表达含糊、混乱或不确切时，译者有责任进行修改，以对译入语读者负责。原传道在《英语“信息型文本”翻译策略》中指出 [2] ，在信息型文本的翻译过程中，若只采用异化策略，忽略目的语读者的表达习惯，则无法完全实现翻译的交际作用。因此，在翻译此类文本时，除了采取异化策略，保证译文的忠实性，还应适当采取归化策略，保证译文的流畅性，向目标语读者靠拢。李玉英、胡勇(2012)在《论信息型文本的翻译补偿策略》中指出，信息型文本逻辑性较强，文字朴实明了，因此翻译这类文本时应突出文本信息内容，加强译文的可读性，注重接受者的理解和反映，即信息传递的效果，提出了文化补偿、语法补偿、语用补偿和审美补偿四种翻译策略 [4] 。王雪明(2021)在《基于信息型文本的汉译英显化策略体系建构》中对显化的类型、形式、语言维度、触发点、翻译焦点、属性、目的等参数作了界定，构建了基于信息型的文本的汉译英显化策略体系，分为概念显化、内涵显化、逻辑显化等，为如何在翻译实践中进行信息显化提供借鉴 [5] 。
可以看出，以上学者在研究信息型文本翻译时，都注意到在进行信息型文本翻译时，要忠实于原文，准确传递译文的信息，但也不应只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应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注意译文的可读性，注重信息传递效果。
4. 生态翻译学介绍
4.1. 生态翻译学概述
生态翻译学是由清华大学教授胡庚申提出的中国首个原创性翻译学理论，主要从生态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2001年，“翻译生态环境”这一概念首次提出，生态翻译学研究起步。生态翻译学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隐喻同构，认为“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源语、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作者、读者以及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 [6] 。并首次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思想移植并运用到翻译研究之中，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
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翻译是译者“适应”和“选择”的过程，选择是为了提高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程度，而适应的目的是让译文能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生存。该理论将翻译方法概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主要进行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翻译质量也主要取决于译文的“三维转换程度”。以生态翻译学为指导，对翻译实践进行研究，能够更加清晰明了地看到语言层面、文化层面、交际层面的适应与转换，让译文更好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4.2. 生态翻译学核心概念
生态翻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系统”“译者选择”、“译者选择”等一系列概念和术语。其中，核心概念包括“文本移植”、“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和“三维转换”。
文本移植：生态翻译学将研究对象归纳为“三生”：“生态”、“生命”和“生存”，即翻译生态、文本生命和译者生存 [7] ，从生态角度全新定义了翻译的本质。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文本翻译就是将原语生态系统中的文本移植到译语生态系统中，而这其中则涉及了原语系统中语言、文化和交际生态在译语生态系统中的再现问题，也就是文本内在的可移植性问题。在文本移植过程中，译者需要做的是维持、平衡和协调双语生态，在必要情况下，还要重构译语生态，即在译语环境中营造和原语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环境，确保文本移植的可行性和成功性，从而促使文本在新的生态环境下生存乃至发展。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中心论，认为翻译活动自始至终都是通过译者的主体意识完成。翻译是译者进行适应与选择的过程。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于译者来说，既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又要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文进行选择。译者不能生硬地将文本移植到目标语言中，而是要根据不同语言的表达习惯、语篇风格和读者接受程度来进行协调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平衡，真正做到在适应中选择，在选择中适应。而生态翻译学认为“整合适应选择度”指的就是译者产出译文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程度，这两者程度越高就代表“整合适应选择度”越高，那么这个译文也就是佳译。
三维转换：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将翻译方法概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在进行源语语言转换的同时，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所谓“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5.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策略
胡庚申(2006)发表《例示“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结合例证阐述了“适应选择论”的原则和翻译方法，指出其基本翻译原则可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8] ，而其翻译方法则概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罗迪江(2017)在《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意义》中指出，应努力打破以往翻译理论研究视角的单向因果范式，使翻译活动重新恢复对翻译生态环境和译者整体和完整的思维方法与生态意识 [9] 。基于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和实践研究，胡庚申教授提出了“十化”译法 [10] ，即“仿生化”翻译、“延生化”翻译、“简生化”翻译、“补生化”翻译、“自然化”翻译、“生机化”翻译、“多元化”翻译、“原生化”翻译、“译生化”翻译、“综衡化”翻译。
6. 生态翻译学在信息型文本翻译中的应用
笔者通过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网的搜索发现，运用生态翻译学指导翻译实践的研究主要涉及文学翻译、哲学翻译、应用翻译等方面，研究主题的多样性表明了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研究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及适用性。然而生态翻译学在信息型文本翻译领域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笔者在中国知网以及万方数据网上搜索到的数据显示，有关生态翻译学应用在信息型文本翻译中的理论文章以及翻译实践报告只有数十篇。其中，尹希欢(2019)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生态翻译理论下信息型文本Red Teaming语用等效实践报告》中，分别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实现语言的适应性转换。针对语言维词汇功能不对等、句式结构不一致问题分别采用词性类别转换、隐性显化转换等方法作为解决方案，实现语用等效转换 [11] 。通过初译和改译对比，表明生态翻译学理论对信息型文本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对译本质量提升具有明显效力，提高了翻译的准确性、专业性及可读性，提升了专业文本的翻译质量。王雪(2020)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适应选择论视角下信息型文本〈爱尔兰威士忌〉翻译实践报告》中，选用的生态翻译学说中的适应选择论强调翻译人员要在适应源语文本生态环境的条件下，适应性地选择出整合适用度最高的翻译，并试图通过对原文语言多维度的适应性选择翻译，以求能够准确表达原文的真实信息并保持原文的行文风格。并且通过维转换翻译方法使译文更加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语言、文化和交际习惯 [12] 。曾晨曦(2021)在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生态翻译学指导下〈记忆〉(节选)汉译实践报告》中，从多个维度出发考虑翻译实践，选用翻译技巧，让译文更好地融入目标语的生态环境中 [13] 。
7. 结论
笔者通过对信息型文本以及生态翻译学文献研读梳理后不难发现，生态翻译学对于翻译研究确实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及适用性。然而，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大多在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等领域，在信息型文本翻译领域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经有学者和翻译专业学生在此方面展开了研究，但仍不足以支撑起一套专有的翻译策略体系。因此，笔者希望可以为生态翻译学在信息型文本的应用提供思路，加快生态翻译在信息型文本领域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