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也制作了一系列以婆媳问题为主题的电视剧(比如婆婆来了、当婆婆遇上妈)这些电视剧中都表现了婆媳之间小到生活方式的差异，大到价值观上的不和，在纠纷中争夺儿子/丈夫的爱等等，婆媳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不光是电视剧中，近几年关于儿媳与婆婆关系不和导致的家庭矛盾形成的惨剧各地新闻都有报道，2023年河南滑县杀妻案这可见，婆婆强势刁难儿媳，儿媳忍受不了提出离婚时被妈宝男丈夫8刀砍死，留下一对幼小的孩子。
婆媳两人是处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人，观念上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婆媳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主要是她们之间存在认知、个性和情感等方面的冲突，而这些也正是婆媳关系引发矛盾的前提，婆媳关系处理的好坏关系到家庭的和睦与否，毛新青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婆媳矛盾是影响婚姻质量的“恶性肿瘤”，在对夫妻感情的破坏方面成为仅次于婚外恋的“第二杀手”。媳妇嫁到丈夫家中，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外来者”，很难融入丈夫的原生家庭，特别是婆媳矛盾很深，2021年8月份，福建一名女子被公公杀害，但实质是一家人都是帮凶，婆婆将她视作“入侵者”，不管她怎么努力始终都无法融入婆家，遭受长达八年的排挤最终被杀害。由此可见，婆媳关系是影响家庭关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婆媳关系往往也是家庭冲突的焦点，婆媳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影响着家庭生活和其他家庭成员的人际关系，因此处理好婆媳关系是处理好家庭中其他关系的基础和关键，同时，在农村家庭现代化的过程中，婆媳关系日益主导家庭关系格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
2. 研究背景
姻亲一词指的是通过婚姻形成的独特关系(Rittenour & Soliz, 2009)。一般情况下，姻亲关系是配偶结婚后自动形成的，夫妻中的一方起着“关键”的作用(Serewicz, 2008)。因此，姻亲关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三元性和非自愿性。此外，由于姻亲关系存在对双方不明确的角色期望，虽然是亲属关系但实际又很陌生，所以，姻亲之间通常很难相处(Serewicz & Hosmer, 2010)。但是姻亲关系中最突出的还是婆媳关系。在50多年前的刻板印象就将婆媳关系描述成最有问题的家庭关系(Merrill, 2007)。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女性被视为家庭关系中的主要参与者。在生活中婆婆更多地与已婚子女和儿媳打交道(Lee el al., 2003)和这对夫妇接触地更频繁(Willson et al., 2003)相比于公公来说。这种普遍流传的负面刻板印象，可能会被儿媳和婆婆内化，从而导致她们的担忧和恐惧，这些期望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影响后来的姻亲关系(Fingerman et al., 2012)。
总的来说，虽然这些姻亲关系往往不如与自己父母之间的关系亲密，人们对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责任比对姻亲的责任更大，但因为婚姻的存在和中国背景下的集体主义社会，这种关系将会持续存在，因此处理好最突出的婆媳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通过文献搜索发现，虽然研究婆媳关系的期刊和硕博论文有很多，但是大都是从伦理学、社会学等视角进行的研究分析。伦理学者主要从传统道德和孝道方面看待婆媳关系；社会学研究者主要从家庭结构、交换理论和冲突理论等视角来研究婆媳关系；心理学者主要从心理特征和人的特点来研究婆媳关系。近期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婆媳关系的文献也在日益增多，并且现有的研究比较集中与对婆媳关系的类型，婆媳矛盾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婆媳冲突的建议等静态研究，缺少对婆婆有无其他子女对与儿媳关系影响方面的探讨。本文所纳入文献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定性研究法和定量研究法。定量分析法主要包括调查问卷法，比较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和半结构化访谈。在研究对象上，大多数研究只是来自儿媳单方面的主观报告，或者来自婆婆单方面的主观报告，对婆媳两方进行同时调查的研究较少，定性研究的深度也有待于加强。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约为21.5% (14亿)，因此，有必要准确地了解中国人的姻亲关系，以提供有效的策略。在现代化建设中，家庭建设方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家庭美满关系和谐也是每个人都向往追求的家庭状态。婆媳关系既不像亲子之间有着血缘基础，也不像夫妻之间有着浓厚的感情基础，是因为有了婚姻才有了婆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婆媳关系是“非自愿的”。婆媳关系有着特殊性，在人们口中婆媳关系几乎成立永不磨灭的炙热话题，婆媳关系处理不好，对影响夫妻的婚姻质量，从而还可能影响代际关系的和谐，导致更大的隐患。在中国婆媳关系已经被成年已婚子女列入是最影响她们婚姻和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之一，如果不弄清楚具体相关原因，不仅会使婆媳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还会诱发各种矛盾和问题。并且，婆媳关系与孝道紧密联系，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妻子通过婚姻成为丈夫家庭中的一员，她的孝道就是服侍她的公婆，尤其是婆婆，Cong和Silverstein (2008)揭示了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抑郁症状通常在儿媳的帮助下减轻，但有时在儿子的帮助下会增加。Brasher (2018)利用了2002年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浪潮的调查数据，发现在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成年子女中，女性给公婆的钱比男性多。调查显示，在帮助老年人家务方面，儿媳妇是给予帮助最多的个体，在家庭支持方面，儿媳提供更多的支持也会使婆婆的抑郁症状更少，可以看出在照顾老人的主体中儿媳可能会比男性更重要，对老人幸福感的提升有更大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变迁，婆媳之间的地位也有了一些变化，根据文献的整理，厘清国内外婆媳关系的研究现状，尽可能的抓住核心点，找到婆媳矛盾的关键，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促进婆媳关系的和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婆媳关系已被提出，据此，对婆媳关系的概念，相关研究及研究展望进行树立，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3. 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许多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主义，比较追求个人自由。总体来看，在西方背景下的夫妇相对于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夫妇更加自主(Zimmer & Kwong, 2003)。但在西方研究中，婆婆与儿媳之间的关系也被美国人认为是在姻亲关系中最难处理的(Serewicz, 2013)。
许多学者对于婆媳关系的调查进入了深入的研究，Bryant et al. (2001)发现夫妻与婆婆的关系质量与婚姻幸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对姻亲冲突为何对婚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与姻亲的冲突可能会在美国夫妇之间产生紧张或敌意，并可能对婚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其原因可能是婚姻中的夫妻双方都忠诚对对方有感情，并对自己的大家庭感到有义务。在不同时期对于西方夫妻样本的研究调查中发现，大多数配偶都将婚姻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归咎于与婆婆之间相处的困难(Merrill, 2007)，可以发现姻亲质量特别是与婆媳的关系质量对儿媳的婚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有很大程度的影响。整理发现在国外研究中影响婆媳关系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婆媳双方预期不同
虽然婆媳之间很难相处，这似乎让人感觉双方针锋相对，不可能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但Prentice (2009)指出，当一对夫妇结婚时，婆媳双方都渴望建立良好的关系。
Merrill (2007)在对53个儿媳和14个相关婆婆的研究中发现，婆婆的感知与儿媳不同，并且她们对这种关系的评价比儿媳更积极。Fingerman et al. (2012)在印第安的研究同样发现，一些婆婆比儿媳更渴望寻求她们之间更亲密的关系。但另一项发现是，一些儿媳对她们的婆婆不满意，是因为她们没有在婆家感受到与在原生家庭相同的待遇。两个女人都不确定在这段关系中对对方有什么期待，尽管她们对自己想看到的有自己的看法。她们必须了解彼此的欲望、欲望和脾气，才能引导这种联系。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将婆媳关系的负面刻板印象内化。
3.2. 角色边界模糊
姻亲关系的特性是三元性和非自愿性，在三角关系中，研究者们意识到角色边界界定的重要性，从而以角色界定为出发点，进而研究婆媳关系为什么不如预期的和谐。Fischer (1991)发现，在30%的情况下，婆婆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与儿媳的联系增加了，包括使用电话和手机沟通，而儿媳与自己的母亲的联系增加了67%。这种情况的出现，随着第一个孙子的出生和母女关系的加强，婆婆角色的模糊性变得更加明显，她对自己的角色没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这种越来越模糊的情况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婆婆在多大程度上感觉被儿媳纳入了其中。Turner等人(2006)在对19位婆婆的采访中同样发现了这种关系中的矛盾心理。许多人对这段关系抱着很高的期望，因为在与儿子的关系中，她们的角色在不断变化；尽管如此，随着双方对对方了解的加深，许多婆媳关系开始出现紧张。最终的结果就是她们与自己母亲的关系变得更强，而与婆婆的关系变得更加冲突。
刚结婚的儿媳对于在丈夫家庭中的处于什么地位的感觉是模棱两可的，对自己的角色界定也是属于模糊不清的。隐私管理CPM认为，属于家庭内部成员的标志是一个人是否被告知所有成员共同持有的私人信息。因为群体内的成员身份允许获得属于该群体的信息，披露属于姻亲的私人信息向新婚夫妇发出信号，她或他享有作为该群体内家庭成员的地位(Petronio, 2002)。如果婆婆主动向儿媳告诉关于该家庭的信息，让儿媳感受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使人们相信自己得到了新姻亲的照顾和支持。
3.3. 丈夫的中介作用
尽管西方大多数人遵从个人主义，但研究者们发现姻亲关系对个体都有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并提出丈夫在婆媳关系中会显著影响到婆媳关系。Turner及其同事(2006)指出，婚姻标志着构成母亲身份核心组成部分的角色的重大变化。母亲感到儿子和她在一起很快乐会让她安心，对整个家庭三角关系有积极的整体影响。亲家之间的良好关系也被发现可以加强儿子和儿媳之间的婚姻(Bryant et al., 2001)。这种发现模式表明了围绕三角形的多向相互因果关系。例如，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向儿媳发出信号，她应该努力与她的婆婆更亲密，而婆媳之间的亲密关系似乎使母子更亲密。
在美国家庭生活中，丈夫在婆媳冲突中的地位也会显著影响到婆媳关系，这与中国的结论相似。当婆媳冲突发生时，妻子经常寻求丈夫的支持，丈夫作为第三方和家庭内部人士，在与婆婆谈判时，作为一种增强妻子在冲突中的权力的方式(Shih & Pyke, 2010)。例如，先前的研究表明，当妻子意识到丈夫对自己比对婆婆更忠诚时，她对自己与婆婆的关系的满意度会更高(Rittenour, 2006)。
从国外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现状来看，对婆媳关系冲突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成功，主要从婆媳双方预期、角色边界界定还有丈夫的中介作用等方面来介绍导致婆媳关系矛盾的原因，并且根据相关理论来找出为何婆媳关系问题比其他姻亲关系突出，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国家学习和借鉴。
4. 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国内学者对于婆媳关系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首先是基于中国特殊文化背景的对婆媳关系的影响进行研究。尽管在不同文化中，姻亲关系普遍对成年子女的婚姻关系有影响，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夫妇的婚姻幸福可能更容易受到姻亲关系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在中国社会，孝道是我们特别重视的，这对婆媳关系的动态也有重要影响。孩子对父母的期望或决定的抵制被认为是对父母的不尊重，可能会受到批评或惩罚(Yeh & Bedford, 2003)。通过国内外对比发现关于婆媳关系的研究侧重点不太一样，国外主要重点研究婆媳关系矛盾的来源，国内主要围绕中国特殊文化背景来讨论婆媳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代际之间的依赖关系。
姻亲关系问题已经被中国配偶列为对她们生活和婚姻幸福有着重要影响的主要问题。但中国已婚成人子女的生活与父母的生活高度交织在一起，这就更可能导致已婚子女和其父母或公婆之间关系问题的发生率增加，从而影响已婚子女的婚姻幸福，婆媳冲突也确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4.1. 丈夫的中介作用
与国外研究相同的是，丈夫在婆媳之间有重要的调节作用，Wu et al. (2010)研究表明，与婆婆的冲突对妻子的婚姻满意度有着明显的负面效应，但这种影响可以通过两种类型的丈夫的调节方式所缓和。妻子认为当丈夫经常站在她们一边或者使用解决问题的策略来解决冲突时，妻子的婚姻满意度不会受这种冲突的影响。支持的伴侣关系是令人满意的婚姻的基本和普遍因素，所以丈夫的支持可能在台湾女性适应婆家生活和与婆婆的冲突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当婆媳之间发生冲突时，丈夫如果直接站在妻子角度与自己母亲进行争辩时，确实与中国传统孝道和文化价值观有些矛盾，但如果丈夫采取回避策略时，冲突得不到解决，媳妇自然对婆婆和丈夫都不满意。因此，丈夫必须有策略地平衡他对母亲和妻子的关注，既让妻子感到丈夫确实站在自己的角度换位思考过，也能维护婆媳之间的和谐。
4.2. 独特的孝道文化背景
在集体主义文化和父系社会的亚洲国家，与婆婆发生冲突是一个普遍的问题(Datta el at., 2003)。在许多亚洲国家，已婚妇女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并被期望婚后与丈夫的父母住在一起并照顾他们。研究人员发现，女性在与婆婆发生冲突时，往往会采取顺从和压抑的行为，采取这种行为的可能往往与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相关，如果妻子与丈夫讨论她们的压力，她们可能会增加与丈夫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她们的婚姻满意度。孝道从原生家庭延伸到婆家，“出嫁不仅要做妻子，而且要做孝顺的儿媳”，所以当婆媳之间发生冲突时，儿媳可能出于遵守孝道的原因，感到压力，无法直接与婆婆交流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可能与已婚女性对孝道认同比较强烈有关。
主要原因是中国是父系社会，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延续丈夫家族血统(Pimentel, 2000)。在中国社会，人们的婚姻生活与大家庭紧密结合在一起，结婚后，她们被鼓励与原生家庭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忠诚。她不仅要与丈夫建立良好的关系，还要与丈夫的大家庭，尤其是与婆婆建立良好的关系。
4.3. 丈夫家庭态度
对于妻子在丈夫家遭受虐待的情况，通过研究发现了我国与国外的不同，Fernandez (1997)在一项对15名受虐待的印度新娘进行的定性研究中认为，与西方典型的家庭暴力场景不同，西方家庭暴力通常涉及一个孤独的男人殴打一个孤独的女人。而亚洲对妇女的暴力通常涉及丈夫的家庭，尤其是年长的女性，如妻子的婆婆，2021年8月份福建一名女子被公公所杀害，背后实际上是因为婆婆一家人的针对和排挤所导致的，就这可见在中国女子是与配偶的一整个家庭紧密结合在一起。一项新出现的研究表明，父母对成年子女婚姻或配偶的态度可能会影响儿媳融入大家庭的过程，影响她们在群体内地位的确立(即作为“真正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和她们在姻亲二人组中感知到的关系不确定性，比如，对关系未来的怀疑(Mikucki-Enyart & Caughlin, 2015)。
4.4. 婆媳双方互相需要
对于婆婆和媳妇来说，保持亲密关系的好处怎么说都不为过。随着女性继续在家庭系统中扮演亲属监护人的核心角色(Mikucki-Enyart, 2011)，这两位女性的代际关系的动态可能会影响婆婆与自己儿子或女儿的关系，她与孙辈的接触和互动，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将如何被照顾(Santos & Levitt, 2007)。对于儿媳来说，这些动态可能会影响她与配偶的关系(Serewicz, 2008)以及长辈可能提供的孩子照顾和经济支持，这也可能是她自己可能提升到婆婆角色的蓝图(Allendorf, 2015)。
Cong & Silverstein (2008)研究表明在儿媳的帮助下，抑郁症状通常会减轻，有时在儿子的帮助下会加重。当母亲站在儿媳一边时，这种关系最为牢固。当家里有儿媳时，儿媳的个人护理对年长母亲的心理健康特别有益。调查显示，在帮助老年人家务方面，儿媳妇是给予帮助最多的个体，在对老年人的护理方面，儿媳也是给与帮助最多的个体，但随着社会的变化，比如代际之间共同居住的机会减少，这些帮助频率也会下降。但由于住房压力和经济紧张，年轻人与自己的父母断不开联系，希望得到老一辈的帮助，比如帮忙照看下一代。
4.5. 婆媳关系变迁
随着教育的普及以及女性地位的提高，虽然婆媳矛盾还存在，但婆媳地位发生变化，进入21世纪初期以后，婆婆的家庭地位日益滑落，而媳妇的家庭地位呈现上升状态(杜鹏，2022)。现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不再受婆婆的约束，阎云翔&杨雯琦(2017)调查发现新生代的儿媳，在践行孝道的过程中“不盲顺”，也就是“孝而不顺”，不会为了顺从婆婆的心意委屈求全。并且这个时期的婆婆她们在成长过程中也接受了男女平等等观念，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少子化现在，在婚姻挤压的背景下，一些公婆为了保住儿子的婚姻，逐渐适应角色的变迁，学习如何做“好婆婆”，儿媳看婆婆脸色行事的时代已经过去，婆婆看媳妇脸色行事已经成为一些地域的共识。在网络流行视频软件中，不少关于婆媳关系的话题，反映出新时代的婆媳关系，矛盾还存在，但直接冲突已不常见，宓淑贤(2021)在短视频平台发现好的婚姻观使得家庭权力由婆婆开始向媳妇倾斜，儿媳自然而然也会对婆婆产生好的期待，夫妻从各自的原生家庭退出，去建立和融合一个新的家庭。
从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紧紧围绕了中国特殊文化大背景来展开，由于中国社会大家庭同居(Zhang, 2004)和孝道的传统(Whyte, 2004)增加了成年子女婚姻生活与其父母/公婆生活之间的相互依赖。关于婆媳关系对儿媳的生活和婚姻幸福的影响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论研究也主要还是局限于目前正在实施的。Fingerman (2000)指出一般来说，祖母和祖父与女儿的关系最强，其次是儿子、女婿和儿媳。这项发现与另一项针对150名祖父母的研究结果一致，在这项研究中，祖父母认为与怀孕女儿的关系高于与怀孕儿媳的关系但总体来看对婆婆有无女儿是否也会影响与自己儿媳之间的关系，这种问题还没有发现被研究。目前还没有特意针对婆媳关系质量制定的量表，外来量表的引入，也需要结合中国背景实际情况进行汉化，这也是今后我们深度研究的重要方向。
5. 总结
关于婆媳关系的研究，在当今社会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的情况下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成年已婚子女可能也期望并需要父母参与他们的生活，这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买房的压力，双工双酬的家庭以及照顾小孩等等。在搜集的文献中，研究者也紧紧围绕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来探讨，但仅仅只抓住了婆媳双方，或者考虑一下丈夫的作用。造成婆媳矛盾的因素主要有双方期待不同，认知不同，角色界定比较模糊、丈夫协调不好、育儿观念不同等原因，但加以沟通总是会有所缓和，并且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女性地位的提高，婆婆和儿媳的地位有了转变，但婆媳之间的矛盾仍在不断上演，对于未来的研究我有以下展望。
首先，对于已有研究发现，无论男女，上了年纪的父母都倾向于认为与女儿的关系比与儿子的关系更牢固、更亲密。这些发现表明，后代的性别可能是影响祖父母与孙辈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女儿的关系可能比与儿子的关系更重要。可以发现婆婆似乎与自己的女儿更亲近，这是否也会是影响婆婆与儿媳关系的一个因素；其次，Chan等人发现，被诊断患有产后抑郁症的香港女性认为婴儿的性别是她们压力的主要来源，因为她们认为自己没有生男孩为婆家传宗接代，所以推测子代性别也是影响婆媳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并且以往研究都是从丈夫、婆媳双方期待、是否共同居住等因素来探索影响婆媳关系的因素，还没有从子代性别角度来研究子代性别不同的亲代之间婆媳关系的质量是否也会有所差异，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方面，寻找解决婆媳矛盾切实可行的方案，从而改善婆媳关系，促进家庭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