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美国当代讨论最多的哲学家之一，罗蒂所开创的新实用主义(neo-pragmatism)，一直是哲学界所关注的重心。一方面，新实用主义的兴起是对美国本土实用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新实用主义完成了对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论上的超越。这与后现代社会中对基础主义的舍弃，对科学主义的怀疑等思潮相切合。与此同时，罗蒂的真理理论也同样体现出当代哲学“语言学的转向”的特征，不再只关注经验层面的演绎推理，还关注语言共同体的“共识性原则”。但是，当我们在追问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的时候，一个复杂的局面呈现在了我们面前：首先，是学界如何理解罗蒂的真理理论，一部分学者认为罗蒂的真理理论就是一种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所蕴含的不确切的怀疑是严谨哲学研究所应避免的。其次，同为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的普特南，与罗蒂始终存在着实在论上的争论。在形而上学瓦解后的实在论究竟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两者就这样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对自己的学说又有一定的修改，这就导致在研究两者新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的时候容易混淆。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够从罗蒂视角下的新实用主义出发，通过其对古典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以及比较同时代新实用主义哲学家们的真理论，推进对罗蒂新实用主义真理论确切含义的探究。
2. 西方哲学史上的真理论
对真理的探讨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史。在罗蒂看来，这是从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传统真理论要问：“‘真’所指的是世界的什么特征”( [1] : p. 288)，这是渴望超越意见而寻求真实的知识，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发现绝对的实在。对这种绝对实在存在的信念促使一批又一批哲学家将外在世界与真理对质，以此提出了类型多样的真理观。
夏佩尔认为，哲学史上曾经提出过三个一般类型的真理论：“符合论、融贯论和实用论”( [2] : p. 39)。符合论的真理观认为，观念或陈述的真假在于它是否与事实相符合，只有当它们与事实相符合时才能被称为是真的。普特南对此批评道：只有上帝才能做出“真理是语词或思想或符号与外在世界的符合”( [3] : p. 81)这样的比较判断。符合论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具有比较追寻与实在相符合的真的能力。皮尔士同样认为：“一种信念对于现实的任何一种这样的符合都只能是对于在某种特定的描述之下的现实符合，而这样的描述没有一种是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具有特权地位的”( [4] : p. 30)。而融贯论的主要观点是，当我们断言一个命题为真时，它只表明这个对真的断言与我们已知的全部知识相融贯。戴维森曾于1983年发表的《关于真理与知识的融贯论》一文中说：“我们的很多信念与其他很多信念是彼此融贯的，而在这种场合下，我们便有理由认为我们都很多信念是真的。”针对融贯论的批评集中于，我们无法判断我们全部知识中哪些知识为真，而且我们不知道有可能为假的知识部分是否会影响到我们对断言命题的总体真值的判断。戴维森补充道：“一个人的大多数信念必定是真的。因此一个人的任何一个信念只要与其余大多数信念相融贯便是真的”( [5] : p. 170)。戴维森的问题在于他预设了一个人的多数信念必定为真。但是，首先我们不能做出他人信念为真的判别，其次我们也不能知道一个人的多数信念是否为真。普特南认为符合论未能建立真理与理由之间的关系，它往往使人永远不可能知道，甚至不可能有理由相信我们已经获得真理；而融贯论认识到：“我们的真理概念和其他所有其他概念一样，必须依据我们在其中发现自己的环境特别是依据我们所相信的理由来构建，因此也强调在我们的‘理由’和‘真理观’概念之间必定存在一种关系。但是，它们的问题在于把‘融贯一致’或‘有用’当作真理的定义，而不仅仅是确认一个理论为真理的理由”( [2] : p. 261)。
实用主义在讨论真理观问题时，其各个哲学家之间的区分也是很大的：皮尔士希望通过一套符号理论找寻科学的方法来确定信仰，詹姆士将“真”定义为“最好加以相信的东西”，杜威使用“有保真的断言”(warranted assertibility) ( [6] : p. 14-15)概念作为其真理研究的终点与结论。戴维森和杜威都主张：哲学家之所以觉得需要“说明真理在于什么”，其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都受制于某种图像。戴维森称，这种图像是“模式与内容的二元论。”杜威则称之为“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 [1] : p. 282)。实用主义对于真理观念的看法旨在消除这种所谓的图示论，反对本质主义。这种反对本质主义的做法就是想放弃内在与外在，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区别。因此反本质主义并不是一种现象主义，而是根本否认有本质与现象的区别( [1] : p. 136)。
3. 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兴起
罗蒂被称为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的代表。之所以是新实用主义，是因为实用主义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段时期是处于被逻辑实证主义压制的状态，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理查德·罗蒂发展了所谓新实用主义(Neo-pragamatism)，并通过与戴维森、普特南等人的共同努力重新夺回了关于真理定义的话语权和实用主义的阵地。
作为美国的本土哲学，实用主义由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于19世纪末发起，被称为“古典实用主义”，其对认识论中真理理解的核心原则在于断言一个陈述为真的句子的特性是这个语句是有用的或是值得相信的(useful-to-belive)。这样的真理理论对一直盛行的符合论和融贯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也正是因为对符合论与融贯论的否认，导致追随实用主义的大多数人在实用主义背后看到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因为“有用或值得相信”的实质是强调真理的主体性与主观性。再加上由罗素、怀特海所著《数学原理》对符号逻辑的倡导，让哲学家们看到了在传统实用主义中所没有讨论的问题，并坚信人们可以通过符号逻辑解决一切哲学问题，从而兴起了逻辑实证主义。伴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蓬勃发展，美国实用主义开始式微。
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一帆风顺。一方面，1951年蒯因发表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让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逻辑实证主义对意义标准判定的问题性。另一方面，戴维森对蒯因哲学的继承与自身对真理问题的思考发表了《关于真理和认识论的符合论》一文，开始强调“没有对质的符合论”。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提出内在实在论以反对实证主义提出的外在实在论：“只要对象与怎样使用符号和如何使用符号是没有关系的，符号就并不必然地与对象符合。但实际上由特定使用共同体以特定方式使用的符号确实与在这些使用者的概念模式之内的对象符合。‘对象’并不独立于概念模式而存在。当我们引进某种描述模式时，我们就把世界划分成对象。由于对象和符号同样内在于描述模式，就有可能说什么与什么相匹配”( [2] : p. 62)。还有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的主席理查德·伯恩斯坦，他认为实用主义拥有自由的精神，他所关注的是政治自由问题，而弱化了语言的意义和真理问题。在其著作《实践与行动》中他对研究的自由精神说到，“绝不能封闭研究的道路，必须认识到，我们的任何信仰，不管多么心爱、多么根本，都容许(而且事实上也要求)进一步的批评”( [7] : p. 314)。
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似乎在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中走到了尽头，他们开始从欧洲大陆哲学中寻找新的思想。“英语世界的哲学家们总是面向欧洲大陆，寻找新的思想，而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东西正是杜威曾经期望的”( [8] : p. 76)。在这种寻找中罗蒂看到了一种哲学世界出现的整合运动，以及一种反对形而上学二元论、实在论和表象论的运动( [1] : p. 7)。这与罗蒂在哲学工作上试图促进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的交汇不谋而合。而这也正成为了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
根据《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在1967年John Passmore报道说：“逻辑实证主义已经死了，或是作为一种哲学运动它已经死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消亡与自身还原论思想的缺陷，以及其有关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武断的区分密不可分。在逻辑实证主义中落的同时，戴维森、普特南、罗蒂等人的哲学思想开始在美国社会产生反响。虽然这些哲学家一开始并不想认同其他人将他们的哲学思想归为实用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思想的来源确实是经典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士、杜威等人。他们力图借用经典实用主义的思想来对所谓“后哲学”时代所面临的意义丧失等问题予以解决、摒弃了逻辑实证主义所推崇的科学主义。在讨论新实用主义与经典实用主义到底有什么区别时，罗蒂指出：“这里的差别也许是对于经典实用主义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经验，而对于新实用主义来说最为重要的乃是语言”( [9] : p. 264-273)。
在罗蒂、戴维森、普特南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实用主义开始夺回关于真理定义的话语权。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才能对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有更近一步的了解。
4. 罗蒂新实用主义真理理论
作为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罗蒂的真理理论是建立在对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继承与批判以及对同时代真理哲学理论的批评基础之上的。我们如果不能理解罗蒂是如何看待前人的理论，我们就很容易将罗蒂的理论与相对主义或种族主义等同起来。
(一) 罗蒂对古典实用主义的批判
针对皮尔士的符号学思想，罗蒂认为：“皮尔士有时自认为在把实验室科学的方法引进哲学，有时(后来由罗素变得时髦的方式)主张从数理逻辑的结果中推论出所有的哲学观点。但有时候他又使逻辑从属于伦理学，最后从属于哲学”( [10] : p. 259)。皮尔士对符号系统构建的企图使他倒向了科学主义，后来表明的是科学主义恰恰正是实用主义所竭尽全力所想要避免的。又如，皮尔士认为：“实在是我们在研究的理想终端会一致地同意其存在的东西，而真理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达到的一致意见”( [1] : p. 18)。罗蒂认为，皮尔士在这里使用了“理想”一词来说明真理的可能状态，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能知道我们的研究是否达到了这种理想状态“终端”。所以，罗蒂是反对皮尔士的真理观的，他认为皮尔士所做出的努力是给了实用主义运动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名字并引发了詹姆士和杜威的思考。
在罗蒂看来，作为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与彻底的经验主义者，詹姆士的学说是有一定割裂的。作为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詹姆士认为：“‘与实在接触’这个想法是荒唐的。真理不是与实在的符合。它不过是有用的信念的性质。一套词汇的德性不是其精确表象实在的能力，而是其给我们以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的能力”( [9] : p. 269)。但是，在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的框架之下，一些词汇是比其他词汇更加深刻，更加忠于经验。前者是罗蒂所认同的而后者是罗蒂认为詹姆士应当放弃的。
杜威是罗蒂认可的极少数哲学家之一，罗蒂也时常称自己为“杜威主义者”。罗蒂认为杜威不同于其他同时期的哲学家，杜威身上科学主义的崇拜被科学主义所冲洗了，因为像库恩这样的科学哲学家已经告诉世人即使在科学领域也不存在永恒客观的真理。这使得杜威不得不转向了对社会活动的关心。
从上述罗蒂对古典实用主义的批判可以发现，罗蒂并不赞同皮尔士的真理观念。他认为在皮尔士的哲学思想中充斥着科学主义的幽灵，而所谓科学主义的客观性也只是建立在一套以科学语言为基础的经验论之上，这样的经验论在罗蒂看来并不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同样，罗蒂也认为不能够将分析命题作为先天无条件的普遍必然的判断；也不能把综合命题看作毫无客观性的偶然性的判断，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分别界线。罗蒂更加强调的是一种整合性的观点，是一种视域融合下各种理论的合理共存。所以总的来说罗蒂所认可的是一种反科学主义、反二元论的整体性的观点。
(二) 罗蒂对相对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反驳
正是因为罗蒂对于古典实用主义二元论和科学主义的批判，许多批评家总会认为罗蒂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既然罗蒂反对真理与实在的相符，又反对科学主义的科学至上(将科学定理经由经验验证的定义作为客观真理)理论，那么似乎在实在论的领域里已经放不下罗蒂了，他就应该被放置在相对主义的位置上。
但事实上罗蒂并不承认那些对自己是相对主义者的批评。他在《科学作为亲和性》( [1] : p. 73)一文中指出：“相对主义这个词传统上是用在实用主义者头上的。它可以称呼下面三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首先，它指的是一个可笑的自相矛盾的观点，认为任何一个信念都与任何其他信念一样好。其次，它指的是一种固执的观点，认为‘真’是一个多义词，即有多少证明的上下文就有多少意义的真。第三，它指的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离开了对一个给定的社会，即我们的社会，在某一个研究领域中运用的熟悉的证明程序的描述，无论是对真理还是对合理性，都不能说任何东西。实用主义者确实持这第三种，即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它并不持第一或第二种观点”( [1] : p. 78)。
在第一种看法中，相对主义如果论述“所有信念都一样好”，那么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种全称意义上的、超越其他命题的存在，换句话说这个命题就要比其他的单称命题要好，第二个观点的古怪之处在于，“相对主义在柏拉图主义和康德主义哲学家之间被谈论得这么多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对哲学理论即想为第一级理论奠基的企图持一种相对主义立场于会导致对第一级理论本身持相对主义立场。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一个理论的价值取决于其哲学基础的价值，那么，确实，除非有关哲学理论的相对主义得到克服，他们会怀疑物理学，怀疑民主。幸运的是，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所有这样的东西”( [1] : p. 254)。这也就是说，就算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也不会认为所有的观点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因为倘若这么认为，则“所以观点具有相同价值”这个观点就要比其他观点所具有的价值更高。
第三个观点有些复杂，罗蒂虽然在这里承认实用主义持有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但这并不是说他持有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更为确切的说，罗蒂所持有的是一种“反反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种族中心主义本来认为，只有我们自己的观点是真理，而别人的观点都是谬误——这样一种观点当然需要反对。但是“反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通常形式便是绝对主义，而我们在上面看到，罗蒂认为这样的“反种族中心主义”也需要反对。这样，他的“反反种族中心主义”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种族中心主义”。“确实，‘反反种族中心主义’同‘种族中心主义’一样认为只有我们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与简单的“种族中心主义”不同，罗蒂所持有的“反反种族中心主义”观点认为，我们的观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我们所相信的观点必定是我们自己的观点；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知道这只是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就需要超越自己的观点。“随着我们读更多的书，与更多的异文化的人交流，与更多的异时代人对话，我们会实现与别的‘种族’的观点的融合，而不断扩大和转换我们自己的视野。但无关如何新颖、扩大和转换，这还是我们的事业”( [4] : p. 11-12)。
罗蒂认为相对主义总是会陷入怀疑论的泥潭，他也并不认为存在真正的相对主义者，那些声称自己是相对主义的人实际上也不会将所有观点放在同一层面上。在对相对主义观点的阐述与批评同时，罗蒂还认为实用主义持有一种种族主义的观点。传统种族中心主义往往更加强调种族共同体的完善统一性，但是罗蒂希望种族中心主义不是单纯的固定的一个种族形式，而是一种开放的，能够获得彼此交流与认同的形式。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罗蒂看作一个相对主义者或者种族中心主义者。
(三)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
对于实用主义来说，“真理”这个词所指的是所有真的陈述共有的一种性质。“小写的‘真理’和善指的是句子或行为和状况的性质；而‘大写’的‘真理’和‘善’则是一些对象(人们可以全心全意地热爱的目标和标准，即最终关怀的对象)的专用名词”( [1] : p. 3)。所谓大小写的区分，是语用上的复合性。实用主义哲学看来：“所谓标准之所以能够成为标准，在于某些特定的社会实践来封住研究的道路，阻止解释的回归，以便做好某件事”( [1] : p. 19)。
作为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戴维森认为，真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因为它对说明思想、语言和行动主体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前期，戴维森追随塔尔斯基的真理理论，支持其T理论，想通过图示与逻辑的方式来解决语句的真值问题，但问题依旧出现在图示与语句的符合性上。而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关于真理与知识的融贯论》一文中戴维森开始追捧融贯论。但在与罗蒂的争论中，戴维森又强调自己的真理理论既不是符合论又不是融贯论，且拒绝了罗蒂给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称号。他认为“应当把真这个概念看作是已被理解的，把决定语言中句子的真之条件的理论看作是解释句子的意义和构成句子的词的意义”( [11] : p. 35)。在经历这些变化后，戴维森的真理理论所共有的观点在于他将“真”“真理”的概念舍弃，而强调语句的真值问题。而语句的真值问题往往又和判定观念相关，当人们认为一个句子为真的时候是在对这个句子的意义正确理解的同时进行判断，而判断本身的意义就影响了整个句子真值问题。
普特南同样也反对传统符合论的真理观，在提出符合论实际上是一种持有上帝视角的判别方式后，宣称自己持有一种内在实在论观点，否定了我们对于外部实在能够拥有绝对无疑的客观定义，将真理视作合理的可接受性。但罗蒂认为：既然普特南坚持认为“对象”是相对于语言描述框架的，他何以能同时主张外部世界决定我们的陈述的真值( [12] : p. 70-80)。罗蒂甚至认为， 在这个问题上，内在实在论都是不够彻底的：“如果没有独立于我们谈话方式的对象存在，就很难清楚地阐明任何独特的实在论的非浅薄的学说，甚至是内在实在论的学说”( [13] : p. 416)。
作为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罗蒂首先把实用主义看作只是运用于像真理、知识、语言和道德等观念领域中的反本质主义的工具。其次，罗蒂同样认为，对实用主义者来说，所有研究(不论科学的还是道德的)模式都是对各种具体替代物的相对引人之处的思考。“在柏拉图主义的神话中，理性的生活是一种受到启发的意识状态，在这里，人们绝不需要去问他是否已经穷尽了对状况的所有可能的描述或说明。人们只是由于服从机械的程序而达到了真实的信念”( [1] : p. 237)。最后，“对研究，除了对话的制约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制约。这不是来自对象或心灵或语言本性的全面制约，而只是由我们研究伙伴的言论所提供的零星制约”( [1] : p. 239)。罗蒂认为所谓“后现代的东西”应该更为恰当地称之为“相对主义”，它如同古典实用主义真理观所带来的对确定性把握的消散，使人陷入一种虚无主义的境地。在罗蒂看来：“自由社会的关键并不在于要发明和创造任何东西，而是要使人们尽可能容易地实现其很不相同的私人目的而又不相互伤害”( [1] : p. 26)。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作为公民生活，因此需要考虑别人，另一方面，我们则作为个人生活，这里我们可以自由创造。罗蒂虽然就真理问题写得东西可能比就任何别的哲学问题写得更多，但他的一个核心论题则是认为我们对真理没有什么好说。罗蒂则说“真理只是我们用来称赞那些使我们成功地与世界打交道的命题的一个词”( [4] : p. 9)。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继承于古典实用主义中杜威的思想，而反对同为美国古典实用主义代表的皮尔士和詹姆士。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罗蒂认为前者不再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渐渐明白科学主义的真之定义是处于科学语言的语境之下的，这种经验性的理论是可证伪的，所以不能将科学供奉为绝对真理的代言人。而后者在罗蒂看来就是已经处于科学主义阴影之下的学说。而逻辑实证主义在罗蒂看来也具有相同的问题，即逻辑实证主义企图用还原论的方式将事实命题的经验还原到直接经验，可是还原论的方式并不能将事实命题还原到单独经验之上，经验命题的一切意义来源于我们所接受的命题体系，在相同的命题体系中才能有经验与事实的符合关系；先天判断与综合判断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能够将二者区分开来。罗蒂的新实用主义观就是看到了古典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崇尚科学主义所来带的“绝对客观”的不合理性后，试图瓦解真理理论的可定义性。与此同时，罗蒂在同时代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真理理论中发现了语言学转向后人们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从而将目光聚焦于语言之上，强调“真”在语句上表示赞同的含义，而真理则作为一种开放共同体信念上的一致性。就像达米特所说：“当代哲学家们已经渐渐不再试图对‘真’给以确定的定义，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考虑如何试图定义‘真’，这要求我们对判断和判定概念有实质的分析”( [14] : p. 21)。
5. 结语
罗蒂毕生努力地拉近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距离，企图找到一个二者可以达成共识的认识论基础。所以，罗蒂试图消解种种真理论所预设的框架，以信念否认了真理的元理论地位。我们所说的真理究竟是依赖于语境还是普遍性的？罗蒂显然选择了前者，我们只有对罗蒂在哲学工作上所做出的努力有所了解，才能理解罗蒂为什么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在追寻一种更加开放的共识性，将真理看作对最好信念的赞赏，是哲学认识论在可错性上的一种辩护。恰如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一书中所声明的那样：“真理并不存在于此(一个固定的实在领域)——并不独立存在于人类思维中——因为语句本身并不在这个领域之中。这个世界存在于此，但对于世界的描述并不能同真理本身相关系。只有有关世界的描述才能被定义为是真的或假的。”詹姆斯反对实在论和唯心论，并指出“到处都是人类之蛇的足迹”时，他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荣耀，在于我们参与了可错的，暂时的人类计划，而不是在于服从永恒的非人类的制约”( [1] : p. 251)。罗蒂借用詹姆士的话语表达了自己对新实用主义哲学能够带来这样一种反思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