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一个幽灵在19世纪的神圣同盟上空游荡，而上世纪末，那行将崩溃的红色铁幕上，又萦绕着另一幽灵的影子。在苏东剧变的动荡与惶然之中，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发表之际，“解构终于同马克思主义相遇了”，一位非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的幽灵发出了深情的召唤，将解构用于马克思文本之中。如德里达所言，“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 [1] 。他本人对马克思的“反复阅读和讨论”，实则是对“幽灵”概念的一次回溯与显形化处理。然而，这“幽灵”并非拥有纯然单一的身份，它承载着多元而复杂的内涵与意义。
本文将基于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的幽灵》，围绕德里达对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这一主题，探讨德里达为何要解构马克思的幽灵，如何解构马克思的幽灵，在深入梳理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基本内容与马克思语境下的诸幽灵之后，我们以德里达对诸精神幽灵的解构、对资本幽灵的解构以及对共产主义幽灵的解构为立足点，着重分析了经德里达解构后的“幽灵”所展现的弥赛亚与批评精神的遗产。通过这一探究，我们得以窥见德里达解构马克思“幽灵”的深刻内涵，这不仅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颠覆，更是对思想边界的一次拓展，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幽灵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维度。
2. 为何解构：解构思想与“幽灵”思想的碰撞
为了深入探究德里达为何解构马克思的“幽灵”，我们首先需要深入理解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并明晰德里达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与联系。
从德里达发表的论文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的幽灵》这部作品问世之前，德里达几乎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然而，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点到来时，国际舆论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此起彼伏，他却毅然决然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激进的“后现代”解构理论创始人的德里达当时为什么要以及为什么会写下这本关于马克思的书？这也是我们进入文本解读前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转变并非偶然，它背后蕴含着德里达深刻的哲学思考与时代洞察。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无疑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次重大事件。自20世纪伊始，共产主义运动便在东西方国家中蓬勃发展，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一运动迅速席卷全球，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在政治界和思想界，反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愈发强烈，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然而，随着苏联和东欧的剧变，马克思主义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时间，质疑和批判之声此起彼伏，似乎要将这一伟大的思想体系彻底摧毁。面对这样的困境，许多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甚至有人将其视为一种过时或失效的理论。此时西方人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 [2] 。然而，德里达却从中看到了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价值和深远影响。他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历史时期和地域内遭受了挫折，但其对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深刻洞见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思想的这种认识，德里达通过延异的活动，从事物或主体内部的差异和他者性入手，揭示出事物内部的间隙，进而从内部对其进行间隔与解构。通过不断增补新的元素，颠覆既有观念，从而实现对事物深层次的解构。此外，德里达反对二元对立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原则深刻影响了德里达对马克思“幽灵”的解构。他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对自柏拉图以来的存在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解构。对逻各斯持反对态度，他认为不存在超出言语之外的事实，反对任何固定不变的真理。这种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立场也促使他反驳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深入解构马克思的“幽灵”概念，从而揭示出其中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内涵。
3. 如何解构：解构马克思语境中的诸“幽灵”
“幽灵”(specter)一词在日常生活中常带有负面的寓意，通常与死亡、超自然、恐怖或神秘等概念相联系，这些概念在多数文化中往往被赋予负面的情感色彩。在字典里，意思是人死后的灵魂，没有肉体，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实在的形体，泛指神鬼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许多幽灵的形象，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引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四次使用了“幽灵”这个概念，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著作中，“幽灵”代表一种隐喻，但在不同时期，“幽灵”的隐喻所指不同。根据马克思的诸多著作与其思想，可以发现其“幽灵”所指的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已死去的东西的幽灵、诸精神的幽灵、资本的幽灵以及共产主义的幽灵。
“已死去的东西的幽灵”是指某种已丧失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旧势力和旧传统的一部分，这种死去的幽灵，代表封建桎梏，是马克思要批判的对象。“诸精神的幽灵”是指在西方哲学传统的各种唯心主义，自然也是奉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所批判的幽灵。“资本的幽灵”是指资本以商品和金钱拜物教的形式存在的幽灵形象。资本的幽灵是异化的根源，他使人在资本的诱惑下，把人的自由劳动变成谋生手段，捆绑劳动者，从而产生对商品的盲目崇拜，资本的幽灵也是人与人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的关系从此由金钱来衡量。所以这样的幽灵也是马克思所有人驱逐的对象。共产主义的幽灵指向共产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3] 。德里达认为，《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代表“幽灵”的出场，苏联的成立，就是共产主义幽灵的在场，但在国际局势的改变下，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幽灵又不在场了，其在场性被取消，回归幽灵的游荡状态。
福山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1992年，他又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其传递这样一个“福音”：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福山断言自由民主政体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也是人类政府进化的终点，人类历史将走向终结。通过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被终结，苏联的解体便是最好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德里达对这本书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力图重新找寻幽灵在场的机遇，探寻共产主义复兴的可能性。
在多重因素和马克思主义的吸引下，德里达走上了解构马克思主义“幽灵”的道路。通过对马克思文本中的“幽灵”概念的分析与梳理，德里达得出了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的路线。除了已逝之物的幽灵，德里达对马克思的“幽灵”进行了全面解构，这涵盖了对诸精神幽灵、资本幽灵以及共产主义幽灵的解构。在精神幽灵的解构中，德里达审视了马克思对施蒂纳唯心主义幽灵的批判，同时挑战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本体论驱逐，主张本体论解构而非革命幽灵的回归。在资本幽灵的解构中，德里达主要通过对商品拜物教以及货币、资本拜物教的深入剖析来实现。他积极肯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幽灵所做出的批判，并对马克思的这些批判的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认可。然而，德里达也指出，马克思的这些批判主要是基于本体论的立场，本质上是一种本体论对另一种本体论的否定与驱逐，即总体上肯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误将幽灵性视为马克思批判精神的核心。至于共产主义的幽灵，德里达否定了线性或循环历史观，质疑福山的自由民主终结论，但也否定了共产主义幽灵的历史必然性，将其视为一种不在场的期待。
正是在对这些幽灵的解构中，德里达将解构主义的方法融合到马克思当中，从而转化为幽灵学，并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作为解构的马克思的遗产，以实现对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
4. 被解构后：解构主义下的“幽灵”再出场与遗产
德里达列举了西方世界的各项弊端，说道：当今世界“病得非常厉害，一天不如一天了”，“衰败正在扩展，正在自行生长”，并列举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十大瘟疫以辩驳福山的“事实的福音” [4] 。并引用了《哈姆雷特》中的一段话作为题记，指出：“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 [5] 。这意味着我们的身份认同、时间等概念已经不合时宜，我们需要幽灵的回归，打破欧洲的旧势力，迎接共产主义幽灵的回归。
那么面对这样的威胁，共产主义的幽灵如何再出场呢？
要使得幽灵再出场以及对抗这样的病态的现状，就必须建立新国际，这个新国际根据德里达的解释就是指没有机构组织的联盟的友谊的东西。即使大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相信弥撒亚主义，但是他们或多或少会被马克思精神所激励与鼓舞，从而联合起来对抗不公。如何对抗现实世界呢，那么就得理解公正与民主。何谓公正？于德里达而言，公正是超乎现实法律的东西，世界已经无公正可言，但是公正的幽灵还在徘徊，在“新国际”到来的前夜，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就强调“今天的世界上没有公正不等于世人可以放弃等待公正到来的义务。所以人必须学会耐心等待，将我们对这个至高公正的期望朝后延宕” [6] 。也就是说，解构可以在法律之中运用，但是它不能损害公正，法律在权威之上，以暴力为后盾，如果说拥有一个更高的法律，那么这个法律就是公正。德里达对于民主的看法，同他的公正论大同小异，其认为要坚持民主，首先要摧毁语言，只有破除民主的阐释载体，才能建立新的政治学。德里达的这些阐释具有明显的解构主义逻辑，可以看出，他希望将解构主义运用于政治之中，不仅仅局限于学院之中。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以“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的形式来阐释马克思的幽灵的出场、退场以及再出场，以独特的幽灵学方法，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他将解构主义的思想方法巧妙地融入马克思主义及其文本中，进而将其转化为一种深刻的幽灵学。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幽灵状态的存在，即他将马克思主义界定为幽灵。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直至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这种幽灵状态。而更为引人瞩目的是，这种幽灵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运动之中。
在德里达的解构当中，马克思主义是不在场的幽灵的在场，其再出场则表现为“延异”的状态，从而促使幽灵产生对现实的批判功能和对未来的期盼，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的精神，德里达将其作为马克思的遗产。德里达认为，幽灵一直存在，但是无人可以证明他的存在，它永远缺席，却又永远存在，永远在场。共产主义的幽灵将以“幽灵们”的形式回归，以非在场的形式再出场，并给出了共产主义复兴的可能性，但是并未给出具体的时间。“马克思的精神成为幽灵存在时，在时间和空间结构的关系中纠集了现时代各种不同的历史现象，脱节、错位和断裂在时代性中构成了复杂的、破碎的整体” [7] 。德里达的幽灵消解共时，形成时间错位，使得彼此难以看见，形成了不对称性。因此“悄悄的且是不合时宜的，那幽灵的显性不属于那个时间”幽灵永远不会到场，永远处于延异状态之中，成为“没有菩萨的宗教”或者又是缺乏“弥塞亚的弥塞亚降临性”。1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必然到来，但何时到来却是难以道明。可以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于作为其建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因而某一特定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崩溃并不表明共产主义本身的终结” [8] 。新时代中国经济政治快速发展，我们与马克思所面临的问题又不同，但是其遗产中的批判精神和弥赛亚精神使得马克思永远与我们同在，只有重新认识马克思，马克思才会发挥它鲜活的生命力，苏东国家的失败才不会携带着共产主义消亡。
5. 解构幽灵评析：德里达的理论贡献与局限
解构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批判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后现代主义的起点。在社会主义运动退潮的特殊历史时期，德里达坚决站起来，公开拥护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攻击和贬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言论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对低潮的共产主义运动起到了扭转形势的作用，无论德里达是解构了思想本身，还是解构了马克思的“幽灵”。它为当时混乱的人们和后代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的文本，探索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独特的角度。德里达面对“马克思主义走向何处去”的命题，诉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马克思的“幽灵”出场、退场、再出场，探索重新登场的道路，使人们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可能性。
德里达对马克思“幽灵”的解构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辩护，驳斥各方社会势力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诋毁，它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在解构下的观点，展示了展示出德里达解构思想的独特魅力，面对“马克思主义走向何方”的命题，德里达解构了马克思的“幽灵”，并意图引领着幽灵的重新出现，实现了马克思“幽灵”的回归。
“出场”与“退场”和“缺席”相对。但是“出场”与“在场”也不同，所有教条主义者都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不变的“现成在场状态”，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状态，也不是德里达笔下的“现在的形而上学”。“退场”不是“结束”，不是“不在场”的意思，马克思主义的退场不是被他人所结束，而是在现实世界中社会主义实践的退场，这个退场可以在事物发展进程中螺旋式前进的暂时性退场，也可以在社会主义实践逐渐教条化、僵化，逐渐摆脱马克思主义甚至可能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到崩溃的永久性退场。前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存在中寻找回归的适当机会。后者是在教条主义过程中逐渐湮灭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直到完全颠覆为止。
德里达的解构是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它为展示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多样性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思想，也为反西方话语提供了新论证，在文本中理解马克思、在实践中理解马克思、揭示西方话语霸权等做出贡献。在德里达的解构视野下，他坚决反对单一主体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独占，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多元且异质的。他并不认同某种社会主义制度或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然而，德里达打着反本体论和超验主义的旗号，却在解构的过程中转向本体论和超越主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德里达以建立新世界秩序为名，试图构建一个乌托邦式的新国际，这本质上似乎陷入了新弥赛亚主义的末世学论调。这种论调消解了革命的合理性，导致人们只能怀揣期待，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继续生活。它所指向的，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政治未来，缺乏实质性的行动指南和改变现状的力量，也永远将共产主义“延异”在路上。
实际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已经历经多年，如今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形态多样化，资本全球膨胀，资本主义文化等方面的渗透，席卷世界的病毒性影响使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变得特别曲折，作为马克思的接班人，只有在实践中实践，我们才能在生活中强大起来，重建信心，才能坚定而持续地走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
NOTES
1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另一称谓。弥赛亚一词源于希伯来语mashie，原意为“受膏者”，希腊文把它翻成christos，由此引出“基督”(Christ)，因此“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教指耶稣为“基督”，在《新约》中将其等同于“弥赛亚”。弥赛亚主义是一种宗教和政治思想，根植于犹太教的信仰体系中。它涉及对一个未来的救世主——弥赛亚的信仰和期待，弥赛亚被认为是上帝派遣的救世主，将来到世界并带来正义、和平和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