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1.1. 相关研究发展
遗产廊道理念主要来源于美国，这一概念的提出，与“绿道”、“绿线公园”以及“国家保护区”等概念具有密切的关系。Robert M. Searns认为景观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1]。我国对于遗产廊道理念的引入与应用相对较晚，王伟、俞孔坚、李迪华认为遗产廊道“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2]。
对于运河资源的保护与更新设计，国内主要的关注点在于民众意识的加强、管理条例的制定、滨河空间的改造设计、运河空间的历史演变以及城市品牌的宣传等方面[3]-[5]。
1.2. 运河遗产保护更新困境
从多地蓬勃发展的运河遗产保护更新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仍面临着诸多困境。运河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线性空间产物，其广大的时间跨度与较长的空间跨度使得部分遗迹损毁或掩埋，这对现代的运河研究造成直接的阻碍。
因此，在当今的运河资源的保护与更新设计过程中，会出现诸如对运河文化研究不够深，宣传力度不够大，从而致使对运河资源保护的观念存在局限性、缺少对于遗产资源的充分挖掘，使保护与更新设计的广度与深度仅停留在表面、保护与利用措施缺少地域特色，往往只追求表象的模仿以及过度注重经济效益，忽略运河资源的文化内涵等问题。
2. 研究区域概况
2.1. 研究对象与范围
元明清时期，我国东南部地区经济发达、物资充足，是北方政治中心的重要“输血供应地”。运河因为运输量大，运输成本低、倭寇侵扰风险小，成为了当时首选的运输通道。大运河山东段在其中承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得南北漕运畅通无阻，同时也沟通了东西走向的水系。以此在山东形成了运河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系统，从而改变了山东西部交通闭塞的局面。其悠久的历史，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与文化内涵。聊城在山东段中以“江北水城，运河古都”著称，具有浓厚的运河渊源。京杭大运河聊城段主要流经聊城市的阳谷县、东昌府区、临清市，全长97.5公里。据聊城市城市总体规划，聊城市中心城区北起规划北苑路，西接德商高速公路，东接机场东路，南至规划南苑路，面积386平方公里，京杭大运河由南至北贯穿聊城市中心城区。本文主要研究京杭大运河聊城城区段柳园路城市主中心区域内运河，北起济聊高速，南至湖南路，毗邻古城和东昌湖，周围遗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景观资源。
2.2. 运河遗产资源构成
运河广大的时空跨度，使其不仅仅具有运输的功能。在南北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各地人群、经济、文化以及宗教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交融。运河的开凿，不仅沟通了区域湖泊河流，还给沿线城市聚落带来了良好的伴生环境。同时，还因河而生出诸多历史古迹、传统技艺以及观念习俗等。
运河遗产是一种线性的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或带状区域内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线性文化遗产的范畴较大，包含的遗产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6]。根据《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中国大运河发展报告(2018)》，将聊城城区段运河相关的遗产资源划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物质文化遗产又从运河水工设施和历史古迹遗存两类进行划分(见表1)。
据《大运河遗产山东聊城段保护规划》统计，该段物质文化遗产总计45项，包括6段河道、24处航运工程设施、3处古代运河设施和管理机构遗存、7处与运河遗产相关的古建筑、3处运河城镇、1处古遗址、1处运河生态与景观环境。其中，鳌头矶、临清运河钞关2处遗产点/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聊城小运河区域相关遗产资源共计41项，其中运河水工设施6项、历史古迹遗存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26项。码头、闸坝遗产中体现着古时运河水利工程建造的精湛技艺；会馆、祠堂、礼拜寺向人们展现着商帮乡谊、宗族文化、宗教信仰；木版年画、龙灯陶器、呱嗒烧饼摊开了繁华的市井烟火。该区域的运河遗产资源历史跨度大、涉及范围广，是我国运河文化的重要瑰宝，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运河与城市共生之下，产生了众多的蓝绿空间，遗产资源的分布又切割出多样的历史街区，这些都不断的为城市遗产廊道的构建创造着重要价值。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heritage resources in Liaocheng city section of Grand Canal
表1. 大运河聊城城区段遗产资源分类
物质文化遗产 |
运河工程设施 |
遗产类型 |
遗产名称 |
码头 |
大码头、小码头 |
闸坝 |
辛闸、梁乡闸、土闸、周店船闸 |
历史古迹遗存 |
遗址 |
古城墙遗址 |
建筑物 |
山陕会馆、光岳楼、隆兴寺铁塔、傅氏祠堂、海源阁、
礼拜寺、小礼拜寺、基督教堂 |
非物质文化遗产 |
文学 |
秃尾巴虎老李传说、堠堌冢传说、鲁班传说、
仁义胡同传说 |
美术 |
剪纸艺术、马官屯泥人、东昌泥塑、东昌雕刻葫芦、
东昌木板年画 |
音乐 |
道口铺唢呐吹奏 |
舞蹈 |
运河秧歌、龙头凤尾花竿舞、竹马舞 |
非物质文化遗产 |
曲艺 |
东昌弦子戏、八角鼓、聊城杂技 |
技艺 |
聊城牛筋腰带制作技艺、东昌运河毛笔制作工艺、沙镇
云灯制作工艺、东昌古锦制作工艺、道口铺龙灯制作工艺、东昌陶器制作工艺、聊城铁公鸡制作工艺 |
美食 |
聊城铁公鸡、东昌沙镇呱嗒、鲁西吊炉烧饼 |
注：作者根据《中国大运河发展报告(2018)》整理绘制。
3. 聊城城区段运河遗产保护更新现状问题
3.1. 运河本体保护手段单一
与传统的“文物”保护理念不同，运河应被视为生态、文化、休闲、经济的综合廊道[7]。数十年前，聊城城区的运河河道大多已经断流，由于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很多工业污水以及居民日常生活的垃圾都倾倒于河道中，致使运河河道污染严重。随着大运河的成功申遗，为推进运河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聊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更新措施。
目前聊城城区段运河已经完全渠化，两岸修有步行廊道，作为聊城市区内的景观河道。但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与更新设计仅仅是区段性的，单一河段独立存在，与其他河段之间缺少沟通联系。此段运河经过人工明显的截弯取直，河道距离短，宽度窄，不能进行真正的航运，这与古时传统运河具有很大的差别[8]。除此之外，运河沿线的水工设施保护利用手段单一，例如沿线的大、小码头，大码头为古时装卸漕粮官物的官方码头，小码头则为古时民用码头。现如今对二者的保护与利用仅停留在进行修缮、设立遗产保护标识，将其作为市民休闲空间。这样的更新设计措施，对于运河本身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想从根本上，从里由外的把运河故事都诉说出来，把运河文明都弘扬出来，就必须采用遗产廊道型的历史保护模型，把运河本身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对构成运河的各要素展开更深层的发掘研究，编制相关的保护计划，改革相应的历史保护措施，最后实现更多资源的多赢保护。
3.2. 遗产资源发展空间局限
运河文化遗产不是一个逝去的、孤立的、静默的历史遗存，而是一个与历史、人文、社会、艺术、技术有着神奇关联性的物体，一个体现人类创造力的成就，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物质证明[9]。因此，对运河遗产的保护与更新除了河道与遗产点本身，还要注重其历史空间的连续性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联性。运河沿岸的文化遗产丰富，包括建筑、美术、戏曲、美食等。对这些文化遗产的研究，可以深刻剖析运河时代影响下聚落的变迁与文化的交融。例如，运河西岸的山陕会馆是山西和陕西两省商人沿大运河至聊城经商而营建的落脚之地、东昌府木板年画是由从事刻书业的插图雕刻艺人独树一帜开创的，而沙镇呱嗒则是沙镇东街杨氏家族在郑板桥的“帮助”下制作出的美味。
但现如今，这些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容乐观。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为大众所熟知，这些运河故事，运河传统正在面临消失。传统非遗文化的传承人面临着年龄大，无人传承的危机。例如东昌木板年画，随着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科技印刷的高效率逐渐取代了传统人工版画的雕刻。又因人们不断改变的生活方式，使得传统年画的需求大大降低。优秀的板画传承人大部分年事已高，这使得传统雕板技艺和染色印刷技术的传承也越来越困难。除此之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存量更新的时代背景下，致使一些历史街区得不到合理的保护与更新设计，从而使得运河周围遗产资源的发展空间大大受限。
3.3. 保护意识宣传力度不足
运河遗产文化的传播，不仅要靠科研人员的努力，更要让它走进民间，让运河文化普及到普通百姓[10]。聊城城区段运河遗存至今，经历了帆墙如林的漕运盛景，到后来断航遗忘，再到如今的修缮保护，成为景观廊道。其中长久的时间跨度，使得运河的文化记忆在沿岸祖祖辈辈的脑海中逐渐隐淡。现如今，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说，运河的文化内涵仅停留在“古时航运通道”这一层面。从而对于运河遗产资源的保护意识薄弱，遗产资源文化的归属感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对于运河的保护与利用，不应仅仅停留在运河实体的恢复与重建之中，更因注重对于运河文化内涵的发掘与传播。作为活态遗产的大运河文化，应当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依托社区、校园、博物馆等场所，提高当地居民对于运河历史与文化的认知，增加民众对于运河文化的参与感与归属感。
4. 基于遗产廊道构建的更新设计策略
4.1. 点与点串联，挖掘遗产资源的价值属性
遗产资源本身大多以独立形式存在，因此将各遗产资源视作独立存在的遗产资源点。对于遗产资源点价值属性的挖掘，应当从其原真性、完整性以及人本性角度出发[11]。首先原真性，即注重还原真实的遗产，要从与遗产资源本身有关的多种历史文化资源中来复原真正的历史遗产。其次完整性，遗产点关联着诸如遗产生态、遗产历史等多维度的文化内涵，同时，遗产本体与周围环境也具有离不开的协调关系。最后应当发扬遗产点的人本性价值，遗产资源在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对于城市内涵也具有一定的丰富作用，为城市增加特殊的文化风貌。通过宣传与保护，提高民众的人本意识，使得遗产保护与更新设计深入人心，最终实现城市与遗产资源的共建共荣。
Figure 1. Location map of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in Liaocheng city section of Grand Canal
图1. 大运河聊城城区段物质文化遗产位置图①
通过分析，聊城城区段运河沿线的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多分布在东昌湖区域(见图1)。近年来聊城政府为打造江北水城，依托运河，尝试开设了水上公交。为构建水上交通，其在运河沿线新设置五个码头站点，由此在东昌湖东侧运河沿线，形成了码头群。依托码头群，大码头和小码头两个遗产点形成了点与点的串联。除此之外，居于东昌湖东南侧的隆兴寺铁塔与礼拜寺分列小礼拜寺街东西两侧。依托小礼拜寺街绿色廊道的构建，可以实现二者的串联。各资源点的逻辑串联，是遗产廊道构建的基础，同时也是其构建内涵的依托。
4.2. 线与线交织，开启活力共享的智慧游览
遗产资源点的串联一定会产生具有不同尺度、不同生态环境、不同街区背景的线性廊道空间。这些线性廊道空间的交织不仅为遗产资源点提供串联途径，在最基础层面上，其还承担着沟通城市交通的重任。
交通是开启运河智慧游览的基石，进一步扩大交通有效供给，加快形成交通与游览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是重塑大运河游览活力的必要条件[12]。依据运河东昌湖沿线遗产资源点空间布局与城市道路划分现状，进行游览路线的规划。将主要路线划分为水上游览道、健康骑行道以及观光巴士道。水上游览道直接依托运河河道，实现山陕会馆、基督教堂以及大小码头的观光游览。大小礼拜寺街区、隆兴寺铁塔以及傅氏祠堂处于东昌湖与运河相夹的城区，路网密集，因此规划健康骑行道。古城墙遗址、海源阁、光岳楼位于水上古城，水上古城经过聊城政府系统的规划，四面环水，有规则的道路划分，其中拥有较多的聊城本地文化特色。因此设置观光巴士道，观光巴士道的开展有利于本土文化特色的展示，同时，也将古城中的运河遗产资源点进行串联。在规划中依托3S、5G技术，建立一条各大景区全景网络系统，形成全新的“网络运河”模式，使三条游览路线既可以相互独立，又可以交织成片[13]。同时结合30 min步行可达设置服务驿站，配置智慧解说系统，解说系统的构建对于遗产廊道具有重要的意义。服务驿站的设立不仅发挥着休憩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进行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与展示，从而实现该区域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与更新。
4.3. 面与面共荣，营建寻古溯源的空间格局
点状的遗产资源点与线状的遗产游览廊道，将历史资源与现代空间融合互补，从而交织出博古通今，能够寻古溯源的面状空间格局。根据小运河沿岸遗产资源点分布现状，将遗产廊道的构建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距离运河500 m内的核心展示区、500 m~1000 m内的特色风貌区以及1000 m外的建设缓冲区。
核心展示区内拥有较多的遗产资源，是遗产保护的核心区域。在该区域中，注重对于遗产资源的原真性、完整性以及人本性保护。注重遗产资源附属空间的利用，充分发挥附属空间对于遗产文化的延展，加强核心展示区的文化氛围。特色风貌区包含部分遗产资源，以地域文化特色为主。对该区域的规划除了考虑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之外，还应当考虑城市特色风貌的展现，使遗产资源与城市环境协调融合。通过局部街道或空间的改造，形成特色游览廊道，从而促进遗产廊道的构建。建设缓冲区遗产资源较少，是与主城区风貌相呼应的重要外围空间。在该区域中，通过控制土地用途，引入建筑行为，在竖向上来控制城市景观的天际线，在横向上来承接遗产廊道的构建。
5. 总结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研究以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为背景，选取大运河聊城城区段为研究对象。在遗产廊道构建的理念下，通过将运河沿线遗产资源进行统计与分类，结合其沿岸遗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现状，从遗产资源本体、线性游览廊道、共享智慧解说以及构建层次分区等方面，提出点、线、面的整体遗产廊道构建的更新设计思路。对于运河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应当坚持以遗产为核心、以运河为线索、以人文为根本，实现沿“运”兴市，“城”“市”交融的空间格局[14]。总之，研究运河发展的新思路，对于运河的开发与保护、拉动沿岸经济增长、传承运河文化、造福运河百姓等都有重要意义。
注 释
①图1来源：作者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