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总结了往圣先贤在汉语语音分析和注音方法方面研究的经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拉丁字母注音方案，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拼写和注音工具，是国际标准化组织规定的拼写中文专有词语的国际标准。在这60余年的推广和应用过程中，《方案》充分展现了其实用性、简洁性、科学性等特点，为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提升普及程度和质量、推广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以及搭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在《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5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一面旗帜。65年来，汉语拼音已经融入教育、科技、文化以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以语文现代化助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典范”[1]。具体来看，王开扬(2019)曾展开讨论过《方案》的实际作用，主要提到了以下几点：1) 帮助认识汉字；2) 帮助学习普通话；3) 编制索引；4) 做科技代号；5) 拼写中国人名、地名；6) 用于中文信息处理；7) 用于特殊语文设计；8) 用于临时文字；9) 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文字的共同基础。而在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上，《方案》也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全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要充分发挥汉语拼音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助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文化强国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语言之力’”[1]。
但在60多年的应用过程中，也有大量的教师和学者发现《方案》存在着一些缺憾，在实际应用中带来了一些问题。周有光先生认为：“《方案》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王敏(2013)表示非常赞成周有光先生的这种辩证观点，也认为在社会应用中出现的多数问题并不会影响《方案》的价值和意义[2]。但为了使《方案》在使用与教学中更便于理解和掌握，这些问题也不可忽略，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言文字学界不间断地有人对《方案》提出了各种修订建议抑或是教学建议，期望对汉语拼音应用有进一步的帮助。例如，隔音符号y、w的问题，iou、uei、uen的省写问题，字母表名称音与呼读音问题，《方案》与小学教材内容有所出入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学界认为，有的需要讨论作出明确解释和规定；有的需要深入调查，进行学理研究，给出合适的答复；有的需要考虑宣传和普及应用，调整教学的政策与方法……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针对《方案》现有的不足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其研究数量和范围不断增加拓宽的同时，却缺乏具有一定质量的针对这一领域的综述性研究。因此，本文尝试梳理现有的(1980~2023年)针对《方案》改良态度和建议的相关研究，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进而总结反思这一研究领域的局限，展望前景，为未来的《方案》修改及研究提供参考，以便在此领域实现纵向和横向的双向发展；同时也为汉语拼音对外教育提供一定的建议和研究价值。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回答以下问题：1) 学界对现有《方案》的改良态度总体趋势如何？2) 学界对《方案》现有的改良建议涉及哪些问题？侧重点主要是哪些？3) 目前已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2.2. 研究方法
2.2.1. 数据采集
本文所采集文献主要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对《汉语拼音方案》相关研究进行了检索，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主题名，并在学科栏筛选了“中国语言文字”学科，共计检索到1688篇文献，按照相关性、价值性原则筛选出61篇相关文献，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
2.2.2. 主题分类
基于61篇相关文献的摘要和内容，综合考虑原《汉语拼音方案》的内容板块设置、学界已有的研究分类等，笔者将现有文献的研究主题分为以下几大类：1) 《方案》的三表发音相关问题研究；2) 《方案》的字体问题研究；3) 《方案》的字母转写问题研究；4) 《方案》的省写问题研究；5) 隔音符号的问题研究。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对于学者有关《汉语拼音方案》改良方面的研究，本文将从总体趋势、研究方法、研究类型与持有态度以及研究内容四个维度进行分析。
3.1. 《方案》改良研究的总体趋势
图1显示，《方案》改良研究的文献数量呈动态变化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人开展《方案》的改良研究，处于探索和萌芽阶段，2006年之后大幅增长，波动增长至2019年，达到峰值7篇，而后又降至2篇左右，围绕这个数量上下波动。由此可见，60多年以来，学界一直没有停止对《方案》的研究，期间同年内甚至涌现出了大量的文献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说明《汉语拼音方案》存在问题，这是很多学者的共识，如何改进也是他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3.2. 学者研究《方案》改良的方法
对现有的《方案》改良研究方法进行分类统计，这有利于我们观察该领域现有的研究状况，吸取研究经验，分析不足，综合讨论该领域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1980年以来，学界对于《方案》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提出了各类修改和教学建议，这离不开研究方法的选择。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统计后发现，现有研究中，定性与定量研究兼有，采用问卷调查、个案研究、文本分析等方法分析《方案》可改善的各个方面，并进一步提出持有的建议或赞同已有的学界观点。《方案》改良的研究方法分布情况具体如表1所示。
Figure 1.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cheme for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from 1980 to 2023
图1. 1980~2023年《汉语拼音方案》改良研究的发展状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cheme for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1980~2023
表1. 1980~2023年《方案》改良研究方法分布
研究方法 |
数量(篇) |
比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
定量研究 |
4 |
6.56% |
定性研究 |
57 |
93.44% |
总计 |
61 |
100% |
表1显示，《方案》的改良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是定性研究，共计57篇，占到了总文献数量的93.44%；而定量研究的文献仅有4篇，仅占6.56%，这与定性研究的文献数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该领域的研究更多是质性的分析，数据性的定量研究偏少，这就可能使得一些修改的建议等缺乏科学性、实用性，缺少依据。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该领域在定量研究尚且处在较为空白的状态，定量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分析方法、参考依据等众多因素或值得进一步考量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刘一梦(2021)曾跨年龄层、跨学历层收集了3687份调查，综合分析了不同年龄、不同身份和学历的人在使用《汉语拼音方案》时的正确率、影响因素等，进一步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使用《方案》的现状[3]。此项研究在该领域定量研究方面算得上是一大进步。
3.3. 《方案》改进的不同解决方法取向
纵观现有的研究文献，学者们对于《方案》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解决有两种不同研究方式及解决方法取向。首先，在对《方案》中存在问题的分析上，学者的研究有偏于理论性论证和结合拼音教学实践验证两个视角。有一部分学者进行的是纯理论视角的分析，主要从《汉语拼音方案》设定的目标、内容的科学性、规则的有效性方面进行结合语言学、语音学视角的分析。另一些学者则结合中小学语文教学实践、《方案》指导中小学教材编写及对外汉语教材编写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不同研究类型的论文数量及比例如表2所示。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type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cheme for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from 1980 to 2023
表2. 1980~2023年《方案》改良研究类型与所持态度分布情况
研究类型 |
对《方案》改良持有态度 |
数量(篇) |
比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
总计(数量/占比) |
理论性研究 |
支持修改《方案》 |
41 |
67.21% |
45/73.77% |
支持教学者、学习者适应《方案》 |
1 |
1.64% |
无体现 |
3 |
4.92% |
实践性研究 |
支持修改《方案》 |
7 |
11.48% |
16/26.23% |
支持教学者、学习者适应《方案》 |
7 |
11.48% |
无体现 |
2 |
3.28% |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偏理论的研究共有45篇，占73.77%；实践性研究共计16篇，占比26.23%。数据统计显示，在该领域研究中，学界更倾向于采用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结合前人研究、理论以及个人观点进行研究，而与实际应用情况相结合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但我们也能感受到学界有结合《方案》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的倾向，这为持修改《方案》态度的学者们提供了更有力的、更科学的依据。
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两类研究中，学者都表示了“改进”这一目标。但改进指向的对象却并不相同。从理论视角进行《方案》问题研究的学者，多持应“修改完善《方案》”，并提出修改建议，此类文献占到了67.21%，这些学者仅有一人认为应该让学习者或教学者改变教学或学习策略来适应现有《方案》。但在从实践教学或学习视角进行《方案》研究的学者，约半数建议认为应该让教学或学习者改变教学或学习策略来适应、解决《方案》现有问题，另外一半则建议要修改完善《方案》。
但深入分析应用研究类中持“教学者、学习者适应《方案》”态度的文献后，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让教学者、学习者适应《方案》”这一类建议其实是在回避《方案》本身存在的问题，其所提出的教学和学习建议也极为繁琐，反而给实际应用带来更多的障碍。如刘燕(2011)曾从《方案》的发音、书写、其字母与拉丁字母出入三个版块指出分析了《方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带来的若干问题，而其在讨论解决办法时却表示“虽然《方案》在理论上是公认比较完善的，但在教学过程中还是会给学生造成很多障碍，甚至陷阱，带来极大困惑”[4]，这既没有论证《方案》理论的合理性，也没有提出好的修改和调整方法。其后提出的“音素本位”“音节本位”“语流本位”的教学方法也只是大而化之，没有具体对应每个《方案》存在的问题，“解决方法”的本质也只不过是在教学初期规避《方案》带来的这些问题、陷阱。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应用研究中结合教学过程出现的实际问题展开的分析，之所以有近半人持“教学者、学习者适应《方案》”，是因为这类研究者多为教学一线的人员，缺乏较强的语言学理论知识和理论分析能力，对《方案》的本质理解不够透彻，只能结合教学经验提出缓解“问题”的办法。相比而言，本体研究中持“修改《方案》”态度的比例远超其他态度就显得更为合理。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方案》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者总体来说，其观点认为应该修订《方案》的比例较大，认为让教学者或学习者适应方案的观点相对较少。而且越是有较深理论基础的研究者，越倾向于修订《方案》本身。
3.4. 《方案》改良研究的内容
上一节总体分析了《方案》问题研究者对于改进《方案》的总体方法取向。接下来我们将对《方案》不同板块的规则上的问题，学者们具体提出的改良建议进行分析。
结合61篇文献，笔者将现有文献的研究主题分为了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分别是：1) 《方案》的三表发音相关问题研究；2) 《方案》的字体问题研究；3) 《方案》的字母转写问题研究；4) 《方案》的省写问题研究；5) 《方案》的隔音符号问题研究。有很多文献讨论了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不同部分重复提到这些文献。不同研究内容涉及的文献数量及其比例如表3所示。下面逐一回顾分析《方案》的三表发音相关问题研究、《方案》的字体问题研究、《方案》的字母转写问题研究、《方案》的省写问题研究、隔音符号的问题研究的内容。
Table 3. From 1980 to 2023,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distribution of documents involv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different research contents of The Scheme for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表3. 1980~2023年《方案》改良不同研究内容涉及的文献数量及其比例分布
研究内容分类 |
具体问题 |
数量(篇) [比例(%)] |
《方案》三表的发音问题 |
三音的关系(呼读、本音、名称音) |
14 (22.95%) |
注音符号 |
25 (40.98%) |
声韵母的归属 |
10 (16.39%) |
缩略词的发音 |
3 (4.92%) |
声调标调问题 |
18 (29.51%) |
特殊声韵母的拼读发音问题 |
23 (37.70%) |
同音词区分问题 |
4 (6.56%) |
《方案》字母的字体问题 |
a、g的字体问题 |
6 (9.84%) |
《方案》的字母转写问题 |
卷舌单韵母er的转写 |
9 (14.75%) |
[u]、[y]的字母转写 |
5 (8.20%) |
双字母的转写 |
6 (9.84%) |
i的一体三用 |
9 (14.75%) |
ü的字母转写 |
11 (18.03%) |
《方案》的省写问题 |
iou、uei、uen的省写 |
15 (24.59%) |
ü的省写 |
6 (9.84%) |
双字母的省写 |
10 (16.39%) |
隔音符号问题 |
y、w作为隔音符号 |
17 (27.87%) |
n、g开头的音节接在其他音节后的隔音问题 |
4 (6.56%) |
新型隔音符号 |
4 (6.56%) |
3.4.1. 《方案》三表的发音问题
《方案》三表的发音问题，此处界定为与发音相关的研究，包括三音(呼读音、本音、名称音)的关系问题、注音符号闲置、部分声韵母的归属、缩略词的发音、声调标调问题、特殊声韵母的拼读发音问题以及同音词区分的问题，其涉及到的文献数量分别为14 (22.95%)、25 (40.98%)、10 (16.39%)、3 (4.92%)、18 (29.51%)、23 (37.70%)、4 (6.56%)。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该部分研究在所收集到的文献中占比较大，尤其如注音符号的闲置问题、特殊声韵母的发音问题更是广泛受到学界的关注。
首先，将目光移至字母的三音关系问题上，这个问题的研究历史较长，各学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其中，本音指的是《方案》所借用的拉丁字母本来的发音；名称音指的是《方案》中对每个字母规定的读音，是全国统一的读法；而“呼读音”指的是为了便于教学和记忆，在每个声母的本音后面配上口型相近的元音，就形成了“呼读音”。在这一问题上，各学者较为统一的观点是认为三音的使用混乱、分工不明，很少有人分清，每种读音尚未发挥其最大价值。鉴于以上问题，解植永(2008)指出应当规范现有的名称音、呼读音，并增加三音关系的解释说明；安华林(2008)认为辅音应坚持“呼读音”，元音坚持用“本音”……各位学者都试图建立更清晰的三者关系，解决使用混乱的问题。而三音的关系问题，其实也进一步导致了汉语拼音字母缩略词读法不明的问题。王立(2006)曾对武汉市汉语拼音缩略式字母读音进行考察，在所调查的610人中，汉语拼音缩略式字母读音分布为：读作英语字母的77.2%，读作汉语拼音声韵母的14.1%，不会读或读作汉字或错读的有8.7%，读作汉语拼音字母名称音的为0 [5]。他表示大众将英文字母的读音代替汉语拼音字母的读音在缩略词中已成为基本倾向。而解决缩略词读音的最好办法还是统一《方案》中本音、名称音与呼读音的使用标准和界限，这再次验证了完善《方案》三音关系与标准的必要性。
与《方案》中三音的关系密切相连的，当然还有“注音符号”。收集数据显示，在各类问题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注音符号”的问题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各专家学者都认为尽管“注音符号”曾在《方案》推广初期发挥过巨大作用，现今具有强大的情感价值；但现在70岁以下的人几乎完全不认识这套注音系统，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大大降低。所以应当去掉《方案》中的此套注音系统，或是改变其位置，将其设置在附录之中。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声调标调问题。汉语的声调是一个有意义的音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离开声调就无法确定一个音节的意义[6]。所以，到底需不需要标出音节的声调，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如何标调”“怎样优化标调”却成为了学者们展开激烈研究的对象。主要解决办法有以下几种：一是在韵母的主要元音上加调号，如同《汉语拼音方案》规定的那样；第二是规定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四声，加在每个音节之后，但它的明显缺点是每个音节多用一个字母；三是如国语罗马字那样变换、重复主要元音，或在主要元音之后加表示声调的字母，而此种办法规则复杂，不易掌握。总的来看，以上解决方法各有长处与短处，学界围绕上述方法进行了研究，未显现出明显的倾向。具备了声调，其实也不一定就能确定音节的意义，这是因为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词，就算具备了声调，确定音节、词汇的意义也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学界得出的研究成果不多，仅胡双宝在20世纪80年代曾表示可以用加义符的手段区分同音词，使现代汉语的全部词汇定形化，但要想实现这一点，又避免过于繁琐复杂，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上述提到的问题以外，在《方案》的发音问题中，部分特殊声韵母的归属问题、拼读发音问题也不容忽视。在这类问题的研究上，现有文献覆盖的范围较广，切入口较小，但未有文献将其已有研究建议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处具体包括“bo类(bo po mo fo)”的韵腹弱化问题、加符字母ê的问题、ong与iong的问题、有关韵母ian的发音问题、语音与字母配置问题等。王晶(2007)曾分析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方案》所出现的误区，其中提到了字母和语音的配置问题。《方案》字母的确定既要体现汉语的实际音值，又要尽可能地随从拉丁字母的国际音标，这无疑是很难做到的，因此也出现了诸如：① j，q，x的借用；② 送气音p，t，k，c，ch，q和清音b，d，g；③ ü [y]的字母配置的问题，这给已具备拉丁字母语言系统的外国人学习汉语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丁迪蒙(2007)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提出了有关韵母ian的发音口型问题。在普通话语音中，a音位上有四个音素，它们分别是：唇音b、p、m、f后的前[a]，舌尖中音d、t、n、l后面的中[A]，舌根音g、k、h后面的后[a]，以及在韵母ian中间的那个舌面前半低不圆唇元音[ε]。因为这些音在汉语语音系统里不区别语义，《方案》就用一个字母a来表示[7]。但外国人在读“ian”的时候，读音容易变成i加上an，而不是“[iεn]”。再如安华林(2008)提到的加字符“ê”的问题。在《方案》中，用一个/e/音位代表了[ε](用于ie、ǜe)、[e] (用于ei、uei)、[ə] (用于en、uen、eng、ueng)几个变体，而 “诶、欸”在表中没有专门的符号表示，只在附注(3)里说明“单用的时候写成ê”。《汉语拼音方案的通用键盘表示规范》规定：“用E加A组合键位替代表示”，插入菜单的符号表中的ê没有声调[8]。大多学者表示最好将这两个叹词的读音改为[ei]，且取消加字符“ê”。纵观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几乎都是《方案》在设计初期时进行大量的简省而带来的实际应用问题，安华林曾说“拼式并不是越短越好，最重要的是考虑实用和效率[8]”，笔者以为，其他规则皆是如此，应该结合大众生活、教学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对《方案》进行适当的改良。
3.4.2. 《方案》字母的字体问题
《方案》字母的字体问题较少，主要集中在“a”和“g”两个字母上。针对这一问题，各学者的建议不一。王均(2003)认为所谓的汉语拼音的ɑ和ɡ (所谓的哥特体)、a和g (所谓的罗马体)是一回事在印刷体中，完全可以使用通用的字体a和g，但同样，也可以根据需要选用其他的拉丁字母字体，没有错误正确之分。安华林(2008)则认为，拼音的手写为主变成了键盘输入为主，建议修订《方案》时印刷体统一采用通用的拉丁字母形体。而由于a、g书写不便，手写可仍旧使用ɑ和ɡ，不过要在附注里说明。另外他还提到了其他字母的字体问题，i的大写《字母表》用一竖“I”表示，上下两端没有装饰的小横线，跟L的小写一样，容易混淆，因此建议采用带装饰线的形式，写作“I”；L的小写手写体可以考虑用“l”，下方带小钩，以便跟数字1分开。
3.4.3. 《方案》的字母转写问题
《方案》的字母转写问题，主要是由于在《方案》设计之初选用合适的拉丁字母来表示汉语发音的过程中产生的。现有的研究主要包括卷舌单韵母er的转写、[u]、[y]的字母转写、双字母的转写、i的一体三用以及ü的字母转写问题。首先，卷舌单韵母er在汉语发音的中的地位与a、o、e、i、u、ü同等重要，而其却只在附注中出现。对这一条例，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将其列入韵母表，并用e加附加符来表示；而安华林(2008)则指出没有必要加附加符，且支持《方案》中对er作儿化韵的处理。在《方案》中，出于拼写方便、阅读醒目、易于区分手写体等方面的考虑，[au]、[iau]、[ou]、[uη]、[yη]分别用ao、iao、ou、ong、iong表示。即在ao、iao和ong中的字母o表示[u]，而ou中字母o表示[o]，io表示[y]。魏锦(2009)认为这显然与字母和音素的对应关系有矛盾，因此产生了以下问题：ao/iao的归音不到位；ong读成[oη]的现象已经具有普遍性；ou读成[ou]，由于动程太短，听感上容易和uo[uo]相混。他进一步提出了还原[au]、[iau]、[ou]、[uη]、[yη]与音素相对应的写法的修改建议(au、iau、eu、ung、üng)，无独有偶，大多数学者都持这种观点。
而双字母的转写问题，只要指的是“zh、ch、sh”的转写问题。陆芳(2015)指出zh、ch、sh一直是留学生学汉语难以掌握的地方，他们不能够理解舌尖后音zh、ch、sh后的“h”[9]。h[x]在国际音标中表示送气，在英语里表示喉音，在汉语拼音中是舌根音。这说明zh、ch、sh的组成部分“h”并不能有效区分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的差别，不仅缺乏有力的根据，还增加了留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难度。现有的相关研究都一致地认为应当将“h”改为“r”。r在汉语里本身就是舌尖后音，zr、cr、sr比 zh、ch、sh的构形更符合舌尖后音的发音状态，与声母r的形态也更为统一。i的一体三用问题是《方案》中将音节zhi、chi、shi、ri中的舌尖前韵母，音节si、zi、ci中的舌尖后韵母，以及舌面前韵母i归并到一起，用同一个字母i来表示。陶炼和丁迪蒙都曾指出此条规则会使学习汉语拼音的人对不同音节的发音产生误区，但有意思的是两人作出了不同的建议，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对《方案》修改持不同态度的区别。陶炼(2010)和支持修改《方案》的学者一样，认为应该用别的字母(如y)代替zi、zhi这两组音节中的韵母；而丁迪蒙(2007)则提出了教师先不教zi、zhi两类完整音节，只教声母，让学生在词汇的学习中掌握正确发音的建议。
在《方案》字母转写的各问题中，已有研究最多的还是ü的字母转写问题，共涉及11篇文献，占比9.84%。在这些研究中，不乏有大量的文献建议将ü改为v，原因主要为以下几点：1) 提高现有字母的使用率。字母表中的v其实是闲置字母，主要还是用于临时替代ü，而ü本身也是加符字母，替代后即可取消。2) 可以避免附加符号带来的诸多不便，省去相关的省略规则，减少记忆负担。3) 键盘输入与手写一致。减少在输入、印刷时插入符号的不便。与此同时，onɡ、ionɡ的实际形体是unɡ、ünɡ，但因为unɡ和ünɡ书写不便，不易辨认，《方案》改[uŋ]和[yŋ]的形体为onɡ、ionɡ。刘勇(2010)指出，如若用v替代ü，iong可以写成vnɡ，onɡ则还原为unɡ，无论是手写体还是计算机文本都不会产生混淆。unɡ则根据字母形体归入合口呼一列，vnɡ归入撮口呼一列，这样四呼的归属标准问题也得到一定解决[10]。
3.4.4. 《方案》的省写问题
《方案》中的省写问题主要包括iou、uei、uen的省写、双字母的省写以及ü的省写问题。其中已有研究最多当数iou、uei、uen的省写问题，涉及相关文献15篇。在已有研究中，学者都明确地指出，《方案》规定的“iou，uei，uen前面加声母的时候，可写成iu，ui，un”，这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实际教学中可能会出现发音不准确的问题，且省略后的形式又增加了判断声调标写位置的难度。不同态度的学者仍旧提出了不同建议，李基林(2017)表明这些问题增加了学生的记忆负担和教师的教学难度，最好的优化方法就是韵母iou，uei，uen不采用省写，从根源解决问题。但周宇浩(2020)在指出这一《方案》本身存在的问题后，提出的建议却是从教学方法的角度出发的，在教学中临时补足省写的部分。可如果不存在省写，是不是也就不用临时补足了呢？
其次是双字母的省写问题，指的是《方案》规定在给汉字注音时，为了拼式简短，zh、ch、sh可以省作ẑ、ĉ、ŝ；ng可以省作ŋ。但由于这种双字母省略为单字母的省写变体并没有获得大众的认同，在汉语拼写应用中逐渐失去身影，因此在这问题上似乎没什么争议，一致认为应该删去此条规定。最后是ü的省略问题，《方案》规定，ü行韵母与j、q、x、y相拼时需要省去两点，与l、n相拼时保留两点，共计6篇文献谈到此问题。李德文(1995)就指出这项规则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不便，需要通过修改《汉语拼写方案》来解决问题[11]。李基林(2017)更是直接建议ü行韵母 ü，üe，üan，ün与j，q，x，y相拼时不省略两点。可以看到，《方案》中某些所谓的简省，却是反而不利于大众和教学使用的，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方案》的内容暂未与时代的发展、群众的需要保持一致，需要尽快完善。
3.4.5. 隔音符号问题
《方案》中的隔音符号问题也是其改良研究中的热点，不同于其他问题板块，甚至出现了一些单独研究《方案》隔音符号问题的文献。在《方案》中，对隔音符号的表述为：“a，o，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例如Pi’ao (皮袄)。”但其实《方案》中起隔音作用的不止这个，还有y、w作为隔音符号。但y、w的性质与使用规则又一直是专家学者们对隔音符号质疑的聚焦点。陈重瑜早在1984年就对y、w的归属问题展开了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以i起首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要写成yi，那么以a、o、e起首的韵母，在前面没有声母时，为何不需要加y或w呢?”“Chang’ang里的隔音符号代表的是‘虚’，即二者之间有空隙，不可连读。而Shěngyang (yang由yiang而来)或yi，yu中的y，以及wu中的w，代表的却是‘实’，它们代表实际存在的语音。[12]”因此他认为y、w是具有名副其实的声母性质的，如此一来，y、w就同时具备了两种功能。再看小学语文的拼音教学中，老师都是把w、y作为声母来教的，尹斌庸(1993)曾研究了小学语文拼音教学与《方案》中规定的不同。《方案》中声母只有21个，w、y是隔音字母；而小学语文教学中，y、w是声母，一共有23个声母，对于其作隔音符号的音节，老师就教学生整体认读，如yi、ye、yin、ying、wu、yu、yue等。我们可以从此处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方案》规则中带来的不便，于是大多学者持取消w、y隔音符号的用法，采用固定的一两个字母完成所有的隔音功能，改变不同情况不同隔音方法的现状。另外，还有学者看到了现有隔音规则中漏掉的情况，即戈致中(1999)经研究指出音节界限发生混淆的问题并不仅仅发生在零声母开头的音节上，还可能发生在鼻韵母上[13]。普通话中有16个鼻韵母，鼻韵母的韵尾是n或ng，而n和g又都是可以充当声母的。如此一来，带鼻韵母的音节就可能与连接在后面的音节界限发生混淆；同时，以n和g开头的音节也可能与前面的音节发生混淆。他在此处例举了一些例子，以n开头的音节：binan (避难)可能误读为bin’an; enan (厄难)可能误读为en’an; xinan (西南)可能误读为xin’an。以n结尾与以g开头的音节相连的情况更多：angou (暗沟)可能误读为ang’ou: chengou (尘垢)可能误读成cheng’ou；dangang (单杠)可能误读为dang’ang。因此，戈致中建议将“隔音符号”的规定修改为“a、o、e或n、g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例如pi’ao (皮袄)、xi’nan (西南)、dan’gan (单干)。”
3.4.6. 学者对《方案》具体板块中问题的观点和建议总结
3.4小节具体分析了学者研究文献中对于汉语拼音方案不同板块中的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可以看到，不同学者之间的观点也很不一致。以下从主流的观点上，我们对学者们的看法和建议做一简要概括：
对于本音、名称音、呼读音三音的不一致，学者们认为应该统一《方案》中三者的使用标准和界限。对于问题较多研究较多争论较激烈的“如何标调”“怎样优化标调”，多数学者们指出这是《方案》在设计初期时进行大量简省造成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便利，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拼式并不是越短越好，最重要的是实用性和有效性。对于几条省写规则，学者们主流的看法，都认为没有必要进行省写，省写增加了学生的记忆负担和教师的教学难度。对于隔音符号，大多学者持取消w、y隔音符号的用法，采用固定的一两个字母完成所有的隔音功能。
4. 分析与建议
在对有关学者们对《方案》问题提出观点和建议的文献进行分析概述之后，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就目前有关《方案》的研究做如下分析。
4.1. 研究内容尚需系统化
首先，从统计结果来看，《方案》改良现有研究中，每篇文献研究的问题几乎不一，数量不等，划分标准不同，难以进行更好的对比分析研究。对于研究内容的选择，在现有研究中，学者并没有进行类别的划分，而是简单地一条一条理出来，想到哪些问题就研究哪些问题，在研究内容的选取上缺乏系统化、科学性；而提出的建议也只是就研究的具体问题采取应对措施，缺乏普适性，难以进而推广到这一类问题中使用。同时在《方案》现有研究中，综述型论文数量较少，质量不高，因此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所作出的启示意义也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20年以后研究数量急剧下降稳定在较低水平，且研究内容重复率也较高。因此在未来的《方案》改良研究中，后继的研究者应该慎重选择研究对象和内容，恰当进行分类整理，针对空缺领域，结合时代需求进行研究，为《方案》的修改出一份力。
4.2. 研究方法相对单一
其次，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的研究方法，大多为定性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数量形成大幅度失衡，而定性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也是极为单一，大多为文本分析、理论分析诸如此类。缺乏定量研究就会导致大量现有研究结果缺乏数据支撑，科学性和说服力不够。同时部分研究在进行定性研究时也尚未结合理论进行科学分析，而是仅凭前人研究、教学经验等较为主观的参考进行分析，提出建议，这类研究得出的结果就很难让人信服。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可更多的采用定量研究，结合理论分析现有《方案》的应用情况，并提出合理的建议；而定性研究也可尝试更多的方法，如访谈法、观察法等。
4.3. 研究不够深入
最后，从统计到的文献研究结果来看，还存在着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在应用研究类型的文献中，持“教学者、学习者改变相关教学或学习策略来适应《方案》现有的问题”态度的研究与支持“修改完善《方案》”的研究占比持平；在本体研究中，持“教学者、学习者改变相关教学或学习策略来适应《方案》现有的问题”态度的研究仅有1篇，更多的学者支持“修改、完善《方案》”，此类研究占到了67.21%。总的来看，在《方案》改良研究中，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支持“修改、完善《方案》”，这对于《方案》修改完善工作的开展来说无疑是有力的支撑。但同时大多研究者仅将《方案》规则导致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现象呈现出来，没有进一步结合语音学相关理论分析原因等，就急忙给教学者、学习者提出了在教学过程中应当采取的方法。除此以外，更有一些研究者，只是列出了《方案》中存在的问题或是教学中的困难，而后并没有提及《方案》修改建议抑或是教学建议，甚至连“是否支持修改《方案》”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不曾体现。上述在《方案》改良研究领域出现的情况并不在少数，由此可以看出该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影响力也不够大，这可能也是《方案》改良研究发展缓慢的原因。因此，有关《方案》改良的研究要想取得更进一步的成果，推进《方案》改良向前迈一大步，就还需要相关学者继续深耕下去，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深挖，探究原因，依据相关理论和教学、使用实践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汉语拼音方案》更好地服务大众、服务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作出贡献。
5. 结语
本文采用了综述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对《汉语拼音方案》相关研究进行了检索，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主题名，在学科栏筛选了“中国语言文字”学科，共计检索了1688篇文献，按照相关性、价值性原则筛选出了61篇相关文献。并针对这61篇文献，综合考虑了原《汉语拼音方案》的内容板块设置、学界已有的研究分类等，将现有文献的研究主题分为了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分别是：1)《方案》的三表发音相关问题研究；2)《方案》的字体问题研究；3)《方案》的字母转写问题研究；4)《方案》的省写问题研究；5)《方案》的隔音符号问题研究。并基于61篇(1980~2023)相关研究论文，从总体趋势、研究方法、研究类型及持有态度和研究内容等角度，对所获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总结了1980年以来学界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态度及修改建议，指出了当前《汉语拼音方案》和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为未来研究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改良提出了建议。分析发现现有的《方案》改良研究：1) 研究内容尚需进一步系统化；2) 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大多为定性研究；3) 研究还存在着不够深入的问题。
致 谢
本论文为四川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母语及非母语者对《汉语拼音方案》细则的理解运用差异之对比研究”(编号：20230522213359868)成果，论文由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学生刘欣雨、邓雨晴在通讯作者四川师范大学王飞华老师指导下完成，特此致谢。
基金项目
本研究成果受四川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母语及非母语者对《汉语拼音方案》细则的理解运用差异之对比研究”(编号：20230522213359868)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