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通过中国知网主题检索“《白鹿原》”，总库共出现2909篇文献，其中期刊2054篇，学位论文203篇。在这些文献中，有绝大部分是就小说中的某个具体人物进行形象上的分析，探究人物性格特征；因该作品也有一部分是与相关的文学作品进行类比和比较研究，例如《红楼梦》《静静的顿河》《大地三部曲》等；《白鹿原》小说被拍成电影、电视剧、话剧，因此从影视作品和舞台作品的角度来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例如传播学、电影学等；还有从作品中去挖掘所蕴含的文化例如儒家文化、民俗文化、宗族制度等方面来开展研究。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是关中地区，且主体大多为底层群众，《白鹿原》电视剧生动呈现了人们的说话方式，进而展现了浓厚的关中特色，文字的魅力同样也能够让人们更好感知关中文化，感受每个人物因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的变化，本文以语言为切入点，从作品中，到作者的笔下，去感知渭河平原的风土人情。
2. 《白鹿原》的创作背景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之风的兴起，社会上也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之风，陈忠实也于1988年开始，用两年时间来为小说的创作做准备工作，用四年时间创作《白鹿原》，共历时六年，这部作品才最终问世，并于1998年获得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的作者陈忠实出生于白鹿原，他将自己的经历与有关白鹿原的县志结合起来，此后，他去到乡下，四年时间，小说中一个个人物在他的作品中逐渐浮现，便相继有了白嘉轩、田小娥、黑娃、冷先生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角色，小说也在他的不断思考与琢磨中逐渐成型。在1993年正式出版以后，不仅在国内大火，也先后被翻译成法语、日语、韩语等多种语言，进而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3. 《白鹿原》的语言特色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语言富有文学性。《白鹿原》中的语言在彰显这种文学性的同时，还体现了关中地区人们的说话方式，具有强烈的关中色彩，语言通俗且幽默，并且还能够透过其语言特色，映射出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使得人物性格更加鲜明，不仅如此，作者在介绍和描写这些人物时还运用到了丰富的修辞手法和描写手法，为人物性格特征增色，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且具体。
(一) 关中色彩浓厚
《白鹿原》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关中地区，围绕白鹿原的人物展开了故事的叙述，因此小说中鲜明地展现了关中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说话方式，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能够更好感知关中地区，感知关中地区的地域文化，从而让读者更好融入到小说中去。
运用关中口吻完成整篇文章的叙述，无疑增添了这部作品的地方特色。首先是在称谓上，“大”是“爸”的关中称谓；对一些职业也有相应的称谓，比如“麦客”“碗客”“勺勺客”，分别指的是流动的替别人割麦子的人，卖碗的商人和厨师。在一些带有贬义的称谓上也具有浓厚的关中特点，譬如，在白嘉轩要给父亲白秉德迁坟时，鹿泰恒对白嘉轩请来阴阳先生的行为充满了鄙视，他说到：“现在这个阴阳先生比起他爸老阴阳来，充其量只够个‘二眯儿’……”[1]此处的“二眯儿”就是关中方言，指的是知识或技艺不到家的人。在第六章中，鹿三在督查麦客抢时收割时，遇到偷懒怠工的麦客时会发火说到：“……出门给人干活就凭这本事？掌柜的算瞎了眼叫下你这等二道毛！”[1]“二道毛”指的是不干正事的人，这个说法在《陕北民歌：信天游》中有迹可循。其次，在代词的使用上面也体现了关中特色，“哪达”在文中出现多次，意为“哪里”。最后，是关于语气词的使用，例如在白嘉轩去城里找白灵让她回家时，鹿兆海插嘴说：“叔吔！白灵……”[1]朱先生在去到白家看望老岳母时也用到了“吔”这个语气词，他说到：“啊呀妈吔我饿坏了，快给我熬一碗包谷糁子吧……”[1]
这些称谓词、语气词、代词的使用增添了作品的关中特色，更能全面展现时代特征与人物性格特点。
(二) 彰显人物特征
前文提到，《白鹿原》的关中色彩浓厚，这也为小说人物性格的进一步刻画奠定了基础。白鹿原位于渭河平原南边，作品以晚清时期为叙事起点，当时的人们大多数都是农民，有的人无疑在这场时代洪流之中起起伏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改变，老的、少的、女的、男的，都在作品中个性分明，每个人都有自身的特点，作者在使用语言时就兼顾到了人物的性格与特征。
最典型的人物白嘉轩，他作为族长在面对族人时会透露出他的权威，作为族长的硬气与傲气也时不时显露出来，秉持一系列的原则做事是他的作风，同时对族人始终怀有一份责任与担当。例如，在村里因《乡约》松弛的情况下出现了赌窝时，及时召集大家到祠堂对白兴儿和那一伙子赌徒进行审判，白嘉轩说：“赌钱掷骰子的人毛病害在手上，抽大烟的人毛病害在嘴上；手上有毛病的咱们来给他治手，嘴上有毛病的咱们给他治嘴。”[1]这不仅是他作为族长要维护《乡约》权威的体现，也是他作为族长权威的体现，更是对他爱憎分明人物性格的描写。
黑娃鹿兆谦在文中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黑娃的父亲鹿三是白家的长工，黑娃从小就一直被教育要对主家忠实诚恳，这对黑娃来说是对他自尊心的侮辱，导致他父亲希望他留在白家继续做长工时，黑娃严词拒绝，嘴里说着：“嘉轩叔的腰杆挺得太硬太直了。”[1]这句话出现多次，为后文白嘉轩的腰被打伤埋下了伏笔。黑娃相对同龄的鹿兆鹏、白灵等人来说所接受的教育较少，因此黑娃相对他们而言更加符合农村人的说话方式，在理解一些新事物的时候也存在一定难度，在文中第十一章鹿兆鹏在给黑娃解释反革命军阀时，黑娃不懂就只是应着，在听到进一步的解释过后说到：“噢！是这么些烂货！”[1]
冷先生在小说中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是白鹿原上的医生，村民们都很敬重他，作者对他的描述是这样的：“冷先生看病，不管门楼高矮更不因人废诊，财东人用轿子抬他或用垫了毛毯的牛车拉他去，穷人拉一头驴接他去他也去，连毛驴也没有的人家请他就步行着去了。”[1]这段是在小说第一章中要给白秉德治病时对冷先生的描写，彰显了冷先生医者仁心、悬壶济世的美德，也提前给读者交代了冷先生的人物性格特征。冷先生的女婿鹿兆鹏就是在他自己的谋划之下营救的，作者塑造的这个人物角色，人如其名，是一位说话很少的人，以至于有一次白嘉轩因其滔滔不绝感到诧异。
(三) 修辞手法和描写手法的运用
在人物描写方面，不管是心胸狭隘的鹿子霖，还是爱憎分明的白嘉轩，还是风高亮节的朱先生，以及白家子女白孝文、白孝武、白灵等，作者都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刻画人物。其中不乏对比、比喻的修辞手法，也有不少环境描写、心理描写、动作描写等描写手法的运用。
第一，作者使用了大量的语言描写来突出人物特征，能让读者透过作品、透过人物看到时代的变迁，以小见大。在对白灵的刻画中就深刻反映了这一点，从对白灵的描写中一开始就在有意传递白灵是一个桀骜不驯、敢于冲破礼教的这样一个女性的相关信息，典型的例子有白灵成为了当时白鹿原学堂里唯一一个女学生，以及后来她父亲给她介绍亲事时，她写了退婚字条，字条上写到：“你们难道非要娶我革你们的命？”[1]这不仅是对白灵性格的描写和对她未来命运的预见，也隐含了时代的变迁。
第二，作者通过各种环境描写、比喻的修辞来渲染氛围，通过对环境的描写来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例如在十一章中，杨排长在白鹿原征收的粮食被黑娃烧掉了，作者此处对火势进行了描写，“火焰像瞬息万变的群山，时而千仞齐发，时而独峰突起；火焰像威严的森林，时而呼啸怒吼，时而缠绵呢喃，火焰像恣意狂舞着的万千猕猴万千精灵。”[1]“被烧着的麦粒弹蹦起来，在空中又烧着，像新年时节夜晚燃放的焰火。”[1]通过这种描写和隐喻，将人们对征粮的不满情绪表达出来，以及粮食被烧感到大快人心的心理活动映射出来。
第三，通过动作描写和比喻的修辞来对人物群体进行刻画，将群体特征形象地表达出来。比如在粮台被烧之后的一个晴天，作者写到：“附近的村民套着牛车推着独轮小车挑着葛条笼去装灰，那些麦子烧过的灰烬和土粪掺搅以后施到田地里是庄稼和棉花的绝好肥料，他们争先装灰的劲头和往这里交麦子一样急迫。”[1]此处写出了农民群体的本能，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庄稼，凡是有利于作物生长的东西都能充分利用，农民自身也具备这方面的常识，因而争先来装灰，将农民群体的特征鲜明地表现出来。
(四) 通俗与幽默并存
通俗化的语言是生活化的体现，不会有过多的繁文缛节需要去深入理解，避免了语言的晦涩难懂，能够最大程度展现白鹿原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说话方式。通过这种通俗化语言的运用能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轻松，同时还能增进读者情感上的共鸣。比如，在十一章中，鹿兆鹏在和黑娃、韩裁缝晚上点着煤油灯计划如何烧粮台的时候，黑娃拍拍脑门说：“你这洋油(煤油)灯有一股臭味儿，熏得我头昏脑涨直想吐。”[1]通过这种语言和动作的描写，说明黑娃之前没用过煤油灯，既符合当时农村的现状，也突出了黑娃直言不讳的人物性格。在十七章中，为了说明季节的特征——冬季白日的短暂，作者写到“白日短促到巧媳妇难做三顿饭的季节”[1]，这种通俗化的语言的使用，不会与故事的发生地陕西关中地区显得格格不入，反而是加重了这种地方特色，为即将发生的故事提前进行环境上的渲染，使读者身临其境。
除此之外，幽默的语言特点也是其特征之一，比如冷先生想要告诉白嘉轩，有关其大儿子白孝文与田小娥的闲话有所犹豫的时候，白嘉轩说到：“呃呀几天不见，你的直肠子扭成麻花了……”[1]此处“直肠子扭成麻花”的说法，符合农村人们的说话方式，在读者能理解意思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些许幽默的气息。在鹿三遇到白孝文因为饿饭而潦倒便开始了一番说教，白孝文说：“……你也来训我烧骚我？你算老几？”鹿三鄙夷地瞅着白孝文：“我算老——三。”[1]在这里鹿三的回答既有骄傲也有几分可爱蕴含在其中，与鹿三平时的人物性格形成反差，为这部分内容增添了几分诙谐，也进一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在《白鹿原》中不乏这种语言特征的例子，这种通俗化和幽默化的语言表达使读者在感受关中文化的同时，还能更为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人物。
4. 《白鹿原》蕴含着儒家文化价值取向
《白鹿原》作为一部民族史诗，其中蕴含了很多值得反复思索和研读的文化，不仅仅是前文提到的关中特色，从更为深入的角度来看，其中还蕴含了大量有关儒家的文化价值取向，鲜明地展现出儒家文化当中的“仁”和“礼”。
(一) 讲求仁
儒家文化历经坎坷发展至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儒学发展受到重大挫折，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让儒学重现昔日光辉等等。今天，儒学仍然是我们的国学，我们也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与感染，在很多时候都能表现出仁爱，这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涵。以“仁”为内核，精神世界中的伦理面向首先表现为德性的完善，即所谓“仁德”或以“仁”为内涵的德性，包括仁爱的取向、基于恻隐之心的普遍同情、天下情怀，等等[2]。这一点在白嘉轩和朱先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白嘉轩作为族长，一直都秉持着“仁义白鹿村”的标准做事，当村民们面对过高的税率时，敢于用鸡毛传帖，带头交农。鹿三虽然是白家的长工，但由于鹿三比白嘉轩年长，白嘉轩一直称呼鹿三为“三哥”，对其充满了尊重，正是“仁”的具体化体现。
朱先生在十六岁时得中秀才，饱读圣贤之书，懂得救世之道，他胸怀天下，心系黎民百姓，朱先生无疑是那个时代之下美好的一个象征与缩影，不仅能够让读者在朱先生身上找到一些情感上的慰藉，也能为故事中的人们能够找到因时代变迁和遭遇困境而感到无力的一个出口。在白嘉轩和鹿子霖因为在李寡妇的地上出现矛盾时，朱先生给他们两人写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1]这段劝谏词正是因为是朱先生写出来的，其中也蕴含了儒家文化中的谦让之美德。在经历大饥馑之后村民们自发做了一个牌匾送到白鹿书院表达对朱先生的赞誉，朱先生对此种行为感到愤怒说到：“你们刚刚吃上嫩包谷糊汤就瞎折腾！兴师动众搞这些华而不实的事图的啥？”[1]这更是他作为“圣人”的体现，关心的是百姓能否过好日子，而对这些身外之外满不在乎。
(二) 讲求礼
“礼”是古代社会为了维系社会秩序而进行的道德教化手段与基本规约[3]。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是为了约束人，限制人；到更小的单位，村庄有村规，家族有家规，这些都是“礼”在不同维度的表现。作品中最典型的就是朱先生草拟的章法——《乡约》。
《乡约》的出现符合故事发展走向，因为皇帝没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随之瓦解，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封建制度下的白鹿原人民对皇帝的消失而对未来的日子感到困惑和迷茫，白嘉轩正是这种困惑与迷茫的主要代表，朱先生则是解开这种困惑的一把钥匙。《乡约》中提到：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这一系列的表述都有源可溯，源自我国历史上最早成文的乡约——北宋时期的《吕氏乡约》。在《白鹿原》中，因为《乡约》的出现，“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排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项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1]
“礼”的出现，让人类社会井然有序，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趋于完善，白鹿原的人们也因为《乡约》的出现而展现出“仁”，“礼”的作用正是为了促进“仁”，这也是两者关系的体现。
5. 结语
小说中语言的特色正是陈忠实作为一个关中人的反映，整部小说更是关中文化的载体，陈忠实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参照了大量县志，从中攫取了有利于小说创作的养分，从而使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故事跃然纸上。驻足《白鹿原》，会发现该作品无愧为“民族史诗”，其内容之厚重，其文化之广博，值得做进一步的挖掘与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