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位于广西东北部，地处湘、桂、粤三省交界的都庞；这里不仅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更是民间传统文化的宝库。“炸龙”，亦被称为“上灯炸龙节”，是贺州富川瑶族自治县在新春元宵期间的闹元宵活动，至今已延承数百年，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于2014年被列入第五批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当地群众会举行古老而又独特的民间风俗——“炸龙”活动庆贺新春，据说是当地居民为了祈祷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民安康。所谓的“炸龙”，其实就是将鞭炮点燃后向装饰的龙身投掷，瞬间炸出的火花与烟雾交织，形成一条熠熠生辉的“火龙”，拥有近段时间以来很受欢迎的打铁花般的刺激感和象征韵味，由此显得当地的新春年味十分浓烈。这一活动不仅展现了富川人民的勇敢、智慧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与祝愿，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历史价值。近年来，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动力冲击[1]，很多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许多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相对应的研究，例如《近年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综述》[2]公布以来，学术界在非遗定义、保护必要性、存在的问题及保护措施等方面的成果，为非遗保护提供了理论框架，人们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探索》介绍了中国非遗保护的多项举措[3]，包括全国大普查、国家级名录体系建立、传承人制度、文化生态保护等，展示了中国在非遗保护方面的实践进展。国内学者如张建林、刘小勇等人在其研究中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包括建立档案、社区参与、学校教育、数字化记录等。针对富川“炸龙”文化，学者们从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仪式流程、社区参与、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李明在《富川瑶族自治县“上灯炸龙节”文化探析》中详细阐述了炸龙节的历史沿革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文化意义。国外学者如Cristina Díaz、Marta C. González-López等人的研究提供了跨文化比较的视角，他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球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被理解和保护。西方学者如Tim Winter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活态遗产”概念，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和社区参与的重要性，这为富川“炸龙”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故而，对富川“炸龙”这一独特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不仅在理论层面对于保护与弘扬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大价值，而且在实践中对推动当地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发展具有显著意义。
2. 研究方法及局限性
2.1. 研究方法
1) 田野调查法：通过实地走访富川县，观察并记录“炸龙”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参与者的行为、服饰、道具等。同时，与当地居民、文化传承人、活动组织者等进行深入访谈了解“炸龙”文化的历史渊源、传承现状和社会意义等。
2) 文献分析法：搜集并整理与“炸龙”文化相关的历史文献、地方志、民俗研究著作等从中挖掘“炸龙”文化的历史演变、文化内涵、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信息。
3) 网络调查法：利用互联网平台，如社交媒体、论坛、博客等，收集与“炸龙”文化相关的图片、视频、文字等资料。同时，参与网络讨论，了解公众对于“炸龙”文化的认知和评价。
4) 内容分析法：对采集到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进行内容分析，提取出关于“炸龙”文化的关键信息，如活动流程、参与者特征、文化元素等。
2.2. 局限性
尽管本研究采用了多元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但仍存在一些限制。首先，由于田野调查的局限性，可能无法覆盖所有相关的“炸龙”活动和文化现象；其次，由于网络数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可能存在数据筛选和处理的困难；最后，由于定量分析的局限性，可能无法全面反映“炸龙”文化的非物质性和文化价值。
3. “炸龙”文化
3.1. “炸龙”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富川“炸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一习俗逐渐成为了富川独特的文化标识，并被誉为“东方狂欢节”。每年的炸龙节期间，富川县城都会沉浸在一片欢腾和热闹的氛围中，由此众多游人闻风而动，纷至沓来，意欲一睹其“炸龙”风采。关于“炸龙”文化的起源，民间流传着多种说法。第一，传说在古时候，富川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百姓生活困苦；为了祈求上天降雨、求得四季和顺、岁岁丰收之愿，村中乡民乃自发集结，举办盛大的舞龙仪式。活动中，村民们将自家制作的纸龙点燃，象征着驱逐旱灾、迎来丰收。这便是富川“炸龙”的雏形，这一习俗逐渐传承下来，成为了富川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第二，据了解到富川“炸龙”文化的起源与客家传统的舞龙习俗有关，舞龙这一仪典，乃华夏文明之精粹，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之厚重底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常常在节日、庆典等场合进行。舞龙的形式多样，有火龙、水龙、草龙等，而“炸龙”则是其中一种独特的形式。第三，民间信仰也是富川“炸龙”文化起源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间普遍信奉龙为司掌云雨之神祇，其在天则布施甘霖，于地则调和江河，因此，在干旱或其他自然灾害时，人们会通过舞龙、求雨等方式向龙祈求帮助。因而“炸龙”活动也有可能源于这种求雨仪式，在“炸龙”活动中，人们通过放鞭炮炸龙的方式，表达对龙的敬仰和祈求，希望借助龙的力量带来好运和幸福。此外，“炸龙”也可能与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有关。例如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炸龙活动融合了原生信仰、汉文化影响及当地独特的社会生活实践，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符号得以互动与重构，共同构建出新的社区认同与共享记忆，形成了一种富有活力的民俗交融现象。
宾阳炮龙节与富川“炸龙”文化在形式上有着一定的相似性，都涉及到了舞龙和鞭炮的使用，都充分体现了当地各族人民勤劳勇敢、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4]。然而，两者在起源、发展、非遗级别以及活动内容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宾阳炮龙节的历史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经过明清直至近现代逐渐成熟，承载着壮汉民族文化的融合，主要活动包括游彩架、灯酒会、舞炮龙，以狂热、激烈的氛围著称。而富川“炸龙”节则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相对年轻，侧重于炸龙活动，宾阳炮龙节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彰显了其在全国乃至国际上的重要文化地位，富川炸龙节则是广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级别不同，但两者均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通过对比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富川“炸龙”文化的独特性和地域特色及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又如台湾苗栗县等地，也存在舞龙和鞭炮迎龙的传统习俗，这些地区的舞龙活动在形式、内容和文化内涵上与富川“炸龙”文化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和区别，尽管各地“炸龙”具体形式与寓意略有差异，但无不体现出人们对自然敬畏、对和谐生活向往和对社区团结强化的深层人文精神。随着时间的流转，富川“炸龙”逐渐发展成为一项盛大的民俗活动。每逢新春佳节，特别是春节、元宵等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团圆时刻，富川的村民们便满怀虔诚与喜悦，自发地投入到纸龙的精心制作、气势磅礴的舞龙表演以及震撼人心的炸龙环节中，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和媒体关注，如今，富川“炸龙”不仅是当地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承载地方历史记忆、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塑造了富川无可替代的文化标识，成为展示该地区多元民俗风情与人文精神的一张亮丽名片。
3.2. “炸龙”文化的内涵
富川“炸龙”，也被称为“上灯炸龙节”[5]。“上灯炸龙节”作为富川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价值，它不仅是当地民众世代相传的独特民俗活动，更是他们民间信仰、美好祈愿及生活方式的生动体现。
“炸龙”是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祈求驱邪避祟与祈福迎新的一种方式。在传统文化中，“龙”被视为神圣而威严的存在，象征着吉祥、力量和皇权，而在富川，“炸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人们驱除晦气、迎接新年的美好愿景。通过鞭炮炸龙的仪式，人们期望将过去一年的不顺和霉运炸走，为新的一年带来好运和吉祥；“上灯炸龙节”更深层次地寄托了当地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深深期许与执着追求。富川的农历正月十五[5]这一天，人们相信是天地交感、神灵显现的时刻，“炸龙”的火爆场面寓意着消除灾难，祈求家国平安，所以通过“炸龙”活动，人们可以祈求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5]、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民安康。
此外，“炸龙”活动中每个村庄都会制作自己的龙，这就需要全村人的共同参与和协作，从设计龙身、筹备龙身、装饰龙身到“炸龙”表演，村民们分工合作，齐心协力相互配合，制作出完整的一条“龙”；这样，“炸龙”活动不仅加强了村民之间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也体现了团队合作、共同奋斗的精神。据了解，村庄与村庄之间还会进行“炸龙”比赛。这种竞争不仅加强了村庄之间的联系和友好往来，也增强了对“炸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团队协作精神也成为了“炸龙”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炸龙”文化内涵还体现在人们勇敢的拼搏精神，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炸龙”活动场面惊心动魄、野蛮刺激，这就需要参与者具有极高的勇气和拼搏精神。面对火花四溅、炮声隆隆的场景，舞龙者们毫不退缩，勇往直前，这种精神也激励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勇敢面对挑战和困难。除此之外，“炸龙”活动还融合了舞蹈、音乐、美术、烟火等多种艺术形式，丰富了当地人的文化生活，塑造了别具一格的地方审美风尚。
在古城四条街皆有各自布龙，且龙分翠龙、玉白龙、黄龙、金角老龙等，分别寓意：生长旺盛，洁白无瑕，天下太平等。每年年初一至初九，由本街青壮男丁组成舞龙队，将神龙从神楼里请出，向街坊逐家拜年；至初十至十五，游神楼看花灯成了规定动作，每条街的龙队则沿着老街向各神楼朝拜，行“三拜三圈”之礼，谓“采青”。九个神楼走完后，聚集在县城中心，早已等候多时的群众纷纷点燃手中的鞭炮，抛向龙身。群龙在烟雾电光中穿行，霸气十足，惊险刺激，场面相当壮观。飞舞的布龙舞起来生龙活虎、灵活多变，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民间有个说法，舞龙者越多，表示这条街的力量越大。对于龙本身而言，则是龙被炸得越多、龙身被炸得越烂，表示这条龙接受众人祝福越多，那么这条街道的老百姓来年的日子就愈加红火(富川炸龙博物馆参考)。
3.3. “炸龙”文化的传承与演变
尽管时代变迁，富川“炸龙”文化的核心传统仍然得到了保持，例如每一年的活动中都会有相应的“龙”的制作流程，在装饰上没有大的改变，亦是传统颜色红色、橙黄色等，数百年来的制作工艺也在延续下去。在家庭与社区之间得到传承的原因有：在有习惯于传统习俗的农村家庭里，老一辈的人会通过口传身授的方式把炸龙的传统、习俗、技巧和价值观传授给年轻一代，这不仅是知识和技巧的传授，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承，从而保证文化得以延续。在节日方面，炸龙节作为富川的标志性文化节日，人们会花费时间过节，这里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观众和参与者。这种盛大的庆典活动不仅增强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尊重，也为炸龙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平台。据考究，近年来富川地区的一些学校也开始将炸龙文化纳入课程体系，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的方式，向学生们传授炸龙的知识和技巧。这种学校教育[4]的方式，为“炸龙”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能。
探究发现，“炸龙”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有所创新，现代的“龙”身会添加一些有创意的元素装饰，例如人们画上祈福的“阖家欢乐”图，装上闪闪发光的LED灯保持常亮，利用一些安全的火药代替鞭炮等等。在民间的信仰方面，传统的“炸龙”活动更多的是承载了驱邪避祟、祈福迎新的宗教或者民俗功能，然而在现代生活中，更多的人们把“炸龙”活动视为一种文化表演和娱乐活动，在社会功能方面上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此外，随着科技进步的步伐加快，现代人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亦随之升级，“炸龙”文化的传承方式也得到改变；例如由传统的口授相传方式演变为现代化的网络传播方式，或通过制作一些教学视频发到网上微信公众号、开设线上课程等方式传授“炸龙”文化的知识，以此更好传承和发展“炸龙”文化。
4. “炸龙”文化传承发展困境
尽管富川“炸龙”这一民俗活动承载着深远的历史底蕴与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但在当今社会的高速发展与外来文化强势渗透的大环境下，其传承之路遭遇了多重挑战。一方面，“炸龙”的文化内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挖掘和传承，年轻一代对“炸龙”文化的内涵不了解，传统的“炸龙”文化则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迷信或者落后的习俗，况且如今的娱乐方式日趋多元化，电视、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介提供的海量娱乐内容，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注意力，导致他们对传统节庆活动的兴趣减弱，参与度降低。另一方面，在制作“龙”的传统技艺方面面临着传承断层的危机，当地许多技艺精湛的老艺人年事已高，无法将技艺传承给年轻一代，再者，炸龙这类需要亲身参与、集体协作的传统习俗，在快节奏生活压力下，可能被视为耗时费力且不符合现代审美趣味的活动，从而影响其在年轻群体中的传承。
尽管“炸龙”文化在当地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在更广泛的社会中，“炸龙”文化在社会认知度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传统的口授相传方式限制了“炸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空间，当一个新鲜事物由于影响力不够大，不能满足年轻人对“炸龙”文化的好奇心，久而久之人们便会对这个新鲜事物不感兴趣。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的不断交融，一方面，许多地区的“炸龙”活动由于资金匮乏而难以举办起来，使得“炸龙”活动组织起来相对困难，也使得相关文化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难以进行，政府的“不够支持”亦成为传承“炸龙”文化的一大难题。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的人们为了谋利益，吸引更多的游客和观众，开始对“炸龙”活动进行商业化的包装和开发，导致“炸龙”的文化内涵和原始意义被逐渐淡化。
现代科技在不断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传统的“炸龙”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缺乏创新，那么就会难以吸引年轻人的关注；比如在“龙”身上依旧是参照传统的元素装饰，在不足方面没有进行相应的创新和改进，“炸龙”文化便有可能会逐渐失去活力，人们亦可能会失去活态传承的动力，由此一来，“炸龙”文化也会落后于其他的优秀民俗文化，被其他更加时尚、有趣的优秀传统文化所替代。
5. “炸龙”文化传承发展对策
5.1. “多方式”传承“炸龙”文化
富川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可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民间团体和企业参与“炸龙”文化的保护与推广。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减免税收、提供场地等方式，降低文化创新的成本，提高项目实施的可能性。组织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炸龙”文化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通过撰写书籍、发表文章、制作纪录片等方式，向公众普及和传播“炸龙”文化的知识；结合当地旅游的发展趋势及现代审美时尚元素，创新“炸龙”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吸引年轻一代的注意力，例如，可以通过举办“炸龙”文化节、设计“炸龙”主题游戏。
中国“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是中国政府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扶持项目，通过提供资金补助、技艺培训、市场推广等措施，有效保护了一批濒临失传的传统技艺，展现了政策扶持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传承人断层需要政府部门建立传承人制度，认定和支持一批有技艺传承意愿和能力的老艺人作为传承人，根据相关政策给予必要的荣誉和物质保障，鼓励他们传授技艺给年轻一代，鼓励传统艺人与现代设计师、艺术家等合作，共同开发耐用又美观的具有创新性的文创产品，如可爱的奶龙玩偶、钥匙扣、T恤背包等满足当代年轻人需求，或邀请知名设计师以“炸龙”为主题创作时尚服饰、家居饰品，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市场需求的深度融合，拓宽当地的传统技艺的应用领域和市场空间。例如贵州松桃的“炸龙”活动，当地政府通过组织年度“炸龙”文化节，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繁荣。同时，通过与当地手工艺人合作，开发了一系列“炸龙”主题的手工艺品，不仅丰富了游客的购物选择，也为手工艺人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5.2. 实现“互联网+”传播“炸龙”文化
在“炸龙”文化传播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官方的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等广泛宣传，通过电视、电影、纪录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展示“炸龙”活动的精彩瞬间和制作过程，适应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新特点，扩大其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还可以通过AR、VR等技术，为观众提供互动式体验，鼓动观众积极参与互动，让更多群众知道“炸龙”文化的内涵和魅力，极大增强文化体验的真实感和趣味性，例如故宫博物院通过开发APP、推出线上展览、利用VR技术重现历史场景等，成功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年轻观众，成为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的典范。
5.3. 回归传统，加大资金投入
国家出台一系列针对传统技艺保护与传承的优惠政策，政府部门应当好好施行，如减免税收、专项基金等，因而可为从事“炸龙”技艺的人才和机构减负增能和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同时，政府鼓励社会各界，包括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赞助、捐款等方式参与文化活动的组织和支持，这样做不仅拓宽了资金来源，创造经济效益、促进地方特色产业和旅游发展，还增强了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责任感。简化组织的流程，开源节流，加强对文化活动商业化开发的监管，防止文化资源的滥用和过度开发，引导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尊重和保护传统的“炸龙”文化。如京剧艺术的国际化推广，传统手工艺品的出口等，产业发展能实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并产生积极的经济效益。
5.4. “新”“兴”“炸龙”文化
创新与传统相结合是实现“炸龙”文化传承发展的一大有效方式，运用多媒体平台和新兴传播渠道，如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等，讲述“炸龙”背后的匠人精神、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使其形象生动、易于理解。同时在“龙”的形象设计上融入更多时尚元素，当前，数字媒体技术、VR/AR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应用成本也在逐渐降低，为创新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新媒体平台的广泛普及和用户基数的不断增加，为“炸龙”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结合数字艺术或虚拟现实(VR)等手段，让“龙”显得更加有视觉冲击力与现代感，以此符合大众审美，吸引众人的注意力。可以将“炸龙”文化与其他优秀的传统文化、国际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更具包容性和国际影响力的特色文化，如此一来，“炸龙”文化不仅能保持其原有的独特魅力，还能巧妙地融入多元文化元素，展示了文化多样性，提升其包容性和国际影响力。例如故宫利用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推广自身文化，提高了知名度和美誉度。
6. 结语
富川“炸龙”文化作为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一项独特且珍贵的民间传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地方文化特色，既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象征和名片，也是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活态保护传承的重要对象。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富川“炸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支持，通过保护和传承、创新传承与发展方式、教育和普及等措施，让“炸龙”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让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春风化雨中润泽人们的心灵，为文化自信提供历史景深，更好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6]；同时也为保护和传承其他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7]，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