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就其儒学解释与伦理性质来看，“生生”有着过程的内涵，人在“生生”中交往与发展。具象到社会生活，“生生”在关系中开展，它在既有关系中不断更新绵延。“生生”在《周易》研究中算是较热的论题，众多学者对于“生生”的重要性进行了说明与讨论，以方东美、熊十力为代表的20世纪现代新儒家学者认为，“生生”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具有上升至天道的性质，将“生生”与“易”上升至宇宙本体论的高度。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认识论、知识论等形而下的角度对于“生生”这一概念做出了解读，他们对于康德道德哲学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将“生生”上升至“道德本体”与“先天之善”的高度，人类由“生生”指引开展道德行为。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以上学者对于“生生”与“善”关系的思索，为研究“生生”的伦理意义提供了新的道德哲学的研究路径。《诗经》与《周易》同属儒家经典范畴，“生生”这一概念除了在《周易》中体现了代表天道性质的形而上之意味，它涉及天伦与人伦关系的部分，在《诗经》中也展示了伦理教化的形而下之可能。“生生”的概念立足点在哪儿？“生生”的伦理关系从何展现？“生生”的伦理意义居于何处？儒家为何也将“生生”认为是大德并传承千年？这些答案要到五经中去找。
2. 何为“生生”
许慎的《说文解字·生部》是这样形容的“生”字，“生，进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属皆从生。”[1]这是一个会意字，它最初的甲骨文形态是草木从土地中萌生的样子。从造字法来看，横为地面，上为草，萌芽冒出地面的时候就是“生”，植物之生长发展的样态就与“生”有关，故同属“生”部。后面随着文字使用时的解读与发展，“生”除了表示草木植物，也有人或者动物的繁衍生息之意。《说文解字》中将“生”之形与“笙”之音相结合，“物生，故谓之笙。”[1]从造字法、声韵着眼将生命的意义附加给“生”，此外，《说文解字》对此还进行了补充与说明“笙，是正月之音。这时万物生长，所以叫它笙。”[1]婴儿啼哭之“声”就是管弦丝竹之“笙”，正月之时，万物生长，音之谓“笙”，“生”是一切的始点。先秦其他文本中也对“生”有一定的记载，例如：《左传·隐公元年》就给“生”赋予降生、诞生之意，“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这里的“生”就表示婴儿降生的含义。生是生命的文字，而“生生”则是对万物萌生、生机活力的进一步解读。无论是字之本义还是其后续的引申之义都蕴含着自然哲学、生命伦理的内容。
《周易》在文字发展的基础上，从学理层面丰富了“生”之一字的伦理意义。《系辞》作为对《周易》全篇的总结性文字，可以说是《周易》之精髓。《系辞》从阴阳变化之理层面用“生生之谓易”[2]叙述了“生生”之道。《周易正义》有言“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2]大道的源头从《周易》始，而“生生”是道得以存续的伦理始基，也是阴阳调和运转、宇宙间万物兴亡盛衰的根本。那么从字源学的角度看“易”，因为它是与阴阳相生相关，所以从造字之处就含有“生生”之意。《说文解字》“易，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一曰，从勿。凡易之属皆从易。”[1]从象形为蜥蜴可知，易有变化之能，顺应了《周易》之变易思想，而日月为易则取自刚柔相济，是阴阳变化之道的形而上呈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2]
上述提到规律层面的阴阳变化，实际上是从天地自然的角度对生之德进行了描述，“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诚也。”[2]自然的生生之德向下发展，才会由形而上的天道沉降到形而下的人道、实践领域。《周易·系辞上》形容“易”与“德”之间的关系时提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2]正是因为“易”具有革新的特点，才能变化不息，与此句相照应的是《系辞下》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2]由上述的“生生”之规律才能演化出后续“生生”之序、“生生”之礼，这就关系中的“生生”。
关系中的“生生”从何而来呢？《系辞下》中是这样阐述的“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2]这是将男女比作阴阳二气，此处正式地将夫妻关系这种伦理关系纳入了“生生”的范畴，“阴”、“阳”对应着女性与男性，唯有阴阳交合才可以使万物生生不息。由“生生”推出阴阳，而伦理关系又对应着阴阳和合，《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伦”字的，“倫(伦)辈也。从人，侖声。一曰，道也。”[1]段玉裁对此解释为，“军发车百两为辈，引申之同类之次(等第)曰辈。”[1]同时，他也提出“粗言之曰道，精言之曰理。侖，理也。”[1]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伦理关系的肇始，而人伦关系中的夫妇伦理让“生生”之力得以绵延。《周易》在《序卦下》中对这样的“生生”之序进行了阐释，“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2]形而上可至自然界的法则，而形而下可至社会中的伦常关系，规律运转、伦理恒常，这就是生生之位不易的体现。
“生生”可以说是对周易伦理精神亦或者是对先秦伦理精神的精当概括。“生生”是对万物生长、生命力量与人类生存的阐述说明。“生”既是天地的大德，又是一个动态的观念，包含着时间和变化，也蕴含着人伦关系与人道准则。牟宗三先生在《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的，“宇宙条理与天人同情可以说是自然事实方面的合一，而天人合一可说是由事实之合一为基础而至价值界也。”[3]“生生”之道不仅体现在《周易》中，在《诗经》的伦理体系建构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3. 文本中的“生生”
《周易》将“生生”抽象为“阴”与“阳”，但是实际生活中的“生”之德是更为复杂、更加具象化的。既然提到了伦理关系自上而下的展开，就离不开对具体伦理关系中的“生生”分析。如果说《周易》有推天道以明人事之功，那么《诗经》就是在流转的人事起伏中展示着传统的生命伦理。《诗经》虽是一部诗歌总集，但其中蕴含的生命伦理、自然伦理的精髓为原始儒家生命伦理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毛诗序》对《诗经》的伦理作用是这样评价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诗经》这里“生生”是对形而上之天道的内化，将天道与人道联结。
《诗经》中“天道”在“生”的思想，要具体到诗句本身才能探得精髓，《诗经·大雅·荡》提出：“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4]这是天人关系、天人之道的又一展现方式。《诗经》的形容给“天命”加诸了好生之德的性质。据此可推，个人生命的完善与彰显是在“生生”的关系中实现的，人如果能够践履“生生”之道，就是以天人和谐共“生”的德性品质来诠释“生生”之伦理性的。
罗国杰先生曾指出，《诗经》蕴含着前孔子时期伦理思想的精华。《诗经》作为诗歌总集，涵盖甚广，风土人情、人文政治、伦理习俗都为其所囊括。除了上述，天人关系中的“生生”，《诗经》中也有感念祖宗“生生”之德的记述。《诗经·大雅·生民》有言：“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载生载育，时维后稷。”[4]，《毛诗序》解释道：“《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4]《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4]《毛诗序》解读为“《绵》，文王之兴，本由太王。”[4]方玉润《诗经原始》：“《绵》，追述周德之兴始自迁岐，民附也。”[4]这两首诗的内容中都蕴含着对于祖宗“生生”之德的敬崇，而《诗经》中对于这种代际关系描绘的诗篇为儒家对于孝道的伦理建构提供了文本依据。钱穆先生对于孝的伦理性是这样评价的，“中国社会的伦理，乃奠基于家庭，而家庭伦理，则奠基于个人内心自然之孝悌。”[5]家庭关系源自“生生”，后续的孝道也是自“生生”始。
当然，家庭伦理中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伦理关系，就是“夫妇”伦理。“夫妇”伦理在儒家的“五伦”关系中是居于首位的，而上文《周易》所提之阴阳交合也体现了“夫妇伦理”的重要性。《诗经·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4]这是对文王降生的叙述，正是因为夫妇二人承担了“生生”的职责，遵循 “夫妇”伦理，文王秉天命而行，才会有小邦周的崛起。《毛诗序》评价这首诗为：“《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4]也从侧面论证了天伦与人伦的相生相契。此外，在《诗经》的生命伦理系统中，除了有人类社会之传承，还有自然生命之不息。《诗经·大雅·桑柔》“瞻彼中林，甡甡其鹿。”[4]用树林中繁多的麋鹿来类比有德行的圣人，何其多的野鹿表达淳朴又原始的生命秩序。这首诗实则是政治讽喻诗，它将“生”与“德”紧紧相连。甡甡，众多也，指众多草木并立的样子，由两个“生”字会意。据《说文解字》记载：“甡，众生并立之皃。从二生。所臻切。”[1]王筠《说文解字句读》：“据字形为义也。二‘生’，故曰众；分左右，故曰并。”“许君以字从‘生’也，故主草木言。”[1]“甡甡”二字体现了《诗经》的生育观与自然观，《诗经》对于“生生”的解读，开辟了文以载道的伦理向度。
《诗经》与《周易》中的“生生”概念具有一些共性，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区别。二者的共性首先体现在循环与变化之中，《诗经》和《周易》都注重生命的循环与变化，反映出生命和自然界的不断变动与延续。在生命力与生存意义方面，《诗经》和《周易》都强调生命力的重要性和生存意义。《诗经》中许多篇章赞美自然界的生机勃勃，《周易》则探讨了宇宙的动态变化和生命的意义。而相生相养方面，《诗经》和《周易》都描绘了事物之间相互关系和相生相养的特点。《诗经》展现了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相互依存，《周易》的八卦系统则表达了事物之间的互动和相互转化的思想。当然二者也存在着区别，《诗经》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史诗，其注重通过歌颂和赞美的方式表达“生生”概念。《周易》则是一部哲学经典，借助道德、宇宙和人类生存的问题，探讨了“生生”概念的内涵。此外，《诗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其“生生”概念更多地融入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和宗教观念。《周易》则更注重对于宇宙的思考和人类生存的意义，其“生生”概念更偏向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在表达方式上，《诗经》通过富有节奏感的文学创作形式传达“生生”概念，《周易》则通过八卦图、卦辞等符号和文本进行表达。这两种不同的表达形式使得“生生”概念在《诗经》和《周易》中呈现出不同的艺术形态和理论形式。
综上所述，《诗经》与《周易》中的“生生”概念在一些方面存在共性，但在文本性质、哲学诠释和表达方式上存在一些区别。两者共同揭示了古代中国人对生生概念的思考与理解，是古代文化和哲学的瑰宝。
4. “生生”的当代价值
“生生”的伦理学概念可以理解为一种关注生命的互相滋养和延续的伦理观。它强调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不同生命体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亲和关系。它融贯于人与人的相互依存与互助中，生生伦理观认为每个生命都是与其他生命相互依存的一部分。生物之间的关系是互助的，相互滋养和支持的。它强调了合作与团结的重要性。同时，它也彰显了尊重与关怀的重要性，它认为每个生命都应当被视为有尊严和价值的，并且应该受到尊重、照顾和保护。当然，这更是一种责任意识，生生伦理观认为人们对于自己的行为及其对他人和自然界的影响负有责任。它要求人们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决策的后果，并在选择中考虑到生命的互相关联与共生关系。在当今社会，生生的概念外延又得以扩大，生生伦理观呼吁反对对其他生命的剥削和伤害，包括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与动物之间的不当对待、以及人类之间的不平等对待。它强调了平等、正义和可持续的共处。“生生”追求生命的平衡与和谐，旨在使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达到协调统一。它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和尊重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其实，单纯分析人这一个体，作为纯粹动物性存在，它的生活是无特殊意义的，并不能与其他动物区分。但是只要它与“德”发生联系，用德性武装自己，人的特殊生命意义就达成了确立，这种德性就是从“生生”的绵延中得来的。“《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2]“易”可上升至天地之道的高度，道的“生生”轮转之中是生命的繁衍不息、能量充盈、循环不绝。这种生命流转之“德”其实已经深刻于人类之心灵，正如康德的不应该自杀的原则(完全的责任)，实际上就是对生命之德的感恩与恪守。
蒙培元先生在《人与自然》中提出，“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没有例外。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哲学就是‘生’的哲学。”谈论“生”的哲学就是谈论实践的哲学，“生”是研究中国伦理绕不过去的命题。《列子》中有“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的描述，孟子有“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这些关于“生”的思考都对当时社会的伦理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塑造。如果说《周易·系辞》表达了阴阳互动的创化法则与模式，那么《诗经·大雅》就用诗性的语言引导着人们的行动符合天道的模式。在以“五经”为圭臬的儒家经典指导下，“生生”的思想造就了早期国人的生育观，例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等。在这样的生育观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环境下，构建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家庭伦理关系。然而行至新世纪，生产方式以及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这直接地影响了家庭伦理关系的塑造，那么以“生生”思想在当今社会如何焕发出新的伦理之光呢？
“生生”的动态性在此刻便发挥了作用。生生有序，成位其中。“位”与“中”在《周易》中都有变动不居之意，前文提到的“天地之大德曰生”[2]是从天道自然的角度讨论“生”与“德”的关系，而说到“生”的变动性，值得注意的便是《系辞下》中的“天地之大宝曰位。”[2]而守住生机与位份的关键就是“中”，由“中”可得礼也，人道才可修得仁与义。人与人之间才会产生关系之互通。在伦理关系中人们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影响了社会关系的形成，高速发展的技术以及膨胀爆炸的信息让固有的伦理思想受到了挑战。
“生生”之德在当代的价值，一方面体现在生态观中，一方面体现在婚恋观中。生态观是对环境大平衡之“生生”的描摹勾勒，讲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和谐。只有因时而变、得中得位，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稳居不变。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握物之生的最好时机、保育万物。而婚恋观中的时中体现在当代青年男女把握时机，当行则行，在恰当的年纪做好相关的规划，完成人生的任务。只有夫妇承担了“生生”的任务，人类才能繁衍，后续才会有基于“生生”基础上的孝悌尊卑等“礼”，新型的伦理关系才会于新的环境中开花结果。
此外，诗歌的教化功能也会对“生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钱穆先生提到：“故求通上下之情，制礼作乐以治国而安民者，其大纲要旨备于《诗》。”[6]《诗经》成书于中国伦理思想萌芽、发轫的前孔子时期，一切关于人伦的思想都在萌生，它在道德教化方面有着以情动人之能，这时候就要发挥《诗经》的教化功用引导青年男女塑造正向、正能量的婚恋观。今天所说的伦理观念，很大程度是与情感关系相联结的，“生生”在当今的社会肯定也是由情而生、由情而起的，《诗经·大雅》虽为政治诗，但是也描摹了周文王后妃之德，用经典来教化、引导青年男女有助于以史为鉴、学史明理。此外，《诗经》中也有一些描摹爱情的诗篇，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关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桃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击鼓》等。这样的诗篇以其浓厚的人伦情怀感染、塑造着当代男女的婚恋观。
综上所述，生生的伦理学观念强调尊重生命、相互依存、互助关心、保护自然，以及维护生命的平衡与和谐。这种观念提供了一个伦理的框架，对于推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和谐共生的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5. 结语
“生生”之道，无论从哲学亦或人类学层面看，都对人之永续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个人而言，体悟和践行“生”之道，以“生生之道”作为涵养功夫，可以促成完整人格的形成，这就是儒家所讲的“健康”、“善”。《周易》《诗经》这样的经典以其独特的魅力以及蕴含着早期人类生命思维的“生生”思想将在新的时期焕发出新的光彩。“生”这一概念是具有共时性以及历时性意义的，在形而上的层面，《周易》将之与天道联系，继而才会有天与命、天与德、天与人等关于天人合德观念的阐发，在形而下层面，《诗经》基于人的情性本体做出关于生命的人道阐发，展示了人性的本真状态，对生命的态度以及“中和”的品质影响了后世儒家的德性论架构。养生即是修德，修德亦是修心。中国的社会实际上是关系的社会也是情感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关系是流动且坚韧的。“生生”让社会关系和谐，而关系中的“情”与“礼”也让“生生”得以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