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随着《红楼梦》在全球的传播，如何准确地翻译这部小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因此，翻译者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时，必须充分考虑原著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以确保译文能够忠实反映原文的精神和内涵。
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关注于文本的忠实性和译文的可读性之间的平衡。《红楼梦》的翻译涉及许多复杂的文化元素，包括人物对话中的诅咒语，这些词语在文化和语言表达中占有独特的位置。由于诅咒语本身的禁忌性，国内外对此的研究和讨论较少，相应的文献资料也十分稀缺。这使得诅咒语翻译成为一个更为特殊且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比大卫·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翻译的两版《红楼梦》，探讨他们在翻译诅咒语时所采用的不同方法及其表达效果。霍克斯倾向于直译，力求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化特征；而杨宪益夫妇则倾向于意译，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目标语言读者的接受程度。这两种翻译策略各有优劣，也反映了译者对文化差异的不同理解和处理方式。
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能够为翻译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使更多的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红楼梦》及其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同时也为翻译理论和实践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思路。
2. 《红楼梦》简介
《红楼梦》在18世纪清朝时期由曹雪芹创作，学界普遍认为其是中国小说中的巅峰之作，亦是世界文学中的大师级作品。这部小说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心理动机与命运、日常生活与超自然现象于一体。它通过一系列事件，而非紧凑的情节，详细描述了贾家两大主支的衰落，也蕴含了众多亲属和仆人之间的情谊。有学者指出，《红楼梦》可以视作中国文学的博物馆和中国人物风格的档案馆。著名的红学研究专家周汝昌在他的书中写道：“每次我与外国学者交谈时，我总会告诉他们，如果你想了解中国文化，最有趣且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认真阅读《红楼梦》。”这足以说明我对《红楼梦》作为一部独特文化小说的基本理解。的确，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涵盖了政治、民俗、建筑、服饰、文学、饮食、医学和宗教等诸多方面。
在《红楼梦》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诸多翻译版本各放异彩，其中霍克斯和杨宪益的全本翻译最为出彩，为此中国的翻译研究者对其予以高度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多数研究者对这两个译本持中立态度。迄今为止，少有学者对霍克斯和杨宪益译本的整体艺术质量做出直接评判。代表性评价是杨宪益注重原文的忠实性，在翻译策略上倾向于异化和直译；而霍克斯的翻译强调译文应符合目标语言的语言规范和文化习惯，反映了翻译策略的归化和自由翻译的倾向。
3. 诅咒语
3.1. 诅咒语简介
诅咒语作为某种文化的一部分，由于其具有禁忌性，很难登大雅之堂，故鲜少被讨论。诅咒语又被称为脏话，因为它们不雅、不礼貌、不文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尽量避免使用这些词语，而听到它们的人通常会感到羞辱或被冒犯。尽管诅咒语是禁忌，但由于它们常与愤怒或尴尬联系在一起，因此比其他禁忌语更难以避免。说几句诅咒语可以缓解痛苦和压力，表达强烈的情感。由此可见，说诅咒语是一种宣泄情绪和表达思想的方式，是人类文化和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语言是通往现实的向导([1] Bassnet, 2004: 21)。几乎每种语言和文化中都包含一些诅咒语元素，甚至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些诅咒语不仅出现在人们的口头交流中，还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正如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深邃一样，诅咒语文化也不能被一本书完全涵盖。鉴于本文只分析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诅咒语翻译现象，并以英语文化为主体，通过对比《红楼梦》杨宪益和霍克斯翻译版本，进一步分析诅咒语和禁忌语在英语语言世界中的特点，以及其表达效果。
3.2. 英汉诅咒语的对比
在英语和汉语文化背景下，大多数诅咒语包括与性器官有关的强烈语言，使用低地位的女性和动物形成的词语，并与不礼貌的语言有关，这些可以说是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因此，在翻译时，更容易采用直译。顾名思义，直译试图通过尽可能接近地翻译每个词语，来准确地再现目标语言中的源文本，尽力保留原作的美学和意识形态。
然而，英语中的一些诅咒语与宗教有关，而汉语中的诅咒语则与封建制度有关。这是一个显著的区别。因此，无论是从汉语翻译到英语还是反之，译者对汉语文化的理解都会受到限制。根据传统的文本层面分析，显然无法解释清楚。例如，“hell”这个词在英语中表示亵渎，而译者往往使用“他妈的”这种没有宗教意义的词语。这与两种语言各自的文化有关。正如Bassnet所写的那样：许多翻译研究中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强调翻译的文化方面([2] Bassnet, 2004: 2)。
因此，我们应该从文化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仅仅关注文本分析。研究学者看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也将他们的研究重心转向语言层面——文化层面，以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这是由于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分析这个问题时，社会视角和文化背景同样重要，而不仅仅局限于文本层面的分析。
4. 霍克斯和杨宪益翻译版本的对比
4.1. 霍克斯的翻译策略
霍克斯在翻译中国文化作品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除了《红楼梦》之外，他还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对中国文学在全球的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发现：霍译本的准备阶段长达二十余年，期间译者逐渐形成了追求全译和文学性的翻译思想；霍译本的互文系统呈现出四层关系，即原文互文、原文研究文献互文、源语文学译本互文、西方文学互文([3]张丹丹、刘泽权，2023: 3)。尽管他没有基于自己的翻译工作和经验提出系统的翻译概念和理论主张，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研究他的翻译实践和明确的声明来揭示和分析他在翻译领域的独特见解。他用几句话总结了翻译者：翻译者是一个拥有双重思想的人，他对作者、读者和所写的内容都有责任。下文将举例详细论述。
例1：“呸，没脸的王八蛋！他是你那一门子的姨奶奶！”……凤姐啐道：“放你妈的屁，这还什么恕不恕了。你好生给我往下说，好多着呢。’……“你们都听见了？小忘八崽子，头里他还说不知道呢！”([4]曹雪芹，1964: 103)
霍克斯的翻译版本：“Turtle’s egg! What ‘other Mrs Lian’ …… ‘Bear with you?’ Said Xi-feng. ‘Bear with your mother’s arsehole! I advise you to get on with your story: it will be very much better for you if you do!’”
然而，杨宪益选择删除了这段话。
当然，译者应对目标语言中不存在的文化背景的一种策略是省略，而这正是杨宪益所做的。这种大幅度的省略大大削弱了王熙凤愤怒和咒骂的心理表达。通过王熙凤与家奴的对话，这段话描绘了王熙凤在嫉妒之火下的狂怒形象，语言不拘一格。这种形象通过重复使用诅咒语和咒骂在读者脑海中栩栩如生。在这段个性化人物语言的翻译中，霍克斯对粗俗语言的处理非常准确。例如，霍克斯直接将“王八蛋”译为“turtle egg”，通过异化使外国读者感到陌生，但这却是对原文最忠实的翻译方式。此外，霍克斯使用的语言甚至比原文更为粗俗，完美地保留了曹雪芹意图达到的交际效果。
例2：“天雷劈脑子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种子！”([4]曹雪芹，1964: 134)
霍克斯的翻译版本：“Black-hearted villain! May God’s lightning strike you and the devils tear you carcase!”
杨宪益的翻译版本：“My lightning blast your skull! May five devils tear you apart, you heartless wretch!”
这段王熙凤骂贾蓉的对话也展示了王熙凤粗俗泼辣的一面。从翻译来看，对于一些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词语，杨宪益的措辞更加委婉，而霍克斯的措辞更为直接。正如奈达解释“动态对等”的意义，“动态对等”关注的是目标语言对目标语言读者的影响是否与源语言对源语言读者的影响相同。译者的目标是完全自然的表达，目标语言读者不必理解源语言文化。
例2中的“五鬼分尸”在西方文化中是一个不存在的奇怪形象，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巧妙处理。从翻译来看，霍克斯仍采用直译的方法，将句子中包含的所有词项如“ghosts”和“carcase”都译出，而杨宪益的翻译则选择自由翻译，使这句话的意思更容易为目标语言读者理解。毫无疑问，他们的翻译都非常出色。随着二十多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原文中一些看似禁忌的词语慢慢变得不再那么可怕，有言语就有禁忌，有禁忌就有替代，禁忌与替代是言语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5] (吴汉周，2022: 6)。读者的接受度也比以前有所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翻译的社会文化影响。
4.2. 杨宪益的翻译策略
我们再将目光聚集到杨宪益的翻译方法，杨宪益的《红楼梦》翻译可以从两个方面总结：一是他的忠实翻译原则，可以概括为紧跟原文、细致入微；二是他的文化翻译观，可以总结为忠实文化、精益求精。模仿翻译是指译者模仿原文进行翻译。为了研究书法和绘画，需要临摹他人的作品。在艺术界，模仿这一术语消除了原创性或发明的概念。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是这种创造性模仿的完美例子。与杨宪益的翻译哲学一致，《红楼梦》的目标是将中国文化传递给西方人。“中国人应该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遗产，外国也应该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杨宪益说。根据杨宪益和他的妻子的翻译思想，他们准确翻译了《红楼梦》，保留了大量中国传统习俗和各种修辞手法，以恰当地表现语言的文化特质。
在翻译《红楼梦》时，杨宪益以文化翻译观为指导，注重与中国宗教文化、政治制度文化、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相关的术语和语料。杨通过异化和直译的方式，在翻译中保留了这些具有中国文化独立性的短语，将原始文化信息非常真实地传递给读者。接下来，笔者将选择一些典型的文本，对比霍克斯和杨宪益的艺术翻译。
通过对比两种译本，不难发现，杨宪益的翻译巧妙地将原文的粗俗语言转化为更文明的骂人话，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作中人物的特点。在霍克斯的翻译中，他选择采用直译策略，将原文的粗俗和粗鲁完全呈现在目标读者面前。
例3：“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放屁！’”([4]曹雪芹，1964: 245)
杨宪益的翻译版本：“That’s enough from you,” she scolded. “Have some sense!”
霍克斯的翻译版本：“You’re a naughty boy to make fun of your poor mother,” said Lady Wang. “Stuff!” said Lady Wang.
例4：“你快夹着逼嘴离了这里！”([4]曹雪芹，1964: 396)
杨宪益的翻译版本：“Shut your foul mouth and clear off.”
霍克斯的翻译版本：“Why don’t you take your bloody trap out of here?”
例5：“我若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4]曹雪芹，1964: 398)
杨宪益的翻译版本：“If I lose face and land in trouble, you turtles can shrink back into your shells and leave me to my fate.”
霍克斯的翻译版本：“If I don’t, if I’m a failure—oh, you’ll just draw your tortoise-head back into your tortoise-shell and leave me to get on with it. Whether I live or die, it will be all the same with you.”
例6：“下作小娼妇。”([4]曹雪芹，1964: 268)
杨宪益的翻译版本：“Shameless slut!” she scolded.
霍克斯的翻译版本：“Shameless little harlot!” she cried.
通过对杨宪益和霍克斯的翻译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霍克斯的用词更为新颖，而杨宪益的翻译巧妙地将原文的粗俗语言转化为更文明的骂人话，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作中人物的特点。在霍克斯的翻译中，他选择采用直译策略，将原文的粗俗和粗鲁完全呈现在目标读者面前。
如例3中“stuff”作为诅咒语的意思很少见，而杨宪益的翻译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正如钱钟书所说，“翻译应忠实于原文，使其不像翻译，因为在原文中它永远不会像翻译”([6]陈福康，2000: 418)。从两种译本中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对大多数诅咒语都选择了直译，例如，在例5中，杨宪益和霍克斯都选择了使用“turtle”和“tortoise”进行直译。在翻译诅咒语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掌握这些词语的字面意义和延伸意义，然后遵循简洁精炼的原则。由于《红楼梦》具有语境参考，如果脱离《红楼梦》的语境，仅仅翻译，读者将无法理解，这就要求在翻译诅咒语时进行相应的改动，这对译者的文化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这种语言的翻译，笔者认为艺术的真实性始终是首要的。在这方面，霍克斯的翻译更为大胆和真实，使目标读者能够更好地把握人物的特点。译者需要在自己的译本中保留原文的语言特点，不应根据个人喜好或其他因素操纵原文的语言，违背其艺术本质。
由于译者自身的环境和长期的文化教育差异，霍克斯和杨宪益在措辞上也有所不同。杨宪益的措辞更为严谨，句式更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而霍克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措辞更为自由。对于咒骂的翻译，霍克斯的译文可能更容易让西方读者把握原文的角色和特点。
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适当地结合直译和自由翻译。只采用直译或省略翻译，目标语言读者将难以理解，而盲目迎合读者则会失去原文的许多文化内涵，因此二者应适当地结合，使译文信息准确。
5. 结论
对两种译本的分析表明，由于语言具有独特的文化信息，如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译者容易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根据上下文的不同，采用直译、自由翻译或省略翻译可能对意义产生重大影响。诅咒语将以更精确的方式翻译，以便向读者传达更复杂的文化意象和特点。在某种程度上，霍克斯的《红楼梦》比杨宪益的翻译更为直译，因此人物形象更为丰满，文化意象更为完整。翻译赋予作品在新语言、民族、社会和历史环境中的新生命[7] (谢天振，2003: 66)。
诅咒语已不再是禁忌，特别是在当今快节奏、全球互联的世界中。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种语言文字不带粗语、脏话的成分。禁忌广泛存在于不同的风俗理念、文化风情当中，其直接影响着大众的为人处事、日常交际。因此，研究禁忌和禁忌语，对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际和传播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8] (陈珊，2024: 5)。特别是文学作品里，粗语、脏话时有所见(所闻)。我们用母语演讲、写作时完全可以做到少用或者不使用这类不文雅的字眼，但在作翻译时就身不由己了[9] (黄粉保，1998: 1)。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他文化，我们可以将诅咒语作为一种工具。通过分析一个国家的公民使用的语言，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对禁忌话题的态度及其使用诅咒语的动机，这是更全面了解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一步。
作为承载文化的语言，语言与其他文化元素有着内在联系。学习一种语言是一种同时品味另一个国家文化的好方法。要打开通向新世界的大门，必须学习另一种语言。众所周知，诅咒语是外语学习者或任何学习新口音的人首先学到的东西之一。我们的无知源于在学校之后谈论它是被禁止的。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和其他文化，语言学习者应该研究诅咒语的翻译，以更好地掌握这个主题。正如《Language Most Foul》所写的：“诅咒语是一种减压的方式，但在这样做时，我们必须尊重它的力量。”([5] Ruth Wajnryb, 2018: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