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老年是人生的美好阶段，相较于中年人，老年人通常享有更高的幸福感(Blanchflower & Oswald, 2008)。而智慧，作为与幸福感密切相关的一种心理素质，其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如何变化，没有统一的结论。有学者主张智慧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增长(Erikson, 1963)，有学者认为智慧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Meacham, 1990)，有的研究认为智慧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保持稳定(Sternberg, 2005; Brugman, 2006; Jordan, 2005)，也有研究认为智慧会在中年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Webster et al., 2014)。出现如此多的争议，原因可能是：老年时期的生活状况复杂，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衰退、社会环境的变迁、社会边缘化和孤独等，老年人面临一系列压力。这些因素结合老年人不同的人格特质可能会对智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智慧作为成功老龄化的重要标志和毕生发展的理想终点(Baltes & Staudinger, 2000)，可以帮助老年人获取充足的心理资源以应对挑战。因此，研究者们有必要对老年阶段的复杂情境与智慧的联系进行深入的关注和理解。
1.1. 智慧
Ardelt (2003)将智慧定义为认知、反思和情感三个维度的综合。智慧的认知维度指理解生活的能力，包括对个人和人际的现象和事件的意义和深层含义的理解；反思维度指通过多角度的观察，提高自我意识和洞察力，减少自我中心和主观性，增加对事物本质的洞察力；情感维度指对他人的情感和行为的同情和关怀。这三个维度是相关的，但不相同。要成为“智慧”的人，要在三个维度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良好品德与聪明才智的合金是智慧的本质(汪凤炎，郑红，2015)。学者们普遍认为，智慧具有利用知识系统进行判断和思考的功能。同时智慧包含着一种积极的愿望，即通过善良的动机来协助自身和他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Baltes & Staudinger, 2000)。智慧不仅包括认知能力和智力，还包括对生活经验的反思和感知，以及对善良和道德价值的理解和应用。智慧与个体的经历、经验、个人成长甚至生理成熟密切相关，是一种随着生命历程展现出来的心理素质(Baltes & Staudinger, 2000)，是个体在其人生经历中习得的一种德才一体的综合心理素质(陈浩彬，汪凤炎，2021)。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智慧有着积极的关系，拥有智慧的人往往拥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Ardelt, 1997)。老年智慧的发展受到开放性、自我反思、情绪调节、人格成长等内在因素以及受教育程度、关键生活经历、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的交互影响；毕生发展的智慧为老年人带来更高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以及更少社会疏离感、孤独感和抑郁(陈浩彬，汪凤炎，2021)。基于此，智慧成为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热点研究。
1.2. 依恋对智慧的影响
依恋是一种人格特质，它决定了人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从出生到死亡。依恋理论认为，人类具有依恋的需求和能力，婴儿会根据与照顾者的分离和重聚的经历，形成一种内部工作模式，影响他们的情感和行为。这种模式会随着婴儿的成长，演变成一种特有的依恋模式。Brennan，Clark和Shaver (1998)认为成人依恋包括两个维度：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反映了个体与依恋对象的亲密度和独立性，依恋焦虑反映了个体对失去依恋对象的恐惧。它们以不同的程度存在，低依恋回避和低依恋焦虑构成了安全依恋。而其他组合则构成了不安全依恋，其中包括高依恋焦虑和高依恋回避构成的恐惧型，高依恋焦虑和低依恋回避构成的专注型，低依恋焦虑和高依恋回避构成的冷漠型。依恋理论指出，成人依恋模式在不同关系中表现出连贯性和稳定性，并与婴儿依恋模式相关。安全的依恋关系被视为促进情感自由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支柱。
依恋可能是智慧较为重要的预测变量。安全型依恋个体比不安全型依恋者有更多的智慧表现(Sagone et al., 2023)。从情绪情感维度看，安全型依恋个体在积极情绪的外显和内隐测量上都表现出优势，而不安全型依恋个体的积极情绪往往受到抑制或干扰(Mikulincer & Shaver, 2013)。相对于非安全依恋个体，安全依恋个体对需要帮助的他人表现出更多共情(Mikulincer et al., 2001，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负向预测个体的利他行为(Mikulincer et al., 2005)。从认知维度看，安全型依恋个体认知能力平均表现高于非安全型依恋个体(Ahmad & Worobey, 1984)。通过对儿童的研究发现，安全的依恋关系能够促进任务情境中的协作和沟通，以及认知能力。依恋质量还可能通过影响自尊、注意力和动机等因素，对学业成就产生间接效应(De Ruiter & Van Ijzendoorn, 1993)。从反思维度看，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及反思能力。在面对生活中的事件时，高度焦虑的个体比其他人更容易陷入反刍的思维模式，他们会过度关注消极的生活经历，而且无论收到的是消极还是积极的反馈，都会产生更多的消极想法。而更有安全感的人会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巩固和增强他们的积极情绪。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更倾向于反思和回顾积极的经历，并能够在糟糕的情况中看到积极的一面(Gentzler et al., 2010)。情感、认知、反思是智慧的三个核心要素，从以上证据可以看出，情感、认知、反思这些变量均受到依恋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测，依恋与智慧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1.3. 研究假设
研究旨在探讨依恋与老年智慧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1依恋能够预测老年智慧；H2安全型依恋的老年个体相比于不安全型依恋的老年个体具有较高的智慧水平。此外，研究还关注老年时期的生活状况对智慧的影响，即老年智慧在人口变量上的差异也是研究的重点。
2. 方法
2.1. 被试
使用问卷星(https://wj.qq.com)通过微信扫码在各种老年活动微信群、老年活动站、社区、养老院通过网络和现场收集老年人答卷。调查对象覆盖全国25个城市地区598名老年人，回收有效问卷521份。其中男性196人占比37.6%，女性325人占比62.4%。最小年龄60，最大年龄98，平均年龄73.40岁。
2.2. 研究工具
2.2.1. 老年智慧的测量
老年智慧的测量使用三维智慧量表(3DWS)，该量表被证明可用于大规模的老年被试的智慧测量(Ardelt, 2003)。量表基于“认知”、“反思”和“情感”三个维度来测量智慧。量表由39个题目组成，采用5点评分，“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分数越高代表智慧水平越高。该量表在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4。
2.2.2. 依恋的测量
依恋的测量使用李同归和加藤和生(2006)修订的Brennan，Clark和Shaver (1998)编制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量表分为两个维度：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包含36个题目。采用7点评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该量表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可以用于评估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感受和行为，评估依恋模式。该量表在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1，其中依恋焦虑维度α = 0.805，依恋回避维度α = 0.752。根据Bowlby的理论，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等人提出，依恋类型的差异取决于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自我模型对应依恋焦虑维度，而他人模型对应依恋回避维度。通过将这两个模型结合起来，根据各维度的平均分，并以4分为界，可以构成四种依恋类型：安全型、专注型、冷漠型和恐惧型(朱丽莎，祝卓宏，2016；魏征新，霍莉钦，2009)。
2.3.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SPSS26.0对有效问卷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差检验利用SPSS 26.0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23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9.957%，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该结果表明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将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依恋焦虑、依恋回避、老年智慧进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从表1可见，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均与老年智慧显著负相关，年龄与智慧显著相关。
3.3. 依恋对老年智慧的预测
使用线性回归探索依恋对老年智慧的预测作用。当控制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后，依恋焦虑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老年智慧(β = −0.293，p = 0.000，R2 = 0.100，调整后R2 = 0.093，F = 14.408)。当控制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后依恋回避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老年智慧(β = −0.276，p = 0.000，R2 = 0.089，调整后R2 = 0.082，F = 12.57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表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1年龄 |
1 |
|
|
|
|
|
2性别 |
−0.134** |
1 |
|
|
|
|
3受教育程度 |
−0.427** |
0.096* |
1 |
|
|
|
4依恋回避 |
−0.140** |
0.046 |
0.112* |
1 |
|
|
5依恋焦虑 |
−0.015 |
−0.011 |
−0.017 |
0.609** |
1 |
|
6老年智慧 |
0.094* |
−0.065 |
0.007 |
−0.281** |
−0.295** |
1 |
M |
73.401 |
1.624 |
2.547 |
3.945 |
3.884 |
2.884 |
SD |
8.359 |
0.485 |
0.798 |
0.529 |
0.577 |
0.261 |
注：**p < 0.01，*p < 0.05采用双尾检验。
3.4. 老年智慧在依恋类型上的差异分析
研究样本中，不同依恋类型的具体情况如下：安全型204人，占比39.2%；恐惧型169人，占比32.4%；专注型67人，占比12.9%；冷漠型81人，占比15.5%。从表2可见，对样本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后发现，依恋类型主效应显著。进一步成对比较发现：安全型老年人的智慧水平显著高于恐惧型，与专注型和冷漠型的差异不显著。恐惧型老年人的智慧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三个类型。
Table 2. ANOVA of wisdom in old age across attachment types
表2. 老年智慧在依恋类型上的方差分析
依恋类型 |
n |
M |
SD |
F |
p |
安全型 |
204 |
2.933 |
0.244 |
9.365 |
0.000 |
恐惧型 |
169 |
2.799 |
0.315 |
|
|
专注型 |
67 |
2.915 |
0.195 |
|
|
冷漠型 |
81 |
2.910 |
0.174 |
|
|
将恐惧型、专注型、冷漠型划入不安全型依恋组，以依恋类型是否为安全型为自变量，进行老年智慧水平的T检验。结果显示，安全型依恋(n = 204, M = 2.933, SD = 0.244)的老年人智慧水平显著高于不安全型依恋(n = 317, M = 2.852, SD = 0.267)的老年人(t = 3.476, p = 0.001)。
通过以上检验发现，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均与老年智慧显著负相关。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后，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均负向预测老年智慧，该结果支持H1。具有安全型依恋的老年人，其智慧水平显著高于具有不安全型依恋的老年人，该结果支持H2。
3.5. 老年智慧在人口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将样本根据平均年龄73.40岁划分为低龄组和高龄组。低龄组：包括所有年龄不超过平均年龄的样本，高龄组：包括所有年龄超过平均年龄的样本。
以年龄组为自变量进行老年智慧T检验发现，低龄组(n = 303, M = 2.859, SD = 0.293)的老年人智慧水平显著低于高龄组(n = 218, M = 2.918, SD = 0.206)的老年人(t = −2.732, p = 0.007)。
以养老方式为自变量进行老年智慧T检验发现，居家养老的(n = 314, M = 2.837, SD = 0.279)老年人智慧水平显著低于养老院、养老机构养老(n = 207, M = 2.955, SD = 0.213)的老年人(t = −5.464, p = 0.000)。
以“年龄组”和“养老方式”为自变量对老年智慧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交互效应显著(p < 0.001)，继续进行简单效应分析，从表3可见，低龄组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智慧水平均显著低于机构养老的老年人。而对于高龄组的老年人，这种差异不显著。
Table 3. Simple effects analysis of wisdom in old age (Age & Care Type)
表3. 老年智慧的简单效应分析(年龄&养老方式)
年龄 |
平均值差值 |
标准误 |
显著性 |
差值的95%置信区间 |
居家–机构 |
下限 |
上限 |
低龄 |
−0.208 |
0.039 |
0.000 |
−0.284 |
−0.131 |
高龄 |
−0.040 |
0.038 |
0.288 |
−0.115 |
0.034 |
以是否与配偶一起生活为自变量进行老年智慧T检验发现，与配偶一起生活(n = 282, M = 2.839, SD = 0.290)的老年人智慧水平显著低于未与配偶一起生活(n = 239, M = 2.937, SD = 0.211)的老年人(t = −4.484, p = 0.000)。
以“年龄组”和“是否与配偶一起生活”为自变量对老年智慧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交互效应不显著(p > 0.05)，由于研究主要关注高低年龄组在各人口变量不同水平的简单效应情况，在交互不显著的情况下简单效应也可以显著(Tybout et al., 2001; Umesh et al., 1996)。当研究目的只关注主要的简单效应，交互作用显著与否并不是前提，而且此时简单效应的结果也是可信的(Hayes, 2005)。因此，继续进行简单效应分析，从表4可见，低龄组与配偶一起生活的老年人智慧水平显著低于未与配偶一起生活的老年人。而对于高龄组的老年人，这种差异不显著。
Table 4. Simple effects analysis of wisdom in old age (Age & Living with Spouse)
表4. 老年智慧的简单效应分析(年龄&与配偶一起生活)
年龄 |
平均值差值 |
标准误 |
显著性 |
差值的95%置信区间 |
是–否 |
下限 |
上限 |
低龄 |
−0.129 |
0.034 |
0.000 |
−0.195 |
−0.063 |
高龄 |
−0.039 |
0.040 |
0.318 |
−0.117 |
0.038 |
以“生活是否完全自理”为自变量进行老年智慧T检验发现，生活能完全自理(n = 344, M = 2.847, SD = 0.282)的老年人智慧水平显著低于生活不能完全自理(n = 177, M = 2.955, SD = 0.195)的老年人(t = −5.070, p = 0.000)。
以“年龄组”和“生活是否完全自理为变量”为自变量对老年智慧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交互效应不显著(p > 0.05)，继续进行简单效应分析，从表5可见，低龄组和高龄组生活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智慧水平显著低于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
Table 5. Simple effects analysis of wisdom in old age (Age & Independent Living)
表5. 老年智慧的简单效应分析(年龄&生活是否完全自理)
年龄 |
平均值差值 |
标准误 |
显著性 |
差值的95%置信区间 |
是–否 |
下限 |
上限 |
低龄 |
−0.169 |
0.050 |
0.001 |
−0.267 |
−0.070 |
高龄 |
−0.078 |
0.037 |
0.037 |
−0.151 |
−0.005 |
以是否有慢性疾病为自变量进行老年智慧T检验发现，有慢性疾病的(n = 429, M = 2.902, SD = 0.234)老年人智慧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慢性(n = 92, M = 2.799, SD = 0.353)的老年人(t = −2.664, p = 0.009)。
以“年龄组”和“是否有慢性疾病”为自变量对老年智慧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交互效应不显著(p > 0.05)，继续进行简单效应分析，从表6可见，低龄组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智慧水平均显著高于没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而对于高龄组的老年人，这种差异不显著。
Table 6. Simple effects analysis of wisdom in old age (Age & Chronic Illness)
表6. 老年智慧的简单效应分析(年龄&是否有慢性疾病)
年龄 |
平均值差值 |
标准误 |
显著性 |
差值的95%置信区间 |
有–没有 |
下限 |
上限 |
低龄 |
0.105 |
0.036 |
0.003 |
0.036 |
0.175 |
高龄 |
0.063 |
0.056 |
0.257 |
−0.046 |
0.173 |
通过以上检验发现，老年人的智慧水平显著受到以下变量的影响：养老方式、是否与配偶一起生活、生活自理能力和是否患有慢性疾病。具体而言，当老年人未与配偶一起生活、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在养老机构(养老院)养老或患有慢性疾病时，其智慧水平较高。进一步研究表明，是否与配偶一起生活、养老方式、是否有慢性疾病这些变量引起的智慧水平差异主要存在于低龄的老年人群中。生活是否自理导致的智慧水平差异显著存在于低龄组和高龄组。
3.6. 老年智慧在依恋类型和人口变量交互作用下的差异分析
以“年龄组”、“是否与配偶一起生活”和“是否安全型依恋”为自变量对老年智慧进行三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交互效应不显著(p > 0.05)。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见表7)，高龄组的老年个体无论是否与配偶一起生活，不安全型依恋个体智慧水平均与安全型依恋个体无显著差异。
Table 7. Simple effects analysis of wisdom in old age (Age & Living with Spouse & Attachment Type)
表7. 老年智慧的简单效应分析(年龄&与配偶一起生活&依恋类型)
年龄 |
是否与配偶 一起生活 |
平均值差值 (安全型–不安全型) |
标准误 |
显著性 |
差值的95%置信区间 |
下限 |
上限 |
低龄 |
是 |
0.130 |
0.035 |
0.000 |
0.062 |
0.198 |
|
否 |
0.137 |
0.058 |
0.019 |
0.022 |
0.252 |
高龄 |
是 |
0.021 |
0.068 |
0.758 |
−0.113 |
0.155 |
|
否 |
0.004 |
0.041 |
0.923 |
−0.076 |
0.084 |
以“年龄组”、“养老方式”和“是否安全型依恋”为自变量对老年智慧进行三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交互效应显著(p < 0.001)。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见表8)，高龄组的老年个体无论家庭养老还是机构养老，不安全型依恋个体智慧水平均与安全型依恋个体无显著差异。
Table 8. Simple effects analysis of wisdom in old age (Age & Care Type & Attachment Type)
表8. 老年智慧的简单效应分析(年龄&养老方式&依恋类型)
年龄 |
养老方式 |
平均值差值 (安全型–非安全型) |
标准误 |
显著性 |
差值的95%置信区间 |
下限 |
上限 |
低龄 |
居家 |
0.136 |
0.032 |
0.000 |
0.072 |
0.199 |
|
机构 |
0.100 |
0.071 |
0.160 |
−0.040 |
0.239 |
高龄 |
居家 |
−0.024 |
0.064 |
0.710 |
−0.150 |
0.102 |
|
机构 |
0.023 |
0.041 |
0.579 |
−0.058 |
0.103 |
以“年龄组”、“生活是否完全自理”和“是否安全型依恋”为自变量对老年智慧进行三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交互效应不显著(p > 0.05)。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见表9)，高龄组的老年个体无论生活是否完全自理，不安全型依恋个体智慧水平均与安全型依恋个体无显著差异。
Table 9. Simple effects analysis of wisdom in old age (Age & Independent Living & Attachment Type)
表9. 老年智慧的简单效应分析(年龄&生活是否完全自理&依恋类型)
年龄 |
生活是否 完全自理 |
平均值差值 (安全型–非安全型) |
标准误 |
显著性 |
差值的95%置信区间 |
下限 |
上限 |
低龄 |
是 |
0.134 |
0.031 |
0.000 |
0.072 |
0.195 |
|
否 |
0.104 |
0.095 |
0.274 |
−0.083 |
0.291 |
高龄 |
是 |
−0.031 |
0.061 |
0.605 |
−0.150 |
0.088 |
|
否 |
0.038 |
0.043 |
0.377 |
−0.047 |
0.123 |
以“年龄组”、“是否患有慢性疾病”和“是否安全型依恋”为自变量对老年智慧进行三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交互效应显著(p < 0.05)。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见表10)，高龄组患有慢性疾病的不安全型依恋个体智慧水平与安全型依恋个体的差异不显著，没有慢性疾病的不安全型依恋个体智慧水平显著高于安全型依恋个体。
Table 10. Simple effects analysis of wisdom in old age (Age & Chronic Illness & Attachment Type)
表10. 老年智慧的简单效应分析(年龄&是否有慢性疾病&依恋类型)
年龄 |
是否有 慢性疾病 |
平均值差值 (安全型–非安全型) |
标准误 |
显著性 |
差值的95%置信区间 |
下限 |
上限 |
低龄 |
是 |
0.118 |
0.033 |
0.000 |
0.052 |
0.183 |
|
否 |
0.126 |
0.076 |
0.098 |
−0.024 |
0.276 |
高龄 |
是 |
0.025 |
0.037 |
0.504 |
−0.048 |
0.097 |
|
否 |
−0.260 |
0.128 |
0.042 |
−0.511 |
−0.009 |
经过以上检验发现高龄组的老年人，其在以上人口变量上无论处于何种状态，不安全型依恋个体的智慧水平均未显著低于安全型依恋个体。
4. 讨论
4.1. 依恋与老年智慧的关系
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均与老年智慧负相关，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后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均显著负向预测老年智慧。且安全型依恋的老年个体智慧水平高于不安全型依恋的老年个体。这与前文“依恋对智慧影响”部分的证据相符。Webster (2010)曾以年轻成年人为样本得出过相似的结果。结合两个研究的结果可以推测，依恋对智慧的预测可能适用于整个成年时期。高依恋焦虑的个体通常出于不自信和对自我价值的不安全感，往往表现得过度依赖，以及对分离的强烈恐惧。这种焦虑可能导致认知资源的分散和精神能量的过度耗费，从而降低个体在智慧表现上的效能。高依恋回避的个体往往出于对他人的不信任，表现出对亲密关系的回避和冷漠，以保护自己免受潜在的伤害。这种回避可能导致对他人的社会认知和情感理解的缺乏，从而限制了个体在复杂情境中展现智慧的能力。
4.2. 老年智慧在人口变量上的差异
研究表明，年龄与智慧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高龄老人的智慧水平高于低龄老年人。成年期个体的智慧与年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其中，“稳定论”和先增后降的“高原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王予灵和汪凤炎(2018)提出，智慧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然增长(在无外力干预、不主动追求的情况下，表现为“稳定论”)，但对于那些已经走在通往智慧之路上的个体，智慧与年龄之间应呈现二次方关系。智慧无论是保持稳定，还是先升后降，这些观点都不支持智慧水平会随着老年阶段年龄的增长而提高。研究发现的结果更可能是一种“幸存者效应”——有智慧的老人可能拥有较健康的身体和较高的寿命。
研究表明，养老方式、是否与配偶同住、生活是否完全自理、以及是否有慢性疾病这些因素都显著影响着老年人的智慧水平。具体来说，那些在养老机构中生活、不与配偶同住、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或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展现出更高的智慧水平。进一步的研究揭示，是否与配偶同住、是否患有慢性疾病和养老方式所引起的智慧水平差异主要体现在年龄较小的老年群体中。这些因素存在一个共性，它们均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或特定情境下给老年人带来压力和负性体验。压力与智慧的发展呈负相关，而智慧又能减轻感知到的压力(Ardelt & Bruya, 2021)。对于老年人而言，压力事件可能充当一种智慧水平的筛选器。高智慧水平的个体似乎更能有效地应对压力，而智慧水平较低的人则可能更容易受到压力的伤害。通过观察智慧均值较低的低龄老年人的表现，可以推断，那些拥有较高智慧水平的老人们能够从容地应对各种压力，甚至能够积极参与研究、填写问卷。然而，智慧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可能在经历压力或消极事件后受到伤害和负面影响，导致他们不具备完成研究问卷的能力。通过观察智慧水平较高的高龄老年人的表现同样可以发现，较高的智慧能够帮助老年人几乎不受压力事件的影响，表现出更为稳定的状态。
研究发现，对于高龄老年人，无论他们是否经历慢性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等压力事件，不安全依恋的老年人在智慧水平上并不显著低于安全型依恋的老年人。这说明不安全型依恋的老年人可以具备不逊色于安全型依恋老年人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帮助他们有效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事件，还可能对他们的寿命产生积极影响。这预示了，针对不同依恋水平的个体在智慧层面进行干预是可能的、有潜力的。具体来说，对于那些不安全依恋的个体，一旦他们开始追求智慧的成长，通过持续的自我努力和适当的心理干预，他们能够培养出更高层次的智慧。尽管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在情感和心理上可能面临更多挑战，但他们依然能够通过智慧的发展获得积极的生活体验和更好的健康状况。
4.3. 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研究对象主要来自北方城市，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性。未来的研究应考虑扩大地域取样范围，以更全面地了解老年人依恋与智慧之间的关系。此外，由于采用了横断面研究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依恋与老年智慧之间可能存在多种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这些变量的效应可能为针对不同依恋水平的老年人的干预措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探索这些变量的效应，以更全面地理解依恋与老年智慧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
5. 结论
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均能显著负向预测老年智慧。安全型依恋的老年人智慧水平显著高于不安全型依恋老年人。较高的智慧可能有助于老年人长寿，并能帮助老年人更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对于高龄老年人，无论是否经历压力事件，不安全型依恋的老年人在智慧水平上并不低于安全型依恋老年人。这表明，通过适当的干预措施，不安全型依恋个体的智慧水平有可能得到积极发展。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