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20世纪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菲弗尔(Lefevere)的努力下，“文化转向”[1]使文化与语言的融合更加紧密，翻译不再仅局限于语言间的转换，而承担着传达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层面的使命。“文化转向”也使翻译研究跳脱出纯翻译学的框架，对能动而不僭越的翻译行为进行研究和解释。翻译领域的不断开化，也是顺利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的原因之一，以文本或影视为载体的中华优秀文化在高质量的文化翻译下才能在世界舞台上百花齐放。
文化认同成为文化视角下翻译的一个重要的聚焦点，主要关注中华文化如何展现自身特色，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保留源语文化特色，以此构建文化认同。这不但要求译者具备双语能力，同时也要适应双语文化语境。
翻译研究中的一大难点在于填补某些文化术语在目的语中的文化缺省，达到翻译等值效果。这些由国家、民族、社团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能看出其发展轨迹的文化术语在翻译研究中占据着越来越高的地位。
西班牙学者艾克西拉(Aixelá)在其文章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中首次提出了“文化专有项”(culture-specific items)这一概念，他认为文化专有项指一些在源语文化中出现的条目，由于相应的文化在目的语文化系统中不存在，或者与该条目存在不同的互文性，因此该条目在源语文本中的功能和意义很难翻译到目的语文化中[2]。在艾克西拉看来，文化专有项的出现是因为每个语言或民族语言共同体都有一系列的习惯、价值判断、分类系统等，这些习惯、价值判断、分类系统有时是明显不同的，有时则是重叠的。
本文选取了走进系列丛书中的《走进定西》作为研究的语料，这本书介绍了位于陇中定西的人文历史、地理景观、传统习俗等，是关于定西文化的袖珍百科全书，可作为中外读者研究定西古今文化的启蒙材料。其中该书中第四章节部分涉及非常丰富的文化专有项内容，本文在对源文本进行分析后，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专有项，根据艾克西拉所提出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对其进行翻译，并总结其策略偏向于保留或是替代，最终探讨策略的选择对中华文化认同建构的影响。
2. 翻译策略的选择
廖七一(2000)认为文化词或负载词是指在某种文化中标志着独特事物的词、短语或者习语，它们反映了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3]。由于被定义为“具有特定民族文化内涵的词语，其原意或概念意义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4]，因此文化专有项一般具有“你有我没有”或是“我有你没有”的特点。
既然文化之间存在文化真空，那么在语言转换层面必定会出现翻译的不对等问题，如何有效地将源语中文化专有项的功能和含义转换到译语中是翻译的难点，但也不能完全强硬地将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套用在源语文化中。王东风先生就曾指出，强行将目标文化的价值观加在译文上，是不尊重出发文化和读者的“文化霸权主义行为”[5]。他认为应该客观地展示文化方面的差异，让目的语读者体会异域文化；覃秀红(2015)认为在翻译文化负载条目时，使用“异化”策略，可以更好地传递中国传统文化[6]。甚至，早在1984年，贝尔曼(Antoinc Berman)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时，就主张尊重原文异质性的翻译是最成功的翻译。这些学者的研究无不证明着尊重源语与译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的翻译策略是有效传播中华文化、构建文化认同更为可取的选择。
艾克西拉针对文化专有项提出了11种翻译策略。他将11种策略分为保留和替代两大类，保留策略中包含重复、转换拼写、语言(非文化)翻译、文内解释和文外解释；替代策略中包含同义词、有限世界化、绝对世界化、同化、删除以及自创[2]。此外，艾克西拉还提到了针对文化专有项的其他翻译策略，包括补偿，错位，衰减[2]，但这三个策略需要放在更多更广的文本中进行研究。
这些策略并未在归化与异化的极与极拉扯，而是按照“跨文化操纵的程度”进行分类。
3. “保留”和“替代”策略对文化认同的建构
本部分以艾克西拉文化专有项策略为指导，以《走进定西》第四章的文化专有项语料为例，分析保留策略和替代策略的使用对保留中华文化专有项以及实现文化认同建构的影响。
3.1. 转换拼写法
转换拼写法类似于转录或者音译，是一种相当大程度上尊重源语形式的翻译策略。就《走进定西》中将复杂而又博大精深的中文语料转换到英语而言，这是一种常见的策略。该策略有时需要与文内解释、文外解释策略一起出现，增加译文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例如，所选源文本中出现了许多人名和地名，如“汪世显”“白居易”“敦煌”“山那树扎”等，可将其音译以保证文化异质性。使用这一策略后，即使目的语读者根据自己的字母系统和语音进行音译，也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来自源语文化系统的文化专有项。
再比如，古代哲学中的“太极”，指天地未开、混沌未分阴阳的状态，属于带有非常强烈中华文化特色的文化专有项，这种文化专有项很难在目的语文化系统中找到对应或者有相似互文性的概念。与其生硬翻译，不如将其音译。也正因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中国传统儒、道哲学中的核心思想在国外有一定的传播地位，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库也将“taiji”作为“太极”一词的翻译收录在库中，因此，将“太极”音译为“taiji”，外国读者能普遍接受并成功达到构建中华文化认同的目的。
还比如，原文中形容河畔上的一山包状似贵斗，“贵斗”是古代商贩称重粮食时所使用的一种称重工具，其形状上宽下窄。可选择音译加文内解释的翻译策略，将其译为“Gui Dou, an ancient measuring utensil for grain that is wider at the top and narrower at the bottom”，两种策略的结合使译文既有异域风情也不失可理解性。并且，增加文内解释也是一种为了达到文化认同所采取的必要手段，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一概念的传播会逐渐在目的语读者群体中产生熟悉感和认同感，久而久之一些目的语读者相对并不熟悉的文化专有项将不再需要文内、文外解释的辅助，直接音译即可。
3.2. 语言(非文化)翻译
语言(非文化)翻译指选择那些在目的语互文语料库中已有预先建立的译文，或者利用语言透明性，翻译出与文化专有项所指含义较为接近的译文，向目的语读者提供了一种仍然可以被认为属于源语文化系统的译文。
如，“陇中”指的是中国甘肃省的中部地区，涵盖定西市及周边县域。它除了是一个地理概念外，也是一个文化概念，考虑到直接音译会隐藏该文化专有项中的历史文化内涵，可选择在目的语读者中具有文化背景的“Central”和“Gansu”两个词，利用语言透明性保留“陇中”的所指含义，增加了文化专有项的可理解性，同时也能向目的语读者展现独属于中华文化的异域风情。
再比如，源文本中不乏一些成语，“高风亮节”字面意思指的是高贵的品格和坚贞的秉性，用来形容一个人品德高尚，举止端庄，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不为他人的影响而动摇。可将其翻译为“noble character and unyielding integrity”，表达这个成语的内涵。
这种翻译策略比起勉强在目的语文化中找寻替代表达更为简单了当，传达文化专有项时更加强调对中国优秀文化内涵的保留，是树立文化自信的直接体现。
3.3. 文内解释和文外解释
文内解释策略经常与音译或语言翻译策略合并使用，通常在需要解决译文歧义的情况下使用，该策略穿插在译文内能够更明确地表述文化专有项的部分未揭示的内容，同时避免打扰读者的注意力。
如“秦始皇”，如果仅将其翻译为“Emperor Qinshihuang”似乎无法向目的语读者完整传递“始”的历史含义，加入一些解释更能补充相关的信息。因此，“Emperor Qinshihuang, the first self-proclaimed emperor in the history of China”成了一种合理的选择。
文外解释策略与前者的情况相似，但更偏向于需要额外补充的内容过多，加在文本内并不方便也不合理的处境下。译者可以使用脚注、尾注、附录[2]等形式对文化专有项进行文外解释。如源文本中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世纪重大民生工程——“引洮工程”，除了向读者提供它的译文“Taohe River Diversion Project”之外，还应补充该工程项目实施的目的、规模、意义等，因为目的语读者不具备与之有关的背景文化知识。
需要注意的是，文内、文外解释是两种对保留中华文化负载条目起到积极效果的翻译策略，它们首先反映了文化专有项本身所指含义和属性，让目的语读者保留了对中华文化专有项的第一印象和概念的内涵，其次再提供额外的解释让目的语读者对中国的背景信息有更多的了解，对具体的概念意向达成共识，于潜移默化中形成文化认同。
3.4. 同义词
英语的表达特点是替代，汉语的表达特点是重复[7]。同义词策略趋向于避免重复表达的出现。
例：北瓮城门西向，南瓮城较北瓮城大一倍余，南向。
The gate of the northern barbican faces west, while the southern barbican is more than twice as large as the northern one and faces south.
“瓮城”出现了三次，前两次译者用“barbican”来表达，为了减少重复的频率，最后使用“one”代替了它。由案例可知，同义词策略倾向于变动文化专有项的表达，避免同一个译文重复频率过多。这种替代策略会让目的语读者缺失固定的文化意向，从而影响到文化认同的建构。
3.5. 有限世界化和绝对世界化
有限世界化指选用另外一种为源语文化所特有，但更为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文化参考。如“打西蕃婆舞”如若按字面意思翻译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太过抽象和模糊，为了增加可理解性，译者结合该习俗所使用到的舞蹈工具将其译为“sheep-skin drum dance”。“sheep-skin drum dance”作为同样属于源语文化的另一种参考，更加接近目的语读者。
当译者并未能在源语文化系统中找到更易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的参考项目时，绝对世界化提供了一种中性的、非文化专有项的参考。如将“五谷丰登”译为并非CSI的“good harvest”，似乎并不影响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不失为传递原文内容的有效策略。
但这两种策略为了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寻找不同程度上的替代参考，从而导致文化专有项中某些信息的丢失，并没有显现出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使译文偏向于文化顺从，未保留其“异质”性，无法体现文化自信。
3.6. 同化
同化是在某种文化概念处于“你有我也有”的情况下可以选用的翻译策略，旨在将源语的文化专有项用目的语中有同样地位的文化专有项替代。比如将中国古代兵种的“探马”翻译为“reconnaissance rider”，看似在目的语文化中找到了与源语文化对等且为读者所熟悉的概念，但中国古代的“探马”经常会和敌人的先行部队遭遇并交战，在战争中还相当于信使的职能，与“reconnaissance rider”还有所不同。
同化属于替代策略范畴，在将原本的文化概念用目的语的文化概念替代翻译时就损失了一定的文化意向，还是会在翻译中出现“文化缺省”，以至于目的语读者接收译文时的效果终究无法达到源语读者接收源文本时的效果。
3.7. 删除
删除策略用于当文化专有项过于模糊难懂需要读者付出过多的努力才能理解的情况下。当翻译一种改编后的舞蹈继承了原先舞蹈的很多动作和步态时，原文中列举了一系列舞蹈动作如“单手鞭杆、双手鞭杆、扑手亮相、小刀花翻身、飞脚卧鱼……”等，由于这些动作与连接上下文的作用并不大，所以并没有被翻译。
删除策略是归化程度很高的一种翻译策略，因为它企图直接省略那些文化特色很强的中华文化专有项，当然就无法积极向目的语读者展现关于民族文化专有项的完整信息，这种以目的文化为主的翻译价值观并未客观地反映文化差异，也没法达到真正的文化交流传播的目的，对于构建文化认同更是比较消极了。
4. 结语
本文以信息型文本《走进定西》为例，探讨其文化专有项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对中华文化认同建构的影响。基于艾克西拉按照跨文化操纵程度的大小的两种分类，该文本的翻译实践活动采用了保留策略中的转换拼写法、语言(非文化)翻译、文内解释以及文外解释，还有替代策略中的同义词、有限世界化、绝对世界化、同化以及删除。其中，考虑到英汉语系的差异和个别策略本身对文本的适用性，保留策略中的重复策略和替代策略中的自创策略并没有被使用到。
根据案例分析，保留策略相较于替代策略，更能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效捍卫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以其独有的透明度彰显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色，对塑造并强化中华文化认同产生了不可小觑的深远影响。反观替代策略，它往往因过分拘泥于翻译等值的狭隘视角，而忽视了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的平等性，这不仅未能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构建贡献积极力量，反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化传播与对外发展的绊脚石，阻碍了中华文化魅力的广泛传播。鉴于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沉淀，其精髓与瑰宝得以传承至今，我们应当秉持自信的姿态与策略，向世界展示其独特魅力。因此翻译策略的选择非常重要，打破“文化顺从”，在处理文化专有项翻译问题时强调文明平等[8]，是确保中华文化精髓得以精准、生动传递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