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谚语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鲜活符号，其孕育与传承深植于民族文化的精神沃土。李乃坤教授指出：“语言学家把谚语称为‘民族之明镜’、‘语言的化石’、‘小型百科全书’。通过谚语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和精神面貌”([1], p. 333)。谚语和文化密不可分，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语言反映文化。但同时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2], p. 25)。在全球文明互鉴纵深推进的当代场域，哈萨克族与汉族的跨文化对话展现出多维度演进特征。语言接触现象在语言实践维度具有典型性表征，其中谚语作为文化符号的载体，其交互影响已呈现超域传播态势。这种文化共生现象既为语言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创新性的理论，又通过跨文化阐释揭示了民族话语体系的深层关联，更在文明对话视阈下彰显出哈汉谚语比较研究在多维学术上的转型意义。
2. 汉哈谚语概述
2.1. 汉语谚语
民俗话语研究视阈下，谚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类型，其本质属性呈现出语义集约性与传播通约性的双重特质。《尚书》的“俚语曰谚”；《礼记》释文“谚，俗语也”；《文心雕龙》的“谚者，直言也”。这些说法大多侧重于描述谚语的通俗性，与此同时，也把谚语与“谣”或其他“熟语”混为一谈，在范畴上不够明确清晰[3]。
2.2. 哈萨克语谚语
哈萨克谚语体系展现出独特的文学价值与跨文明阐释意义，其文本不仅形成规模效应(现存万余条)，更在主题完整性(映射游牧文明认知框架)、意义密度多维性、审美复杂性(整合隐喻系统与韵律机制)三个层面建构起民族文学典范。从历史人类学视角考察，11世纪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具有深刻的奠基价值，通过首创性绘制中亚语言文化图景，奠定了阿尔泰语系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3. 汉哈牲畜类谚语对比
3.1. 汉哈谚语中的“马”谚语对比
3.1.1. 汉语中的“马”谚语
汉语谚语系统中，“马”作为认知原型在民族经验哲学层面形成了独特的符号体系。在认知语言学视域下，这类谚语通过隐喻映射机制，将动物行为特征转化为人类社会的生存智慧。具体而言：在哲理维度，“马”意象构建了多维认知模型：① 失误容错机制(“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揭示经验认知的局限性；② 目标驱动模型(“人奔家乡马奔草”)演绎情感驱动的行为逻辑；③ 矛盾层级理论(“人怕理，马怕鞭”)呈现问题解决的优先级策略；军事谋略层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更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勤保障认知范式。
汉语谚语以骏马的优良品质来阐述道理，汉语谚语以骏马的优良品质来阐述道理，蕴含着对骏马的赞赏，如“草原上好养千里马，高山上好长万年松。”“黄金从沙里淘，骏马从马群里挑”[4]。将动物特性转换为道德训诫的机制，构成了汉语谚语区别于游牧民族马文化表达的认知分界。
在汉语中，用马来表达忠诚、有义气的谚语有：
犬马犹知恋主。
好马崖前不低头。[4]
用马来表达有才能的、有经验的：
老马蹄下不迷路。
好马不怕路不平。
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
3.1.2. 哈萨克语中的“马”谚语
哈萨克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哈萨克族认为马是懂规矩、有灵性的动物。哈萨克马谚承载着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态智慧密码。这种将动物行为化为价值判断的叙事传统，与农耕文明的工具性马认知形成认知差异，为草原文明研究提供语言人类学的关键切口。由于对马的青睐，所以对马的脾性、品格、价值了解得最为透彻[5]，在哈萨克语动物谚语中出现的有关马的谚语基本上都是说好的一面，这一点充分地体现了哈萨克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如：
ʃigadi tulpar qulinnan, bati r jstan. 骏马出自幼驹，英雄出自少年。
juwsaydi argimaq atting balasi, azottap kop. 好马少吃多嚼，好人倾听少说。
qadi rin bilmeswng aʃrʃiliq tartasing at qadi rin bilmeswng jayauwʃiliq as. 马上不知马下苦，饱汉不知饿汉饥。[6]
adam elinen ketpes, jaqsisi at jerinen ketpes jaqsi. 好人不离开人民，好马不离开土。
马是哈萨克族四畜之一，而且哈萨克族把马看成畜牧“皇帝”。比如哈萨克谚语“jilqining etin jeseng tisinge kiredi jemeseng tüsinge kiredi.”“吃马肉时会塞牙缝，不吃马肉时会梦见它”。哈萨克族有为了过冬准备“索古姆”的传统，许多人喜欢冬天宰马，因为马肉夏天不宜存放，冬天把熏肉做成马肠，然后全部吹干，这样做的马肉特别鲜美。
at adamning - qanati，as adamning arqawi. 马是人的翅膀，饭是人的力量。
jaman jodastan jaqsi at artiq. 坏人同伴不如一匹好马。
ati barding tinisi bar, asi barding irisi bar. 有马的人得安逸，有饭的人有福气。[6]
哈萨克谚语映射着游牧民族与马匹的共生关系。作为游牧文明的核心载体，马匹在哈萨克族社会实践中呈现出多功能属性，其应用从物质生产(畜牧运输)、军事行动延伸至文化象征层面。哈萨克人根据马的特征把马分为赛马、骏马、走路慢的马、野性马、温驯马等几类。比如：
jüyirkti toyqa mim, jwasyi qoygamin. 骑奔马参加托依，乘慢马放牧。
at jüyirkti asqa, til jüyirkti bsqa. 快马赐人茶饭，利舌招来灾难。
在游牧文明与草原生态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哈萨克民族通过认知实践建构起独特的马匹养护知识体系。这种生态智慧的形成机制可追溯至“人–马–环境”三元交互的日常经验积累，最终形成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动物驯养认知。例如：
at erindi keler, er muri di keler. 好马嘴唇厚又长，好汉有副高鼻梁。
basiqpqgan asaw basqa ʃabadi. 未驯化的马难以乘骑。
3.2. 汉哈谚语中的“牛”谚语对比
3.2.1. 汉语中的“牛”谚语
作为农耕文明的生物载体，牛在中国文化谱系中完成了从生产工具到精神图腾的认知升维。从物质生产维度看，“牛是农家宝”的表述不仅指向农耕经济中的核心生产要素，更暗含小农经济结构中的能量循环机制；在情感伦理层面，“耕田爱牛”的节制性使用，折射出传统农业社会“天人合约”的道理，在生命哲学层面，“耕牛十七八年不老”的表述突破生物学框架，建构起劳动价值永恒性的象征系统，这种将劳动工具神圣化的叙事现象，与游牧文明对马的审美化崇拜形成鲜明文化差异。
在“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等文本中，牛被赋予勤勉、奉献的德性意义，形成儒家“耕读传家”价值观的隐喻表达。以“牛郎织女”传说衍生的“牛女经年一会，人间乞巧相随”等谚语，体现天象观测与农事周期的神话思维互渗。
牛不仅在农业生产生活中，有大量的谚语，同时，用来形容人的性格特点也有许多不同特点的谚语。“一年到头省下钱，买牛耕地又挣钱”这句话说明牛在人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可以比喻人节俭而具有清晰的目标[4]。除了关于牛的赞美和对其刻苦勤劳精神的赞扬，关于牛的谚语也有反映人性格特点弊端的几种。首先是“牛嘴不要伸进马圈里”这句谚语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多管闲事，而且长嘴多舌的人的厌恶之情，这句话也有警戒后人，不要多管闲事的意思。
3.2.2. 哈萨克语中的“牛”谚语
在哈萨克语言动物谚语中也常出现跟牛有关的谚语，例如：
tuwdi øgizge tuwgan kun buzauw gada. 大牛吃的苦，小牛也会吃(说明每个人都会遇到人生的酸甜苦辣)。
karteysede murni karteymeydi buqa øzi. 公牛老了，鼻子不老。
arba sinsa - otin, øgiz olse -eting. 车坏了，可以当柴烧，牛死了，还能煮肉吃。
syirlining üyi ayran, syirsizding üyi sirdang. 有乳牛的家有酸奶喝，没乳牛的家下灶无火。[6]
后两条谚语的意思是只要家里有牛就没有生活困难，死了也可以吃它的肉，也值钱。
syir bagwdi tilesede, tilemeydi. 牛虽然需要喂养，可不必特别饲养。
这些谚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哈萨克族人民喜欢放牛的原因，因为它们给人们带来很多的好处，还比其他牲畜好饲养。
syir suwga, tüye tuzga qumar. 牛爱喝水，骆驼爱吃盐。
syir suw talgamas, esk ʃøp talgamas. 牛不择水，驴不择草。
syir müizinen jazadi, anggi rt tilinen jazadi. 牛吃亏在角上，人吃亏在嘴上。
由此可见，人们在长期接触过程中发现牛本身的特性和有些不好的习性，也形容贪吃、粗鲁、不知足。
3.3. 汉哈谚语中的“羊”谚语对比
3.3.1. 汉语中的“羊”谚语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羊”完成了从生物形态到伦理符号的认知转换。其甲骨文字形作为吉兆含义，通过“羊大为美”的构字逻辑，形成独特的德性象征意义。儒家伦理框架下，“羊羔跪乳”的生物学行为被转译为孝道伦理的原型叙事，这种将动物本能道德化的行为，在“乌鸦反哺”的故事中形成家庭伦理的双重认证。通过比较符号学，中国羊文化谚语呈现出“字形–德行–人伦”的映射特征，与西方畜牧文明中将羊符号化为宗教牺牲的认知形成文化分流，彰显华夏农耕文明特有的伦理模式。如：
养兔养羊，本短利长。
农家不养羊，缺少三月粮。
放羊种姜，利息难当；羊死姜绵，失了本钱。
“又放羊，又拾柴”。比喻利益双收。
“马五，牛四，羊对本”。表示畜牧利得。
3.3.2. 哈萨克语中的“羊”谚语
作为传承千年的游牧民族，哈萨克族不仅将畜牧业视为基本生计方式，更构建起独特的畜牧文明体系。其中，绵羊养殖占据核心地位，形成“五畜以羊为贵”的产业格局。绵羊在哈萨克族物质生活中发挥着多重功用：其肉质与乳品构成日常饮食基础，羊皮可制成御寒衣物与毡帽，优质羊毛既能编织居住的毡房外层，又可加工为生活起居用的毡毯。这种对绵羊资源的全方位利用，印证了“羊是哈萨克人移动的宝库”这一传统认知。例如：
ulan - asi r mal øsi rseng qoy øsi r, tabisi. 要养牲畜，你就养绵羊，它的收益比什么都强。[7]
sütsiz qoi mangi rawiq. 没奶的母羊爱叫唤。
az qoyda ayran barda ore joq. 羊少的话有酸奶，用不着搭晾奶疙瘩的木架。
qiriqtiq tiymes qozi joq. 没有剪刀挨不着的羊羔。
在哈萨克族传统畜牧生产中，羊乳资源的加工构成其饮食文化的重要支柱。牧民通过世代相传的发酵工艺，形成完整的乳业加工链。绵羊资源贯穿牧民生活的每个角落，生动诠释着“畜为衣食之母”的草原生存哲学，彰显出游牧文明对生态资源循环利用的智慧。
qoydan qalgan qozi qasqi rga tap bolar. 离群的羊羔会让狼碰着。[6]
uw jegen qasqi r qoraga jugiedi. 中毒的狼往羊圈跑。
从这几条谚语我们知道，羊比较温顺、弱小，容易受狼的攻击。狼是羊的天敌，提醒牧民有狼的地方，保护好自己的牲畜，所以牧民养狗来保护自己的家畜。
qasqi rding oylagani – aramdiq, qoyding oylagani - amandiq. 狼脑子转的是邪念，羊脑子里想的是平安。[8]
这条谚语中我们看出羊具有善良、温顺、忠实特性。
er kek toqti qurbandiq. 一岁的宰牲公羊。
kukbarga jaramas qozi. 羊羔不值得做刁羊。
这两条谚语体现了哈萨克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刁羊和在古尔邦节时专门宰杀公羊的风俗习惯。
4. 汉哈牲畜类谚语异同
4.1. 汉哈牲畜类谚语相同点
1) 思想内容：汉哈谚语在实践智慧与形上思辨层面形成跨文明对话，二者通过动物符号学机制建构起独特的认知范式。
2) 句式结构：汉哈民族谚语体系在结构形态上展现出跨语言的共性特征。虽然汉语采用表意文字而哈萨克语使用拼音文字，但两族谚语均包含由单句至四句构成的完整句式谱系。这两种不同语系的谚语创作都遵循着严格的语义规范：讲究句式结构的对称美与韵律的和谐性，通过精炼的语言形式传递世代累积的集体智慧。例如：kedey ølse qoyilmas ariq ølse soyilmas. (对偶、押韵、讽喻) (穷人死了不好埋，瘦羊死了不好宰) [9]。
4.2. 汉哈牲畜类谚语不同点
1) 文化差异：跨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汉哈谚语分析显示，两种语言中的文化符码承载着鲜明的民族特质。作为历时性发展的文化符号系统，汉哈谚语分别植根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生产实践，其核心意象群(如汉语的“节气/耕牛”与哈语的“牧场/骏马”)形成不可替代性的语义场域。
2) 句型：汉语谚语大部分是以两句对称形式出现，少部分是以一句形式出现[10]。从功能角度来看，谚语这种句子形式又不同于我们在交际中临时生成的语句。因此，谚语既是词汇学又是语法学的研究对象[11]。哈萨克谚语系统呈现单句式主导与双句式补充的分布特征，与汉语谚语双句式形成鲜明对比。
5. 汉哈牲畜类谚语异同原因分析
5.1. 自然地理环境
基于认知人类学视角的考察显示，哈萨克族的生存方式与其所处的地理生态存在密切关系。在欧亚草原带的地理格局中，哈萨克族发展出以移动性为核心的游牧生产体系，形成了独特的生态适应性。畜牧实践不仅涵盖马、牛、骆驼、羊等多元畜种驯养技术，更构建起系统的草原认知框架。如：“maldi jazda aydap baq，qista baylap baq.”(牲畜夏天要赶着喂，冬天要拴着喂)、“at jalinda，atan qominda.”(马肥在鬃下，驼肥在驼峰间) [9]。
5.2. 宗教文化原因
哈萨克传统畜牧文化中存在着独特的三元神灵——根植于萨满教传统的多神信仰将主要畜种与守护神灵建立神圣关联：马神坎巴尔(Kambar)、牛神赞格(Zang)与羊神谢盘(Shepan)分别构成游牧民族中的畜牧保护神谱系。这种将动物神圣化的认知模式，与汉族基于实用主义的牲畜认知形成鲜明对比，在谚语层面体现为前者注重动物灵性叙事，后者侧重生产经验总结的语用特征差异。例如：maldi baqsang qoydi baq, may ketpeydi, iyt asi rasang si rtinan qoy bermeyi qoradan. (你要放羊，就放绵羊，海碗里总飘出油香，你要养狗，就养猎狼犬，羊圈里不少了一只羊)。
5.3. 风俗习惯原因
民族志研究表明，汉哈民族动物类谚语系统深刻映射着两种文明类型的生态伦理差异。作为定居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典型代表，汉族“耕牧互补”与哈萨克族“牧主农辅”的生计模式差异，塑造了截然不同的畜牧认知体系。哈萨克游牧社会通过长期的生态调适，形成以绵羊为核心的四畜饲养习惯，其温顺的生物特性被化为财富积累与吉祥寓意的双重表征，这在谚语“羊群如白云，福气满毡房”中得到表达。
正因为长期从事畜牧业，哈萨克语中才会有大量反映牧场、牲畜、圈棚等反映畜牧文化的格言谚语[12]。考古人类学研究证实，牛、马、羊构成哈萨克先民图腾符号体系的核心要素，在阿尔泰山岩画与伊犁河谷石刻中留存着大量具象化崇拜证据。这种神圣化认知催生出独特的畜牧禁忌：包括禁止击打牲畜头部、避讳跨越畜骨等23项行为规约，实质上是游牧民族通过象征性禁忌维系生态平衡的调控机制。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汉族农耕语境中的动物谚语更多聚焦于实用功能，如“牛是农家宝”的生产性表述，体现了两种文明类型在人与动物关系认知上的差异。
5.4. 象征意义不同
民间谚语创作中普遍存在借用动物意象进行隐喻表达的现象。以“羊”的文化为例，中华传统文化赋予其多重祥瑞寓意：古文字学研究表明，羊与“祥”在甲骨文中存在字形同源现象，由此衍生出“吉羊”这一吉祥符号体系，这在汉代瓦当“大吉羊”铭文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典籍中皆有印证。而在哈萨克游牧文化视域下，羊被化为具有温良恭俭的品性特征，这种认知差异源于草原民族长期形成的畜牧经验。如：
qoy auwzinan ʃøp almas. 不从羊嘴里取草(温顺、老实)。
qoyday qongi r minezdi. 像羊一样老实。
juwas qoy judeuwge jaqsi. 老实的畜牧容易受欺负。
于汉民族农耕传统而言，牛被喻为土地开垦的象征，《淮南子·说山训》所载“牛耕田，驴转磨”的表述，实则构成农事分工的具象表达，折射出精耕细作的农业原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哈萨克族季节性迁徙模式中，牛被重新化为物质迁徙的载体，通过“驮牛识途”等隐喻表达，游牧民族将耐劳品格投射于牛身上。这种语义分殊本质上源于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对生产资料的不同认知。例如：“tüye ʃuwdasin, jilqi jalin, syir müyizin toseydi.”(当你快摔下来时骆驼以驼毛，马以马鬃，牛以牛角接住你)。哈萨克民族认为，马是他们的第二生命，骆驼也是神圣的，特别善待人类，而牛的脾气暴躁，容易伤人。但牛在哈萨克语中有憨厚、笨拙的象征意义。比如“øgizge kümis er toqim ertteuw.”直译为“给牛备上银鞍”，意译则是“画蛇添足”。因此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牲畜谚语代表着不同的象征意义。
6. 结语
通过对汉哈谚语中“牛、马、羊”三类动物的系统性对比研究，可以发现语言符号与文化认知之间存在深刻的互构关系。汉语谚语以农耕文明为基底，通过“牛耕田”“马行千里”等意象构建了勤勉务实的伦理符号体系；而哈萨克语谚语则以游牧生产为语境，通过“驮牛识途”“骏马如风”等隐喻，赋予动物以迁徙动能、协作精神等文化特质，体现了草原民族对自然资源的生存利用逻辑。这一研究不仅为跨语言文化比较提供了微观分析路径，更揭示了语言符号在文明传承中的“活态”功能：动物谚语既是民族文化记忆的载体，亦是生态哲学观的浓缩表达。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历史语言学与生态人类学视角，探讨汉哈谚语动物意象的动态演变及其对当代文化认同的建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