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军事应激是在军事活动与环境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情绪状态，是军人通过对军事环境和军事活动刺激的认知评价而产生的生理及心理反应 (李兆申，2007) 。适当的、可控制的军事应激水平可以提高军事人员的警觉性、增强其力量和完成任务的耐力，能够唤起忠诚、无私和勇敢的反应。而过度的、不受控制的军事应激水平则会引起不稳定或有害行为，破坏或干扰部队任务的完成 (严进等，2008) 。大量的战争实践与研究表明，军事应激是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 (Janaice & Michael, 2012) ，也是引发官兵非战时心理障碍的重要因素 (刘伟立，武小梅，2011) 。
引发过度军事应激的危险因素很多，其中心理控制源是最重要的一项个体因素 (Gal & Mangelsdorff, 1991) 。心理控制源是指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其生活中特定事件的信念，分为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内在控制指个体认为自身的行为或稳定的个人特质控制着事件的发展和结果；外在控制指个体相信生活中的特定事件或结果往往是由不可控因素导致的 (Neymotin & Nemzer, 2014) 。这些不可控因素又可分为机遇和有势力的他人两个方面。研究表明，心理控制源可以用来解释应激情境中个体反应的差异 (Lefcourt, 2014) 。当个体认为自己能够控制应激情境的开始和结束时(内控型个体)，出现应激反应的强度会大大降低。基于我国海军的研究也表明，心理控制源能够有效预测海军官兵的应激水平，内控型官兵表现出较低的应激水平，外控型官兵(机遇和有势力的他人控制)表现出较高的应激水平 (施剑莉，2012) 。
心理控制源能够预测应激水平，这可能是由于具有不同心理控制源的个体在面对应激情境时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导致的。具体而言，内控型个体认为自身行为能够有效改变环境，面对应激情境，这种积极的信念可能驱使个体采取更加主动的认知与行为努力以减少环境的负面影响。而外控型个体更可能缺乏主动作为和应对的动机。的确有研究发现，应激情境对个体造成负面影响的程度与个体采取的应对方式有关，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够有效缓解应激情景的负面影响 (Li et al., 2008) 。心理控制源会通过应对方式对大学生的抑郁产生影响，内控型个体更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导致较低的抑郁水平 (何辉等，2014) 。因而，本研究认为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源影响军事应激中起中介作用，内控型军人更多地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进而表现出较低的军事应激水平；外控型军人更多地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表现出较高的军事应激水平。
2. 方法
2.1. 被试
驻沪部队共347人参与了研究，其中陆军117人，海军126人，空军104人，均为男性，年龄16~38 (22.24 ± 4.29)岁，服役年限1~20 (4.03 ± 3.73)年。
2.2. 施测工具
1) 心理控制源采用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Internality, Powerful Others, and Chance Scale) (Levenson, 1981) 进行测查，该量表由Levenson编制，共24个条目，分为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3个分量表，采用从−3 (很不同意)至3 (很同意)的7点评分。以中国军人为样本的研究发现，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用于中国军人心理调节能力的研究 (张磊等，2008) 。本研究中，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3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47、0.848、0.822，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1。
2) 军事应激采用军人心理应激自评问卷(Psychological Stress Self-evaluation Test) (李权超等，2003) 进行测查，该问卷是由李权超等参照联合国编印的心理应激手册进行编制。量表由10个题目组成，要求被试根据近半个月的感受，按“没有、有时、经常”进行3级评定。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8。
3) 应对方式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解亚宁，1998) 进行测查。该问卷由解亚宁编制，共20个条目，采用“不使用~经常使用”4点评分，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因子。本研究中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0。
2.3. 施测方法和统计分析
量表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由主试宣读指导语后，被试独立完成量表，不限时间，对被试不解的问题进行当场说明。问卷回收后，进行问卷回答质量的人工检查，并将数据录入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军事应激、心理控制源与应对方式的描述与相关分析
军事应激、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相关分析显示(表2)：军事应激与军人的心理控制源存在密切关系，主要体现为军事应激与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呈显著正相关，外部控制源(有势力的他人、机遇)伴随着较高的军事应激水平。军事应激与应对方式同样存在显著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伴随着较低的军事应激水平，消极应对方式伴随着较高的军事应激水平。应对方式与心理控制源的相关模式显示，内控型军人往往表现出积极的应对方式，外控型军人往往表现出消极的应对方式。
3.2. 军事应激与心理控制源的回归分析
以军事应激为因变量，以心理控制源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理控制源能够显著预测军事应激水平(F(3, 234) = 7.18，p < 0.001，调整R2 = 0.07)。是否将年龄和军龄纳入回归方程结果无变化，因而只报告未将其纳入回归方程的结果，下文做同样处理。由表3可知，心理控制源对军事应激的预测主要来源于内控性。心理控制源的三个维度间也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说明回归方程较好。这与前人的研究有不一致之处，基于海军的研究显示，内控性能够负向预测应激水平，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能够正向预测应激水平。然而，当我们只以海军样本为分析对象时，心理控制源并不能预测军事应激水平(F(3, 114) = 0.63, p > 0.10)。
3.3. 应对方式在军事应激与心理控制源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应对方式、军事应激、心理控制源间均存在显著相关，符合做中介变量分析的条件。下面采用三步回归分析法分别对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在回归分析中全部采用强迫进入法，三步回归分析分别为：1) 以心理控制源为自变量，军事应激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2) 以心理控制源为自变量，积极或消极应对方式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3) 以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为自变量(分层回归)，军事应激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由表4可知，心理控制源能够显著预测军人的积极应对方式(F(3, 234) = 24.34，p < 0.001，调整R2 = 0.23)，这种预测作用主要是由内控性导致的，内控型军人表现出更多积极的应对方式。当依次将心理控制源和积极应对方式纳入回归方程时，心理控制源对军事应激的解释量由0.07上升到0.11，心理控制源各维度对军事应激的影响均不再显著，说明积极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源和军事应激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即内控型军人具有更多的积极应对方式，进而表现出较低的军事应激水平。
由表5可知，心理控制源能够显著预测军人的消极应对方式(F(3, 234) = 12.64，p < 0.001，调整R2 = 0.13)，这种预测主要体现在机遇这一维度上，当军人认为机遇是影响其生活事件的主要因素时，将表现出更多的消极应对方式。当依次将心理控制源和消极应对方式纳入回归方程时，心理控制源对军事应激的解释量由0.07上升到0.08，但消极应对方式对军事应激的影响并不显著，心理控制源各维度对军事应激的影响也并未改变(与表3相比)，这说明，消极应对方式在军事应激与心理控制源间并不起中介作用。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of military stress, locus of control and coping style
表1. 军事应激、心理控制源与应对方式的描述性结果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military stress, locus of control and coping style
表2. 军事应激、心理控制源与应对方式的相关
注：*：p < 0.05；**：p < 0.01。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ilitary stress and locus of control
表3. 军事应激对心理控制源的回归分析
注：*：p < 0.05。
Table 4. Mediation effects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 between military stress and locus of control
表4. 积极应对方式在军事应激与心理控制源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注：*：p < 0.05；**：p < 0.01。
Table 5. Mediation effects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between military stress and locus of control
表5. 消极应对方式在军事应激与心理控制源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注：*：p < 0.05；**：p < 0.01。
4. 讨论
本研究分析了心理控制源对军事应激的影响，以及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内控性能够负向预测军事应激水平，积极应对方式在内控性和军事应激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有势力的他人、机遇不能预测军事应激水平，消极应对方式也不起中介作用。
军事应激是军人在面对军事活动或军事环境时正常的生理与心理反应，然而，过度的军事应激会有损军人个体的心理健康并影响军事任务的完成。尽管环境是军事应激的诱因，但其受到军人个体的人格与心理品质的调节，心理控制源就是最重要的个体因素之一。在我国海军中，内控型官兵表现出较低的应激水平，外控型官兵(机遇和有势力的他人控制)表现出较高的应激水平 (施剑莉，2012) 。这与本研究的结果有不一致之处。当不考虑军兵种的影响时，我们发现只有内控性能够负向预测军事应激水平。当只考察海军样本时，心理控制源并不能预测军事应激水平。尽管结果上有差异，但这些研究都显示内控型军人会表现出较低的军事应激水平，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发现，军人在内控性上的得分要高于有势力的他人与机遇两个维度上的得分，这是军事应激的一个保护因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军官兵军事应激水平较低的现象。
本研究提出应对方式会在心理控制源和军事应激间起中介作用，这一推测仅表现为积极应对方式在内控性和军事应激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与我们的假设并不完全一致。考虑到有势力的他人与机遇并不能预测军事应激水平，而这两者更可能导致消极的应对方式，因而，没有发现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并不奇怪。这一结果对研究和实践均具有启发意义。在心理学的学术研究中，基于消极的、问题的视角往往强于积极视角。尽管这一现象在积极心理学的推动下已经开始得到好转，但在部队心理服务工作的实践中，还是强调首先要解决官兵的心理问题。消极事件带来的后果总是要强于积极事件带来的好处 (Baumeister et al., 2001) ，因而，在心理学研究和部队心理服务工作中关注“问题”无可厚非，但本研究也提示我们，在实践中应尝试着转变思路，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以激发官兵积极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为主。以军事应激为例，在帮助有过度军事应激反应的官兵的同时，更应通过心理教育、心理训练等方式培育官兵对军事活动与军事环境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以降低军事应激水平。
致谢
在进行问卷调查中得到许多同行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但由于涉及军队相关信息，不一一点名至谢。
基金项目
军事学重大项目，项目编号：AWS12J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