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是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在20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一般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在经济落后的东欧和俄国率先成功了，这与西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而在革命背景下，葛兰西对西方社会结构进行深刻分析，在继承西方的政治文化的传统基础上，市民社会理论走向了上层建筑领域范畴，使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国家相并列的意识形态，前者是经济文化领域层面，后者是国家政治活动领域。他指出市民社会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巩固的基础，强化现代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的重要性。
2.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历史渊源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西方的“市民社会”内涵一词的发展转化有着深刻的联系。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有着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是“市民社会”相对于“野蛮社会” [1] 而言，这里意为“文明社会”；第二种是“市民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来说，是指“城市共同体”的公民社会，等同于得到民权为保障的法制性社会；第三种是“市民社会”的内涵发展到了在公共领域中非国家的部分，市民社会带有象征性的个体性，而国家是市民社会和家庭的综合部分。第三种市民社会的概念内涵对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开创发展有着更大的影响，也促使他葛兰西赋予了市民社会这个范畴新的独特的内容，为后人研究市民社会理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概念
西方市民社会的概念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尤其是指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会或政治共同体” [1] 的概念，是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共同体，市民社会是在道德意义上对城邦公共生活的全部描述，是相对于“未开化的野蛮的”的部落聚集性社会而言，它代表了一种文明而法治的社会形态，其含义相当于“文明社会”，即国家城邦共同体实现从野蛮到文明的跨越，也是社会从懵懂愚昧的状态逐渐过渡到了文明进步的状态。
2.2. 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市民社会”概念
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研究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影响深远，但是，到了中世纪时期，西方基督教教会力量逐渐壮大，为了获取教会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就放弃了古希腊时期的“文明社会”的市民社会范畴来谋取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基督教日益强大和启蒙思想运动的影响下，以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出发来强调说明民权的合理性，来订立社会平等契约，以此来捍卫人自由平等发展的权利。通过契约订立组成的国家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是应该受到市民社会的制约和监督。
2.3.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以及工业革命的经济社会经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第一次从经济体系的角度对市民社会理论作了界定，公共领域的国家与私人领域的社会相分离。黑格尔认为，伦理精神可以分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发展阶段，市民社会是家庭和国家之间分化出来的领域，由此逐渐形成“家庭–市民社会–国家” [2] 的形式。
2.4. 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发展
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解和发展最初来自黑格尔，黑格尔所构建的市民社会理论的致命缺陷是以唯心主义作为基础，颠倒了国家与家庭、市民社会的关系，从而认为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继承和发展，也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以唯物主义为基础，拜托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倒转黑格尔的理论认知，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直接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而不是从“理性国家”出发，把不同阶段的市民社会所产生的劳动关系、交往形式作为理解整个历史的前提，同时把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加以阐释 [2]。市民社会是我们人类生活的社会物质领域，是社会存在，政治国家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形式领域，是社会意识，所以，在哲学基础上，是社会物质领域决定形式领域，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就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和家庭是政治国家存在的基础和支撑，政治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3.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创新发展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是意大利的思想家、革命运动者，意大利共产主义创始人之一。他批判唯心主义文艺观和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提出创立“民族–人民的文学”的口号，对文学与国家社会生活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葛兰西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重要的社会主义左派市民社会理论家，他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葛兰西创造性地提出市民社会理论，不仅指导意大利的革命实践，也对世界各国的革命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义 [3]，对后人研究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3.1. 创新性提出国家概念公式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葛兰西的创造性地将市民社会从经济基础领域抽离出来，划归入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代表了与政治国家相并列的一种意识形态领域。他把国家分为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即“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 [4] 著名的葛兰西国家概念公式。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的暴力专政机关，而市民社会主要指的是民间的社会组织结构，通过学校、教会或是学术团体来传播社会的价值观，取得市民的认同和获得感。葛兰西摒弃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相对立的传统观念，突破性地将二者融合起来归纳到国家的范畴下 [5]。从社会结构来看，市民社会在国家体系中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越是发达，那政治社会所代表的国家强制力就会被削弱，更多依靠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力量来治理国家。葛兰西的国家概念公式是与传统国家的治理存在区别的，它开创了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还开扩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3.2. 市民社会领域的归属性及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创新性地赋予了市民社会领域的独特内容。他确定了市民社会的归属问题，不属于经济基础领域，而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范围中，也是从根本上确定了领导权斗争的主战场即意识形态领域。这个市民意识形态化，改变了人们对市民社会范畴的理解。回到二十世纪的西欧国家和地区，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想要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达到人类解放的目的，就必须改变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注重改变市民头脑中的固有观念，特别注重掌握造就市民意识的文化组织：新闻机构、教会、学术行会组织等的组织机构的意识形态，以此与资产阶级开展市民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领导权的斗争。
葛兰西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解读通过社会来融入市民社会的范畴中。葛兰西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中得出启示：之所以革命失败，是因为西方国家存在一个极为稳固的市民社会，而这个市民社会中的文化根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认知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发展的基础，这让本就力量弱小的工人运动无力撼动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也就导致了革命失败。因而，要采取文明领导权革命斗争的策略，发挥市民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积极作用 [6]，取得成功。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策略，在市民社会范围中，实现了将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转变成了总体性的、社会实践的、具有物质特征的意识形态的转变，扩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界定范围，也从而扩大了人类解放思想的狭隘界限。他指出，就市民社会的本质来说，是全部意识形态与文化因素的整合，当市民社会被赋予了文化领导权的理解之后，市民社会便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方是否取得胜利的核心所在，可见对市民社会中文化领域的领导权的掌控性是极为重要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两个集合融合构成国家的完整大集合，市民社会的隶属于及其文化领导权的概念策略是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创新发展。
4.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启示
在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今天，即使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距离我们一个世纪多之久，但市民社会体现的内涵和精神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古到今来，市民社会思想始终是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的聚焦点。深刻分析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有助于深入认识现代国家与社会间的复杂关系，并在新时代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重塑国家与社会的良性运作关系 [7]，从而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1. 实现新时代下政治清明、人民当家做主
自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是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深究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市民社会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助力于实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到了“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国家治理得到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法治更加健全，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8]。葛兰西认为国家是由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构成的，一方面，我国发挥市民社会的监督与督促作用，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及激发人民的创造活力。国家要更好地巩固统治权和领导权，就要发挥好市民社会的作用来掌握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使得人民真正获得认同感和获得感，真正当家做主。另一方面，发挥政治社会的主动促进作用，我国加快改善政治社会的职权现状，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效率和水平。站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立场上，主动倾听人民的心声，转变政府及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强调服务人民的作用而不是强化统治人民，规范并改善社会组织的作用，真正做到以人民利益为主。促进了我国在新时代下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保证好人民当家做主。
4.2. 促进新时代下经济繁荣、创新经济领域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中不仅仅只是从经济层面来考察市民社会，它以一种总体性思维打破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绝对界限，将政治、经济、文化等都纳入了市民社会的整体架构中。从市民社会来看，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领域境况，要努力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不仅放眼于传统的制造业发展和现代网络电商业的发展，也要注重文化的作用，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及事业，要努力达到十四五时期奋斗目标的具体举措之一：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文化软实力。新时代下摒弃传统经济决定一切的想法，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文化产业开端并繁荣发展，以此带动其他行业一齐创造经济效益。让文化在经济领域下开花发芽，深化经济领域中文化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时代下经济繁荣、创新经济领域，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4.3. 推动新时代下文化建设、科学大众多样化发展
“市民社会”范畴是葛兰西通过社会来解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他注重文化领导权在市民社会中的作用，并将市民社会划归到上层建筑的范围。这是我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根基。新时代下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社会文明程度新提高，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意识形态关乎旗帜、道路，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道路；抓住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培养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达到人民价值观上的深刻认同，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坚定文化自信意识，提高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科学大众多样化发展。我们加强文化建设，重视文化工作领域的领导权，发挥文化正能量作用，反作用于我国政治、经济领域。在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建设中，一方面，提高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公正评价他们的劳动价值，为他们的工作创造文明、和谐、宽松的社会环境 [9]。市民社会理论中的国家是具备形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念与道德教化的功能，注重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健全，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而我国在新时代下要努力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挥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的功能，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未来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4.4. 坚持新时代下社会和谐、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在市民社会理论中，葛兰西认为治理统治好一个国家需要核心力量的指导、大众力量的认同以及中介力量的支持与引导，很明显，我国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众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中介力量则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因而在社会民生建设中，要坚持好核心力量的指导–坚持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种民生方面的政策方针要符合大众力量的认同，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重，更重要的是发挥中介力量的作用，合理分工、系统组织来整合社会职能，加强创新社会治理。比如：实现更加充分高质量就业，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等积极的举措。以此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提升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脱贫攻坚战持续，改进好社会治理方式。在新时代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人民幸福感提升。
5. 结语
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创新发展，将市民社会归于上层建筑的领域，而不是局限在经济领域的范畴，进而又提出了“文化霸权”理论，是对于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转型，既具有一定的积极方面也有其局限性。我认为文化性基础是重要的，在当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固然重要，但是经济基础领域也同样是我国各个方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要同等对待。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让我们更加认清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工人的隐蔽方式，以资产阶级文化灌输的方式来引导劳动人民为其进行无休止的劳作——剩余价值的生产。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而言，丰富了我国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并启发我们重视思想文化对社会发展及国家建设的作用，侧重教育宣传文化的作用并非强制性灌输，用科学的先进的民族的文化思想引导人们，结合我国的社会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价值性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