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上个世纪美国社会学家Schegloff，Jefferson & Sucks (1977) [1] 指出会话修正中的自我纠错倾向，引发了各国语言学者对“修正”的关注。到目前为止，国外研究的方向比较全面，讨论了“修正”的模式、分类、与语法的互动等，还有英语、日语与芬兰语等多种跨语言的比较研究。国内“修正”研究起步比国外晚，因而发散程度也不高。
目前学界尚未整合梳理中外“修正”研究成果，缺乏对内容与趋向的综合对比分析。刘佳音(2017) [2]、冯莉(2009)仅仅回顾了国内“修正”研究的主要内容，沈蔚(2005) [3]、孙启耀，伊英莉(2001) [4] 总结了2005年前英语会话“修正”研究成果。近十年国外学者进行了哪些“修正”研究？中外“修正”研究的区别是什么？国内“修正”研究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这些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通过检索学术资源系统以及知网，筛选统计了从1977年至2021年的中外“修正”期刊文献，其中国内文献216篇，国外文献179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从横向分析国内外“修正”研究在特定时期的重心，从纵向分析中外“修正”研究方向趋势，对国内外“修正”研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以期为“中英修正对比研究”提供参考。
2. “修正”术语梳理及定义
2.1. “修正”术语梳理
学界最早关注的现象是“correction”，其句法形式表现为“一反一正”组合而成的完整句子(Anscombre & Ducrot 1977)，倾向于纠正语义。后来Schegloff，Jefferson & Sucks (1977)将“correction”引入到会话分析领域，此时的“correction”倾向于语用纠正，形式上可能有话轮转换的过程，说话人话轮中必须有错误，通过自己或他人的启动，再实施对错误的替换。为了更全面地分析会话中的该类现象，他提出“repair”这一概念，将“correction”作为“repair”的下位类型之一，认为修正(repair)并不一定是为了纠正错误(error)，而是交际者在交际活动中发生听、说或者理解等多种问题时持续努力纠正的过程，此时的“repair”倾向于语用层面并包含纠错(correction)。
“修正”术语首先源于国内语言学界对“repair”的汉译，而其译名尚未达成共识。在国内研究的近四十年里，学者们使用过“修正”(李悦娥1996；孙启耀2001；马文2002，2004；沈蔚2005) [5] “纠偏”(姜望琪，李梅2003) [6] “修补”(苏小妹2016；权立宏2012) [7] [8] “补救”(程乐乐，李向农2012) [9] 等译法。朱娅蓉，陈全煜(2013)认为译为“修正”恰当，祝永丽(2014)认为“修补”更合适。检索结果显示，历年来期刊文献“修正”的使用量高于“修补”，如图1所示。
Figure 1. “Repair” translation chart
图1. “Repair”译名统计图
在术语使用上，本文将“repair”翻译为“修正”。但是汉语学界存在混用的问题，把倾向于纠正语义错误的“correction1”也翻译为“修正”。为了避免概念混乱，不涉及会话互动的“correction1”可翻译成“更正”，会话分析领域的“correction2”可翻译为“错误修正”或“纠错”。术语梳理如表1所示。
Table 1. Related term combing table
表1. 相关术语梳理表格
2.2. “修正”的定义
外语学界，Fox & Jasperson (1995)认为修正是话语产出(emerging utterance)过程中暂停，然后撤销(absorbed)、重构(recast)或重新组织(redone)。Crible和Pascual (2019) [10] 认为不论是形式(语序)变化还是语义(更具体的术语)变化，只要能传达说话者的目标信息就是修正。
汉语学界大多采纳Schegloff，Jefferson & Sucks (1977)对修正的定义。王宗炎(1988)将“修正”定义为在会话中说话人或听话人碰到不合规范的话、无意误用的语言形式或发生误解时加以纠正。李梅(2011)认为“修正”是说话人在某些场景中为使得交流畅通而对会话中产生的阻碍、用语不当、口误进行补救和纠正的行为。
“修正”是听说双方在会话中发现并解决交流阻碍的过程，包括四个部分：问题源、启动修正、实施修正、反馈修正，其中“问题源”与“实施修正”是必要成分。“修正”包括“纠错”(correction)和“修补”。其中“纠错”包括纠正语义错误，也包括纠正元语层面的语音、词汇、语法错误，关键是说话人话轮存在“错误”。“修补”是基于各种语用原则的修正，如礼貌性修正、深度修正、精准度修正等。“修正”在序列形式上可以是单话轮的自启自修，也可以是多话轮的他启自修或他启他修。
3. “修正”研究的内容
中外学界对“修正”的研究总体上分为系统研究、个案研究和对比及类型学研究。国外近十年研究的热点是跨语言类型学调查研究。
3.1. 系统研究
中外学界对“修正”的系统研究出发点在语法表现、话语组织、韵律特征等方面，主要是修正的分类、策略及其与语法形式的互动。
3.1.1. “修正”分类
外语学界，Schegloff，Jefferson & Sacks (1977)按照结构模式将“修正”首先分为自我修正(self-repair)和他人修正(other-repair)，再分为启动(initiation)和实施(outcome)两部分。启动分为说话人自我启动和他人启动。Levelt (1983)分为言内修正(covert repair)与言外修正(overt repair) [11]。Levelt (1983)将自我修正按照功能分类：延迟修正(delay-repair)，即还没想好如何重新组织话语信息；适切修正(appropriate-repair)，即没有找到最合适的表达方式来获得最佳效果；错误修正(error-repair)，即修正词汇、句法、语音错误。他还将自我修正分为待修正阶段(reparandum)、暂停阶段(interruption)、编辑阶段(interregnum)和修正阶段(reparans)。
汉语学界，李悦娥(1996)分为表达阻碍引发的修正和理解阻碍引发的修正。魏兴顺，高雅丽(2010)考察访谈性话语中的修正现象，分为对话语本身的修正和话语外的修正。苏小妹(2016)分为言者导向修正和听者导向修正。刘佳音(2016)对汉语二语课堂自启自修分为错误修正；适切修正；不同修正(说出不同的内容来修正)；言内修正(重复词语，在语言尚未输出前在内部进行的修正)；剩余所有修正。谭方方(2021)将更正(correction)分为语义更正和元语更正。
3.1.2. “修正”策略
外语学界，Schegloff (1979)将同话轮修正策略分为四类：重复(recycling)、替换(replacing)、添加插入(adding inserting)和重构(restarting)。Aino Koivisto (2019)将芬兰语中互动修正接收项(receipts objects)分为知晓(now-understanding)和信息反馈(news receipts)。前者用于关闭会话序列，后者指向修正话轮的信息新闻价值(newsworthiness)，促使序列延续。Persson (2015)研究用于修正启动时重复策略的韵律特征。Melisa，Auli &Anan (2020)研究芬兰语中他人重复的修正启动作用，以及重复的语法和韵律特征。
汉语学界，马文，高迎(2018)研究汉语医患会话在同话轮内自我修正策略：替换、插入、删减、搜索、中止、重述和重构，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是重复、替换、中止。权立宏(2012)从重复的形式、功能以及重复起始词层面进行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的对比研究，后来发现汉语自我修正的重复起始词主要是主格人称代词、副词、限定词和动词，替换词主要是名词、限定词、副词和动词(权立宏2017)。李梅(2011)统计分析了访谈节目中的他人启动手段和启动位置，发现启动手段以无标记启动、疑问或要求、替换结构最为常见，启动位置大多是在同一话轮和持续话轮内。
3.1.3. “修正”与语法形式的互动
外语学界，Levelt & Cutler (1983)、Local (1992)讨论了韵律特征对修正的作用。Fox & Jasperson (1995)按照句法特点把同话轮修正分为七类：重复单词；替换单词；重复短语；重复并添加成分；改变句法结构；删除并重新组织。Fox (1996)分析了日语和英语作为不同的句法体系，导致修正结构的不同。
汉语学界，凌莉，陈桦(2012)探究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话中自我修正的韵律特征。通过对语料的语音标注，考察自我修正不同阶段的韵律特征，发现在待修阶段音节末尾出现切段或延长；编辑阶段出现短时的停顿；修补阶段音高降低，时长减短。汉语学界没有特意考察“修正”的句法特征，大多在分析“修正策略”时结合句法来进行分类讨论(权立宏2012；权立宏2019；马文，高迎2018)。
3.2. 个案研究
中外个案研究视角不同，缺乏修正个案对比研究。外语学界有分析“no”(Goldman 2011)“you said”(Wooffitt, Allistone 2008)“huh？”(Dingemanse 2014)的修正实施或启动功能，还有研究芬兰语中一些开启自我修正的标记，在不同的语境下呈现连接或推理功能(Laakso, Sorjonen 2010)。
汉语学界，姚剑鹏(2016)利用语境化提示理论，分析自我修正的言语提示如“I mean”“like”所表达的认知信息。苏小妹(2016)研究修正标记“X的意思是(说)”的使用模式和倾向。于国栋等人(2020)认为“你的意思是 + 对话轮的回述”表明说明说话人对回答话轮的内容有不理解，从而引发修正。程乐乐，李向农(2012)认为“我是说”是连接语，主要是补救(repair)功能“补充–解释”、“更正–说明”、“反复–强调”，三种连接方式中占比最高的是“补充–解释”。蔡翔凤(2014)从话语标记角度探究“就是说”与“I mean”，发现两者都有对前言的意图修正功能。国内学者还研究了英语中“well”(徐莹晖2017；吴劼2019)“you know”(魏春梅2006)“OK”(黄跃娜2016；赵燕2009)的修正功能。台湾学者Chen-Yu (2020)分析了抽象名词“意思”在会话中的“修正”组织功能，讨论了“意思”的使用与句法、语义、语用的互动。
3.3. 对比及类型学研究
类型学研究是近十年来国外“修正”研究的热点。Dingemanse et al. (2014)调查了英语、意大利语、俄语等语言他启修正的启动形式，总结出启动模式的语用类型学(pragmatic typology)框架 [12]。Ludivine, Elena (2019)比较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自我修正、重复、话语标记的结合使用情况。Fox，Wouk & Fincke et al. (2017)研究英语、日语等十种语言自我修正的重复(recycle)策略，发现一个共性规律：有前缀的语言是重复前缀，不重复词根，有后缀的语言重复整个词。Kazemi (2020)对波斯语的同话轮自我修正展开类型学调查，揭示开启修正的韵律手段和语言构建之间的联系。Fox，Yael & Susanne (2010)调查英语、德语和希伯来语自我修正的重复和替换策略，比较使用频率以及被替换或重复内容的词性 [13]。Karin，Sofie & Camilla (2012)等人对比研究德语和瑞士语自我修正中的介词短语撤回策略。Katja (2012)研究转折、添加标记引导的修正，“but”的修正用法和反预期功能。
汉语学界，左百瑶(2019)从认知角度介绍英、汉、徳、法四种语言中表示更正和转折的连词用法以及规律性特征。谭方方(2021)将更正(correction)分为语义更正与元语更正两种情况，其中元语更正分为错误性更正与恰当性更正，调查了英、法、西、德、汉等多种语言中对比、转折、添加与更正标记的形式及用法，证明了更正标记与其他相关关系表达的跨语言蕴涵规律：如果某语言中一个标记同时具有转折义与更正义，那么该标记必定具有对比义；如果某语言形式同时具有添加义与更正义，那么该语言形式必定具有对比义。
3.4. 其他视角的研究
3.4.1. 互动语言学视角研究
外语学界从互动视角研究“修正”过程中的话轮转换(Zemel, Koschmann 2011; Larrue 2015; Schegloff 1988)以及用于启发修正的多模态(multimodal)身势语、眼神，如头部向一侧倾斜或身体前倾(Corley 2010; Seo 2010; Dressel 2020)。
汉语学界，谢心阳(2018)指出汉语自然口语中对问句做出的疑问形式回应有启发修正功能，除了对互动中因接受或理解造成的互动困难提出问题，并要求解决以保障互动的进行，疑问回应还代表了互动双方疏离态度(disaffiliation)。说话人没有按照设定好的规程进行表达，用疑问回应来表达“质疑”，后面的话轮中可能出现对第一个问句的无权限回应。
3.4.2. 语用学视角研究
外语学界，Norrick (1991)研究会话互动中纠错(correction)是如何实现的。首先是将“纠错”作为一种话语行为，并不是强制要求在一个包含双方的交际环境中进行的；其次是考虑说话双方的关系，不同语言能力者识别修正的能力不一样；再次是他人纠错会有一种面子威胁性，但是如果交际的目的是为了顺利进行，而不存在误解，那就不存在面子威胁性，本质上都是为了缩短理解的间距(gap)。会话双方如何认知自己的地位，认为交际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变量。
汉语学界，王晓燕(2019)将会话修正看成是一种顺应的交际模式，研究自启自修型会话修正模式的顺应性。自启自修型会话修正模式的启动频率会因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亲密度、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差异而受到影响。马文(2003)考察了会话照应语修正的语用原则，发现说话人对待修正语所指的可恢复性地位的错误判断导致对语用原则的不恰当选择。会话中说话人优先选择经济原则，会导致出现阻碍点，而遵从明晰性原则进行修正，将促进会话顺利进行。
3.4.3. 二语习得视角研究
外语学界有研究二语习得者和教师的修正互动特点(Nassaji 2010)，二语教学课堂中修正反馈偏好(Hidalgo 2021)等。
汉语学界从语种、年级课堂、学习者外语等级、学生/教师启发等角度对二语课堂中的修正进行大量研究。姚剑鹏(2016)为国内二语习得过程中会话自我修正研究方法提供建议，提出要加强实证研究并建立较大型的二语课堂语料库。汪清(2019)设计英语写作并复述试验，研究了教师的“显性纠正”与“重述(recast)”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后续“修正”影响，研究验证了教师的“纠正”或“重述”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目标语。
3.4.4. 认知语言学视角研究
外语学界，Bosco，Bucciarelli & Bara (2006)分析从识别出交际失败到“修正”的认知过程。Nicenboim，Vasishth (2018)利用分层贝叶斯模型(Bayesian hierarchical model)展示了自我修正时找回话语(retrival)的认知处理机制。
汉语“修正”认知研究以姚剑鹏为代表，他指出会话自我修正体现了说话者监控和调节自身言语认知行为的元认知能力(2005a)，其待补阶段是自我监控阶段；编辑和改正阶段是自我调节阶段；其中的编辑阶段是说话者计划阶段，而改正阶段则是自我修正实施的阶段。大学生英语学习者在进行英语口语交际时虽然发挥着元认知能力，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对此姚剑鹏(2005b)也提出相应对策。说话人的自我修正策略表明了知晓感(姚剑鹏2012)，“重复”体现了对言内错误修正的知晓感，“重组”“替换”和“插入”则体现了对言外错误修正的知晓感。
3.4.5. 病理语言学视角研究
外语学界学者分析了听障患者二语教学中的“修正”现象(Kritella 2021)，以及阿兹海默症患者(Patrick, Loraine & Rhoda et al. 1993)、失语症患者(Buchwald 2009)的“修正”话语组织特点。汉语学界，马博森，倪文君和曾小荣(2021)对比研究了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的他启自我修正策略。
3.4.6. 社会语言学视角研究
外语学界结合年龄、母语、社会关系等因素来分析“修正”现象。Kitajima (2013)讨论英语母语者与非英语母语者交际互动修正序列特点。Liane，Fred & Morton (2010)比较双语儿童与单语儿童的会话修正过程。Ziglari，Ozfidan & Dixon (2016)研究波斯语中儿童的自我修正与成人的他人修正之间的关系。Temple (2000)指出非自主处理模式导致外语学习者的言语不流畅。
汉语学界，王晓燕(2007)对比不同年龄英语学习者在修正频率、修正倾向上的差异。黄萍，祝永丽(2015)探究大学生英语口语自我修正情况，发现男生与女生修正的信息以及使用频率有明显区别。
3.4.7. 神经语言学视角研究
结合神经学的“修正”研究成果集中在外语学界，汉语学界还有待发掘。Friederici，Hahne & Saddy (2002)分析处理句法错误与复杂句法的脑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指出虽然处理这两种情况的刺激时间点与脑区域十分接近，但是神经结构分布是不同的。Hsu (2014)比较了单语者(汉语)、双语者(汉语–客家语)、三语者(汉语–客家语–闽南语)的意志控制(inhibitory control)能力，考察的标准即受试者的“自我修正”能力，“错误”越少，意志控制能力越强。经过实验对比发现，三语者相较于双语者更善于控制并纠正错误。
4. 中外修正研究对比分析
我们对1977年至2021年的中外“修正”期刊文献进行穷尽式检索，选取了国内外高影响力的期刊文献，其中国内文献216篇，国外文献179篇。历时方面，比较“修正”的文献数量变化；共时方面，分析特定时期国内外“修正”研究方向，考察未来“修正”研究的潜力。
4.1. 文献数量分析
国外“修正”研究发刊量统计表(图2)显示，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国外修正研究几乎每年都有稳定的文献产出。2007年起，国外修正研究研究文献稳步增长，2010年数量达到顶峰。2013年数量回落到4篇，但2014年又开始上升到11篇。2015年到2017年有所起伏但数量均稳定在10篇左右。到目前为止，国外修正研究热度不减，并呈现出上升趋势，如图2所示。
Figure 2. Statistical chart of foreign “repair” research publications over the years
图2. 国外“修正”研究历年发刊量统计图
国内“修正”研究发刊量统计表(图3)显示，“修正”话题在上个世纪并未受到国内学界的充分关注，2000年后“修正”研究才正式兴起。2006年“修正”研究开始进入小高峰，此后连续六年发刊量都超过十篇。2013年到2015年发刊量起伏较大，但2016年后又趋于平稳。同时数据显示，近三年国内“修正”研究热度有下降的趋势，如图3所示。
Figure 3. Statistical chart of foreign “revised” research publications over the years
图3. 国内“修正”研究历年发刊量统计图
4.2. 研究内容分析
“修正”研究总体上可分为本体研究与交叉研究。本体研究即研究对象为“修正”本身的分类、策略、自我修正、他人修正、修正启动项等；交叉研究即“修正”范畴与其他范畴的互动研究，结合语用学、病理学、神经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来考察。“修正”研究历程以2007年为节点分为两部分，各个时期修正研究的重心有所差异，如图4、图5所示。
Figure 4. Statistical chart of “repair”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1977 to 2007
图4. 1977年~2007年国内外“修正”研究统计图
Figure 5. Statistical char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pair” research from 2008 to 2021
图5. 2008年~2021年国内外“修正”研究统计图
从图4、图5呈现的数据来看，2007年前国内外都充分重视本体研究与交叉研究。由于国外修正研究起步早，扩展空间较大，因而交叉研究相较于本体研究有略微的数量优势。而国内学界平衡了修正研究的本体性与发散性，本体研究与交叉研究数量相当。总体来说，早期的修正研究对本体和交叉领域都有涉猎，没有明显的倾向。近20年来，国内外修正研究都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增长。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展，交叉研究数量明显高于本体研究。从数量上来看，国内的修正研究热度比国外高。国内在近二十年对修正本体有了透彻的研究，同时受到国外修正研究的启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
由于2007年是国内外修正研究发刊量增长的临界点，且样本选题较丰富新颖，所以我们选取2007年到2021年的国内外修正交叉研究文献，分析国内外修正研究的热点领域。通过统计我们发现，国内外都重点关注二语习得以及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修正，但国内缺乏在类型学、互动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和病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国外在修正考察中更多联系到社会学、神经学(Georgiadou, Brackin 2017)、病理学(Lowder, Maxfield & Ferreira 2020)，分析年龄(Silva, María 2010; Morgenstern, Collombel & Cat 2013)、地理位置(Pfeiffer 2017; Bolden 2012)、社会关系(Laakso 2010)等因素对修正的影响，如图6所示。
Figure 6. Statistical char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pair” cross-study research from 2007 to 2021
图6. 2007年~2021年国内外“修正”交叉研究统计图
5. 结论与余论
“会话修正”研究发展四十余年来成果颇丰。从发展节奏来看，国外“修正”研究起步早，早期发展较为平缓，国内虽起步较晚，但研究节奏较快。国内外都在2007年前后进入研究的热度高峰，到目前为止，国外“修正”研究热度依旧不减，而国内快节奏的研究导致现如今学界对“修正”研究的疲软。
我们通过对前人研究的系统梳理对比，提出国内研究不足之处，并取长补短提出展望：
1) “修正”与其相关术语存在混用和界定不清的情况。如“修正”与“更正”“纠错”等术语的关系与区别缺乏有效梳理与界定。
2) 国内研究缺乏定量分析。国外“修正”研究的方法除了定性分析，还有定量分析。国内需要对研究方法进行创新，利用定性分析确保研究的解释性，结合定量分析提高修正研究的科学性。
3) 国内忽略了“修正”作为一个互动会话过程的系统性，缺乏互动视角的研究，尤其是缺乏“修正”与语法、序列构建的互动研究。社会学中年龄、性别、职业等因素可以为国内“修正”研究所用，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明确“修正的意义和功能在交际互动中不断产生并不断变化”。
4) 研究缺乏跨语言与类型学的研究。近年来国外“修正”领域延伸到跨语言对比以及类型学调查，而国内对比研究成果稀少。学界需要在对比中找到语言的特性，丰富汉语“修正”的本体性特征。
5) 研究层次不深入，缺乏对“修正标记”或“修正构式”的深入研究。国内“修正”研究需要结合话语标记以及构式理论，深入分析启动项或实施项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