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2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鼓励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农业文化遗产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乡村可利用的宝贵文化生态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聚焦农村产业转型的政策背景下，传承延续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农业遗产，现已成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中国北方旱作梯田具有较高的开发价值，而目前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关于传统农业遗产地的研究较少，大多数研究落点都在于针对某村落纵向的再生路径，并未将遗产地与周边其他地理位置相近、产业结构协同共生的村落联系起来，探讨横向的空间联系与权利分配，视角较为单一，对遗产地内部间的联系挖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相邻村落在地域上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反映在当地旅游发展中也存在明显的协同作用。刘家村与王金庄地处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内部，在由传统农耕产业向现代化旅游经济产业转型过程中，农业遗产地开发中忽视同一地域中不同村落间的内在联系，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该地区整体发展滞缓、地区内部不同村落间发展差异显著等问题，不利于共同富裕的愿景实现。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的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权力在不断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空间也在不断向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扩张。在地方政府推动下，刘家村与王金庄不断明确以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规划，目标建成适应现代生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旅游空间。基于此，本研究创造性地构建了适合中国乡村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权力–空间”双要素模型。在研究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时空演变与重构时，采用“权力–空间”研究视角，可以更好地厘清农业文化遗产地内县镇村落形成的文旅产业结构，并借此探索乡村振兴的新型再生路径。在丰富现有理论的同时，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拓展乡村多元价值提供新的思路。
2. 理论框架
2.1. 农业文化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效益正日益显现，国内外对其重视也与日俱增。近十余年来，国内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工作走向常态化，但整个学科体系还尚未建立。从研究领域来看，缺乏有针对性的专题实证研究，如遗产地经济发展与遗产保护的互动关系研究 [1] 。从研究视野来看，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路径缺乏多学科探讨。近年来，农业文化遗产聚落的研究热点转向价值与保护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等方面，同时展开了古村开发中开发商与原住民产权利益矛盾冲突等讨论。农业文化遗产地是乡村社会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被连接在流动的空间网络之中，信息流、交通流与人流等要素的流动已成为常态，实现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 [2] 。
2.2. 权力–空间
一般认为，空间的生产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过程”，空间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还可以反作用于社会。而权力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在不同权力组织间进行流动，由于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仅凭借自身的资源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其间存在着权力的依赖关系 [3] ，社会的权力秩序也在不同主体间的协商、谈判间建立起来 [4] 。而在权力解构与建构的过程中，权力空间的强弱关系也会随之发生转变，通过社会空间系统可以清楚地把握权力关系彼此间的影响态势。
乡村旅游社区的社会与空间的重构及关系是现阶段发展乡村旅游聚焦的问题之一。在重构过程中，政府、企业、游客、专家等权力主体的介入使乡村社区由相对单一的生活生产空间转变为集农业生产、休闲消费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功能性空间 [5] 。
2.3. 空间–权力互动下“农业文化遗产再生机制”分析框架
农业文化遗产聚落的保护与再生，是一个涉及多重空间、受多方面力量影响的动态过程。通过编码分析，本文构建了权力主体在空间中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作用机理模型，该理论框架以“底层逻辑–权力主体–行为–作用空间”为主线。具体而言，农业文化遗产聚落的再开发在社会网络空间、意念感知空间和物质表征空间中进行。其中，社会网络空间由村民、政府和精英主要组成，不同权力主体分别在乡土社会逻辑、科层化体制结构和市场流动要素的底层逻辑下开展生产生活、商业建设等具体活动，从而完成对以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情感联结为具体表现的意念感知空间的情感浸润，以及对具体表现为空间重构、空间分异和空间延展的物质表征空间的利用改造。物质表征空间在物理空间格局变化的同时派生出意念感知空间，意念感知空间通过演绎主体抽象的文化情感驱使其改变行为模式、重塑景观符号，最后回归并呈现在物质表征空间之中，由此形成以乡土资源格局为物质基础，权力主体为关键人物的各空间彼此动态影响的过程。接下来，本文将从权力主体与空间的层面阐述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与过程中的不同互动形式，其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regener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space-power interaction
图1. 空间–权力互动下“农业文化遗产再生机制”分析框架
3. 研究区域与数据分析
3.1. 案例地概况
王金庄位于涉县东部，是井店镇旱作梯田核心区，属于中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是中国传统村落名村及河北省第二批历史文化名村。此后依托当地旱作梯田文化发展特色旅游业，2012年被国家命名为“中国传统村落”，2014年被农业部认定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刘家村隶属于涉县井店镇辖区，集北方旱作模式与南方水乡风貌于一堂。刘家村原是镇上贫困村，近几年作为井店镇规划与建设的重点村落，依托王金庄区域旅游积极态势以及地方原生态民宿的集中建设，以梯田农耕文明为切入点，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在促进乡村振兴中取得过重要成果。
3.2. 数据获取与分析
为保证团队分析资料来源的客观真实，采用文献资料分析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来深入探索影响因素。访谈方面，团队访谈对象为刘家村和河北涉县王金庄的当地居民、当地返乡青年创业家、当地村干部等。访谈的基本问题如表1所示。
团队成员主要采访了三类人：第一类人为当地的旅游公司负责人群体，此群体深度了解村落的旅游发展情况；第二类人为当地村民，此类群体深度了解当地实际情况，能反映村民的基本生活要求；第三类人为村干部，这类群体联系着村民与发展机构，肩负协调与发展的双重任务。访谈对象情况见表2。
3.3. 文本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一个将访谈资料打散，赋予概念，然后再以全新方式重组的操作化过程。编码的目的在于寻求访谈材料中的类属概念、定义类属、确定其属性和维度，并对研究现象进行命名及范畴化 [6] 。通过开放、主轴、选择三阶段编码，提取事例或事件所共同特征或相关意义，使得它们能够被群组起来。
Table 1. Basic questions of the interview
表1. 访谈基本问题
Table 2.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2. 访谈人员信息
按照上述步骤，本研究共得到7个副范畴，并最终确立了2个主范畴，即多元主体的持续博弈、多层次空间的不断重构。主范畴及其对应的副范畴、初始范畴如表3所示。
Table 3. Coding table of interview data
表3. 访谈资料编码表
通过梳理得到故事线如下：在自然形成的乡土资源格局(B1)的前提下，以政府为代表的科层化体制结构(B3)的介入乡村旅游发展与遵循乡土社会逻辑(B2)生产生活的村民产生了空间使用权与所有权等权利博弈。伴随城乡互动，乡村精英带来市场流动要素(B4)在为乡村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也参与进空间权力的争夺。多元主体以配合、抵抗、妥协等互动形式进行博弈(C1)，在清晰角色定位与权力边界后，通过对话与合作，在政府科层化体制结构(B3)下，依照乡土社会逻辑(B2)行动，并依托市场流动要素(B4)实现利益共享。
多元权力主体在互动中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空间(B6)，根据自身需求与立场标识、塑造与改造物质表征空间(B5)。同时，权力主体在日常交往中既需要遵循乡土社会约定俗称的礼节传统与人情世故，又在发展中与现代社会相衔接，进而更新思想观念、凝聚全新的情感联结，演化出全新意念感知空间(B7)。三个空间在不断交互中进行多层次重构(C2)，分别实现空间调整、关系让步与情感调和，从而架构出三位一体的立体空间。根据故事线建构出的“农业文化遗产聚落的保护与再生作用机制”如图2所示。
Figure 2. Story line of “mechanism of protec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Settlements”
图2. “农业文化遗产聚落的保护与再生作用机制”故事线
4. 农业文化遗产地重构
4.1. 多元主体的博弈
4.1.1. 主要权力主体类型
涉县文旅产业的兴起推动政府与乡村精英进入原本只属于村民的空间，多主体的共同在场使农业文化遗产聚落中交织着各种权力类型，而不同的权力来源决定了它们各自的表达形式与作用范围。村民与乡村精英被行政权力管理的同时，出于自身利益采取个性化的行动策略，从而产生多样化的权力互动关系并塑造出了差异化的空间形态 [7] 。
1) 当地村民
村民拥有自治权和监督权，与乡村中的其他权力主体相互依存，彼此制衡。而作为传统村落中占比最大的权力主体，村民集体拥有大部分土地的使用权和租赁权，普通村民作为独立个体可以在自有土地上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同时以一定价格对土地进行流转。村民作为乡村中最活跃的群体，在乡村旅游开发中享有一定话语权，会表达对村落旅游开发事务的看法和态度，但通常习惯于被动回应一系列安排。
2) 乡村精英
乡村精英指在村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能人，是乡村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作为村落居民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具有比普通村民更高的话语权。乡村精英在接受较先进的教育后选择在家乡创业，往往在村中置办产业、开办公司从而获得企业经营权和管理权。精英出于政策号召和乡土情怀以全新的身份融入乡村治理，因“本地人”的身份认同，他们往往比其他外来商户更具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乡村精英为当地村民提供工作岗位，在经济活动中以所有者或经营者的身份对村民进行管理，并通过投资、修建公共设施等行为获得村民的推崇，拉近与政府的关系，对社会的管理及意识形态产生影响。
3) 政府
政府由于特殊的科层化体制结构，表现出层级分明、响应迅速的特点。乡镇政府是与农村社会联系最为紧密，和乡村旅游开发具有直接关系的政权实体。乡镇政府虽然处于行政体系的末端，但能对上级的政策和指示做出最及时的响应，最容易看到农业文化遗产聚落在保护开发中的问题。政府是农业遗产聚落保护与开发的主要规划和引导者，规范统筹旅游开发中的市场秩序和商业环境，并利用行政体系的话语权与当地村民沟通协商，及时处理旅游开发中的难点。同时，政府通过租赁等方式获得土地，对空间进行改造，并鼓励村民以土地流转、经营权入股等形式参与旅游开发；政府对于旅游产业空间中的各类商户具有直接的管理权力，以保证商户符合空间的发展目标，并将权限下放给旅游管委会，保障管理权力的可控性 [8] 。
4.1.2. 多元主体在表征空间中的能动性策略
1) 配合
配合是在农业文化遗产聚落保护和开发过程中，村民、精英和政府在空间使用上遵循相同规则，行为目的达成一致，共同推进地区旅游业向好发展的理想状态。具体表现为：
① 村民积极配合政府土地流转需求，政府带领村民享受当地旅游发展红利。在刘家村旅游发展初期，政府需要向村民征集土地建设民宿，许多村民表示愿意以政府提供的价格出让或出租土地。“村民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他们觉得有利可寻，就会配合工作”(郭芳艳)。政府引导村民创办农家乐，在扩大客源容量的同时满足了游客的多样化需求，带领村民享受当地旅游发展红利，达成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② 村民为精英创业提供农作物、场地支持，精英为村民提供销售渠道和工作岗位。“我们最近开展了一个帮隔壁扶贫队卖核桃的电商项目”(王虎林)。精英在发展当地电子商务和物流的同时，打开了当地农产品销路，村民可以以协商好的价格将农产品出售给收购商，从而获得高于以往的收益。村民和他们的关系更多地建立在商业合作的基础上，两者是以利益为导向，情感为纽带的商业伙伴。
③ 精英提供资金并帮助政府与村民沟通，政府为精英创业提供政策支持。政府和村委会在得知王虎林的创业意愿后，将村委会的一栋楼以较低的价格出租给了王虎林。王虎林在政府旅游开发受阻时充当政府和村民之间的调和者，同时提供资金以补贴财政，完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鼓励像王虎林一样的返乡创业者发挥才能，出台相应政策予以支持，优化创业环境。
2) 抵抗
抵抗是指三方权力主体在空间使用中因利益出发点不同，产生与旅游发展相悖的消极行为。具体表现为：
① 村民对土地流转条件不满，不配合旅游开发工作。由于发展初期山区交通不便，环境闭塞，有些村民保留着较为传统的思想，重视个人眼前利益而忽略整体长远发展。“改造工作需要一步一步推进，具有一定难度，也有村民不愿出让土地”(郭芳艳)。政府的财政预算无法满足村民所有意愿，导致许多计划(如打造服务中心)无法尽快实现。村民消极的应对方式阻碍了刘家村推进第三期规划，不利于当地旅游发展。
② 村民不顾规训抬高市场价格。“刘家村起初发展旅游没有章法。村民有的坐地起价，有的不听管理，负面效应太多”。农家乐开办初期，由于缺乏统一的营业标准和规章制度，部分村民漫天要价，服务质量与价格水平严重不匹配，导致游客旅游体验不佳，“劝退”了很多潜在游客。这种想要短期获益的心理与政府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的初衷相悖，既扰乱了市场秩序，又有损当地风评，是一种对利益分配不满的自发抵抗行为。
3) 妥协
妥协是利益不一致的各方权力主体在协商后达成一致约定的积极转变，可以理解为由“抵抗”到“配合”的过程。其中伴随着利益的衡量与利益双方的让步，同时需要中间人的调解。刘家村和王金庄的“妥协”伴随着聚落的开发持续进行。与发展初期不同，政府对完善景区建设的需求进一步扩大，村民们看到旅游开发带来的效益后不再满足于发展初期的土地流转条件，不肯转让土地使用权。政府为加快推进景区规划需要劝导“抵抗”中的村民，商讨合适转让条件，如提高价格，提供工作等。部分村民在达成一致后选择配合政府完成进一步发展规划，遵循公约实现积极的转变。
4.2. 多层次空间的不断重构
乡村空间的整体运转发生在各维度子系统的互动之中，物质表征空间是多元权力主体活动的物理载体，为生产生活提供资源支撑的基础性作用。社会网络空间是主体交往的动态空间，保障其他维度正常运行。意念感知空间由风俗习惯、文化特质等构成，包含秩序观念、话语体系等元素，具有影响人们思维方式、自觉意识等功能。基于主体行动形成的空间再生产，本质上是对农业文化遗产聚落再生形成的空间秩序的磋商。这一秩序是三方权力关系长期碰撞磨合后，映射于空间之中，并通过重构三个空间而具象呈现出来的 [9] 。
主动配合政府与乡村精英进行乡村旅游文化空间生产的村民是空间重构与延展的主要驱动力。在配合实践下，刘家村的民宿产业得以迅速扩张，“象牙山民宿”旅游项目落地并成功实施，使刘家村旅游高峰期客流量达到一千余人。村民与乡村精英的创收使其主观能动性提升，对政府认同感增强，更加配合政府工作。王金庄因政府重视并发扬旱作梯田文化吸引众多游客，村民包容游客涌入造成的空间压力，使旅游空间发展呈现人本主义色彩。同时，政府的宣传保护与游客的关注也使当地村民审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增强文化自信。此外旅游产业对当地文化的挖掘也唤起村民的怀旧情感，在不断追寻乡村空间历史发展脉络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乡村文化空间的纵深感，使王金庄在现代化发展中也实现了向传统的回归。
由于旅游产业发展初期投入大，回报低，且当地村民因占据不同空间而从旅游发展中获利不均，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抵抗行为。大多数村民缺乏主动参与旅游空间生产的意识，还有村民认为生产生活空间遭到外来人员挤压侵占，抵触感较强，不愿配合政府展开工作。按既定规划展开的旅游空间扩张遭到限制，双方僵持不下。民宿行业虽然涌入了部分思想前卫的村民商户，但其仅将创办民宿当作副业，不愿投入过多，导致卫生环境较差，还有部分村民坐地起价。村民的系列自发行为使游客体验感不佳，反而使当地旅游业口碑下降，阻碍了乡村旅游发展进程。“刚开始没有水，老百姓就从井下接水，给人家做饭。在我们发宣传的时候，下边就经常会有游客评论，那不卫生，不干净”(郭芳艳)。政府为规范当地旅游业发展，出台经营准则并加强市场监管，在此规训过程中，部分村民选择沉默性抵抗策略，重新将旅游生产空间还原为自住地。
出于乡村振兴的统一诉求，各权力主体的关系会逐渐改善，空间格局也会随着“妥协”的趋势逐渐整合有序。伴随政府积极规劝并给予惠民政策的实践，以及乡村精英的动员与示范作用，部分掌握闲置土地的村民封闭土地空间的意愿松动，从拒绝被征用土地到愿意出让土地，使原本停滞的旅游开发向好推进。民宿群在村落形成集聚效应，吸引周边游客，为乡村旅游、休闲等服务业发展带来契机，使原本排斥政府开发行为的村民在见到旅游发展成效后，与政府的关系有所缓和，依靠文旅发展实现经济增收的欲望高涨 [10] 。
4.3. 农业文化遗产聚落的再生
农业文化遗产聚落的保护与再生，是让村落重新焕发生机的过程。“再生”不仅是空间的再生产，更是跳出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将人、地、文化纳入地区发展的新尝试。王金庄与刘家村通过发展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再生为导向的乡村旅游，不断将当地资源整合重组。在此过程中虽产生了一些社会矛盾，但由于乡村正处于开发初期，多元权力主体在面临冲突时会经由多方斡旋、多重考量，达成利益共享的共识，并做出空间调整、关系妥协与情感调和。由此带来物质表征空间的重塑，实现从农业生产生活空间向文化旅游空间的转化并延伸到对意念感知空间的调适，增强村民、政府以及村落间的情感联结。在多元权力主体的互动与活跃下，当地传统地域文化在得到保护的同时，进一步与现代接轨，不断在时空演化中实现空间的再生产和文化的再生。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 农业文化遗产聚落的保护和开发应覆盖到对整个地区文化、社会网络和生产生活的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聚落的保护并非仅限于对单独遗产景观的保护，只有充分把握并运用权力和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才能打造一个使文化遗产焕发新生的健康景区聚落 [11] 。农业文化遗产地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相较于“以资为本”的保护模式，这种将农业文化遗产地主动融入周边地区“权力–空间”作用机制的实践模式更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2) 乡土情结是联结权力主体的重要情感纽带，市场要素是产业活动顺利进行的现实因素，政策引导是旅游开发长期有序进行的必备条件，三者是驱使权力主体在空间中发挥最大效用的内生动力。在促进农业文化遗产聚落保护和开发平稳推进的过程中，政府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重点将乡土情结、市场要素和政策引导三因素纳入考量。首先，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巩固宣传乡村旅游发展成果，提升乡村吸引力。其次，通过技术、资金、土地等保障尽可能吸引创业型人才回流，鼓励村民寻找旅游开发中的商业机遇，主动增加经济收入。最后，积极推进全域旅游，完成地区间的客源共享和人才互通，实现地区内部共同发展。
5.2. 讨论
本研究以河北省涉县这一农业文化遗产聚落为例，探索权力和空间视角下农业文化遗产聚落的保护与再生进程，农业文化遗产聚落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权力–空间”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角度尚不多见，因此本文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诚然，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不同，因此若基于共生理论对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时空演变与重构的材料进行研究，可能一些概念属性与范畴划分会有所差异，其理论的饱和度有待进一步验证。其二，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的王金庄和刘家村地区，揭示的是处于太行山旱作梯田系统的地区和周边地区在“权力–空间”要素分配下的协同发展共生，需要辅以其他研究方法进一步探究其他要素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地演化重构的作用机理。